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苏学

被误读的苏学

提起苏学，人们立即会想起北宋中期驰骋文坛的三苏，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占尽风骚；立即会想起文采风流、才气无双、倜傥豪迈唱着大江东去的东坡居士苏轼。无疑，文学是苏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成就卓著得到一致公认的。但谈及政治态度，则毁誉交织，各持一说。

苏学不仅仅是文学主张和文学成就，政治见解是比文学更重要的组成部分。北宋哲宗年间蜀党洛党之争，也就是苏学与程学之争。南宋淳熙年间爆发了一场著名的公案——朱唐交奏公案，理学家朱熹和浙东实学派学者唐仲友发生激烈冲突，宰相王淮认为其本质是学术思想和治国理念之争，他指出：“唐，苏学；朱，洛学。”宋孝宗表示完全赞同。

这里所说的苏学和洛学显然不是指文学主张，而是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单就文学而言，三苏——尤其是苏轼，几乎是座丰碑，二程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即使后来被封为圣人的朱熹有一定文学成就，也难与苏氏相提并论。

当代学者对苏学的政治主张一般评价不高，尤其在熙宁变法中，苏轼、苏辙兄弟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被列入保守派阵营，他们的观点常被当作顽固派攻击新法的言论引用，是保守派的代表。稍稍折中一点的说法是，最初他们有一点革新思想，后来转向保守；但变法失败后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

其实这是对苏学的误读。苏学代表了先进的思想观念，自始至终是改革派。二苏与王安石的矛盾是两种不同变革思路的冲突，他们之间非但没有互相排挤打击，反而是互相欣赏，互相支持，印证了君子之间既存争议又互伸援手的情谊。下面就此看法展开论述。

一、经济的发展与庆历新政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开放性城市新格局已经形成，集市贸易和手工业高度发展，工商业繁荣，海外贸易兴盛，城市社会重心下移，市民阶层诞生，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改变。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赵宋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工商立国”的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大量从土地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

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成功地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到宋神宗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

王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这时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商业社会迈进了。

当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市民阶层出现，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必然形成新的认识，并酝酿有利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变革。中国统治者历来以农为本，尤其从商鞅变法之后，更把重农抑商作为立国的基本国策。到北宋中期，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受到冲击，反映到统治集团和知识分子中间，露出了为工商业者说话的新观念的苗头，主张士、农、工、商各得其业，不与商贾争利。

仁宗年间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在新新认识观念引领下进行的变革尝试。

“庆历新政”的主将范仲淹曾说：“臣请诏天下茶盐之法，尽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运置之劳，以取长久之利。”（《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上》，四部丛刊本。）梅尧臣有《汴之水三章送淮南提刑李舍人》其二云：“汴之水，入于泗，黄流清淮为一致。上牵下橹日夜来，千人同济兮万人利。利何谓？国之漕，商之货，实所寄。”（《奏灾异后合行四事》，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第279页，上海古藉出版社，1980年。）

参预“庆历新政”而又是北宋诗文革新主将的欧阳修，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士农工商四民皆利，富民富国。他在《送朱职方表臣提举运盐》诗中写道：“英英职方郎，文行粹而美。连年宿与泗，有政皆可纪。忽来从辟书，感激赴知己。闵然哀远人，吐策献天子：治国如治身，四民就四体，奈何窒其一，无异釱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里，臣请通其流，为国扫泥滓；金钱归府藏，滋味饱闾里，利害难先言，岁月可较比。”（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7，第113页，中华书局，2001年。）

二、苏学的内容和思想核心

苏学理所当然包含文学主张和政治主张两个方面，他的文学成就和文学主张历来倍受关注，这里就不多说了。文学上勇于革新的苏氏兄弟，在政治上同样倡导变革，并勇于实践。他们与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韩琦等庆历年间改革家一脉相承，并有所发展。其思想核心就是“士农工商四民皆利”。

苏轼在《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中指出：

臣闻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直。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与其官私费耗，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谷力胜税钱一条，只行《天圣附令》免税指挥？则丰凶相济，农末皆利，纵有水旱，无大饥荒。（《苏轼文集》卷35，第990、991页，中华书局，1986年）

其《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诗中云：庶将通有无，农末不相戾。（《苏轼诗集》卷21，第1119页，中华书局，1982年）

