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篇：宋元时期的军事哲学

时代概况

宋代是我国兵学由衰落走向复兴的时代。我国兵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出现的兵书多，质量高，奠定了我国兵学研究的基础。但从汉至唐，长达一千一百多年，出现的兵书不多，现存的更少。唐代是文学发展的高峰，对兵学研究则显得不足。特别是唐中期以后，开始出现重文轻武之风，兵学走向衰落。北宋中叶是兵学由衰落走向复兴的转折点，开始向系统化、体系化方向发展，使军事哲学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研究宋代的兵书，必须首先了解我国兵学由衰落走向复兴的时代条件。

1．战争实践的需要。宋代是一个战争频繁的时期，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记载，著名战争有二十多次，主要是两种类型的战争：农民起义战争和民族战争。宋代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异常突出，农民起义增多，仅南宋时期，农民战争就有一百五十多次，而且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等新的口号。后来的《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军事斗争经验。宋代一开始就不断受到北方少数民族侵扰，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前后与辽、西夏、金、蒙几个国内民族政权处于长期对立的战争状态。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对金投降称臣，最后宋、金都被新兴的元朝取代。

2．经济、文化、科学发展的推动。兵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宋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科学都有较大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在经济上逐渐超过了北方。宋代的武器也有明显发展，主要用长枪、大刀，短兵器样式增多，并吸收了少数民族样式的优点。弓矢大有改进，同时在军事上，开始运用火药，出现了火炮、原始火箭，南宋已有了爆炸性火器霹雳炮和管形喷射火器。如1132年陈规用巨竹作枪筒，1332年元代制造了金属管状发射器铜火枪，这对兵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哲学思想上，理学的兴起使中国古代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它作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对人们的思想虽起到极大的束缚作用，但也提供了对兵学进行概括的哲学武器。

3．重文轻武的失败教训。兵学的兴衰既有其客观的条件，同时也应看到还有其主观的原因。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对内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对外的军事防御却有所放松。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阻止军权旁落。其结果是兴起了重文轻武之风，产生了将不知兵，兵不习将，指挥不灵之弊，士大夫讳言兵事，兵书被列为禁书。军事学术呈现出萧条状态。在战争实践中，战略上搞消极防御，战术上按阵图作战，墨守成规，这也不利于军事学术的发展。物极必反，由于战争连连失败，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不得不开始重视兵学的研究。宋代的兵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北宋中叶的宋仁宗、神宗时期，范仲淹、王安石等先后向朝廷提出加强武备的建议，从此开始注重武事，招募人才，研究军事理论。宋仁亲新建崇文院，编四库书，著录兵书。号称“胸中有

数万甲兵”的范仲淹还曾以左氏兵法教育大将狄青。宋神宗元丰年间，确定了《武经七书》，七书原以《六韬》为首，国子监司业朱服把《孙子》列为第一，进一步确定了《孙子》的地位。当时还开设了武举和武学，七书成为考试课目和武学必读教材。宋代新出的兵书也较前代增多，《资治通鉴》等历史学著作也有很多军事内容。后代的小说《杨家将》、《说岳》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时期的军事斗争。在战术上，南宋面对强敌，在以步兵抗击骑兵，守城和江河防御等方面有新的发展。谈到我国古代的武学，人们往往只讲《武经七书》，但七书都产生在唐代以前，其实宋以后的兵书，也仍然是大有可观的。为了较全面地研究我国古代武学，可以考虑把宋元明清的兵书代表作，汇集成一部新武经七书。例如许洞的《虎钤经》、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陈规的《守城录》、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何良臣的《阵纪》以及无名氏的《百战奇略》、《三十六计》等均可作为候选作品。在宋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战绩是惊人的，但却没有很好的总结。西夏曾翻译过《孙子》、《六韬》、《三略》等书，金人有《平辽议》等四种兵书，元代有十多种兵书。但都未流传下来。宋元时期的军事人物有40多人，如曹彬、杨业、狄青、岳飞、成吉思汗等，虽无兵书专著，但战争实践经验是丰富的。

