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_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_顾宝昌

第35卷第2期2011年3月

人口研究Vol.35，No.2March 201143Population Research 人口与发展论坛

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

《人口研究》编辑部

主持人：顾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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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众多关于生育问题的研究中，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一直受到特别的关注，其原因当然是由于人们企望通过对生育意愿的了解来预见到生育水平的变化。一般认为，

由人们的生育意愿转化为人们的生育行为，由一个个人的生育行为聚集成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如果说，对于生育行为和生

育水平的关系比较明确，

那么对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关系的认识分歧就较大了。因此，如何认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系”成为认识“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三者关系的重点。

关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可以分成四类：1）“等同论”，生育行为=生

育意愿；2）“无关论”

，生育行为≠生育意愿；3）“大于论”，生育行为＞生育意愿；4）“小于论”，生育行为＜生育意愿。对于如何认识“生育意愿”这把通向人们的生育行为和人口的生育水平的“金钥匙”，比较流行的有二种倾向性的意见。一种意见，即所谓“等同论”，认为生育意愿就等于生

育水平。有什么样的生育意愿就会有什么样的生育行为，

从而形成什么样的生育水平。如有的研究推论，因为调查发现许多人表示希望生育二个孩子甚至还有希望生育更多孩子的，因此，如果让

人们按照自己的生育意愿生育的话，

生育水平肯定会走向很高。还有一种意见，即所谓“无关论”，认为生育意愿并不反映人们实际上的生育行为。人们表达的生育意愿只是在呼应政府的生育政策

的要求而已，并不具有真实性，因此，“不可信”。如果真的没有政策的制约，人们的生育行为就完全

不是那么回事了。因此，

尽管多年来关于生育意愿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调查接二连三，但真正把调查的结果作为预见未来生育水平趋势的参照座的，

几乎是凤毛麟角。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认识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呢？特别是当我国的生育水平已经多年处于低于更替水平的情况下，如何认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摆在人口研究面前不能不回答的重大课题了。为此，我们在2009年汇集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有研究的研究人员，

组成了一个跨单位、跨地区的课题组，申请了题为《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生育水平关系研究》的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并于2009年12月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正式批准立项（项目批准号：2009JJD840019）。目前，项目正在按照项目计划全面展开。

为了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进一步推进对这一问题讨论，作为课题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借*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44人口研究35卷《人口研究》人口与发展论坛，请课题组的几位成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郑真真研究员、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北京人口发展研究中心）马小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杨菊华教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云教授，根据她们多年的研究就如何认识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关系展开讨论，以飨读者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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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苏调查看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郑真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生育意愿的概念与现实意义

生育意愿是出于个人或家庭对子女的偏好、考虑到各种限制条件后的生育愿望表达，包括期望

生育的子女数量、

性别、生育时间和间隔。理想子女数量和性别结构反映的是普遍可接受的社会价值和生育观念，从概念上和测量上都与生育意愿有差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次全国性问卷调查

中所涉及到的内容，大多更接近理想子女的概念，如1997年、

2001年和2006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

由于对生育意愿的研究大多出于对生育水平变动的关注，多数调查和分析更为注重生育意愿

的数量方面。事实上，

理想子女数和生育意愿可能高度相关，但并不相同。不同国家的调查研究发现，

理想子女数比较稳定，其变化滞后于生育率的变化；生育意愿则更为接近现实，且更容易受到社会经济因素和制度的影响，会根据本人或家庭的经历和条件调整。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地区，

具有生育意愿低于理想子女数的共同特征。例如，“江苏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课题组在2010

年的调查中用两个问题分别了解理想子女数和生育意愿：“如果不考虑生育政策和其他条件，您认

为一般家庭有几个孩子最理想

？”“您自己希望生几个孩子？”调查得到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5，平均希望生育子女数为1．42。进一步细分，在20727名18 43岁育龄妇女中，理想子女数和生育

意愿数量均为“1个”的占34．8%，两者均为“2个”的占40．6%。也存在理想与意愿不一致的情况，

有22．9%的妇女认为一般家庭有两个孩子最理想，可是自己希望只生一个孩子；理想子女数为“1”

