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参观之西安碑林

教学参观之碑林

西安碑林坐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学街（因清代的长安学、府学、咸宁学均设在这里而得此名）。西安碑林始创于北宋哲宗元祐二年，收藏了汉代至近代的碑石、墓志铭等千余件。藏品之多，各碑价值之高，让人叹为观止。走进碑林，你能够感受到浓郁的文化气息，身心舒畅，似乎进入仙境。

走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大的是一座奇特的木牌坊，它以12根红木为支撑，三层棋行斗檐式木质结构，拔地而起，其上有彩绘图案和美妙的二龙戏珠，这是明代建筑，即太和元气店。

在太和元气店的前面有座水池，即所谓的泮pan池。古代称学校为泮宫，到清代，中举称入泮，泮池所以而得名。在封建社会，只有考上秀才方可去泮池洗笔。池子建成半圆形，大有讲究，它象征学无止境，鼓励大家努力追求真理。

过了泮池，棂星门，华表，穿过戟门,在东侧则是称为天下奇物的景云钟。此钟高2.47米，重约6吨，用铜5000多公斤，是我国古代最大的铜钟之一。它由25块铜模铸成，钟身分上中下3段，每段分3格，除下段中格为铭文外，其余均饰以各种不同的动物和飞天，造形生动而形象。32枚钟乳像一颗颗明亮的星星，均匀地布于钟身各处。据说它们具有装饰钟表面和调节音韵的作用。钟上铭文共18行292个字，是唐睿宗李旦所撰写的，主要描述道教的神秘玄妙和对景云钟的赞语，还谈到此钟的铸造经过。该钟在1964 年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世界名钟展，被选入世界名钟之列。每年除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第一声钟响，即是景云钟钟声的录音；西安电报大楼的方形大钟报时的钟声也是景云钟的录音。

沿着历史的足迹向前，看到的是一座红绿栏双飞檐的碑亭，亭子中央写有“碑林”二字，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个“碑”字少了一撇。那么为什么会少一撇呢？难道这是一个错别字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字出自清代著名的爱国将领林则徐之手。鸦片战争之后，他革职戍守新疆伊犁。当时路经西安，写下了这两个字。有人说“碑”字少了一撇，正好象征他当时丢了乌纱帽。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碑林中的所有“碑”字都少了一撇。这是因为古代的汉字讲究对称，“碑”字少了一撇，仅仅为了看起来对称美观罢了。另外还有两种说法，一是：《康熙字典》里有少一撇的“碑”字，称其为古时候的写法。魏晋以至唐人现集于《书法大字典》各家之字无一碑字上边有撇；二是：魏碑和汉隶有这种写法，类似的多一横少一点的还有很多，如孔庙的富就少上面一点，表示富贵无顶，还有景字，下面的口中也有一横，汉隶魏碑常有这种写法。亭内竖着唐玄宗的《石台孝经碑》，称为迎客第一碑。此碑集三帝于一身：碑文，文帝孔子所撰《孝经》；唐玄宗以隶书抄写；由唐肃宗题写碑额。另外造型也富特色：碑头，三层卷云壮华冠，高贵典雅；碑身，四青石相合而成，华丽大方；碑座，三层石阶上刻蔓草、瑞兽，呈虎踞龙蟠之势，称得上是西安碑林中形制最气派的一方顶天立地碑。碑身所刻主要讲孝道，既表现当时“重孝”的社会风气，又暗含警示后人来者之意。

过了碑亭即展厅，第一展厅以唐文宗开成二年石经为主，有《周易》6卷，《尚书》13卷，《诗经》20卷，《周礼》11卷，《礼仪》17卷，《礼记》20卷，《春秋左氏传》30卷，《春秋公羊传》12卷，《尔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经》、《论语》等十二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主要刻于开成年间，因称“开成石经”。共114石，228面。65万字。是第七次刻经中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北宋元祐二年移入碑林。清代补刻《孟子》19石，合为十三经。