北宋兵书：《武经总要》、《虎钤经》、《何博士备》、《百战奇略》等

《武经总要》系宋仁宗命曾公亮（999-1078）、丁度等人编。历时五年编成，共四十卷，它是一部军事类书巨著，分前后集：“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大多拘于成法，创新不够。前二十卷，较详细地反映了宋代军事制度，并介绍了边防的军事要地、地理沿革等情况。对军队的奖罚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并提出了军事考核的九验之法。在论述选将标准时，除论述了 “智、信、仁、勇、严”五才外，还提出了“理、备、果、戒、约”五谨，即调度有万、常备不懈、临机果断、胜而不骄、军令简明等五种要求。后二十集保存了不少古代战例资料。但书中也收入大量占卜的内容，影响了该书的价值。

《虎钤经》作者许洞（986-？）苏州吴兴人，出身官宦世家，自幼习武，勤读《左传》。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中进士，曾在甘肃天水任下级军官（雄武推官），后弃官隐居中条山。以后又任过均州参军、乌江县主簿等闲职。此书作于1004年，共一百二十篇。“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或作于己见，或述于古人”，对后代有一定影响，常为谈兵者所引用。前十卷集中论述用兵作战问题，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后十卷多为阴阳占候等内容，包含着迷信成分，需要加以鉴别。它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关系上，认为人是起决定作用的，甚至说即使“违天时、逆地利”，只要“大将深谋沉毅，部伍整肃”，也可立于不败。同时它也论述了天和地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要求人们注意“形”（地形）和“气” （气候）的作用。它把敌与

我、王与将、将与卒当作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加以研究，认为将权王授，王为将主，但将在外又必须有主动权、自主权，如果一味受制于王，则“内包犹豫之惑，外丧御众之威”，举而御敌，必然导致“失律之凶”，归于失败。这里批评了宋代皇帝直接指挥军事的制度，很有针对性。它还提出“知变”的原则，认为天道变化，消长万汇，“用兵之术，知变为大”。特别指出：“机正则泰，机乱则否”。就是说要注意掌握战机，“以变合于事”。否则就会失败。但它又提出：“贵者运机，贱者效力”的上智下愚论，这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它的辨将方法，类似相命之术，这和孙子、李荃的思想相比倒退了一步。

《何博士备论》的作者何去非，浦城人。元丰五年（1082）任武学教授博士，后任徐州教授、庐州通判等职。宋代的武学是我国首次正式举办的军事学校，何去非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位武学博士，他的《何博士备论》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第一篇博士论文。此外，他还参加了《武经七书》的校定，著有《司马法讲义》、《三略讲义》等。《何博士备论》是一部战史评论性的兵书，甚得其友人大文学家苏轼的赞赏。全书四卷，二十八篇，三万余字。书中以历代兴亡存败为借鉴，“论用兵利害”，剖析了许多战例和军事人物，强调作出战略决策，确定攻守大计，要全面分析形势，考虑根本利害，“法有定论，而兵无常”，运用兵法指挥作战要“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出奇应变”。此外，对正常选将，严格治军也作了一些论述，并对皇帝绝对控制军队指挥权的危害提出了非议。《百战奇略》传为明刘基作。有人考证此书即《百战奇法》，约成书于北宋末。一说为南宋末谢枋得编。此书是我国古代兵书中用史论结合的方法研究军事并分条论述战法的代表作，共十卷，三万余字。它收集了先秦至五代约一千六百多年散见于史籍中的重要军事资料，按作战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条件等分为十门百战。每战的基本理论、兵机方略，大多出自《孙子》、《武经七书》等，再引与之相合的古代战例史实加以印证，史论结合，有助于人们对战争理论的理解。后人评价此书“以孙子为经，百法为纬”，“极用兵之妙”。它着重论述了古代战争的作战原则和方法，认为 “用兵之道，以计为首”，只有在“计料已审”之后出兵，才能无往而不胜。它强调：“凡兵家之法，要在应变”。要因变制敌，灵活用兵，面对不同敌情采取不同作战方式和策略。如我众敌寡时分兵多路击敌，敌众我寡时，“当合军以击之”。对立足未稳之敌，“先兵以急击之”，对阵严锋锐之敌，则 “候其阵久气衰起而击之”，敌强则“卑辞厚礼，以骄其志”，敌众“则设虚形以分其势”等等。它还认为作战中要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在不同情况下采取不同手段。对强与弱、众与寡、攻与守、进与退、胜与败、安与危、利与害等军事斗争中的对立统一范畴，它也分篇立论，对比分析，阐明其相反相成之理，富有辩证法色彩。但书中包含靠战争进行掠夺的思想，诬起义人民是“贼寇”等封建糟粕，应该加以批判。

