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好莱坞看美国当代文化

“梦”的诱惑——浅析美国好莱坞电影模塑的文化价值观念

从欧洲移民浩浩荡荡迁移到北美的时候起，一个摆脱欧洲宗教迫害和政治不公、追求自由平等的“美国梦”就在移民们的心目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从此，美国文化与梦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叫做《我有一个梦想》，好莱坞被称为“梦工厂”，美国篮球叫做“梦之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眼中，美国就是一个圆梦的地方，而美国文化就是“梦文化”。面对这种“梦文化”，许多学者都把把“梦工厂”好莱坞看作是一只青面獠牙的狼，并将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文化向全世界的扩张称为文化帝国主义。然而，这种观点背后常常被人们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好莱坞是狼，那为什么全世界的观众都会对其如此热衷？事实上，好莱坞电影不仅体现着鲜明的美国文化色彩，而且还蕴含着以美国文化方式表现出来的、具有时代性和普泛性的文化价值观念。

一、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国梦”

所有的电影都是在讲故事，只不过讲故事的方法和技巧存在差异而已。故事讲得好坏决定着影片是否成功，能否得到观众的认可。所不同的是，不同国家的导演是站在不同的文化根基上来讲述这些故事的，因而在他们所讲述的故事当中，无疑体现着其所在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

好莱坞是“梦工厂”，“梦”就是好莱坞的产品。好莱坞无数的类型片都在造“梦”，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英雄梦”。从西部片到黑帮片、警匪片、灾难片，无一例外都有英雄存在，而且这些英雄在历经各种艰难险阻之后，都会获得最终的胜利。好莱坞电影中的英雄有人类历史中人所共知的，比如斯巴达克斯、贞德，也有名不见经传的钻井工、律师、农夫，甚至还有被大人遗忘在家的孩子、来自外星的生命。影片《正午》中，威尔·凯恩独自一人战胜了前来复仇的弗兰克·米勒和他的三个同伙，维护了小镇的安宁；《虎胆龙威》系列中，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麦克兰打败恐怖分子，拯救了妻子及其同事，同时也挽救了即将崩溃的婚姻；《空军一号》中，美国总统收拾了叛乱者，不仅拯救了家庭，也维护了国家的权威；《教父》中的黑帮老大也被塑造成了维护社会正义的英雄形象；《小鬼当家》中机灵的凯文让两个入室行窃的盗贼吃尽了苦头。

好莱坞电影中的英雄通常都是孤军奋战，这反映了美国文化中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元素：“美国人追求个人之自由与平等，历来主张人应当自立、自强。在美国人眼中，惟有不懈的自我奋斗才有可能获得自我的实现，体现出人生存于世的意义和价值。也只有依靠自我奋斗而获得最终成功的人，才会赢得美国人由衷的尊敬和赞叹”[1]（P62）。而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它来自天赋人权的思想。美国《独立宣言》就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

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在好莱坞的一些政治类影片中，当英雄孤军奋战的时候，政府通常是作为一个消极甚至是反面的角色出现的。在托尼·斯托克导演的《全民公敌》中，作为国家形象象征的情报机构是英雄罗勃的对立面，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而国家利用监视设备监视公众的一举一动的做法，则是对公民权利的不尊重。对于这样的行为，公民当然可以反抗。影片结尾，英雄的胜利本身又强化了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

在美国文化价值观念中，个人主义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个人的自由是目标，而政府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国理想主义的全部目标，这就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个人主义哲学的实质。以这种哲学为荣的美国传统理想主义所需要的仅仅是坚定这个立场”[2]（P217）。正是由于这种理想主义的存在，《全民公敌》、《摩羯星一号》、《迷幻追踪》等政治影片充分体现了美国文化对个人价值的重视，“一个小人物可以同一个大人物、大公司甚至政府和总统对抗，这恐怕在现实中，即使在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也是办不到的，这充其量不过是好莱坞制造的又一个白日梦”[3]（P49）。