最能集中反映这种思想的是苏辙。苏辙文名不如苏轼盛，但他参与了王安石熙宁变法中法规的制订工作，他的认识更加理性、具体，而有系统。

苏辙在熙宁二年（1069）八月所上《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中指出：

方今聚敛之臣，才智方略未见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由，惟利是嗜。以辙观之，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说甚美，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苟诚止于此，则似亦可为。然而假以财货，许置官吏，事体既大，人皆疑之。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以变易矣；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败折，亦不可期。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禄廪，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

然则商贾之利，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商贾不行。（苏辙撰，《栾城集》卷35，第76 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元佑元年（1086），苏辙又在《论蜀茶五害状》中说：

右臣伏见朝廷近罢市易事，不与商贾争利，四民各得其业，欣戴圣德，无有穷已……自后朝廷始因民间贩卖量行收税，所取虽不甚多，而商贾流行，为利自广……及近岁立都茶场，缘折博之法，拘拦百货，出卖收息，其间纱罗皆贩入陕西，夺商贾之利。（苏辙《栾城集》卷36，第785—787页）

显然，苏辙变法思路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不与商贾争利，四民各得其业”。

由此可见，北宋时期从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到苏轼、苏辙等人，其政治变革的思路之一是农末（商）皆利，重商富民，这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也有“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答手诏五事》，《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上》，第20页，四部丛刊本）的长远意义。主张农商皆利已经不是个别先知者的“灵感”，而是在商品经济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有识之士和学者们形成的共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二苏的思想认识是站在时代前列的，苏学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关系，总体思想是属于改革派，而非保守派，更不是顽固派。他们思想上求变革的观念和文学上求创新的观念是一致的，苏学总体上就包含了这二者。

三、熙宁变法中二苏与王安石变法思路的冲突

庆历新政触及既得利益者和顽固守旧大臣的反对，攻击变革者是“朋党”，而这场改革实质仅仅是上层有识之士通过少数政令进行局部改良，没有坚定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舆论支持，主持改革的官吏自身也缺乏坚定信念，连“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都“忧谗畏讥”辞职离京，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但北宋经济不断恶化，官僚队伍不断膨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而且不再是正常竞争中的土地买卖，而是豪强掠夺，导致有田的无税，有税的无田，财政支出超过收入，到了不变革就崩溃的边缘。

十一世纪最坚强的改革家王安石挺身而出，承担起历史的使命。

从年龄和传承来看，王安石介于范仲淹、欧阳修等庆历时代改革家和苏轼、苏辙两代人之间，目睹了上一个时代，也开启了下一个时代；后世守旧学者甚至把北宋灭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打破祖制，肇启祸端。而苏学被认为除司马光之外保守派阵营中的中坚力量。苏轼对王安石的批评也常常被引用来当作攻击变法的言辞。但凭某些言论判断一个人的根本立场是不可取的。

上面已经说了，苏氏兄弟秉承庆历改革派的思想，从主观上有变革社会的愿望，这是很多学者认同的，也是有人称他们早年有革新思想的主要依据。事实上，他们不但是变法的支持者，还是参与者。王安石对苏家兄弟由衷赏识，改革旧官僚队伍时，还特地让苏辙进入条例司，参与变革法令的制订。可见年轻的二苏是改革阵营中的一分子。敏锐的目光和豪放的性格使他们不可能墨守陈规。

当时的二苏，才高气傲，兼有自己对变法的不同看法，持有异议是非常正常的，公认的改革派内部也常有争论，公认的保守派内部也是如此。

王安石是成熟的政治家，变法有一套较完备的思路，比起年轻的苏氏兄弟那些零散的认识来，有明显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但是因为便于操作，就不可避免带来一刀切的弊病，也产生了执行过程中的偏差。有时还违背初衷，演变成扰民的举措。

再有，由于当时土地兼并问题突出，变法中农本意识抬头，抑制兼并却没有促进工商业的具体措施，这与二苏重商富民的变革思路是严重背离的。更重要的，王安石本人虽然对封建政体和新生产关系有一定认识，但为了推行法令，不得不借重皇权，甚至有益强化皇权，这与二苏的政治理想又大相径庭。实事求是地说，从理财的角度看，熙宁变法是成功的；从发展生产来看，尤其是工商产业方面没有作为，某些专卖政策还侵害了工商者利益，变法并