北宋的政治家、哲学家谈兵者亦甚多。例如著名的科学家沈括（1031-1095）同时也是政治家、军事家。他是杭州人，曾任宁国县令、司天监、经略安抚使等职。所著《梦溪笔谈》其主要贡献虽在自然科学方面，但涉及范围极广，其中有关战争的

述评四十余条。此外还著有《修城法式条约》等书，对战术学、筑城学都有较高的造诣。宋神宗曾委托他进行阵法演习。他还多次奉命参与外交、军事任务的活动。例如出使辽国谈判边界问题，出使延州（今延安）防御西夏，曾率万人，抵御了敌八万之众的进攻。在《梦溪笔谈》中，他通过许多战争事例的评述，提出了一些富有军事哲学意味的观点。例如，1．“知彼知己，量敌为计”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他在分析楚汉战争时，将韩信的井陉之战和项羽的蹴下之战作了对比，认为两次战争都背水为阵，但韩信取得了胜利，而项羽却全军覆灭。这是由于敌情的不同，韩信能取得胜利在于“知己知彼，量敌为计”。因此，对古人的兵法应灵活运用，“当求其意，不徒视其迹”。2．“寓奇于正”，“因奇制奇”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用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来解释正兵和奇兵，并通过当时的一些战例深入浅出地说明了奇正转化的思想。寓奇于正就是通过种种计谋，使在敌人意料之内的正兵，转化为意料之外的奇兵，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以奇制奇就是要发现敌入企图出奇制胜的计谋，使之变成意料之内的正兵，然后出奇制胜。3．既重视对士卒的教育训练，又重视对武器的改进。书中记述了一些武器的制作方法，论述了古代阵法的灵活运用，提出了“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甲，极古今工巧”的要求。

苏氏父子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注意研究军事问题。苏洵、苏辙均作过六国论，研究泰和六国的战争得失。苏轼的文集也有谈兵的内容。特别是苏洵（1006-1066）的《嘉祐集》、《权书》军事内容较多。他在《权书》中明确地表示反对迷信古代兵法的态度，指出孙武用兵“而不能必克”，“以武自为书，尚不能自用”，“况区区祖其故智余论者，而能将乎！”《嘉祜访集》中有八篇是军事专论，其中强调了战争是有道可循的，“为将之道，当先治心”，“兵有长短，敌我一也”。又说：攻守之道有三，即正、奇、伏。“兵出正道，胜败未可知；出于奇道，十出而五胜；出于伏道，十出而十胜。”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伏兵的作用。此外，梅尧臣等注释过《孙子》，张载注释过《尉缭子》。文人谈兵之风颇盛，这也是兵学复兴的一种征兆。

