大师陶行知

陶行知

（上集）

我们充饥的油盐菜米面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御寒的棉花丝绸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安居的房屋所用的木石砖瓦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今天不应该下乡拜年、下乡送礼、下乡报恩吗？

这是1927年新年里陶行知写的文字。这一年的春节陶行知是在晓庄度过的，当时这里还是南京城外的一片荒郊野岭。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

他在晓庄那个地方，一个很贫困、落后、混乱、秩序很不好的一个农村里面，吸鸦片的，赌博的，还有打架的，还有就是黑社会相当地盛行。陶行知借住在农民兄弟的牛棚里，他给农民拜年，也为即将建成的晓庄师范而兴奋，他写信回家说：正月初四是晓庄学校的奠基礼，同时举行城乡团拜会。陶行知心中无限的乐趣，洋溢在薄薄的信笺上。

【采访】陶行知之子陶城——

父亲这个人非常慈祥，他很少发脾气，他脸上总是笑容，他说话很爽快，他是带有南京腔的徽州口音。

【采访】原晓庄小学生陈云生——

他来到晓庄没地方住，每天就住在牛的房子里面，和老牛生活在一块儿，所以老牛和陶先生的关系很好。和老牛关系很好的陶行知早就是全国闻名的大教授、大教育家了。那时，陶行知的家在北京，三代同堂，尽享天伦之乐。我们在哈尔滨采访了一位83岁的老人，他是陶行知的第四个儿子。

【采访】陶行知之子陶城——

这个庭院是很不错的，我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爸爸抱着我照的相，还有就是我骑自行车、玩大皮球的照片，和我在生日时祖母给我喂绿豆汤的照片，。那个时候父亲对孩子们很爱的，他有时间。但自从美国留学归来，国家和人民惨痛的景象时常撞击着他，陶行知寝食难安。

【采访】华东师师范大学教授金林祥——

中国老百姓的穷，他说正是穷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他们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们没有一点保障。当时至少有两亿以上的是文盲，至少是有七千万的儿童没有受过一点教育。终于，他放弃了一个大教授优厚的待遇，脱下西装，穿上布衣草鞋，走上了到农村在最贫困的劳苦大众中办教育、进而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时是1923年，从那时起，他奔走于祖国大地，推广平民教育运动。也是从那时起，他很少再有时间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了。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

陶行知办乡村教育，他就把重心推到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但是生活最差、知识也最差、健康状况也最差、头脑呢又被各种各样的陈腐东西禁锢着，比如像阿Q。陶行知说，中国以农立国，人们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乡村教育关系到三万万六千万人民之幸福。陶城是在晓庄的歌声里长大的，这是父亲陶行知写的镰刀舞歌，唱的是乡间农妇的劳作生活。那年四岁的陶城和他的兄弟、母亲、年迈的祖母一起，告别北京的庭院，把家搬到了晓庄的茅草棚里，因为晓庄是他们父亲大事业的基点。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

他面对的这个环境不是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不是一个非常平静、我可以做试验的地方，而是在一块荆棘丛生的地方，要开辟出一个他理想的学园出来。他要从这里开始，培养一百万个乡村教师，去改变一百万个乡村，从而使整个中国都富强起来。培养什么样的人从事乡村教育？怎样在一贫如洗的乡村办教育？为苦难的农民办怎样的教育？陶行知在晓庄的实践给出了一个怎样的答案呢？

【采访】原晓庄小学生陈云生——

晓庄原来是大小的小，他来了以后，改了一个天亮的时候，破晓，（就是现在）晓庄的晓。这个山，原来是老山，他来以后，学生要经常锻炼，就改成劳动的山，叫劳山。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主持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开学典礼，这是一所没有教室的学校，蔚蓝的青天是学校的天花板，金黄色的泥土就是学校的地板。在晓庄荒山野岭，陶行知和学生们开山辟路的锄头，刨在了中国教育落后的病根上。陶行知办晓庄师范，不要少爷和小姐，