没有跳出过去历次变法利益再分配的窠臼，相反二苏的思想更为激进。

就几次冲突的实际情况看，苏辙与王安石的分歧主要在变法的经济政策上，以吕惠卿为首的条例司先后出台了青苗法、市易法等，总的来说执行了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变相成了普遍增税，则是毫无疑问的。北宋的税负不均——越穷越纳税，越富越不纳税——从开国的时候就很严重，范仲淹曾试图变法，通过“方田均税”（就是清查丈量每户人家的实际耕地，按实际耕地数量征税）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朝廷只对增税感兴趣，结果也就不了了之。王安石变法也高举着“方田均税”的旗帜。但旗帜归旗帜，付诸实践又是另一码事。按理说，宋代对人口和土地的控制能力，远超过此前历代，清查土地的实际占有状况，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当时设计的“方田”的办法，即便在今天看来，都还很实用。但“方田均税法”1072年颁布，拖到1074年才开始实施，才搞了一个月，又以天旱为由停了下来；此后干一阵停一阵，到1085年，朝廷干脆把“方田均税法”取消掉了。折腾了十多年，可谓毫无成效。“方田均税”搞不起来，原因其实很简单：朝廷对“税负公平”这种问题毫无兴趣。朝廷唯一希望的，是通过变法为国库征敛更多的赋税。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变法的其他内容，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被执行得异常坚决和彻底。

如此，国家获益，百姓受苦，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譬如青苗法，官方文件说得很好听，青黄不接时百姓可以向朝廷贷款“青苗钱”，这个贷款的利率比民间的高利贷利率低，朝廷能多收些利息钱，老百姓也少受些高利贷的盘剥。听起来很美，但实际操作模式却变成了“抑配”，挨家挨户按资产多少进行摊派，无论缺不缺粮食，都要向朝廷“借”青苗钱，越有钱的人家，必须“借”得越多。这实际上就成了朝廷强行向百姓集体放高利贷；民间的高利贷利率虽然高，但百姓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借的，借民间高利贷的百姓，数量终究有限；青苗钱利率虽然低一些，但受祸害的却是全民。再譬如市易法，其实就是汉武帝当年消灭民营商业的翻版，朝廷贱买贵卖，“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最后连水果之类的商品，都被朝廷的“市易司”给垄断了。变法并没有跳出过去历次变法利益再分配的窠臼，相反这类捞钱的“变法”恰恰是对日益兴起的工商业的遏止，是一种倒退，这样的结果，连王安石本人也既不满又无可奈何。苏辙批评这些做法是“不忍贫民而仇富人”，没有通过发展生产、疏通流通环节把蛋糕做大，而是把原先的份额重新分配，使朝廷得到更多，那百姓的份额减少就成了必然。其实王安石理财思想是反对垄断的，但不通过国家权力就无法推行自己的一系列政策，强推的结果是变法“富国有术，富民强兵无方。”王安石变法一定程度上走了抑制兼并、回到延续自耕农经济的老路，这显然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相背离了。

二苏认为，不应在同一个盘子里重新分配份额，而要促进生产发展，尤其是发展工商业，把盘子做大，大家实际得到更多。可见二苏的思想比当时一般改革派更为激进。王安石的经济方针可以喻为君主独裁政体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自耕农经济的结合；苏学的经济思想可以喻为君主立宪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但是，在君权主导下改革容易推行，而苏氏的理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苏轼则在科考制度上与王安石意见相左。王安石改革考试内容，罢诗赋，黜文学，专以经术取士。这一改革要求合乎实用。但苏轼认为诗赋易于判别高下，经术则理解不同，人各异议，难以甄别。这场争论客观地讲，各有利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从实用性讲，王安石的主张是正确的。经学对选拔人才更为重要，事关吏治，诗赋不是当务之急。但主观性太强，主考官个人的认知水平，道德修养和欣赏眼光决定了取士的结果，会背离公平公正的原则，尤其当主考官意见相左、才识平平或心胸狭窄，人才就会被淹没。文学虽不能直接反映治国思想，却也能反映综合素养，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是通过文学而走上政坛的，事实也证明他们的学识才能都出类拔萃。作为文学家的代表，苏轼主张维护以文学取士也不难理解，当然这样难免出现有文才没有治才的“偏才”，也是存在偏颇的。这次争论虽激烈，却仅限于方法上，并非治国思想的矛盾。