进入第二展厅会有很多的唐代名碑。荟萃了唐代众多书法家的杰作的杰作，各种各样的风格异彩纷呈，应接不暇。如欧阳询“皇甫诞碑”，欧阳通“道因法师碑”，楮遂良“同州圣教序碑”，王羲之“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再现了书圣秀劲超逸、美若簪花侍女的书风，碑文是由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唐太宗李世民撰文，文章歌颂的是最卓越的佛学家、旅行家和翻译家唐三藏法师玄奘，而碑文的书法又是集自中国最著名的书法至圣王羲之的笔迹，被后

世誉为“三绝碑”。史惟怀“大智禅师碑”，李阳冰“三坟记”“拓先茔记”,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特别是颜真卿的七块丰碑，即他44岁时写的《多宝塔碑》，54岁时写的《臧怀恪碑》，55岁时写的《郭家庙碑》和《争座位碑》，70岁时写的《颜勤礼碑》，71岁时写的《马磷残碑》，72岁时写的《颜家庙碑》，是我们有幸看到颜体由锋芒锐利、字体端秀向气韵醇厚、笔力劲健的发展过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徐浩书写的《不空和尚碑》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前者对于研究佛教秘宗的传播和中日、中印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价值。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教士景净撰刻朝议郎前行台此碑于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2月4日，由波斯传教士伊斯建立于大秦寺的院中。“大秦”即古罗马。“景教”即古时对基督教的称呼，碑文由波斯传州司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碑身高197厘米，下有龟座，全高279厘米，碑身上宽92.5厘米，下宽102厘米，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历史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明天启三年（公元1632年）出土。1907年陕西巡抚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入藏西安碑林安置。碑额上部由吉祥云环绕的十字架，下部是典型的佛教的莲花瓣朵，寓意出景教开的是中土佛教只“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记载了基督教聂斯脱星派的教规，教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僧侣在唐朝150多年中的活动情况，碑侧记下部刻有古叙利亚的职名。对于该碑的出土则有两种说法。分别是盩厔说和长安说，前者是日本汉学家佐伯好郎考证并提出的。毛尔·冯承钧与何达都持此观点。后者的支持者是伯希和，徐光启，李之平等。

第三展厅，主要有“颠张醉素”之说的怀素草书千字文和张旭断千字文，他们二人皆为唐草书之圣，其作品更是草书中之精华。

第四展厅，主要陈列宗元明清的佳作，如苏东坡，黄庭坚，祝允明等大家之作。其中最著名的是“黄河图说”，“明德受记碑”，“感时伤悲记”。

第五展厅，以宋、元、明、清的作品居多，主要记叙了各朝各代修庙、记功、拨田、赡学、疏渠、修城等事迹。主要作品有宋代刻秦的“铎山石刻”，清代刻汉的“敦煌太守岑记功碑”。

第六展厅，主要以明、清书法为代表，存有董其昌、林则徐的书法作品。

第七展厅，最著名的当数清费甲铸翻刻的《宋淳化阁帖》，汇集我国历代书法作品之大成就的一部从帖，为研究我国书法艺术的类别及演变提供了方便。

出了第七展厅，出现在你面前的则是石刻艺术的宝库，它就是碑林石刻艺术室，建于1963年，匾额七字是由陈毅元帅亲笔所题，足见陈毅元帅刚毅的品格和高尚的人格。内有汉唐石刻艺术精品七十余件，分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陵墓石刻的精品有东汉双兽，其造型综合了狮、虎的特点，形象生动，是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唐高祖之弟，李寿的墓志为罕见的兽首龟形，国内仅有两件，十分珍贵。石椁为歇山顶式石屋，外部则以减底平雕手法刻有四神、文臣武将、仙人骑凤等画面椁内壁阴线刻乐人、舞姬、男女侍从、天象图等，是唐代墓室石刻中杰出的作品。唐昭陵六骏浮雕以唐太宗征战疆场所乘过的六匹有功战马为蓝雕刻而成，分别是四蹄皆白的纯黑色马—白蹄乌、苍白色杂毛马—青骓、毛色黄里透白马—特勒骠、纯赤色马—什伐赤、纯红色马—飒雷紫、黑嘴头黄马—拳毛呙。遗憾的是，飒雷紫、拳毛呙两骏早年流失海外，现存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唐高祖献陵的石犀重达十吨，全身用几条粗壮的线条勾勒出犀的特点，形象生动逼真，汉唐史书都记载了外国曾向中国赠送活犀的史实，它也是世代友好交往的纪念物。石刻室唯一的一件道教题材的雕像便是—汉白玉老君像，通高1.93米，原属临潼骊山唐代华清宫朝元阁老君殿之物。老君身着道服，腰束帛带，结跏跌坐于三层番莲纹的弥须座上，人像与台座浑然一体，犹如自然天成，石刻室的浮雕、圆雕作品生动再现了隋唐时代的雕刻工艺，为我国石刻艺术增添了光辉。

