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序辨说

诗传纲领

《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心之所之，谓之志，而诗所以言志也。）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者，性之感于物而动者也。喜、怒、哀、懼、爱、恶、欲，谓之七情。形，见。永，长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直吏反。乐，音洛。思，息吏反。）（声不止于言，凡嗟叹永歌皆是也。成文，谓其清浊高下、疾徐疏数之节，相应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则音之所成亦异矣。）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事有得失，诗因其实而讽詠之，使人有所创艾兴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极，又足以达于阴阳之气，而致祥召灾。盖其出于自然，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见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风》《雅》《颂》之正经。经，常也。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夫妇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诗之所作，多发于男女之间，而达于父子君臣之际，故先王以诗为教，使人兴于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妇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纲既正，则人伦厚，教化美，而风俗移也。）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此一条本出于《周礼》大师之官，盖《三百篇》之纲领管辖也。《风》《雅》《颂》者，声乐部分之名也。《风》则十五《国风》。《雅》则《大小雅》。《颂》则《三颂》也。赋比兴，则所以制作《风》《雅》《颂》之体也。赋者，直称其事，如《葛覃》、《卷耳》之类是也。比者，以彼状此，如《螽斯》、《绿衣》之类是也。兴者，托物兴词，如《关雎》、《兔罝》之类是也。盖众作虽多，而其声音之节，制作之体，不外乎此。故大师之教国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经而三纬之，则凡《诗》之节奏指归，皆将不待讲说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风》固为先，而《风》则有赋比兴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颂》又次之，盖亦以是三者为之也。然比兴之中，《螽斯》专于比，而《绿衣》兼于兴，《兔罝》专于兴，而《关雎》兼于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学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譎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风刺之风，福凤反。）（风者，民俗歌谣之诗，如物被风而有声，又因其声以动物也。上以风化下者，诗之美恶，其风皆出于上而被于下也。下以风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则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风之所自以讥其上也。凡以风刺上者，皆不主于政事，而主于文词，不以正谏，而托意以谏，若风之被物，彼此无心，而能有所动也。）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先儒旧说：《二南》二十五篇为正《风》，《鹿鸣》至《菁莪》二十二篇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时诗，周公所定乐歌之词。《邶》至《豳》十三国为变《风》，《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为变《小雅》，《民劳》至《召旻》十三篇为变《大雅》，皆康、昭以后所作，故其为说如此。国异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统诸侯，故国国自为政；诸侯不能统大夫，故家家自为俗也。然正变之说，经无明文可考，今姑从之，其可疑者，则具于本篇云。）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风，福凤反）（诗之作，或出于公卿大夫，或出于匹夫匹妇，盖非一人，而《序》

以为专出于国史，则误矣。说者欲盖其失，乃云国史紬繹诗人之情而歌咏之，以风其上，则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礼》，大史之属掌书而不掌诗，其诵诗以谏，乃太师之属，瞽矇之职也。故《春秋传》曰：“史为书，瞽为诗。”说者之云，两失之矣。）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情者，性之动，而礼义者，性之德也。动而不失其德，则以先王之泽入人者深，至是而犹有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概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礼义者，固已多矣。）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所谓上以风化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形者，体而象之之谓。《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则言王政之大体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告，古毒反。）（颂皆天子所制，郊庙之乐歌。颂、容，古字通，故其取义如此。）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史记》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所谓《四始》也。《诗》之所以为《诗》者，至是无余蕴矣。后世虽有作者，其孰能加于此乎？邵子曰：“删诗之后，世不復有诗矣。”盖谓此也。）

《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夔，舜臣名。胄子，谓天子至卿大夫子弟。教之因其德性之美而防其过。）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声谓五声：宫、商、角、徵、羽。宫最浊，而羽极清，所以叶歌之。上下律谓十二律：黄钟、大吕、大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黄最浊，而应极清，又所以旋相为宫而节其声之上下。）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也。）

《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说见《大序》。）以六德为之本。（中、和、祗、庸、孝、友。）以六律为之音。（六律，谓黄钟至无射，六阳律也，大吕至应钟为六阴律，与之相间，故曰六间，又曰六吕。其为教之本末，犹舜之本意也。）《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论语》，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前汉礼乐志》云：“王宫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史记》云：“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孔颖达曰：“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间亦未必皆可施于礼义，但存其实，以为鉴戒耳。）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尝独立，鲤趋而过庭。子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