此外苏氏兄弟与老一代官吏交往密切，不可能不受他们影响。尤其参与庆历新政的富弼，是多数人心目中的贤臣，但实际上这时已成为保守势力的中坚力量。宋仁宗是个平庸的国君，但对大臣宽容赏识，对人才爱惜，受到群臣拥戴。仁宗朝元老对仁宗有很深的情结，包括范仲淹、韩琦等都是如此，要改变仁宗时的法度，不但损害官僚的利益，还伤害到他们的感情。除了富弼外，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后来也成为保守派干将，就个人品质而言，他是正直的，但他只知忠心和感恩，却没有继承父亲的进取精神。二苏这样至情至性的年轻人情绪受影响是常会发生的，苏辙最终因分歧而退出变法阵营。

这些因素导致二苏对王安石新法的诸多批评。客观地看，有些批评是中肯的，有些则带有情绪化。但是，他们光明磊落，即使有看法，在实际工作中依然勤勤恳恳，没有像顽固派那样阻挠破坏，并且做出了实绩。二苏与王安石的矛盾更多是感情上的分歧和变革思路上的冲突，而不是改革与保守的冲突。

四、变法过程中的实干家

宋仁宗嘉佑二年，三苏同时及第，成为文坛佳话。这时的王安石已经是名流，他对苏轼苏辙的才华十分赏识，苏轼文采风流，只是高傲轻狂，长于文学，常说过头话，因而熙宁变法之初，把性格较内敛笃实的苏辙招进起草法令的核心班子。苏辙满腔热情，十分卖力。苏轼因朝廷罢诗赋取仕发表激烈言论得罪神宗，经王安石排解，熙宁四年苏轼外放，出任杭州通判，到实际工作中去磨砺。有人以此认为苏轼被新党排斥，实际职位级别只是平调，而且有识之士认为，苏轼一生的事业起于钱塘（杭州）。事情后来的发展却出人意料，苏辙由于性格梗直，出现意见分歧时不擅协调，竟意气用事从变法核心成员中脱离了出来；苏轼却经过历练不断成熟，为官一方政绩斐然，尽管他对变法条款保留自己的看法，对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法规能够坚决执行。特别是他多方面的才学在水利工程、经济协调等管理上充分发挥，深受宋神宗和王安石器重，职位不断升迁。

过去对苏轼生平介绍时总说他因反对新法，受到排挤。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首先在杭州，苏轼兴修水利，改革派骨干沈括任两浙察访使，一位文学奇才与一位科学奇才结成莫逆之交。有趣的是，文学奇才兼通科学，科学奇才也兼通文学。这才惺惺相惜。他们共同筹划了西湖水利，图由沈括绘制，文字则出自苏轼之手。王安石、曾布、沈括都称赞苏轼政绩，宋神宗也认为苏轼有了实际经验，不久以考绩上上升任密州太守，治蝗灾，安黎民，再升徐州太守，已然成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员。他整治黄河，亲自至武衙营率军筑堤，又引洪下泄，受到朝廷表彰。可以说王安石执政期间除了因反对罢辞赋取仕而外放一事以外，苏轼在地方任职一路凯歌，步步高升。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弄权，变革派内部互相倾轧，投机钻营之徒渐渐得势。

不管二苏曾经说过哪些批评变法的话，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他们都真心诚意为变法出过力。至于王安石受排挤去职后，他的继承者缺乏他那样的胸襟，个人恩怨、权利之争使新法渐渐变味，在取得一定成效后，其负面影响，包括王安石自己意识到的弊端也凸现出来，二苏的态度又另当别论了。

二苏真正受打击是在王安石辞相以后。变革派内部吕惠卿、章惇、曾布、李定、蔡确等，各为自己的权势互相磨擦，李定企图通过办大案慑服群僚，更有两面派王珪和蔡确作祟，制造了乌台诗案。

