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小论文
失败原因(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3.维新派依靠无实权的皇帝，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员及民众的支持，帝国主义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封建势力强大，代表民主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薄弱，无法与其抗衡，又加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群众。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 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皇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事实证明慈禧只是一个阴谋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她学习武则天但她终究没有称帝，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有过无功，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但她知道改革要革自己后便开始反动
，如不是外国要求光绪帝接着当傀儡，恐怕也已经早就死翘翘了。而且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 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在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 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清朝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姓封，姓资或者姓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戊戌变法另一个失败原因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
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自强”，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证明只靠经济上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开始於1895年于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 康有为、梁启超作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因为外省举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车接送，事件亦被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后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
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关于《万国公报》和强学会的建立
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通过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不久，他们联合朝中大臣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定期集会演讲。随后，他们又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发行。维新派的政治团体形成了。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再探
摘要：距今一百多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维新派在当时掀起的这场思想启蒙风暴对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维新派领导人在变法过程中没有充分利用这次机遇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创造一个轻松和谐的改革环境，反而采取了一系列不利于改革的做法和措施，不但激化了自己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而且在维新阵营内部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对后来变法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警示和借鉴。
关键词：戊戌变法，维新派，守旧派，洋务派
百年前的戊戌维新是继洋务自强破产后中国选择现代化道路的一次比较系统的尝试。变法者意欲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通过新旧势力的妥协，逐步而稳健地达成体制地转换，促使中国步入现代化富强之路。无奈它只维持了短短百余日便被顽固势力扼杀于摇篮之中，中国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国家振兴的良好机会。这场变法的失败，不能不令当时以及以后的很多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叹息。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戊戌领导人在变法中的一些措施对变法最后的失败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他们的这些做法对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又有什么样的借鉴和帮助？这都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维新派与守旧势力矛盾的不断激化
1．维新派与慈禧矛盾的不断激化