不要文凭迷，不要书呆子，他带领学生们自己建校舍、修厕所、盖礼堂、造图书馆，开荒种地，挑粪施肥，全凭一双手一把锄头的艰苦劳作，和马牛羊鸡做朋友，对稻粱菽麦下功夫。

晓庄的学生，包括这位大教授自己，把劳动创造的生活当成每天的课程。陶行知要培养的是能够在中国一无所有的乡村办学兴教的老师。

【采访】原晓庄小学生陈云生——

和同学们，和学生到农村里面从事农业劳动，晓庄的学生吃的饭菜都是自己种。我们小的时候，他种的菜，他种的瓜果我们都吃到。

【采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

他就是讲，办学跟改造社会是一件事，就是造就人，要造就人中人，不是人上人，也不是低声下气的人下人。

他希望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农民和儿童敬爱的导师，使一个孩子、每一户农家、每一个乡村、乃至一百万个乡村都披上晓庄的光。

【采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吕长春——

陶行知办晓庄师范有五个要求，科学的头脑，健壮的双手，农夫的身体，艺术的情趣，改造社会的精神。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

这五个目标，其实里面每一个都是我们中国近代以来教育家的一种理想，但是把它完整地表述出来，陶行知是第一个。晓庄学生成长起来，他们又到周围的乡村办了许多小学。每天去给农民和儿童上课，这样的师范实践将整个晓庄地区的山村化作书声琅琅的大学校。

【采访】原晓庄小学生陈云生——

晓庄没有围墙，他说，农民四通八达，可以见到陶先生，可以直接听陶先生讲话。陶行知为农民建起图书馆，创办中国第一家乡村幼稚园，请来的园长是陶行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中国儿童教育的开路人陈鹤琴。陶行知还热情邀请戏剧家田汉来晓庄演出新剧，田汉真的率领剧团下乡了。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

（陶行知）欢迎他们的时候就演说么，他说，我们现在是田汉欢迎田汉，我们这些种田汉，你们来关怀，我们来欢迎你这位田汉先生。田汉就讲，我是假田汉，你们才是真田汉，你们了不起！陶行知快乐而艰辛地呵护着晓庄学校，他拒绝领取校长薪水，却四处奔走募捐，甚至把母亲寿辰的贺礼都用来盖增加的校舍。陶行知告诉母亲，晓庄学校是代她“献给国家的寿面”，希望慈母与国家一样长生不老。

（背景音乐《锄头舞歌》）

这首歌是多才多艺的陶行知根据晓庄农民的山歌调子填的词。

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

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

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呼嘿，伊呀嘿……

后来，这支朴素而充满朝气的山歌从晓庄传遍了大江南北。晓庄师范从开学时的13名学生很快发展到150多个，很多人慕名而来。

（歙县崇一学堂）

这是陶行知读过书的崇一学堂，因为当年母亲在这里帮佣，使他有了两年的读书机会。

今天，校舍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但家乡的人建造了一座纪念馆，纪念从这里走出去的一个少年为中国做出的大事业，使这座小城拥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荣耀。

1917年9月，陶行知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那时，中国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革新教育是改变中国的必由之路，于是五四前后的中国，新教育改革运动风起云涌。

陶行知留学美国时深受大哲学家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影响，回国后陶行知出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他是带着理想和忧患回来的，而他在晓庄的生活教育实践是在杜威的基础上深刻切入中国实际的独特创造。

【采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罗明——

落后啊，穷困啊，愚昧啊！他就感觉到要通过教育来发展经济，要通过教育来扩大民主，要通过教育来提高人民的认识水平，从而使中国真正地走上一个现代的、人民的当家作主的这样的状态。

我本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陶行知呼唤第一流的教育家，用开辟精神和创新精神来开拓中国的新教育——国家有一块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是由于我们没尽到责。

为此，陶行知辞去大学的职务，专任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书记，他的目标是，让普天下的劳苦大众读书识字。

这时，陶行知把为大众办教育看作自己一生的大事业，为完成这一宏大的志愿，他身体力行。陶行知先是在家里开办了平民读书处，让6岁的儿子教祖母认字，十多天后，陶母居然能读信了。陶行知非常高兴，他由此受到了启发，中国有太多的人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而一个识字的孩子就是一个好老师。