五、苏轼与王安石等“新党”非同寻常的友谊

苏轼一生豁达，无论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有不少至交好友。早年和章惇交往密切，落难黄州时言行受控制，却与章惇书信往来；与沈括的友谊更是深厚，苏轼通判杭州时，沈括任两浙察访使，共同商讨水利工程，结下深厚友谊，后来沈括贬谪均州，还让家人特地到黄州探望之前受贬谪苏轼。如果因为相互对某些看法提出过批评就认为是政敌，一团和气才算朋友，那未免太浅薄了。

要解读什么是真正的情谊，苏轼和王安石的交往最有典型意义。王安石欣赏苏轼的才华和豁达奔放的个性；苏轼敬仰王安石的学识胆气和作为。两人为一个问题不同见解会争论，但彼此的关切和精神的融洽是势利交怀的人无法理解更无法达到的。

苏轼在徐州任满，改知湖州，上《湖州谢上表》，里面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之句，触怒当政权臣。李定、舒禀、何正臣发难，弹劾苏轼。李定故意从苏轼作品中摘出一些诗句，断章取义，激怒神宗，将苏轼逮捕入狱，又搜罗所谓谋反证据，企图置之死地。乌台诗案不仅是一桩特大冤案，也是宋朝第一桩文字狱。

案子在朝野引起强烈震动，驸马王冼立即联络各界展开营救。然而旧党首领富弼、司马光只是碍着驸马的面子应酬一番，以力不从心的理由相推委。只有苏辙上表愿以自己官职替兄赎罪，却人微言轻；倒是已经离开相位的王安石闻讯，立即上书，他针对神宗的心理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苏轼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原陛下思之。”当时王安石卸任，但影响还在，神宗终于被打动，以苏轼贬谪黄州结案。

元丰七年，王安石退隐多年，远离政坛，朝廷权力纷争不断，勾心斗角。新法继续得到推行，但有的地方已经走样，固有的弊端也显现出来。改革派中也有人（如曾布等）认识到“残酷打击”的极端手段不利于推进新法，提出调和主张。苏氏兄弟是新旧党都认同的备用人选，神宗准备起用苏轼，于是诏令苏轼起程东归。途经金陵，特地拜望当年不遗余力救助自己、如今受到冷落而闲居的老丞相王安石。

这次会晤是文坛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也因此被后人大书特书。

苏轼过金陵，与江宁知府王益柔（字胜之）同游蒋山，到王安石府拜谒，与王安石晤谈，流连多日，并留下不少诗文。变法初两人有过争论，但双方没有个人恩怨，相反王欣赏苏的才气，苏佩服王的博学。就文学而言，更是惺惺相惜，旗鼓相当。经过乌台诗案，苏轼更对王安石添了份感激与敬重。而王安石被排挤出朝，与苏轼的心理距离又拉近了。而这时，两人又对参禅兴趣浓厚，因而倾心交谈，亲密无隙。

王安石《和子瞻同胜之游蒋山并序》是首借景抒怀佳作，在序中盛赞苏轼原作“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诗句。苏轼诗有“朱门收画戟，绀宇出青莲”之句，并自注“荆公以宅为寺”，王安石则以“朱门园绿水，碧瓦第青烟”应之。

此次会面两人相见甚欢，谈文学，谈悟禅，相互的赞美是很真诚的。甚至谈及非至交不能谈的话，可知苏轼敬仰王安石，王安石也充分相信苏轼的人品。苏轼流连数日，彼此的了解和感情进一步加深，甚至想买田留在金陵与王安石结伴。离开金陵后，四十还两次致书王安石，表达自己的感受：

《与荆公书一》

“某启：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已经别宿，怅仰不可言，伏惟台候康胜，不敢重上谒。伏冀顺时为国自重。不宣。”

《与荆公书二》同样表达对王安石“存抚教诲，恩意甚厚”的感激之情和求田未成的遗憾。还向王安石推荐自己的得意门生秦观，希望王安石予以奖掖。第一封信写于他刚刚离开金陵，第二封仅隔月余。王安石《回苏子瞻简》对盘桓江北的苏轼表现了真诚的眷顾之情，同时表示尽力促成苏轼所托之事，对秦观的诗作表示赞许。