但意愿生育子女数为“2”的仅有0．8%。

在低生育水平的人口中，生育意愿对研究未来生育水平变动具有实用意义。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部分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从战后婴儿潮快速回落，人口生育水平不断下滑，甚至低于更替水平，婚育模式从传统型向更为自由多样化的现代型转变，婚育年龄推迟，婚姻不再成为生育的必要条件……。面对多种选择，人们的生育行为在相当大程度上受理性决策主导，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已

经发生变化。邦戈茨总结了第一次人口转变后的社会中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

提出了在这一阶段研究低生育率的理论框架，此后根据这个理论框架构造了低生育模型（Bongaarts ，2001；Morgan ，2003），即：TFR =F u ·F r ·F g ·F t ·F i ·F c ·IP 。

这个模型与邦戈茨生育模型（Bongaarts and Potter ，1983）不同，其参照指标不再是自然生殖力

而是意愿生育数量（intended parity ，即IP ）；影响总和生育率的主要因素不是婚姻、

避孕、流产和产后不育，而是包括了三个提升生育率的因素（非意愿生育、替补效应和性别偏好）和三个抑制生育率的因素（进度效应、不孕效应和竞争效应）。郭志刚（2008）曾介绍了邦戈茨的低生育模型并讨论了其在中国的应用。从实用意义上来说，根据调查对象希望生育子女数量估计的生育意愿与邦戈茨低生育模型中的IP 最为接近，是估计生育率的重要参照指标。

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生育意愿并不等

2期《人口研究》编辑部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45

同于生育行为，也不会简单直接地转化为生育行为。妇女的生育是从意愿到行为的序列决策和逐步转化过程，最终落实到行动才会对生育率变化产生影响，即：生育动机→生育意愿→生育打算→生育行为→生育率（Miller and Pasta，1995）。如果使用过于简化的指标和分析框架，有可能做出错误推断。

2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关系—江苏调查的启示

由江苏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课题组，于2006 2010年在苏南、苏中、苏北6个县/市开展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基线调查（2007年）和跟踪调查（2010年），通过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实证调研，探索生育意愿－生育计划－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认识影响城乡妇女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课题组，2008）。

江苏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发现，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现有子女在数量上存在差距。在2010年调查的已婚、已生育且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5295名妇女中，尽管有49．8%希望要两个孩子，但她们当中已有两个孩子的只占27．3%，显示了二孩的生育意愿与二孩生育行为之间的差距；而回答自己希望只要一个孩子的妇女中绝大多数（97．1%）却也只有一个孩子，则反映了一孩生育意愿和一孩生育行为的接近。

不过，由于这些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妇女大多是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她们可再生育还有将近20年的时间的机会。通过了解她们再生育的意向，将有助于推断她们未来生育二孩的行为。调查问卷中询问了“已生一孩、可生二孩”的妇女：“您是否打算再要一个孩子？”在生育意愿为1个孩子的妇女中，有85．1%说自己不打算再要孩子了，只有3．5%表示有再要孩子的可能性，显示了生育意愿与再生育打算的高度一致；而在生育意愿为2个孩子的一孩妇女中，却有44．8%表示不打算再要或可能不再要孩子了，只有8．9%表示肯定会要，还有29．5%有可能再要，显示了两者之间的不一致。

图1生育打算的落实情况，2007 2010年

Figure13－Year Follow－up on Childbearing Intention，2007－2010．

（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妇女，N=2504）

2007年生二孩计划频次列百分比2007－2010年

频次

分计划

生二孩百分比

不打算要了1878可能不要149没想好395可能会再要207肯定会再要105

（合计：2734）

37

11

26

30

46（合计：150）

资料来源：“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2007，2010。

2010年的江苏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成功地跟踪了2007年基线调查时大部分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已婚妇女。在2007年接受基线调查、已有1孩、可生2孩并回答了生育计划问题的妇女当中，只有6%在这3年中生了第二个孩子。2007年的二孩生育打算与此后3年间的生育行为之间虽然相关，但仍然存在差距，有44%（46/105）在2007年表示自己“肯定会再要”一个孩子的妇女在这3年间确实生了第二个孩子（见图1）；还有一部分妇女改变了主意，放弃了再要二孩的打算。较为明确的生育意向和生育时间计划更有可能落实为生育行动2007年说自