陶行知在全国各地发动成立平民读书学校，遇见车夫、渔民、要饭的孩子、饭馆的石子厨子，他都送上自己编写的《平民千字课》，让他们再去教身边的人。他的行程甚至到了草原上的蒙古包里。

【采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金林祥——

他到监狱当中去推行平民教育，还到和尚庙里向和尚推行平民教育。

凡我脚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到的地方。

陶行知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去教，一点一滴的去做。在陶行知的脚步底下，《平民千字课》的发行量超过了三百万册。即使是这样，仅靠陶行知的一双草鞋，怎么能救助七千万失学的孩子呢？于是，他创办了晓庄学校，培养自己的同志。

当晓庄的学校成长起来，陶行知说，老山劳，小庄晓，新时代，推动了。

晓庄成了中国乡村教育的模范，冯玉祥将军请陶行知去河南考察教育，并有意邀他担任教育厅长。身为校长的陶行知向学生们保证，遵守校规，一定回来。

约定回校的时间快到了，学生们开始忐忑不安，然而陶行知回来了，他举着火把回来了。为了这一次的按时赶回，他历尽了艰辛。

晓庄一切诗化的，困难诗化，所以有趣，痛苦诗化，所以可乐，危险诗化，所以心安，生死关头诗化，所以无畏。

但到了1930年4月，3岁的晓庄便夭折了，陶行知成了国民政府的通缉要犯。当时，为了反对英国商会压迫工人，以及抗议国民政府默许日本十多艘军舰无视中国主权，闯入长江，停靠下关码头，南京城里经常发生学潮和罢工罢市。晓庄学生总是走在前列。蒋介石密令晓庄停办，陶行知得到消息，立即撰写了《护校宣言》，抗议说，晓庄的门可封，它的嘴不可封，它的笔不可封，它的爱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

紧接着，南京卫戍司令部派出军警缉拿陶行知，解散学校，士兵们查封晓庄，但晓庄没有围墙，没有校门，朱笔大封条竟不知贴在何处。

【采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

他对大是大非非常明确，做人的原则非常明确，为国家，为大多数人民，为民族，千教万教，教人求真，追求真理，学生的任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对这个劳苦大众的孩子，爱满天下。

在办晓庄的过程中，陶行知曾感慨地说，教育的计划，方法都是次要的，那超过一切的条件，是同志们肯不肯把整个的心献给乡村人民和儿童，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胡守钧——

他的生活质量是逐步降低的，他的社会地位也是降低的，但是他的精神是不断提升的，他的事业是不断提升的，他认为人生就是要做一件大事来，什么是大事？大事就是开启民智，普及教育。

由晓庄学生汪达之担任校长的江苏新安小学，办学条件极为困难，学校几位老师用两件大衣跑了三十里路没有当到两块钱，又饿着肚子跑回学校。逃亡中的陶行知得到消息，立即两次汇去钱款，并写了热情洋溢的信：这件事是你们在长江北岸为乡村教育写成悲壮的一页，亦即光荣的一页，我们是何等地安慰，又是何等地敬佩你们啊！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你们抱着这种精神去教导小朋友，总是不会错的。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陶行知对这个苦难的民族崇高的师德独特的概括。

——陶先生，他和农民的关系是如鱼和水的关系，也是人的皮肤和肉的关系。

——他是最人民化、最平民化的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这点是了不得的。

——他超出了知识分子的范围，还是做人的典范。

——为人民而做出一切，这个精神，这个陶夫子的精神，也就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仍然要大大地发扬。

（上集完）

【采访】原山海工学团学生沈增善——

工学团含义，以做工来养活自己的生命，以学习各方面来明了自己的生命，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命。军事训练，科学训练，识字训练，体育训练，都在农村推广了。

陶行知又为流浪儿、报童和工厂女工办工学团和识字班，让他们中间的小先生识几个字马上教别人，懂得一个道理立即传递给别人，再培养出新的小先生。

工学团和小先生制度是陶行知的发明，是为这个古老贫穷的国家办教育想的穷办法。陶行知说，现在是教育同国难赛跑，我们要让教育追上国难的脚步，把它解决掉。

这个发明很快传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区，也传到了延安，陕甘宁边区的教育部长、老教育家徐特立说，延安搞扫盲教育，“小先生制”是十分有效的办法。这位老人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师陶”。