看完精美的石刻、碑刻，我更深刻的了解、懂得了中国早期的繁荣与强大，经济发达、政治昌明，使我对前人的智慧、汗水肃然起敬，必须努力做一名合格的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历史价值

从历史价值来说，很多碑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有的可藉以补充和订正史书记载的遗误，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宝贵资料。如从陕西周至县出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高353厘米，宽103厘米，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国和叙利亚两国文字记载了唐时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亚传入我国的情况。此外，唐《中尼合文之陀罗尼经幢》是我国唐代和尼泊尔人民友好交往的实证；《唐广智三藏碑》记载了一个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国的经历和密宗传入日本的师承关系。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和宗教史的珍贵资料。

《明德受纪碑》上刻有“大顺”、“永昌”字样。这是明未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遗物，记载着当时陕西大旱，粮价昂贵，“小麦每斗二两四钱，米每斗二两六钱”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惨景象；清刻《张化龙碑》，颂扬了当时领导陕西扶风、歧山一带农民反抗官府的张化龙；清刻《荒负歌》等，也记录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庙碑》、《刘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从不同方面记录了元末红巾军起义和清末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事实。

碑林中还记载了诸多历代爱国主义人物，如被誉万世师表的孔子，统一中国文字的李斯，对蜀汉忠贞不渝的关羽，两袖清风的郑板桥，慷慨就义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虎门销烟震惊中外的林则徐，历代书法大师王羲之、颜真卿、于右任，以及励精图治的邓廷桢，推行新法的康有为等。他们那忧国忧民，为事业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大量的石经，是碑林中古代重要的文献资料。此外，明清两代的《兴学碑》、《修渠记》、《修栈道记》、《修城记》、《修庙记》等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艺术价值

西安碑林不但是东方石质历史文化的宝库，更重要的是书法艺术的宝库，享有“书法艺术故乡”的美誉，令海外人士向往。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峄山刻石，原碑为秦国丞相李斯所书的篆书。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的“曹全碑”，是用秀美的隶书写的，这是全国汉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碑刻，为汉碑中的精品。“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它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周易》文句，相传是当时著名学者、大书法家蔡邕以隶书书写，方挺严整，为汉隶之典范。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在唐代书法艺苑中，名家辈出，时有杰作，真、草、隶、篆，百花争妍，犹如璀璨的群星，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光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各创一体，欧阳通、徐浩、史维则、怀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与其父欧阳询的《皇甫诞碑》很相近，结构严谨，书法险劲，是值得珍视的书法名碑；颜真卿的《颜勤礼碑》、《颜家庙碑》、《多宝塔感应碑》等，气势雄浑，苍劲有力，是标准的“颜体”；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笔力遒美瘦挺，劲如削竹，结构峻整，神足韵胜，是“柳体”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怀仁和尚从晋王羲之遗留的墨迹中选集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书家怀素的《千字文》，笔意奔放，流利洒脱，为世所珍。此外，宋起佶的《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阁帖》等，也是稀有的珍品。