46人口研究35卷

己“不打算要了”、但到2010年却生了二孩的妇女只有2%（37/1878）。这一方面显示了生育计划与生育行为之间的明显相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不生”的计划基本落实，而“要生”的计划离真正落实还有不小差距。

图2根据江苏两次调查归纳了从政策到行为的生育数量逐级递减的趋势，即：在满足二孩生育政策的妇女当中，她们的理想子女数却低于2（1.7），她们希望生育的子女数又比理想子女数低0．2（1.5），而现有子女数比生育意愿更低0．4（1.4）。即使假设所有妇女最终都落实了生育计划，平均生育的子女也只有1．3，也就是仅有30%的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妇女最后生了二孩，远达不到意愿生育的子女数（1.5）。

图2从理想到实际的子女数量变化（符合二孩生育政策妇女）

Figure2Changes in Number of Children from Ideal to Reality

资料来源：“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跟踪调查，2010年

3小结

江苏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结果，显示了当前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生育意愿、生育计划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是逐层递减的，即本人意愿生育子女数低于一般理想子女数，具体生育计划低于本人生育意愿，而实际生育行为又低于生育计划。虽然这个地区已经有不少育龄夫妇符合当地生育政策生育二孩的条件，认为家庭中有两个孩子最理想的也不在少数，但他们的生育行为依然是以一孩为主。

江苏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理想子女数”与生育意愿有差距，而与生育行为差距更大，不宜作为预测生育趋势的依据。个人生育意愿是群众所期望的生育结果，在非意愿生育可以忽略的前提下，生育意愿可以被看作是终身生育水平的上限。相对而言，育龄夫妇的生育计划能够较好地预测他们的中、近期生育行为。这些调查结果与国际上类似调查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于我们认识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至于这种现象会持续多长时间、是否可能有所转变，还需要更长期的跟踪调查。

总的来说，理想子女数、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是逐步接近现实的三个层次，生育意愿比理想子女数更接近现实，而生育计划则比生育意愿更接近现实，具有明确的数量和时间的生育计划更有可

①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妇女占已婚妇女总样本的34%

②N=5705，其中6%尚未生育

③1孩妇女3年累计生2孩比例为6%

④计划生育的子女数根据已婚未生育妇女和1孩妇女的生2孩打算估计

2期《人口研究》编辑部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47能转化为生育行为，最终对生育数量产生影响。同时，这三个指标随时间变动的稳定性是逐级递减的，理想子女数相对稳定，而生育计划改变的可能性更大。未来的调查研究应更关注育龄夫妇的生

育意愿和生育计划，

了解和分析意愿和计划的现状、变化以及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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毃毃。从北京调查看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马小红（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北京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笔者从2002年起开始涉入生育意愿的研究，至今已近10年。参与顾宝昌教授主持的教育部

基地课题“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及生育水平关系研究”及《人口研究》组织的本次论坛使我机会对这

些问题进行梳理，

特别是从多年在北京市的调研中获得的一些心得。1生育意愿研究亟待解决认识论层面的问题

生育意愿研究一直是我国当代人口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众多的学者投入其中（风笑天2002；姚从容、吴帆、李建民，2010）。那么，为什么要研究生育意愿？研究生育意愿的目的是什么？是我们每个研究者首先需要回答的。正如许多学者阐述的，研究生育意愿从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有重要意义。从理论层面，邦加茨提出的研究生育率的新模型框架中，已不再以自然生殖力而是代之

以意愿生育数量作为参照（郭志刚，2007）。在生育控制技术已经普及的今天，生育水平主要是各种

因素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造成的。从决策研究层面，生育意愿研究具有更实际的意义。正如本课

题的开题报告中所指出的

，“对人口态势的变化趋势的研究离不开对生育水平的正确判断。作为人口整体的宏观指标，生育水平是由千千万万个个人的生育行为所决定的。为了把握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就必须要考察人们生育行为的发生情况，而生育行为的发生又与人们的生育意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低生育率下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及其与生育水平的关系，具有非常

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这段话很有逻辑、很有说服力地指出了研究生育意愿的意义。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研究都发现，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之间存在着相