1936年夏，陶行知以教育家和全国救国会领袖的身份出访欧美，他巡回演讲，向世界报告中国文化运动和救亡运动的情况，考查新教育。然而四个月之后，领导民间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李公仆等“七君子”被捕入狱，国民政府将陶行知一并立案侦办，陶行知只能滞留海外，继续他环行世界、宣传抗日的活动。

1937年，日本人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12月12日南京沦陷，日本军队的屠刀将这座六朝古都变成了地狱。12月13日，正在纽约的陶行知与他的老师杜威起草了一份宣言，由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和甘地共同签署，并于当天发表。宣言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呼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陶行知呼吁美国码头工人罢工，不要向日本运输废钢铁，他说那样做是“美国富翁黄金满堂，中国同胞血花遍地”。

这是当年陶行知在墨西哥演讲的照片，至今都能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忧愤，和他对世界和平热切的呼唤。

1938年7月，侵略者的铁蹄已踏碎大片国土。这时被解除了通缉的陶行知匆匆启程回国，途中来到希腊雅典。宙斯神殿已成废墟，他瞻仰了囚禁苏格拉底的石牢，他在这里端坐五分钟，沉思默想。2400年前的这位哲人把雅典街头市场当作课堂，宏论激辩，以唤醒沉溺于往日灿烂光景、茫然不知垂危的同胞为己任，却被囚禁，被处死。

陶行知在位古希腊思想家蹲过的石牢里想了些什么？我们已不能知晓，但他留下了一首诗，诗中问道：这位老人家，为何也坐牢？

也是在归国途中，陶行知来到伦敦，祭扫马克思墓，这是他环行世界的旅途中第三次拜谒马克思墓，对这位倡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者，陶行知当有情同志近的呼应。

1938年9月，陶行知抵达印度，在圣雄甘地的茅草屋，两人侃侃长谈。他应甘地之邀在印度发表《中国大众教育问题》的文章，阐述他在民族危亡时期实践国难教育的思想和方法。甘地亲自写下按语说：陶行知博士的思想对我们印度一定是非常有用的。

在侵略者罪恶的炮火下，苦难的中国人民陷入深重的血泊里，有多少街巷在燃烧，有多少山山水水承载着背井离乡的人流，有多少孩子永远失去了笑脸。

在流亡逃难的路上，在茫然不知所终的人流里，也有陶行知的孩子。18岁的二儿子陶晓光沿着长江，从上海逃到了武汉。而17岁的三子陶刚，历经磨难，从家乡徽州翻山越岭，经广西、贵州、徒步到了重庆。

【采访】陶行知之子陶城——

爬山越岭，步行数千里到到重庆，当时他淋巴腺溃烂，腿部都溃烂得脚的跗骨都露出来了。

【采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原育才学校学生吕长春——

五年级读好了，六年级刚刚要开学，七七卢沟桥（事变），打仗了，打仗了以后就不能读了，要避难了。冻死的、饿死的小孩子，我就亲眼看到过。

救救孩子。无情的点火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儿童保育运动，那是在屠刀下抢救数百万孩子的战斗。回国不久，陶行知立即投入到这场可歌可泣的运动中。

【采访】原重庆学校学生中央音乐学教授杜鸣心——

当时很多有钱的太太、达官贵人到保育院去干什么呢？去参观，他们去选干儿干女，在孩子们的面前就挑来挑去，说这个孩子长得不好看，说那个孩子有什么缺点，使得对孩子的心灵有很大的创伤，陶先生知道这个事情非常

愤怒，他说，我将来一定要办一所这样的学校，我不管他长得美还是丑，只要他有才能，能够有学习的潜力，我就要培养他。

在汉口的一个保育院里，陶行知看见一群孩子在一个头上长满癞疮的难童的指挥下欢快地歌唱。这个孩子战火中被父母送进保育院，只是想为家里留个活口。陶行知将他选到育才，并让冯玉祥将军请了重庆最好的医生治好了他的癞疮。后来这个孩子成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着名的指挥家。