康有为等人在维新运动中，凭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一支动人肺腑的妙笔，大造声势，全国哄然，展现了他们作为爱国者、思想家、宣传家的卓越才华，然而，他们毕竟疏于政治，对他们来讲，怎样正确估计形势，如何对待那些封建老朽、旧党官僚，则大不在行。他们既无实权，又少谋略，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光绪身上。可光绪帝虽有抱负，在政治上支持变法，但他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手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变法因此也面临极大的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变法就没有成功的希望。问题在于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以最大
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更多人同情和支持。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以公车上书为起点的爱国知识分子掀起了变法救亡的热潮，这种热潮也波及到统治阶级内部，他们中的某些人物有救亡图存的要求，有参与变法的可能，或至少是不反对变法，即使慈禧，在当时也赞同在她许可的范围内变法。
如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写道：“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慈禧本人也说，只要“不遗祖制”，其余均可由光绪“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再如《周馥年谱》写道：“康有为屡上救时之策，大臣多保奏，上信任之。时太后退居颐和园，不与政，但属上勿专信新进急切改图而已。”这也说明慈禧并不反对变法。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写道：“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厉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时任京官、与奕邼、荣禄关系密切的陈夔龙是反对变法的，但他竟明确说慈禧“无仇新法之意”，并说她之所以发动政变，乃是“利害切身”所引起的，这应该是可信的。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我们从《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也可以看到有关慈禧并不反对变法的记述：“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废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芝栋折上，上即令为臣拟旨…………刚毅请下部议。上曰：若下礼部，彼等必驳我矣。刚毅曰：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废，请上细思。上厉声曰：汝欲阻挠我耶？刚乃不敢言。及将散，刚毅又曰：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上乃不作声。既而曰：可请知故待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1】
康有为这段记述是企图说明“西后”和“顽臣”对变法的阻挠，但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到：第一，变法重要内容之一的废八股“上谕”，是经慈禧批准的，表明了慈禧赞同这项变法；第二，对于废八股，刚毅反对，慈禧赞同，说明慈禧和顽固派官僚对变法的态度并不一致；第三，康有为以废八股“上谕”的颁布为例，说明“百事皆如此”，表明大量的变法“上谕”是经慈禧同意的。总的说，当时慈禧对整个变法运动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
此外从慈禧向来的作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慈禧自1861年“北京政变”至死，实际上成为中国最高的统治者。纵观她的一生，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消极作用是无疑的。但也不能说，她就死心塌地地甘愿充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甘愿中国永
远停留在极端贫弱的地位上。不然，我们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她统治时期，中国兴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进行了几次反抗外敌侵略的民族战争、以及20世纪初年实行“新政”、1906年清廷许诺“预备立宪”，等等。实际上这一切只是以有利于或是权衡起来比较地有利于她权位的巩固为前提。这样看来，慈禧与思想极端守旧、抗拒一切新事物的封建顽固派是有所不同的，只要是有利于她权势地位的巩固，她是不会拒绝“变通”传统统治模式的。所以说，如果她认为维新变法不会损害甚至有利于她权势地位的巩固的话，她是不会反对的。
可见慈禧当时并不反对变法，而且持赞同态度，如果康有为等人以及光绪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措施乃至调整变法步伐，或依王照之见，“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把“主张变法”这顶桂冠送给慈禧，策略地维持她的“权威”地位，以争取她对变法的进一步支持，或许就不致于发生后来的政变，而且还可以排除顽固派官僚对变法的阻力，使变法得以进行下去。但是康梁等人对光绪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情，并受到光绪对慈禧不满情绪的感染，使得康有为等人看不到慈禧对变法的赞同态度，坚决“扶此抑彼之策”，甚至把慈禧的赞同视为阻挠，“以那拉氏不可造就之物”。（如上述提到的废八股，光绪五月初二“诣颐和园请懿旨”，初五很快就得批准，而康有为竟视此是“上扼于西后”，并为“百事皆如此”而深为感叹！）这种策略性的失误最终惹恼了慈禧本人，为后来的戊戌政变埋下了隐患。
走“君权变法”路线的维新派，没有积极去争取控制着朝政的慈禧对变法的支持，反而在光绪与慈禧矛盾日深的情况下，卷入了后党、帝党之争的漩涡，这应该说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等于说，如争取到慈禧的支持和不卷入后党、帝党之争，变法就可以取得成功，因为要使变法成功，还要有其它种种条件。
2．与地方守旧势力的利益冲突