互背离的现象（顾宝昌，2007；杨菊华，2008；茅倬彦，2009；宋健、陈芳，2010），它给我们以往从研究

生育意愿角度来判断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预测生育水平的逻辑认识打上了大大的问号。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能否拿来判断生育行为和预测生育水平并不是一个能轻松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引发的问题就是：既然存在这样的现象，我们现在研究生育意愿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我们的研究结果对政府把握未来人口态势、审视生育政策有多大参考价值？当把这些问题抛在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进行生育意愿研究的众多学者面前时，不能确定的回答难免令人沮丧。因此，研究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关系问题，寻找生育意愿研究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对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预测影响力，不仅对我国政府决策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也是一个生育意愿研究领域众多学者面临的认识论层面的问题，对促进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2偏左还是偏右，抑或自有规律

国际上这一主题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成果。目前的研究结果显示，实际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的

偏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悖离现象同时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但在这两种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下的表现形式完全不一样。前者主要表现为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后者则由于“非意愿生育”的普遍存在而呈现出相反的规律和特点（顾宝昌，2007；杨菊华，2008），即生育水平高于民众

。，，把发达国家存在的生育意愿大于生育水平的倾向称之为“左

48人口研究35卷

倾”，把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生育意愿低于实际生育水平的倾向称之为“右倾”，那么，中国如何？偏左还是偏右？抑或自有规律？

从方法上讲，对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关系研究中，实证数据的取得是关键因素。比较起来，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生育意愿的数据较为容易，难以取得的是生育行为的数据。应对接受生育意愿调查的同批人进行长期跟踪调查直至其完成生育过程后，取得的生育行为数据才接近事实。但是，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缺乏长期的跟踪研究数据。这是研究的难点。一些学者变通方法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并有初步的结论。郑真真（2010）于2010年在江苏对2007年生育意愿调查的被访者做了跟踪调查；茅倬彦（2009）利用江苏2007年的同一调查数据将被访者目前可观察到的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进行比较研究；宋健（2010）在四城市的调查中将生育行为的数量维度界定为现有子女数与计划再要子女数的方法进行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关系研究。她们的研究结果都显示，在被调查区域，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背离的现象，呈现出生育子女数低于生育意愿的“左倾”倾向。换句话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关系上，已经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类似的趋势。

在计划生育政策依然是我国基本国策的今天，这样的结论是很多人不愿意相信的。提出原因包括，其一，目前的研究中，被调查者绝大部分没有到结束生育行为的年龄，其生育行为存在很大变数，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对应关系无法确定；其二，研究的地域是在江苏城乡和四个城市等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情况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全国值得探讨；其三，从表象上，我国与发达国家都存在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的现象，但背景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我国是人为的限制性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双重影响下形成的；而发达国家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如果取消生育政策的限制，其结果完全有可能呈现“右倾”，即生育水平大于生育意愿的局面。

3城乡趋同的低生育意愿———北京的发现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与特大城市，其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在全国走在前列，因此，对北京地区进行生育意愿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前瞻性。目前，在大城市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地区，独生子女正逐渐成为婚育家庭的主体，因此，我们的调查主要是针对20 34岁的独生子女展开的。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在2006年和2008年对北京市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做了调查（马小红，2007；马小红、张信峰，2008），分别获得1000份左右的问卷，其中20%为双独家庭成员。

调查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无论城乡，1孩生育观成为生育意愿主流，50%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其理想子女数为1孩，独生子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农村（1．47）高于城市（1．18），但都属于低水平生育意愿；2）无论城乡，已育1孩家庭没有明显的2孩生育意愿，在回答“如果政策允许，您打算要第2个孩子吗？”，只有28．4%的城市和39．2%的农村被调查者作了肯定的选择；3）无论城乡，双独家庭都没有明显的二孩生育意愿，只有26．9%的城市双独家庭和36．3%的农村双独家庭明确选择生育二孩。这表明，即使允许双独家庭可以生育二个孩子也难以推进人们的生育行为，提升整个人口的生育水平；4）无论城乡，选择生育2孩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子女成长、天伦之乐等家庭情感需求，而不是经济、养老和政策原因；5）无论城乡，都不存在男孩性别偏好。北京的调查结果与江苏、上海等地的调查结果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北京的调查是基于横截面数据的生育意愿调查，到目前还没有收集到被调查者生育行为的追踪数据来做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关系的定量分析。2011年，作为基地课题的子课题，我们拟采用电话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对2006年被调查对象的生育行为进行跟踪调查，并与江苏调查，。