【采访】原重庆育才学校学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陈贻鑫——

他眼光是很远，不是说为了目前，把这些小孩收养，他已经看到抗战胜利后，中国要建设，必须有很多各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要从幼苗培养起来。

陶行知在孤独难童中看见的是人才的幼苗，他孕育了一个培育英才的构想。虽然身处一个极为困难的年代，但陶行知坚定不移。在给宋美龄的信里，他提出创办育才学校的计划，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只批准给予开办费，而日常维持的费用要校方自行筹集。

1939年7月20日，在这座古老的寺院里，育才学校成立了，陶行知任校长。这个偏僻的山村当年离重庆有着150里崎岖的山路，还有嘉陵江的激流阻隔。

杜鸣心，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抗战中，他的父亲在淞沪战场战死了，孤苦无助的母亲只能把他送进儿童保育院，在育才第一次招生中他成为一名育才的学生。

【采访】原重庆育才学校学生中央音乐学教授杜鸣心——

当有一次育才的先生们到保育院来招学生的时候，我的音乐老师让我一个人独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因为我一想到我的身世，所以我唱得非常有感情，就引起育才老师的关注。我到了育才以后，那个时候是1939年，我已经11岁了，才第一次看见了钢琴，才正式开始学习音乐的过程。育才整个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陶行知为育才请来最好的老师，大作曲家贺绿汀教音乐，大戏剧家章泯教戏剧，文学组主任是诗人艾青，教孩子们舞蹈课的是戴爱莲。抗战时聚焦在重庆的文化名人和艺术家们都跋山涉水到古圣寺的庙堂里讲课。音乐组主任贺绿汀跑遍山城买到几十本钢琴乐谱，回育才学校途中船翻了，好多人死了，贺绿汀在冰冷的江中挣扎上岸，乐谱还抱在怀里。也许我们今天无以想象当年办学的艰难，但我们可以知道孩子们每一天的成长进步，都是陶行知和他请来的老师们在苦难日子里的快乐。

【采访】原重庆育才学校学生中央音乐学教授杜鸣心——

我们是1939年到的育才，1940年12月26日我们就可以在重庆开正式的音乐会，向社会各界来汇报我们的学习成果。

【采访】原重庆育才学校学生冯鸿甲——

我们学校有个大操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组织一些汇演啊，把群众也组织来一起活动，特别是延安的扭秧歌过来了以后，我们学习了以后，把那一片都传遍了。

也在育才上课的历史学家翦伯赞曾经回忆说，十几岁的孩子，能够在座谈会上面谈时局，从国内到国外，从政治到军事，明如指掌，能够写出创作，自编剧本，自己作曲，作歌，能够写生，能够画出星宿的图谱，这是抗战中的中国奇迹，它代替了这个古老的寺院中人们对神的幻想。

【采访】原重庆育才学校学生中央音乐学教授杜鸣心——

我们一天只能吃两顿稀饭，菜是什么呢？吃胡豆或者藤藤菜，还有豆渣，豆腐我们吃不起，豆渣放一点盐，就是我们的菜。

孩子们饿肚子，陶行知心如刀绞，他在睡梦中听见谷子在仓里叫，写成一首诗。只有15岁的陈贻鑫，流着泪为校长的诗谱曲。

【采访】原重庆育才学校学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陈贻鑫——

谷子在仓里叫，

日寇在战场上笑，

我们要给难童吃下去……

师生们嗷嗷待哺，育才学校濒临绝境，为了古圣诗里两百多号“活菩萨”，他成了四处化缘的苦行僧，每天在往返重庆城里的山路上，同柴米油盐赛跑。

【采访】陶行知之子陶城——

下雪天冒着雪，下雨天冒着雨，有的时候到十二点钟，跑了一天，到晚上才回来。

外出化缘的陶行知，每天用两个烧饼充饥，自己一身破衣裤，心里牵挂的却是孩子们每人有一套出客之衣，以为演出或集体行动之用。

在最苦难的年代里，陶行知饱尝办学的艰辛，他把行乞兴学的武训当成了和师生们共勉的榜样。

一世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在育才成立三周年的纪念演讲中，陶行知鼓励师生们在磨难中前行，在磨难中继续创造，他说：我们每天要四问，问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采访】原重庆育才学校学生中央音乐学教授杜鸣心——