类似的“梦”在好莱坞其他类型的影片中也有反映。其中，几乎所有的好莱坞爱情片都遵循同样的模式——这类影片通常都是以爱情的萌生、发展作为开始，中间出现若干波折、磨难，而结尾通常是大团圆的结局。《漂亮女人》所塑造的就是一个灰姑娘的形象：洛杉矶一个街头妓女邂逅了来自纽约的年轻富翁，在相处中他们彼此了解并相爱了，最后他们克服了地位的悬殊、阶级的诧异，突破了当初的交易关系，真正走到了一起。在二战之后的美国现实生活中，酗酒、性自由和极端个人主义成为时尚，旧道德被抛弃，婚姻、家庭出现了危机，家庭悲剧成为普遍现实，而和睦美满的家庭自然成为美国公众的共同向往。在此社会情境下，以美满结局为感召的的好莱坞爱情片无疑满足了公众的精神需求。就连警匪片《虎胆龙威》中的麦克兰也面临着婚姻危机，影片结尾仍以恐怖分子被绳之以法、英雄的婚姻得到拯救划上圆满句号。

“对于各种不同的美国人来说，美国梦是不完全一样的：黑人的民权是美国梦，白人无家可归者的温暖家庭也是么国盟；亚裔人的富足生活是美国梦，拉美裔人的合法身份也是美国梦……所有这些都证明，所谓美国梦就是美国人所追求的美好社会，就是美国文化的缩影”[2]（P12－13）。然而，“梦”之所以是梦，乃是现实中未能实现的，是与现实相对的。正是因为这些“梦”还没有实现，比如黑人仍然被歧视、白人也有流浪者、华人依旧还住在政府划定的特定范围内，因而才有必要在各种媒介中制造出“梦”来，以满足公众做梦的要求，缓解紧张的社会关系。这也就是好莱坞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不断生产内容相似的“梦”的出发点，这些“梦”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凸显了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

二、身体书写与共性表达中的“世界梦”

好莱坞营造的“梦”彰显了美国文化价值观念的色彩，而美国文化价值观念并不是通过宣传一类的赤裸裸的手段来进行传播的。当人们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攻击

好莱坞的文化帝国主义时，却不得不承认好莱坞影片确实好看。换言之，梦工厂所制造的“梦”固然鲜明地表现了“美国梦”，但它所模塑的“世界梦”却是吸引全球公众的关键之所在。“所谓好莱坞的特点，说到底就是娱乐性、观赏性特点，或者简单说就是‘好看’，白日梦般的故事、紧张的情节、豪华壮丽的场景、生动逼真的幻觉再加上匪夷所思的特技……这些构成好莱坞影片的要件显然并非美国人独有或美国人才能欣赏的东西”[3]（P46）。可以说，好莱坞电影所展现的“世界梦”，正是建立在明星制的身体诱惑以及英雄、爱情、灾难等人类共同话题的普泛性表达之上的。

（一）身体的书写：从明星制到好莱坞的诱惑

张扬个性、欲望、感受与渴求刺激、新奇、宣泄是美国艺术文化传统。在世界各地的影视屏幕上，美国影视节目在表露暴力、色情、凶杀等富有感官刺激与欲望宣泄的内容方面向来是声名远扬的，而这些元素在异域文化中就成为了新鲜的诱惑。“电影就是关于诱惑，而看电影就是去接受诱惑。这对一幅充满诱惑力的画面（或者是一段声音，或者是一个场景，等等）来说尤其是这样，就是针对更为宽泛意义的观众欣赏层面也是这样，因为所有的电影正是通过观看的行为来施展自己的诱惑力”[4]（P190）。好莱坞梦幻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取得成功，离不开影像画面的诱惑力，而这样的诱惑力则首当其冲来自于好莱坞的明星们。

好莱坞实行的是明星制。对于观众而言，明星们除了高超的演技之外，最能吸引人眼球的还是他们的身体元素，诸如约翰·马尔科维奇的声音、碧姬·芭铎的嘴唇、简·方达的头发、布鲁斯·威利斯的肌肉、玛丽莲·梦露的曲线身材、格里高利·派克的眼睛、施瓦辛格的健美身材等等。这些身体元素在好莱坞影片中通常会以某种方式被强调，比如裸露、特写镜头等。此外，导演也是一个极具诱惑的元素。影片中一旦出现斯皮尔伯格、福特、乔治·卢卡斯等人的名字，观众往往会毫无质疑地认定该片是好莱坞大片，值得一看。而随着好莱坞影片的深入人心，甚至只要是打有“好莱坞制造”字样的影片都会收到观众的青睐。

明星制使得明星们的身体成为了消费社会中极具诱惑力的符号，这是美国影视文化中的一个事实。“在物体的符号系列中所表演的肉体，一方面把肉体当做资本，另一方面又把肉体当做崇拜物或消费的对象。肉体被纳入到物体的符号系列中去，不是因为肉体却是成为各种物体的符号系列中最珍贵的一种，而是由于肉体可以成为符号系列中最有潜力的资本和崇拜物”[5]（P222）。明星制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将身体作为资本加以运作成为了好莱坞的生产策略。