南宋兵书：《守城录》《历代兵制》等

宋朝南渡以后，偏居一隅。面对强敌，出现了不少评价古今战争得失的书。如戴少望的《将鉴论断》，其主旨“尚仁义，贱权谋，尊儒者，抑武臣”，比较迂腐。李舜臣的《江东十鉴》编辑了三国至六朝的十次大战。其子李道传作《江东十考》。还有许学士作《南北》、张预作《百将传》等。名将岳飞的文集，词人辛弃疾的《稼轩集钞存》、陆游的爱国诗篇也有不少军事内容。“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岳飞的名言。他突破皇帝的旨意，采取步骑配合的灵活战法，率岳家军，击败了金军的“拐子马”战术，就是这一名言的活的例证。

辛弃疾（140-1200是南宋的著名爱国词人，山东历城人。22岁

时，他就组织了一支两千多人的起义队伍，过着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生涯，后来加入了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担任掌书记。归南宋后，他于1165年和1170年向朝廷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两篇奏疏，提出了他的军事主张。其中特别强调分析战争形势要透过形而看势，亦即通过外部现象认识发展趋势。他说：“用兵之道，形与势二，不知而一之，则沮于形，眩于势，而胜不可图，且坐受其毙矣。”这是针对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而提出的有识之见，颇有哲理意味。其意图是要人们不要被敌人表面的强大所迷惑，不敢作战，而要鼓舞起胜利信心，掌握发展趋势。因为“形可举以示威，不可用以必胜”，决定战争胜负的是民心向背。他一方面强调敢于作战，要对敌我长短进行具体分析，“取彼己之长短而论之”，不能“观彼虚势诡势以为进退”，失去“制胜之机”。同时又主张慎战，要周密计划，防患未然。并且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曰无速成”，要有持久作战思想。“二曰审先后”，各项工作部署的先后次序安排妥当才能“巧者用之以常胜”。“三曰能任败”，即不因失败而气馁。这些观点都很有针对性。在具体作战方针上，他主张积极防御，集中兵力，重点守备，反对分兵把口。他说： “无所不备则有所分，知所必守则不必皆备。”“备前则后寡，备左则右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已者也。”因此要集中兵力，主动和敌人作战，不能搞单纯的防御。此外，在治军上还提出了致勇、久任（对将帅要信任）、防微（防止奸细）等要求。这些都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可惜这些主张都未被采纳。南宋最著名的兵书应推《守城录》。作者陈规，山东安邱人，本系文臣，曾任安陆县令、德安府军镇抚史、顺昌知府、右正议大夫等职，在南宋初抵御重兵南下，守孤城有功。他的《守城录》一书，记载了他守城的事迹和经验，提出了守中有攻的积极防御思想和措施。1127年，他防守德安，写了《守城机要》，以后又与刘奇共守顺昌。在实践中，他注意改革城廓旧制，增强御炮能力，运用火炮进行防御。强调沟通出击道路，以利出击敌人，做到守中有攻。《守城录》一书可以说是第一次对我国古代的守城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其中包含着较丰富的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一是强弱在人为。认为“我之计胜彼则强，不胜彼则弱。”“用之，则有强有弱；不用，则终止于弱而已。强者变弱，弱者变强，强弱之势，自古无定，唯在用兵之人何如耳。” 因此，“求人不如求己”，“上策莫如自治”。根据这种强弱转化的观点，他对投降主义论调进行了批判。二是攻守兼备，实行积极防御。他客观地分析了攻守利弊，认为守城在被动中有主动，攻城在主动中也有被动。“事贵制人，不制于人”。因此，一切防御措施都要有利于保存自己和出击敌人。他强调 “先策定险设备”，守城要预先谋划，认为汴京失守“非攻之善，乃守不善也”。而“墨子九拒公输般，攻械尽而墨子守有余”。要想守住城池，“唯在乎守城之人于敌未至之前’精加思索应变之术，预为之备耳”。三是反对“事贵乎仍而惮于改作”。认为敌攻城器械已有发展，应坚持“可则因，否则革”，改革守城方法。例如他利用大炮守城，在当时就是一个创举。书中还记载了他于1132年研