有些陶先生的朋友就说：陶先生，你这是抱着石头游泳啊！你把育才学校舍弃了吧，办不下去就不要再硬撑了。陶先生非常乐观，很风趣地回答他：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我是抱着爱人在游泳，所以我们会相互鼓励，我们一定会游到彼岸的。

【采访】原重庆育才学校学生，冯鸿甲——

陶校长就像一个妈妈一样，把我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拉扯长大，这是永世不能忘的。

伴随育才诞生的喜悦，1939年12月，陶行知同美丽的姑娘吴树琴结婚，重新印来家的温馨，他同妻子约定，直等到最后胜利，再从容生一二个孩子，一半儿像我，一半儿像你。

这对新婚夫妻的洞房借住在一个冰冷的碉堡里，那儿没有贫贱夫妻的哀伤，却充满热恋情人的温情。艰苦的条件下，当陶行知吃到妻子亲手做的肉松，心中充满了感激——我得了这滋养，是加倍努力工作，以为小孩大众服务。

这样的鼓励还来自另一对夫妻。陶行知常去拜访结为挚交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总是得到主人的真诚款待，他高兴地告诉妻子，自己“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

血泊里的中国人终于迎来抗战胜利的时刻，1946年4月，陶行知从重庆到达南京，重访晓庄，祭扫家人的坟墓，随后匆匆赶往上海。——我怀抱着为国为民的热情，来到这东方大城，主要是想做上海的工作，想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让整个上海都变成学校，让上海五百万市民都能得到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这样，我的生活教育的理想就全部实现了。

然而欣喜却如此短暂，希望在劫后余生的祖国实现全部理想的陶行知，眼睁睁地看着专制的腐败和内战的乌云笼罩着血痕未干的国土，他还要同灾难继续赛跑。但是，这是谁能想到呢？留给陶行知的时间只有100天了，他终于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也没能实现他和妻子“再生孩子”的约定。

【采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金林祥——

1946年4月8日到的上海，到他去世是100天的时间，在这100天当中，他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是在从事于争民主和独立的政治活动当中去了，所以他在100多天当中，发表了80多场演讲。

但是，和平协议已经撕毁，进步的主流已无法阻止残垣断壁的城镇乡村重新沦为战场，而不是陶行知期待的校园和课堂。

【采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原育才学校学生吕长春——

6月23日，在上海北站举行了一个五万人的游行大会，陶行知在北站的广场上面，两个汽车拼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演讲台，陶行知在上面就讲，我们要反对内战，我们要争取和平。

【采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

当时来讲，陶先生是走在最前线的，反内战，求民主。

1946年7月，这是被历史诅咒的黑暗的七月。7月11日，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李公仆先生在昆明街头被特务枪杀，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主持了李公仆的追悼会后又在昆明街头被杀。

【采访】陶行知之子陶城——

陶行知的处境非常危险，他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你的爸爸非常危险，他现在正在着急处理他自己死后的事情，他忘不了救国救民，自己生命危险，高血压根本不管，开会开到十二点，还要干。

【采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

得到了消息，你是第三枪。老夫子就讲，我等着第三枪！

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来顶补。

1946年7月24日下午，陶行知卖字为育才筹集经费，他连续写了五个小时。当晚，陶行知彻夜整理自己心爱的诗稿。

流吧，流成血的鸿沟，

使内战魔渡不过去，

叫中国不致毁灭；

死吧，死尸像天梯样，

一层层堆列，

让自由神快快走下来，

叫中国不会分裂。

第二天早晨，陶行知突发脑溢血，猝然离世，他让自己变成了那“死尸的天梯”的一个台阶。

【采访】原重庆育才学校学生，冯鸿甲——

那天突然之间我们学校那里的铃子啊，一直打，打了十分钟，十几分钟，二十分钟，这么长时间的打下去，时间很长。全部都哭成一片，非常的伤心。

【采访】原重庆育才学校学生中央音乐学教授杜鸣心——

那种关爱，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

（《陶行知》全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