2期《人口研究》编辑部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49综合北京、江苏和4城市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低生育意愿是普遍的现象，而江苏和4城市的调查则显示，比生育意愿更低的是人们的生育行为。这是全国的个别现象还是代表了主流趋

势？中国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系，

到底是偏左还是偏右，还是自有发展规律？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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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生育水平的三重悖离杨菊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在过去几十年中，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的偏离已是不争的事实，且同时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者主要表现为实际生育水平高于生育意愿，而后者则由于“非意愿性生育”的普遍存在而呈现出相反的规律和特点。在中国，这两种情况同时并存，从而使得中国的人口态势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

近些年，针对意愿与行为之间悖离现象，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我国学者也

利用全国性或地方性调查数据，

对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对该问题的关注表明，

人口学界已经不再一味地追求降低生育率，而开始同时关注一个意料之外的人口现象和导致低生育率的潜在机制（即中间变量）的作用。不过，由于相关研究起步不久，许多与重大

现实问题有关的学术问题尚未厘清，

呼唤更多的人参与到相关问题的探讨中来。本文尝试界定生育意愿及相关概念，并对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阐述。

1生育意愿及相关概念辨识

界定生育意愿及相关概念是为了更好地探究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生育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人口学界最关心的问题曾经是如何降低过高的生育水平、并使之保持在更替

水平上下。然而，

随着1960 1980年代西方国家和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生育转变的完成和生育水平降低至更替水平以下，特别是许多国家或地区极低生育水平的出现和蔓延，学者们开始关注为什

么生育水平并未止步于过去预测的更替水平，

而是持续降低，并深入思考在低生育环境下，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与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

关于生育意愿（fertility desire ），我国学者有如下定义：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在生育上的愿望、追求（徐天琪、叶振东，1994），是个人在生育子女方面的愿望和要求，体现在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时间、性

别、

素质等方面的期望，其中又以数量最为重要（谭克俭，2004），是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赵景辉，1997），是育龄妇女所期望的子女数和性别比例（杨瑛、武俊青、陶建国、高尔生，2002），或

是人们对生育行为的最佳设计（席薇、张丽辉、于涛、王莹，

2000）。显然，学者对这个概念的界定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它是一种愿望、态度或看法；生育意愿涵盖

理想的子女数量、

性别和生育子女的时间，特别是前两个维度。但是，从上述定义中也不难看出，学者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存在微妙的差别，除共同认为它是一种愿望外，有的认为生育意愿是一种追

求或要求，

有的认为它是一种期望，还有的认为它是有目的的设计。这些不同的说法其实是把生育意愿和其他几个相近的概念混淆了。

生育意愿源于舶来的fertility desire ，反映了人们认为什么样是最好的、最理想的生育状况，即生几个孩子、生几个儿子和几个女儿、什么时候生最好，等等。因此，生育意愿与生育偏好（fertility preferences ）和理想子女数或理想家庭人数（ideal number of children 、ideal family size ）比较接近，均

也是指人们对生育结果的一种喜好、偏爱、态度或愿望，但通常情

50人口研究35卷

况下，它主要是针对子女的性别而言的，虽然也暗示数量；理想子女数或理想家庭人数指的是子女的数量，却不论子女性别，只反映生育意愿的一个层面。这几个概念虽不等同，但十分接近，也常互用，特别是在性别偏好不强的环境中。但子女数侧重数量，偏好侧重性别，而意愿涵盖数量、性别、时间三个维度。

对生育的追求或要求、期望、设计却超出了观念的范畴，但与另外几个概念更为接近：生育打算（childbearing intentions、fertility intention、intended family size、fertility plan）、生育预期（fertility expec-tation）、生育抉择（fertility decision）。仅从字面上看，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这些概念都不易区分；但若仔细分析，还是能分辨它们之间的微妙差异。

生育打算或生育预期是指人们的生育意图、意欲、意向、目标、期望和追求，虽然也是主观上的概念，但却更接近实际；生育抉择是在打算的基础上做出的生育决定。可见，生育打算和生育预期、生育抉择是指人们在生育孩子上的具体计划；它们具有比生育意愿更强的行动指向性，是人们对当前和未来生育行为的设计，是介于意愿与行为的中间环节，而生育抉择又比生育打算更接近生育行为。