制“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这在兵器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南宋的另一部军事名著是《历代兵制》，作者陈傅良（1137-1203），温州瑞安人，曾任泰州教授、吏部员外郎等职。他是永嘉学派的早期学者，在哲学上反对空谈理性，主张经世致用。《历代兵制》是我国第一部兵制史专著，也是他的经世致用哲学思想的体现。该书约四万余字，对历代兵制作了较详细的评述。书中批评了宋代将弱兵骄，兵多而制烦的情况，企图通过古今兵制对比，提供改革兵制的借鉴，并贯彻兵要少而至精的主张。在评述历代兵制时，他还对兵与农、将与君等方面的辩证关系作了论述，表示赞赏兵农合一，寓兵于农，要求主与帅权限分明，既要保证“强干弱技”，维护君权，又要给将领以必要的指挥权，反对“兵无专主，将无专权”。并提出了爱惜民力，反对征调无度，对士兵要严格考核，以选拔优秀等主张。

南宋哲学家谈兵者也不乏其人。特别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功利学派，更加关心军事问题。陈亮（1143-1194）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浙江永康人。少年即热心国事，熟诸兵法，曾作《中兴五论》反对对金人委屈求和，并数次上书皇帝，分析当时局势，坚决主战，抗击金兵入侵，批判“江南不易保”等谬论，要求扭转妥协苟安的局面。由于受到当权官僚的嫉恨，两次被诬入狱。晚年中进士，授官未到任即病死。他在哲学上提出了“道在物中”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和事功、务实的认识论思想。在军事上著有《酌古论》等文，评价了19位历史人物，着重分析了他们的军事活动，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军事哲学恩想。1．战略与战术相结合。他说：“善图天下者无坚敌，岂敌之皆不足破哉？得其术而已矣。”他把术分为两种，一种是“运奇谋，出奇兵”，“于两阵之间，世之所谓术也。”这里主要是指战术问题。另一种是“审敌情，料敌势，观天下之利害，论进取之缓急”。这里主要是指战略问题。他认为仅有前一种术是不够的。“此其为术，犹有所穷”。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而后可与言术矣”。他批评曹操“不能尽知天下之大计”，而未能统一中国。并认为抗金斗争需要把两种术结合起来全面谋划。2．知彼己之势和科学预见相结合。他认为“智者之所以保国者无他，善量彼己之势而已。”“夫善用兵者，常避敌之所轻，而出敌之所忌，是以进而不可御。”他不但强调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在进攻与防守中取得胜利，而且要求具有军事预见，“两军对垒，临机料之，曲折备之，此未足为智也。天下有奇智者，运筹于帷幄之间，制胜于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终无一不如其言者，此其诸历者甚熟，而所见者甚远也。故始而定计也，人成以为诞，已而成功也，人咸以为神。徐而究之，则非诞非神，而悉出于人情，顾人弗之察耳。”“岂曰天命，抑人谋也。”肯定了科学预见性是由于人谋的结果，反对了天命论等神秘主义观点。3。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他在解释古代兵法中的正兵和奇兵时，初步接触到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思想。他认为正兵是“节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进之速奔，退之遍走，后者进，前者更休”，“诈者不能袭，勇者不能突。”这有些类似阵地战，是用来“挫坚敌”的。奇兵则是“简捷之兵，其法略，其行疏，号令简一”，“进如飚风，退如疾雷”，“间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这有些类似运动战，是用来击“脆敌”的。他认为两者不能截然分开，“简捷寓节制”，“节制寓简捷”。富有

军事辩证法的观点。此外，与陈亮齐名的叶适也有关于军事的论述，曾提出过“由募还农”和宽民力以“省养兵之费”的主张，并对当时军制上的弊端作了分析。

成吉思汗的战争实践中体现的军事哲学

元代时间很短暂，仅九十年，即亡于明朝，但蒙古族在建立元朝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有着震惊世界的战绩。特别是杰出的军事家成吉思汗，用三十余万骑兵，进行了三十九年的征服战争，歼敌多而自己伤亡少，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诸汗国，在我国古代军事家中战绩最为突出，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罕见的，堪

