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学案例

城市为中国当代经济表象交答卷，北京拿出国贸、上海拿出陆家嘴(18.95,-0.07,-0.37%)、深圳拿出福田。最新的高楼纪录有望在2014年刷新——深圳平安国际金融大厦646米。

最新的消息是，长沙还在论证世界第一高楼——早年生产空调和空气净化器的远大集团雄心勃勃地要在这里建设一幢838米的高楼。他们计划用7个月时间完成包括地基、生产、安装以及装修的全过程。

这种模块化建设并非天方夜谭，今年年初，远大在湖南湘阴花了15天“搭”了一座30层的酒店，速度实在太快了。

在中国还没有“又快又紧张”地大规模建设CBD时，这种集群高楼所显现的弊病就被国外诸多建筑专家论证过。

然而，高楼也在为城市做着不可或缺的贡献，在城市拥挤不堪之时，高楼至少为城市人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

有时候，高楼甚至也成了城市化的标志之一，大城市需要更多的高楼来彰显它的魅力，高楼巨大的经济吸附力，也让城市的产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集群化造高楼的成功总是各有理由，最为常见的是聚集经济能量。一条贸易链上的公司在同一个办公区域，不用大费周折地跑路见面，甚至在金融手续上都能有完备的软硬件设施，这是大都市产出高效率途径之一。

而集群化造高楼的失败却总是摔倒在同一个地方——高估自己的经济能量。比如“倒霉”的鄂尔多斯(6.93,-0.10,-1.42%)，靠着煤、炭、气生意发家暴富，然后就规划了一座比上海陆家嘴还大的CBD高楼群。不过这已成为过眼云烟，现在这个装满野心和梦想的高楼地块以被称为“死城”而终结。

鄂尔多斯的经验成为中国高楼燥热下的B面场景，但并不是这股热潮的终结。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其后的投资，让地方造楼热成为拉动GDP的另一方式。

大广场和大高楼都是最为显眼的展示标志。除了拉动经济，高楼具备的地标和城市名片功能成为让人们记住一座城市最简单的方法——前有“大裤衩”，后有“大秋裤”。

但造型别致的大楼在飙高的同时，是否能顺利招商满员？易居中国分析指出，写字楼入住率降到80%、70%，就算不太景气的状态——这个现象曾发生在2010年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高楼需要经济的支持，也产生经济效益。城市用更多的高楼组成CBD，前期的投资期望收回成本——上海要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北京的脚步紧随其后。

但经济学家谢国忠却“屡次”不看好陆家嘴——除非上海建立自由市场，废除IPO审批制度，改为备案制。伦敦金融城市长安司棣也在提醒上海，“为什么有超过80%的中国对欧洲投资落地到英国？原因之一是，在伦敦有足够的中国银行(2.82,0.00,0.00%)分行，所以投资相对比较容易……如果上海也做到这样，那么吸引过来的海外金融机构的数量会大幅上升”。这正是经济体制变轨时期安抚高楼燥热的最好配方——开放的更加自由的经济体系和政务环境。而这些，都是除了楼层飙高之外中国内地不少城市欠缺的部分。

但有一点似乎不能忽视，CBD从一个侧面在印证着“在有限的土地上创造出最大的商业价值”这个追求。但是，在商业价值和交通资源之间；在高楼林立和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才是重中之重。毕竟，有时候楼的高度与CBD的繁荣程度并不能直接与一个城市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画上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