当然成功的变法，首先依赖于变法者握有相当强大的国家权力，构成强有力的领导变法的核心，足以将变法法令有效地贯彻下达。但纵使变法在中央一层没有阻力，康、梁掌握了朝中实权，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变法法令亦难以顺利、有效地在全国推行，达到目的。变法成功与否，关键还取决于变法法令能在地方上切实贯彻实施。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要拥有相当的权威足以使法令畅行于地方。这是各国政府推进现代化运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无论是西欧，还是俄国、德国、日本，当现代化启动之时，就出现了
一个强大的王权或中央政府。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更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然而，清季的朝廷，远没有具备这种权威。“及至19世纪下半叶，现代化真正启动之时，清政府却处于江河日下的政治衰败之中，已无从扮演领导现代化的轴心角色。”【2】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由于地方势力膨胀，中央政府的威望已经迅速式微，长期的内外紧急形势，迫使军政财政大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最终导致权威失落、地方割据、社会失序的大动乱局面。各省拥有实权的地方势力，各行其是，已基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全国名为统一，实为一盘散沙。政治上如此的衰败，致使清廷想调集全国力量，共赴国家大事，推进现代化时，已经表现出相当的无所作为。
清廷中央控制全国局面的如此无能为力及全国的一盘散沙，表明变法即使在中央没有遇到阻力，亦难以有效地推广到地方。特别是，掌握地方大政者，又大都是顽固势力。他们无论在利益上，观念上都难以接受变法。如果这时候维新派能够采取一些折中或者至少不那么激烈侵犯这些旧官僚既得利益的措施和方法，并对敌对阵营采取分化瓦解，争取到地方洋务派对自己的支持，那么至少变法在地方的推行可以解除掉许多本来不必要的阻力，并获得一些来自地方上的支持。但是在变法面临极大阻力地情况下，维新派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反而一味加快步伐，强行推行变法，过火地打击阻挠变法的官员，不断加深自己和守旧派本就存在的矛盾。有几件事情特别引起旧党的反对。
首先是废八股兴学堂。这是维新派的一贯主张，势在必行。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步骤，全面推开，触及面广，结果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了一个大的反对面。以致当梁启超联合百余人上书请求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的时候，引起士子的强烈仇视和抵制，他们遍播谣言，梁也几乎因此而被殴击。”这一点，张之洞倒是看得清楚，他曾对梁启超说他不愿上折请废八股，是因为“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这一方面说明张之洞圆滑，另一方面说明当时阻力之大。废八股无异于使读书人失业，直接损害了当时找不到其他出路得知识分子的利益。此外，由于经费难筹，维新派建议改祠庙为学校，7月10日光绪下诏：“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然而却立即遭到僧人们的反对。北京及各省的三大寺的僧人抵触情绪最大，他们纷纷贿赂权贵，与内部的反动势力勾结，散播假消息使慈禧认为光绪已经信奉西方宗教”，矛头直指光绪，可见宗
教界的阻力之大。
第二，合并衙门裁汰冗员。8月30日，光绪下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撤湖广、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仅管疏销之盐暨佐贰之无地方责者，均著裁汰。【3】由于裁撤面较宽，对裁撤县衙后冗员之安置事先未作妥善考虑，加之在裁撤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强行封查的方法，使一些中下层人员顿时失业，无法度日。陈夔龙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数十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这种在极短时间内，从中央到地方极其广泛的裁撤之风，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
第三，裁撤绿营和让旗人自谋生计。除了行政衙门的裁并外，光绪还下令裁减绿营，又令准旗人自谋生计。过去旗人不营生计，过的都是寄生生活，现在要裁撤绿营以及让旗人“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这是个带普遍性质的社会问题，既关系到几十万绿营官兵的去留出路，也关系到很多旗人生活，以致使这些为数众多的营兵和旗人感到恐慌，诅咒新政。
废八股，“触及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等于断送了他们及现职官吏子弟的前程；裁撤冗员，将使全国成千上万的官吏免去官位，十数名巡抚丢失地方大员的宝座；裁绿营及命八旗子弟自谋生计，更将使身无一技之长的百余万众陷入绝境。所有这些人，构成了顽固势力坚实的社会基础，他们必欲利用对于地方局面控制的方便，千方百计阻挠变法。众所周知，变法法令下达后，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执行，余者大多采取观望、抑制的态度。如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对朝廷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答复”或“置若罔闻”，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为此，1898年8月26日，光绪颁布了一道上谕，颇有感触地叹曰：“近来朝廷整顿庶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一切新政，迭经谕令各将军督抚切力等办……乃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懈，虽经严旨敦迫，犹复存观望。”【4】这一局面充分说明了，变法法令要有效地推及全国，是何等艰难！
二、维新派与民众矛盾的激化