总之，此时的王安石和苏轼，已经是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千古知音。时至今日，如果依然用非左即右的单一思维来界定人的思想，那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六、纠正变法中的偏颇与捍卫变法的成果

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出于个人好恶，起用顽固派代表人物司马光主政。苏轼苏辙因有过批评新法的言论，被视为守旧派同党而被起用。实际上宋神宗后期曾有起用苏轼的安排，因西夏战事而耽搁了。然而司马光等全盘否定新法，苏轼极为不满，当王安石在悲愤中逝世，苏轼奉旨作《王安石赠太傅制》，根据高太后和司马光的授意，要对他的“文章节义”礼赞

有加，但对其功业要否定。苏轼表现出高超的文学技巧，盛赞其“瑰玮之文”、“卓绝之行”，赞颂其知识渊博，学贯千载，智慧过人，足以行道。称颂王安石“靡变天下之俗”，“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浮云何有，脱屣如遗……进退之美，雍容可观。”对他的逝世，“究观规模，想见风采。胡不百年，为之一涕。”表达了无限景仰。然而后世无聊文人并不能理解他痛失知音之憾，对苏轼真诚的表白故意曲解，妄加臆测，说他文字漂亮，而句句皆褒又处处寓贬，南宋初郎晔首开其说：“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览者当自得之。”如果这样来读文章，任何颂词都可理解成檄文。这些自以为是的解读不过是因为苏轼与王安石有过争论，又对争论的性质理解浅薄而造成的误解。当然，为了不违背高太后的旨意，并要在保守派当权的朝堂能够通过，也使用了一些含义不甚明确的用词，容易使人产生歧义。

这样一篇制词显然不合当时执政者司马光的心意，但碍于不能直接攻击宋神宗，只能勉强认可。然而他与苏轼的矛盾由此展开，后来苏轼受到排挤，进而与程颐水火不容，这也是起因之一。

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变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党”，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相继被废罢。司马光断然决然要尽废新法，当免役法等惠民措施也要被废时，苏轼再也无法沉默，与司马光展开激烈交锋；青苗法施行过程中有扰民现象，但如果加强监督，不强制摊派，仍是利民之举，苏轼也认为应该维护，只需修正。对司马光的倒行逆施，连倾向保守的范纯仁也感到不满，苏轼甚至在朝堂上争辩，回到家还大骂“司马牛”。

司马光死后，苏轼与程颐的矛盾又激化。如果说苏王之间存在超乎寻常的友谊，即使有观点分歧也不影响他们惺惺相惜，不妨碍他们真诚交流；苏与程则是尖锐对立。他们的学术思想不同，社会观迥异。苏崇尚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移风易俗、与时俱进，程主张恪守礼教，顽固保守，他们之间的对立正是代表新兴工商阶层的先进思想与代表传统习惯势力的保守思想的对立。在司马光葬礼上，苏轼与程颐有激烈的交锋，当面讽刺程颐“糟糠鄙俚叔孙通”。

重人情，求变通，与泥古僵化、死守礼法的对垒。反映苏轼敢于突破旧规，认同世俗风尚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后来南宋爆发的朱（熹）唐（仲友）交奏公案，实际上就是苏学与程学斗争的延续和深化。朱熹对同为理学学者的吕祖谦“好苏学”深为不满，指责他“护苏氏尤力”，学术思想倾向实用。

受排挤离开朝廷的苏轼到地方任职，继续以实际行动贯彻他的管理思想，成就最突出的就是在杭州治理西湖的水利工程，受到百姓的拥戴。这都体现了他“实事实功”的精神，对开启后世学者思想有着积极意义。

二苏反对新法的言论，有的是意见分歧，有的是认识不足，有些仅是对某件事的感慨，有时也有旧文人强词夺理的毛病。但就其一贯思想和具体表现看，他们是不满社会现状，强烈要求改革的，并积极投身到改革事业中去并取得一定成就的，恰恰是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而在党争中屡受不同利益集团的打击。

综上所述，足以证明，总体上二苏是改革派，但与王安石变法思路有不尽一致的地方。他们勇于实践，勇于更正观点，善于吸纳，心胸豁达，坚持理想，追求真理，这是苏学的主流。

七、被误读的原因

1．按照中国人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习惯思维，不是改革派就是保守派。在一些人看来，王安石是改革派代表，不属于王安石变法阵营的就是保守派。这种习惯性思维到今天这个科学时代，已经完全应该抛弃了，多元化思维才符合科学的认识论。