称“一代天骄”。有人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中国之兵学至孙子而集理论上之大成；至元太祖成吉思汗，而呈实践上之巨观。此两人者，遥遥相距千祀，一则援笔以言，一则仗剑以行，卒以造成历史上中国军威震欧亚之伟业，发扬数千年中国兵学养精蓄锐之奇辉”。因此，在本书中，将他放在与孙子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其战争实践中体现的军事哲学思想予以重点评介。

元太祖成吉思汗（1162-1227），名铁木真，出生于德力温布力达格草原（今我国呼伦贝尔草原附近），是蒙古族的领袖和统帅。他统一了蒙古诸部后，又向外扩张，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先后攻灭了辽、西夏、金、花刺子模等国。他的后代忽必烈灭宋，建立了元朝。当时蒙古族尚无文字，不可能写出蒙族的军事著作。但他的事迹载入后来的《蒙古秘史》、《元史》、《圣武亲征录》、《蒙鞑秘录》等书中。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索要钩沉，可以看出他的战争实践经验十分丰富，闪耀着军事哲学的光芒。

一、全军骑兵化的建军思想

成吉思汗的骑兵是世界骑兵史的高峰。他取得辉煌战绩主要依靠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他根据蒙古以游牧和狩猎经济为主，马匹多、兵员能骑善射，勇敢善战的特点，使蒙古全军骑兵化。从而在冷兵器条件下，使骑兵充分发挥了类似热兵器时代的坦克部队的巨大冲击威力和类似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机动能力。他根据蒙古民众“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蒙鞑秘录》）的特点，培养具有骁勇剽悍、机智灵活、忍苦耐劳的优良战斗作风，出色地解决了军队的给养，使蒙古军不受后方供应的约束。除依靠随行羊马和进行狩猎获得给养外，“才犯他境”就极力搜集军饷，“国粮于敌”，以战养战（《蒙鞑秘录》）。正是根据蒙古的经济特点，才有可能组建不受后勤供应约束的具有远距离快速机动能力和冲击威力以及骁勇剽悍战斗作风的几十万强大骑兵。

成吉思汗的骑兵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还在于武器装备精良和多兵种的配合。他极为重视武器装备的配备，力图使训练有素的将士和精良的武器装备结合起来。每人配备战马二至三匹，不仅配有刀、矛、套索等近战武器，还配有弓矢、箭矢等远战武器。部队还配有大炮、发弩机、投射火油机、撞城器等

重型武器，如在西征中攻打你沙不儿城时就动用了三百门大炮、三千台发弩机、七百台投射火油机、四千架云梯。这样的武器装备在当时是属于先进之列的。它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物质条件。成吉思汗除组建举世无敌的骑兵外，在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组建了强大的独立的炮兵、通讯兵、工匠兵等兵种，从而形成了多种部队相配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例如在攻金战争中，采纳俺木海“攻城以炮石为先，力重而能及远”的建议，迅速建起了古代军事史上最强大的炮兵部队。“后定诸国，多赖其力”（《元史·木海传幻。他还组建了军事通讯组织--驿站和通讯兵部队。驿站的分布之广、距离之长、设备之全、速度之快，在世界军事交通史上是空前的。他还建设了古代军事史上最庞大的独立的工匠军，从事冶金和各种武器的生产，使蒙军获得世界第一流的武器装备。此外，蒙军还分为怯薛军（护卫军）、巴嘎图尔军（勇士军）和普通蒙军三种，各自担负不同的任务。同时还大量吸收被征服地区的人员，组建部队，以解决兵源问题。从而形成了比较完备系统的武装力量体制，这对保证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机动迅猛的闪击战思想