（二）乌托邦的诱惑：美满和秩序的结局

好莱坞影片通常包含了具有世界共同性的话题元素，这是其得到生活在不同文化系统中的观众普遍认可的基础。从影片内容的角度来讲，这些话题元素不外乎英雄、灾难、爱情等——这既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命运，也是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人们只有通过做白日梦的方式来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认同，得到象征性的解决，并由此获得自我的心理满足。正如郝建

所指出的，“西部片中有我们的欲望、有我们爱看的颜色和运动镜头，也有我们很多人的潜意识中的心理情结。西部片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关注的是当今社会面临的种种几本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矛盾……这些人类的心理贸断并没有随着西部拓荒的结束而结束，也不仅仅是只为美国西部的拓荒者和牛仔、警长们所面对，而是具有时代性、社会性的”[6]（P109－110）。

《拯救大兵瑞恩》的文化观念是美国式的个人主义，所呈现的式“集体为拯救个体生命而做出的努力”。影片吸引观众的地方在于瑞恩的命运，这种命运是建立在影片的悬念基础上的：影片首先通过交代由于两个哥哥已经牺牲，瑞恩成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来唤起观众对瑞恩的关注。当小分队出发之后，到底能不能找到瑞恩成为了观众关心的问题。而在影片最后，小分队找到瑞恩之后，瑞恩却不愿意离开本身唤起了观众的英雄情结，继续维持着观众的关切。瑞恩的幸存则为观众编织了一个梦，使观众的情感得到了满足。这与《辛德勒的名单》中出自犹太教义古训的一句话异曲同工——“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全世界”。可以说，瑞恩在得到拯救的同时，观众也得到了拯救。

人情的冷漠、感情的淡漠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而现实中的人们却又普遍渴望纯真的爱情和完美的婚姻。在此情境下，好莱坞爱情片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期待，圆了观众的梦。《泰坦尼克号》无疑就是营造这一理想梦境的成功典范。中国传媒大学的葛菲在《关于“做”电影的思考》一文中对《泰坦尼克号》的成功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詹姆斯·卡梅隆用了如此众多的先进技术手段，目的无不是要让观众产生‘正在船上’的现场感，从而体验泰坦尼克号首航时梦一般的辉煌和毁灭时难以言喻的悲情。因此与其说《泰坦尼克号》是一次高科技游戏，不如说是一次高科技保障下的感情游戏”[7]（P382）。而导演卡梅隆自己也说，“我拍这部电影的目的不单在于表现这艘声名狼藉的船的戏剧性的毁灭，而且在于展示她的短暂的、灿烂辉煌的一生，捕获泰坦尼克号和她的乘客及全体工作人员的美、活力、希望和信心，以及在揭示人类黑暗面的过程中，颂扬人类精神的无限潜力。泰坦尼克号不只是一个警告性的故事——一个关于人类的不幸的神话、寓言和隐喻，它还是一个关于信念、勇气、牺牲和爱情的故事”

[8]。可见，《泰坦尼克》的成功根本愿意还在于它为观众编织了一个浪漫爱情的梦。这个梦尽管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但它以另外一种形式满足了人们的感情需求。

三、结语

美国好莱坞是生产“梦”的工厂，带有着美国文化色彩，然而正是由于这个“梦”与其他民族的“梦”有着共同的话题，因而好莱坞的“梦”、美国人的“梦”也能为其他国家的观众所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好莱坞的武器不是美国文化，而是他的世界性；它不是向其他国家输入一种异质的东西，而是向他们输入本来就属于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又没有得到发展或满足的东西。如果说好莱坞是一个‘梦幻工厂’，那么它所制造的应该说是全世界人都会做的梦”[3]

（P46）。[①]

当我们在说好莱坞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时候，我们似乎应该认真思考：每个国家的电影导演都在造“梦”，但是为什么好莱坞的“梦”对我们产生的诱惑偏偏超过民族电影所产生的诱惑？正如尹鸿所指出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也是主旋律的电影，其“意识形态策略是通过欲望的宣泄来完成个体的净化，通过对叛逆情绪的疏通来维护核心秩序的稳定，通过对个人自由的渲染来证明人道主义的信念”

[9]（P208）。好莱坞电影正是凭借其独特的美国文化元素和普泛性的文化价值观念，赢得了全世界的票房和市场，成为文化帝国主义扩张渗透的重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