因此，我们可以把上述多个概念区分为三组：生育意愿（包括偏好和理想子女数）、生育打算（包括生育预期）和生育抉择。简单地讲，虽然在高生育率情境下，意愿与打算之间可能存在上行的梯次关系（即理想子女数较少，但出于某种原因而多生子女），在后生育转变时代，这三组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一种下行的梯级关系：

意愿、偏好或理想子女数往往大于生育打算，而后者又往往大于决定生育的孩子数。换言之，“认为几个孩子最理想”并不一定表示“自己一定会计划生育几个孩子”，而“打算生育几个孩子”最后也未必“一定能生出几个孩子”。

2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三重悖离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存在着必然且密切的联系。不管是在低生育率还是在高生育率的社会情境中，人们生育几个孩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想要几个孩子，特别是在没有强制性生育限制的情境中。同时，由于个体的生育行为直接决定总体的生育水平，故生育意愿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水平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为。从认为几个孩子最理想到最终实际生育几个孩子（即由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其间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而使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产生不同的组合，即意愿大于行为、意愿等于行为、意愿小于行为。一部分人能够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而低生育率情境下的大部分人往往期望更多的孩子，却生不出意欲的子女数；相反，在高生育率环境下，又普遍存在非意愿性生育现象。因此，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而基于生育意愿判断的总体生育水平也会存在偏差。

生育打算、生育抉择是介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及生育水平之间的两个中间环节：

这里表达的关系是，认为几个孩子（和什么样的孩子）最好（理想），意欲生几个孩子（打算），决定生几个孩子（抉择），最后实际上生了几个孩子（行动）。这几个因素均为个体因素，但个体的生育行为可以集合为总体生育水平。因此，生育打算和抉择调节个体生育意愿和群体生

2期《人口研究》编辑部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51

育水平之间的关系，可能致使意愿和行为出现悖离，并使基于当前的意愿预测未来的生育水平出现偏差。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可能表现在任何一个中间环节：首先，认为生几个孩子最理想并不表示自己意欲生几个孩子，于是出现第一重悖离（即意愿与打算之间的偏差）；其次，意欲生几个孩子也不表示自己一定选择生几个孩子，从而出现第二重悖离（即打算与抉择的偏差）；最后，决定生几个孩子到实际生了几个孩子之间还可能不一致，出现第三重悖离（即抉择与行为的偏差）。

悖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意愿本身的改变：出于对外在和内在制约性因素的一种应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打算随着育龄期的流逝而发生变化。比如，制约性的因素可能会提高意愿或打算水平，但更多的是起到抑制性作用；又如，基于配偶的意愿改变自己原有的生育意愿；再如，人们改变生育意愿以适应社会规范的需求（如：生男孩），或因深切体会到为人父母的成本和效用而改变生育意愿等。另一方面是打算和抉择的改变：种种因素使得人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育打算和生育行为，即便依旧保持原有的生育意愿。2008年，我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悖离的综述性文章，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关于生育意愿抉择理论、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现状及悖离的原因，并对中国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认识。其中谈到，意愿与行为之间之所以会出现悖离，主要是社会、制度、环境、个体生理等多层面、多维度因素互动的结果。

欧美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并非人们的生育意愿过低所致。相反，尽管大部分发达国家在世纪之交的生育水平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但人们的生育意愿却仍在更替水平上下；换言之，生育意愿都超过、至少是接近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根据1989年欧洲12国的调查结果，人们平均的理想生育意愿是2．16个孩子。其中，爱尔兰和希腊最高，分别为2．79和2．42，德国和西班牙最低，分别为1．97和1．94。但在这些欧洲国家，当时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都远远低于人们的生育意愿：1989年，欧共体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为1．6，低于理想生育意愿0．6个孩子。不仅欧洲，在亚洲的日本、新加坡、泰国、中国的台湾等已完成或处于生育转变尾声的国家或地区，意愿与行为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悖离现象。