蒙古全军骑兵化，具有远距离快速机动能力和作战的突然性、猛烈性等特点，成吉思汗充分发挥了这些特点，创造了突然袭击，连续进攻的闪击战战略战术。闪击战的优点在于收到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出奇制胜的成效，达到以少胜多的目的。他实施闪击战的方法是，侦察好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地形、道路等情况，采取外交、军事上的伪装措施，隐蔽战略企图，将军队秘密集结于接近敌方的地域，选准战机，以来如天坠之势，发起急袭。闪击战亦即速决的进攻的运动战。他常常采用声东击西的迂回战、诱伏战等方式运动作战。对列阵以待之敌，一般不搞正面冲击，而是以计调动敌人，在运动中加以击灭。例如，敌强大兵团迎战时，本军主力秘密集结到预设战场养精蓄锐，由部分兵力袭扰疲惫敌人，并用“佯北而走，诡弃辎重，故掷黄白”之法，使敌“逐此不止”，诱到预设战场，由以逸待劳的主力分割围歼。对设有坚固防线的强大敌军，从防线间隙插入敌后或从防线翼侧迂回到敌后寻求作战，只有对于处于劣势，已成惊弓之鸟的敌阵才进行冲击，短兵相接。对据守城塞之敌，则采用以示弱骄敌、以利引诱之法，诱出打击。对有坚固设防的城塞，尽量用奇袭、威吓、欺诈之法智取。当被迫攻坚时，就驱使俘虏、居民填平堑壕，用攻城器械向城内投掷石块、引火瓶罐进行撞击，并驱使俘虏掘坑道，突入城内以巷战歼灭敌人。他还大胆采用了无后方作战的战略。有时派出部队实施几百甚至几千公里之远的战略迂回或执行某种战略任务。比如，西征时，派出哲别等从中亚的撒马尔罕西进，经过伊朗北部，越过高加索山，逐一打败阻止他们前进的数国之军，后进入顿河流域草原地区，击灭钦察、俄罗斯十万联军，经里海北部草原东返与主力会合。有时还运用主力进行远距离的战略迂回。这充分显示出蒙古骑兵善于长途奔袭的特点。

三、集中兵力的凿穿战思想

成吉思汗善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以聚攻散”（《金史》卷九十九），他的三句用兵名言是“摆如海子”，“攻如凿穿”，“追如鸷鸟”。这三点实际上概括了他所创造的广正面和大纵深相结合的战术。“摆如海子”，指的是防御时迅速散开，以免被敌包围。同时在行进时实行广正面进攻战的战略。例如，拔都汗“西征时蒙军共三十三个图门，每个图门骑兵万名，分三十三路前进。其行军序列的宽幅，欲由全军左翼通行到右翼之极端，需要三日之行程”。这种进攻战法具有易于对敌实施侧击和包围等优点。若是敌方出动大军迎击时，他就调动左右的几个图门以迅速的行动包围歼灭之；由于宽正面攻击前进，敌方难以摸准蒙军的主攻方向和对蒙军实施侧击或包围。“攻如凿穿”，是指临战进攻敌阵时，要象铁凿攻木一样，集中兵力在一点上实行大纵深的突破，钻入敌方腹心，突击敌国要害地区。这生动地体现了他的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思想。“追如鸷鸟”是指对敌人打歼灭战，要象鸷鸟捕猎物那样，对溃散之敌，实行追击，穷追到底，不使漏网。蒙军打歼灭战一般采用迂回包围、突破和追击三种作战样式。对翼侧、后方完全暴露的较弱之敌和据守城镇的敌人实施四面包围，务求全歼；对依托江河布阵，翼侧暴露之敌则二面三面包围，力求全歼；对兵力占优势的强大集团，则发挥蒙古骑兵的巨大冲击威力和骁勇剽悍的战斗作风，实施一路或两路主要突击，突入敌纵深或后方分割围歼；对突围之敌，则发扬蒙古骑兵的远距离快速机动能力派出得力将领和强有力部队，坚决追歼。这种战法的核心就是集中兵力的凿穿战，而凿穿战又是建立在蒙古骑兵的快速机动性的基础上的。