2．二苏个人悲剧个性，导致他们的表现偏激。他们是典型的文人气质，睿智、耿介、孤傲、狂放、理想化、情绪化集中体现在他们身上，思想上坚持自己的见解，言辞上不留余地，这种性格使得他们在政治生涯中屡遭坎坷险阻。似乎是坚持自己认定的真理，对改革派

挑剔指责，对顽固派同样非难，他们只是有某些见地，又肯实干的正直官吏，不是成熟的政治家，一些过于强词夺理的争辩被当成对变法是攻击，这也不难想见的。以致改革倾向的言辞不被重视。

3．传统上学术界对已经萌发的启蒙思想认识的不足。虽然宋朝工商经济发展远胜于明、清时期，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学界依然固守一个观念：资本主义萌芽是明朝中后期产生的，宋朝何来市民思想和工商精神？鉴于这种认识，武断地判定：既然没有新思想，对变法的批评就不是“异议”，而是站在保守立场上反对。然而一切理论、观念都应来自实际，实际情况是不但工商业达到了相当水平，而且酝酿了思想启蒙运动，苏学和王安石的思想以及庆历新政反映的思想都是启蒙运动的先兆。

4．苏学偏重于感性认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具体贯彻措施。虽然二苏的“不与商贾争利，四民各得其业”思想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停留在局部的感性的认识上，只凭文人特有的敏感形成一些看法，因而不能像王安石那样用自己的思想指导变革实践，这也是不受到思想学术界重视的重要原因。却从另一方面表明苏学是全新的新学，历史上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提供参照。

八、苏学对后世的影响

虽然二苏主观上有改革倾向，甚至某些认识比王安石更超前，但只凭直感，停留在一般认识，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更没有具体的变革思路，是典型的文人思维，有其特有的敏感性，却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方案。在具体问题上，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

王安石有一整套变革思路和具体措施，制订了较为完备的法案，并付诸实施。所以王安石是改革家，而苏学只能是一种先进思想的代表。

由于时代局限，工商阶层还刚刚萌发，还没有相成稳定的社会形态，他们的认识比较零散，但影响却很深远。

到了南宋淳熙年间，终于形成一整套的理论体系，真正成为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带有明显人文主义色彩的启蒙思想。这就是浙东实学思想。浙东实学正是源于王安石“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实用思想，兼取苏学“士农工商四民皆利”的思想。苏、王共同开启了后世实学，都具有开放性和实用性，与空谈义理的理学相对立，谋求富国强兵，在南宋终于形成一场思想变革和学术革命。虽然启蒙运动因学术禁锢而失败，但对后世乃至近代影响深远。

和西方文艺复兴中人文主义思潮一样，实学派社会价值取向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性尊严，提倡宽容，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他们重视实践，反对空谈义理，提倡务实作风，强调学以致用。继承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认为杰出人物应是“实德”和“实政”的结合；提倡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道不离器”，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学者之间认识程度虽有不同，但普遍认为精神和物质不可分割，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并不存在，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对董仲舒提出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进行了批驳；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某些道学家的空谈义理，提出了事功思想；强调义利双行，承认人的现实需求，认为人欲和天理不是对立的，反对禁欲主义；重视自然科学，反对蒙昧，崇尚理性知识，重视教育，尊重劳动技能，具备了初步的科学民主思想；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以开放的心态和求实的精神对待不同学术观点。实学思想代表都是知识广博、兼通政治、历史、文化、军事、艺术、农垦乃至实用技术的饱学之士，而且个人能力突出，办事见实效。这是轻视末技的理学阵营无法相比的；强调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注重人的现实生活；坚持改革政弊，重视历史和制度的研究，考求历代国家的成败兴亡、典章制度的兴废，希望以此寻出振兴南宋，转弱为强的途径。反对传统“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认为应该大力

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力和新兴工商业者的思想。

实学思想与理学的斗争，可以看作是禁锢与反禁锢的斗争。实学思想的传播实质是一场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期酝酿的思想启蒙运动。

因此苏学对后世实学兴起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