除了书法，在北魏、唐、宋等碑志上，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如唐刻《大智禅师碑》的两侧，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为装饰，将蔓草、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石台孝经》碑头上的浮雕卷云和狮子，碑座上线刻的精致蔓草、瑞兽等，也都表现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丽作风；唐刻《道因法师碑》座垢两侧，用流利的线条，刻出两组人物，共有十多个卷发深目的异国装束的人，牵马携犬，作准备出行状，是不可多得的线刻佳作；北魏的《元晕墓志》四侧，分别刻着有青龙、

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满填流动的云彩，表现出飘逸而和谐的奇特意境。它们像绿林一样陪衬着繁花似锦的书法艺术，使碑林这座书法艺术宝库，更加瑰丽异常。

碑林能较完整地保存，是与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的贡献分不开的。宋代时，因为无人管理，珍贵的汉唐碑碣有的被人用做砖甓，有的用于修桥，遭到人为的破坏。元代时，碑林的碑石曾两次全部跌倒。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陕西发生8级大地震，碑林里的大量碑石因摔碰而断裂。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毕沅率同僚到碑林视察，只见房屋倒塌，碑石横卧于荆榛瓦砾之间，环顾四周，满目荒凉，这使他十分震惊和痛心。他与同僚合义，采取修整房屋，整理石，编目著录，组织石刻陈列，建立管理机构和保管制度等措施，重修和保护碑林。在他所著《关中金石记》中说：“前后堂庑，皆鼎新焉，旋于土中，搜得旧刻数十片，遂取《石经》及宋元以前都，编排甲乙，周以栏盾。明代及近人所，则汰存其佳者，别建三楹以存置。其锁钥则有司掌之，设法保护，以冀垂永久。”毕沅对金石文字有浓厚兴趣，整修碑林在于“庶考古者，得以观览也”。（《毕沅在保护关中古迹上的贡献》，文物天地，1983年第二期）他为保护珍贵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很值得赞赏。

王氏作品

王羲之（321－379，一作303－361，又作307－365），东晋书法家。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出身贵族。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因与王述不和辞官，定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工书法，早年从卫夫人（铄）学，后改变初学，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并博采众长，精研体势，推陈出新，一变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创造了妍美流便的新体。王羲之的草书浓纤折衷，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娟劲健，千变万化，纯出自然。因为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其书迹为历代珍宝，影响甚大，故有“书圣”之称。法书刻本甚多，以《乐毅论》、《兰亭序》、《十七贴》等为著，存世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快雪时晴》、《奉橘》、《丧乱》、《孔侍中》等贴。

4唐初四大书法家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隋炀帝时官起居舍人，唐时历任秘书监、弘文馆学士等。他不但书法冠绝一时，而且为人正直，性情刚烈，唐太宗称赞他有“五绝”：“一曰博学，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有一于此，足谓名臣，而世南兼之。”虞世南的书法圆融遒逸，风神萧散，自开面貌，秀丽中含筋骨。他偏工行草，而晚年正楷可与王羲之相先后。相传他勤于学书，卧时常在被中划腹练习，作字不择纸笔，都能如字。传书之作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晗仁寺碑》、《论道帖》等。西安碑林现收藏有《孔子庙堂碑》及《淳化阁帖选》等。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隋时官太常博士，唐时封为太子率更令，也称“欧阳率更”。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欧阳询楷书法度之严谨，笔力之险峻，世无所匹，被称之为唐人楷书第一。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初学，号为“欧体”。其《九成宫醴泉铭》可谓欧体楷书的登峰造极之作；《皇甫诞碑》、《温彦博碑》、《化度寺舍利塔铭》等离开称名于世。史书记询初学王书，而险峻过之，其八体兼妙。西安碑林现藏有《皇甫诞碑》等作品。

褚遂良：（596--658或659），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唐太宗时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史载此人博涉文史，尤工书法。唐太宗以前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再与我论书法。”魏征便推荐褚遂良，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时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累官至中书令。后因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后，屡被贬职而死。其书处学欧阳询等，继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融会汉隶。其特点是：正书丰艳，自成一家，行草婉畅多姿，变化多端。当时与欧、虞齐名，学者甚多。颜真卿亦受其影响。《唐人书评》称褚书“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传世碑刻有《同州三藏圣教序碑》、《伊阕佛龛