四、多种手段相配合，充分利用矛盾的谋略思想

在政治谋略上，成吉思汗采取了先内后外，先胜弱小，后克强敌，远交近攻与近交远攻相结合，和平手段与战争手段相结合，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方针，取得了巨大胜利。例如，在统一蒙古的战争中，最初他联合王罕、札术合部消灭了塔塔儿部，以后又利用王罕与札木合的矛盾，以及札木合部的内部矛盾，瓦解了札木合部，并联合王罕击败了乃蛮部。在和王罕部的斗争中，他根据本军损失甚众，已无力继续作战的严重形势，采取了以和平外交掩护整军备战的策略。一方面派出使者向王罕讲和，麻痹对方，争取时间；另方面积极扩军备战，养精蓄锐，等待战机。当完成备战后，又派出使者麻痹对方，秘密集结部队到王罕驻地附近，突然包围其金帐。在对外扩张的战争中，他制定了先取四周、孤立金国，然后联宋灭金的战略。先利用西夏与金国的矛盾击败了西夏，后又利用汪古部与全国的矛盾，诱降了江古部，继而又利用辽金矛盾，降服辽东。征辽时又针对西辽内部回教徒和古出鲁克汗的尖锐冲突，以宗教信仰自由作号召，派兵支持回教徒反对汗王的斗争，从而兵不血刃地征服了西辽。然后，又利用金和宋的矛盾，联宋灭金。最后忽必烈还消灭了宋国。这些都说明了成吉思汗善于根据形势变化，采取相应对策，富有政治远见，善于把军事和政治结合起来。

五、忠天、重人的治军思想

在治军上，成吉思汗十分重视思想教育。他宣传“天命论”，认为战争胜败是由“长生天”决定的。他的胜利是“赖长生天之力，得天地之赞助”。这显然是用唯心主义“天命论”欺骗群众，其目的是要人们对大汗忠诚，因为大汗是代表天意的。但成吉思汗本身的实践并不是按照天命论行事的。在实践上，重人才、惜将士成了他的主导思想，他注意量才用人，不论出身、阶层、部落、民族，只要忠于大汗而又有才干就加以重用，并且组织了那可儿（即伙伴）集团作为军队的中坚力量，还先后提拔了称为“四杰”、“四狗”等众多优秀将领，他们大多是平民出身，有的还是奴隶出身。这些将领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注意严明赏罚，对违反军纪者不论出身贵贱，同样治罪，对有功者，同样奖赏，并且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鼓励进谏，择善而从。这些作法都是他能受到全军将士信赖和拥戴的原因。

成吉思汗的军事实践蕴含着丰富的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从军事辩证法角度加以概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从客观实际出发，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总结经验，寻找规律。如在打金国之前以西夏作为试验的战场，攻打中都（北京）初战不下，即退回本部总结。第二、善于调查了解敌情，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如利用商人、传教士了解花刺子模国王母子不和和宗教教派之间的矛盾等，为征服该国创造条件。第三、在用兵上，对强弱、攻守、快慢、进退、多少等都有辩证的理解，能够比较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关系。如班术尼河之战，在遭受失败后，得到了新的有利情报，利用敌人麻痹，出其不意地用四千六百人击败王罕的数万人。但在他的思想中也有“奉天命”来主宰世界的唯心主义观点，在一些关键时刻常向上天祈祷。

此外，元代的木华黎、忽必烈、史天泽等人的军事思想也是值得研究的。蒙古贵族灭南宋时，采取远距离的战略迂回和步、骑、水军联合五路进军，主力经陕、甘、川、滇诸省，出奇绕道西南，攻其腹背，避开天堑之险，迂回至临安侧后，配合正面进攻和水军的沿海攻击，取得胜利，创造了大集团军队战略进攻的奇迹。

（责任编辑：孟亚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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