3中国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在中国的政策情境下，由于生育政策的介入，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与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其一，总体上看，在生育意愿调查中，理想子女数低于更替水平。过去10多年全国和地区性的生育意愿调查数据都一再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的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低于2．1的更替水平：1997、2001全国生殖健康调查结果是，理想子女数在1．64 1．70左右；2002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生育意愿调查及一些非官方机构组织的调查结果都证实了低于2．1更替水平的理想生育子女数；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73个；2007年全国居民生育意愿社情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89个。就地区性数据而言，2008年北京市的理想子女数仅为1．4，2010年江苏省六地的调查数据显示，理想子女数为1．69（郑真真，2011）。

显然，我国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低于西方社会的平均水平。人们常常将过低的生育意愿归结为生育政策的影响的缘故，即可能是“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有条件的生育意愿”；政策的存在使人们不敢表达真实的意愿，较低的生育意愿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应答。这就暗含着一个假定：若没有生育政策这个紧箍咒，人们的生育意愿和总体生育水平都会提高；换言之，生育政策对生育

。

52人口研究35卷

其二，尽管意愿较低，但意愿大于行为的现象却比较普遍。不仅一些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如：上海、北京）人们的意愿大于行为，且在一些不发达地区也出现了这种现象。比如，上海白领的理想子女数是1．7个孩子，而过去10年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1．0。在湖北省宜昌市的长阳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多数人希望生两个孩子，但它们近十年的总和生育率始终徘徊于1．0左右。

其三，在生育率大大低于更替水平时代，政策对国人生育意愿的形成和生育行为的实现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尚不清楚。在生育转变早期，生育政策无疑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育意愿，重塑了人们的生育打算和生育抉择，制约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即便在后生育转变时代，也不能完全否认政策对部分人群的直接作用和对大多数人的威慑作用。但是，在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低生育率情境下，政策的作用相应减弱；相反，对生育行为产生更大影响的可能主要是经济社会因素。

因此，若考虑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和水平的影响，则有如下关系：

不同时期，政策与图中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强弱不同，一个总体趋势是渐行渐弱（且受制于经济社会因素的调节，而且，生育政策本身反过来也受制于生育意愿，这两点在图中均未呈现）。在后生育转变时期，政策只是生育行为的一个影响因素；在人们摒弃了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后，政策的作用显然越来越小：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其作用主要是威慑性的。

其四，中国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关系还受制于低胎子女的性别。可见，中国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与发达国家的有同有异，因为西方人的生育意愿主要是数量问题，而中国人还多了一个维度，即孩子的“质量”。这并不是说西方人不看重子女的质量，但中国人对孩子质量的理解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健康、教育等维度外，还有与性别偏好国家共有的子女的“性别”维度。对有儿子偏好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子女性别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子女优劣的分界：男性为优，女性为劣，故这种情境下的生育意愿可能是有条件的意愿。换言之，对部分人来说，生育行为更多是个变数，因头（两）胎的性别而异。

4小结

基于对低生育率情境下，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初步判断：

其一，三者之间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关系（特别是在中国生育政策的环境下），有待更多深入的研究；

其二，在生儿育女的过程中，人们的意愿、打算、抉择和行为都可能因外在或内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发生改变；国内外的实证研究表明，意愿相对稳定，行为变化最大；

其三，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的关系受到生育打算和生育抉择的干扰和调节，一个基本趋势是，意愿的子女数高于打算生育的子女数，打算生育的子女数多于决定生育的子女数，而决定生育的子女数超过实际生育的子女数，即意愿与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三重悖离。

因此，在利用当前的生育意愿预测未来生育水平时，需要考虑三重悖离的影响。

2期《人口研究》编辑部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53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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毃毃以日本为例看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周

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

研究主题

多年来生育意愿被当作一个重要指标，用来指导计划生育的工作。这背后的假设是人们具体的生育行为是理性的，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决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个体的生育意愿来预估一个社会的生育水平。处于不同人口发展阶段的社会，其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之间的差距以及差距的方向会有不同。就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契合程度我们可以归纳出三大模式：

（1）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人们有生育目标，也有左右生育数量的手段（避孕或人工流产）。结果，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达到平衡。

（2）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人们有生育目标，有控制生育手段但使用失败、干脆没有或不用控制生育的方法。结果，生育行为高于生育意愿。

（3）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人们有生育目标，有控制手段，但种种生理、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主动或被动）阻碍了目标的实现。结果，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