维新派在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的一些做法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商榷和推敲。可以说，他们对民众的不信任、不理解甚至鄙视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是其变法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变法失败不久，梁启超回顾整个过程说，康有为最先提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理由是中国数千年的陋习未改，民智未开，骤然给
予权力，难以行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新派主要领导人对民众力量的忽视和认识不清。
在对待民众参政的问题上，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里有一段比较“精辟”的回答。他称之所以反对中国开议院（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运动的主流派都主张“尊君权”，“以君权雷厉风行”变法，拒绝开议院），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民众的“民智”低下。他说，“民智”的基础在于建立学校，而学校和议会的关系是相联系、相始终的。“故学校未成，知识未开，遂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学校既成，知识既开，而犹禁议会者，害治之势也。夫议会之终不能禁，犹学校之必不能废也”【5】又说，日本国势大振，能够与西方国家改订条约，恢复本国的自主权力，发扬民权，收效神速！“然，必自大开民智始。民智不开，遂用民权，则举国聋声，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故立国必以议院为本，议院又必以学校为本。”【6】两段话看来都是强调开议院、兴民权，但又都是和当时民众的教育水平联在一起，或混为一谈，并由此推断出教育不发达，讲民权不但无益反而是“取乱之道”。对民众的鄙视可见一斑，更因此劝光绪切不可操之过急。中国“民智未开，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故，而遂使之议政。适增其阻挠而已。令府州县开之，以奉宣德意、通达下情则可。日本亦至二十余年始开议会，吾今于开国会，尚非其时也”。【7】走君主立宪资本主义政体的维新派其根本目标就是开议会、行宪法，但其主要领导人在这点上不但没有坚持走群众路线、积极到群众中去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和救亡图存的抱负，从群众中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反而借口“民智未开”，有意拉大自己和民众运动之间的距离，抬高自己的同时却丧失了来自民间那股巨大的力量源泉，这不能不说是维新派在处理与社会各阶层关系的时候的一着败棋。后来的历史表明，决定了中国改革或革命最终成败与否的决定性力量都源于民间，这不能不说是对维新派忽视群众力量在变法过程中的作用的一个巨大的讽刺。
在“百日维新”短短的103天内，光绪共发布各种谕旨三百余件，平均每天颁布三道变法诏令。这些诏令可以说是不分轻重缓急、雪花般地狂飞而下，改革官制、改革法律、改革军事、改革经济、改革文教、改革人才选拔制度等等，齐头并进。几乎每一项变法措施都涉及到千家万户，牵动亿万人心。但由于缺少必要的步骤和充分的宣传、组织工作，广大人民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结果，这场突如其来、全面迅猛实行变法的倾盆大雨，浇得人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人们信心不
足，疑问很多。不少人处于观望、疑虑，甚至抵触情绪之中，就连变法者内部，对变法能否取得成功也毫无把握。如康广仁就认为变法“规模太大”，“包揽太多”，“安能有成？”康有为也深感变法难行，他自谓在百日维新中“身冒十一死，思以救中国”，如果最后变法成功那就是天意，已预感到失败得危险。维新派自己对变法都没有必胜的信念，却简单的把“民智未开”拿来做挡箭牌显然是不成立的。
此外维新派在一些具体的变法措施上也侵犯了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引起了这部分人的不满和愤怒，更加深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误会，从而更孤立了自己这一方的力量。如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至东西两河沿，甚至店铺禁止悬挂幌子，违者受处罚，致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这种过激的做法，直接损害了一些下层群众的现实利益。还有那些“除去蒙蔽锢习”之举，本意是为了扫除颓风，但此举触动了社会风气和人民群众的习俗。人们的风俗习惯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非一纸命令可以革除。譬如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的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旗人的不满达到了顶点。剪辫子与否无关大局，可以暂缓推行，由于过早强令推行，增加了本可避免的骚动。
维新派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少数人的小圈里面，没有去触及或者说不愿触及占人数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问题即土地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温饱问题，这也引起农民对变法的漠视甚至抵触。加上戊戌前，因教案四起，人民群众正反洋教、反洋人，戊戌维新不仅未涉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反而主要是学习、仿效西方文明，自然与下层人民的利益相距太远而得不到支持。由此可见，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我们所正在进行的改革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其中会影响以后改革的走向和成败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我们说改革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普遍的响应和支持，是改革成功的重要社会基础。而在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农民阶级，因此任何改革者想跳过这个问题而直接去解决经济、政治领域的其他问题都是不可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