子曰：“兴于《诗》。”（兴，起也。诗本人情，其言易晓，而讽詠之间，优柔浸渍，又有以感人而入于其心。故诵而习焉，则其或邪或正，或劝或惩，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兴起于善，而自不能已也。）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而言，则未有若“思无邪”之切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白圭，《大雅?抑》之五章也。）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

贡盖自谓能无谄无骄者，故以二者质之夫子。夫子以为二者特随处用力而免于显过耳，故但以为可。盖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也。又言必其理义浑然，全体贯徹，贫则心宽体胖而忘其贫，富则安处善乐，循理而不自知其富，然后乃可为至尔。）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與？”（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贡因夫子告以无谄无骄，不如乐與好礼，而治凡学之不可少得而自足，必当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诗以明之。）子曰：“赐也，始可與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往者，其所已言者。来者，其所未言者。）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此逸诗也。倩，好口辅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画之质也。绚，采色，画之饰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谓以素为饰，故问之。）子曰：“绘事后素。”（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是也。盖先以粉地为质，而后可施以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以加以文饰。）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诗》已矣。”（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起，犹发也。起予，言能起发我之志意。）

咸丘蒙问曰：“《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程子曰：“举一字是文，成句是辞。”愚谓：意，谓己意；志，谓诗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若迟速，不敢自必，而听于彼也。）

程子（颢，字伯淳，颐，字正叔。）曰：“诗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长言之，詠歌之所由兴也。其发于诚感之深，至于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于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闻歌诵之声，长而识美刺之意，故人之学，由诗而兴。后世老师宿儒，尚不知诗之义，后学岂能兴起乎？”（此处似应有双引号，据补）

又曰：“兴于诗者，吟詠情性，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與点也’之气象。”

又曰：“学者不可不看《诗》，看《诗》便使人长一格。”

张子（载，字子厚。）曰：“置心平易，然后可以言《诗》。涵泳从容，则忽不自知而自解颐矣。若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则幾何而不为高叟之固哉！”

又曰：“求《诗》者贵平易，不要崎岖求合，盖诗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岖求之，其心先狭隘，无由可见。”

又曰：“诗人之志至平易，故无艰险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义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则思远以广；愈艰险，则愈浅近矣。”

上蔡谢氏（良佐，字显道。）曰：“学《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而讽詠以得之。（愚按：六义之说，见于《周礼》、《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识。而自郑氏以来，诸儒相袭，不唯不能知其所用，反引异说而汩陈之。唯谢氏此说，为庶幾得其用耳。）古诗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动。至学《诗》却无感动兴起处，只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诗》，未尝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如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得之云远，曷云能来’，思之切矣。‘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归于正也。”又曰：“明道先生谈《诗》，并不曾下一字训诂，只转却一两字，点掇地念过，便教人省悟。”

诗集传序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侧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

诗序辨说

《诗序》之作，说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唯《后汉书·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于世，则《序》乃宏作明矣。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毛公始分以寘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不为注文，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牴牾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擬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和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愚之病此久矣，

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间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复并为一编以还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

大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譎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小序

国风

周南

《关雎》，后妃之德也。（后妃，文王之妃大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诸儒多辨文王未尝称王，则大姒亦未尝称后，《序》者遂称之，亦未害也。但其诗虽若专美大姒，而实以深见文王之德。《序》者徒见其词，而不察其意，遂一以后妃为主，而不复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于化行国中，三分天下，亦皆以为后妃之所致，则是礼乐征伐皆出于妇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虚器以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丰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内始，故其闺门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为之师传保姆之助，《诗》《书》图史之戒，珩璜琚瑀之节，威仪动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尝不以身化也，故家人只义归于反身，《二南》之业本于文王，岂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其推而及远，则商辛之昏俗，江汉之小国，《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谓身修故国家天下治者也。”窃谓此说庶几得之。）《风》之始也，（所谓“《关雎》之乱，以为《风》始”是也。盖谓《国风》篇章之始，亦风化之所由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说见《二南》总论。邦国，谓诸侯之国，明非独天子用之也。）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承上文解风字之义。以象言，则曰风；以事言，则曰教。）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说见《二南》卷首。《关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鹊巢》、《驺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