记》、《孟法师碑》等。

薛稷ji ：（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人。举进士，睿宗时官至中书侍郎、参加政事，为睿宗所宠信。后窦怀贞等谋害玄宗，他因预知此谋，赐死在狱中。其书法初工隶书，后于外祖魏征家见虞世南、褚遂良书迹，遂精心临摹，深得褚遂良笔法，时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学书法外，他还是著名画家，他善画人物、佛像、鸟兽、树石，画鹤尤为生动，时称一绝。后人评说薛书“如风惊苑花，雪惹山柏”。在初唐，薛稷与虞、欧、褚等并称一世，得名于“唐初四大书法家”。其碑刻有《升仙太子碑》、《信行禅师碑》等。

5中唐作品

中唐时期，书法艺术向多样化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功力深厚的书法大师，也体现出了唐代书法的最高水平。其中以颜真卿、柳公权二人最具代表性。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官至太子太师，进爵鲁郡开国公，也称“颜鲁公”。他出身于书法世家，从小就受到书法艺术的熏陶。其曾祖、祖父、父亲都工篆隶，母亲殷氏亦长于书法。颜真卿长期处于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是“安史之乱”前期对抗叛军的中坚人物之一。史载因遭宰相杨国忠排斥，他出任平原（今山东平原）太守。他洞察出安禄山要反，乃增修城池，集训壮丁，屯粮积谷，为麻痹安禄山，整日大张旗鼓与宾客饮酒取乐。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反叛，河朔尽陷，独平原坚守未被攻破。这时颜又联络四方起兵反抗，响应者十七郡，他被推为盟主，合兵30万，迫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在同权臣杨国忠、元载、卢杞及叛军安禄山、李希烈的抗争中，刚直不阿，终于死在李希烈之手，成为忠臣义士的楷模和榜样。他的书法初学晋王羲之和唐褚遂良、张旭等人，后突破了六朝直至盛唐时期的“二王”为宗多少带有贵族化倾向的秀娟纤劲的书风。从而以圆转厚重的笔法代替了方折劲巧的用笔方法，形成浑厚遒劲，丰润奇伟，大气磅礴的艺术风格，创出“颜体”。颜体的间架平整端庄，四面开张，显得豁达大度，气势不凡。颜书遗存较多，最为著名的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颜家庙碑》、《李元靖碑》、《颜氏三稿》、《争座位帖》等。颜真卿在书法上的巨大成就和杰出贡献，对中唐之后历朝各代影响极大。比其稍晚的柳公权、释怀素等人，都是初学颜书而成大名的。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元和进士。他一生经历了唐朝十代帝王，历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集贤院士等职，很得皇室的恩宠。在当时盛行树碑立石的风气之下，王公仕臣们以得到柳公权为先祖书写的碑志为极大的荣耀。很多外国使节来到长安，常常专门带了钱来购买他的墨迹，可见其书名已远扬海外。柳公权书法初学王羲之，遍阅近代笔法，而得力欧阳询、颜真卿。颜体书法以丰润稳健取胜，而柳公权在颜书开阔丰润的基础上增强了遒劲奇绝的一面，用笔挺拔，风骨峥嵘，神气清健，尽脱陈俗，从而自成一家，世称“颜筋柳骨”。传世著名的碑版有《玄秘塔碑》、《神篆军碑》、《李晟碑》等多种，甘肃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初拓本《金刚金》，堪为稀世珍品。2013年又新出土的《回元观钟楼铭》一石（见图），尽见柳书神采。

唐代的草书在继承汉魏章草、晋代“二王”和汉代张芝等人的基础上，出现了如张旭、怀素等一代书法大家，把书法线条的流动美和笔意变化的技艺推向草书发展的顶峰，至今罕有其匹。西安碑林收藏了他们诸多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