对一个希望利用生育来平衡、缓冲人口变化影响的社会来说，第一种和第二种模式更为重要，特别是生育意愿还比较高的情况。在人口急剧膨胀、增长速度过快时，人们更可能关心个体有怎样或多高的生育意愿，关心为什么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一样高或生育行为水平超过了生育意愿。这种现实极可能也应该发生在世界人口控制发生之前。现如今，多数发达国家及一些积极推行计划

生育多年的国家面临又一种极端现象，

也就是人们的生育意愿高，但现实生育水平却很低（上述模式3）。这种现象令很多低生育水平国家头痛，因过低的生育水平已对国家的发展形成了威胁，日

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①。本文利用日本政府的调查数据，

分析日本国民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差距及其变化的趋势。具体而言，我们首先分析日本人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发展轨迹，之后找出生

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差距、

发现其差距程度和方向的变化，最后讨论这类变化及其后果。文章分析所用数据来自日本厚生劳动省长期收集的有关“生育调查”的资料。这一资料的收集

最早始于1940年，

1952年之后每5年开展一次。最初相关调查只面向已婚人群，1982年开始吸收未婚人群至调查中。1992年调查项目名称从早年的“生育调查”调整成“出生动向基本调查”

。②目前这一连续性调查已经持续了13次，

2010年第14次调查的结果也将面世。我们的分析仅限于1977③ 2005年调查中15 49岁已婚有配偶的妻子的相关资料。

本文分析时所使用的生育意愿将以已婚人群的“理想子女数”④为标准，而生育行为则以代表

生育结果的生育水平来衡量。在难以将个体生育意愿和其终身生育数量挂钩的条件下，我们将以①

②

③

④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近年的报告中提到：“日本持续经历着下滑生育水平。这将导致人口总量减少、人口老龄化和个人生活的变化；给未来日本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ww．ipss．go．jp /pr －ad /e /ipss_eng-lish．pdf （第6页）http ：//www．ipss．go．jp /ps －doukou /j /doukou13/chapter0．html#01尽管日本很早就开始进行生育方面的调查，但有关理想子女数的问题也仅仅是在1972年开始加入到问卷中。在此之前的调查主要涉及生育水平。在问卷中，被调查者被问到“你们夫妻的理想子女数是几人”，其中提示被访者这“是排除任何现实障碍下的子女数”。与此相关的是“想生的子女数”的问题，这一问题期待被访者提供现实中夫妻想生几个孩子。本文将着重讨论理想子女数。

54人口研究35卷

人群生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来代表各年龄组妇女生育的实际水平。这种定义将允许我们最大限度地理解日本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距及其变化。

2分析结果

日本已经经历了多年的低生育率。单从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来看，日本自1950年代就开始经历生育水平的下降。1957 1970年代初期总和生育率基本能维持在2．1更替水平上下，之后自1977年开始便一路下滑。根据日本政府的资料，2005年的总和生育率下滑到了1．26。也即根据当年年龄别生育水平，日本妇女平均一生只会生1．26个子女，低于更替水平0．84个子女。这种生育水平持续降低的趋势让人们更能理解日本政府对人口变化趋势的担忧以及很早就开始进行生育意愿全国性、连续性调研的苦心。

然而应当看到，育龄在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并不像总和生育率这么低。多年来人们理想中的子女数始终大于2。1977年以来的资料显示1977 1990年代初，理想子女数一直保持在2．61 2．64个之间，1997 2002年间维持在2．53 2．56之间，而到2005年理想子女数又下降了近0．1个百分点，只有2．48个（见图1）。理想子女数与总和生育率之间有差距，且差距随年份越近差距越大。1977年时理想与现实相差0．8个子女，1987年时达到了1个，而到2005年则上升至1．22个。2005年日本已婚妇女的理想生育水平成为了梦想，或她们的生活越来越现实。生育行为远远低于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失去了追赶生育意愿的动力和能力。

图1日本总和生育率、已婚夫妇的理想子女数与最终生育数

Figure1Total Fertility Rate，Ideal Number of Children，and Number of Children Born in Japan

资料来源：（1）理想子女数和最终生育：http：//www．ipss．go．jp/ps－doukou/j/doukou13/

chapter3．html#31doukou/j/doukou13/chapter3．html#31

（2）总和生育率：http：//www．stat．go．jp/data/chouki/02．htm

总和生育率代表的是15 49岁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其中包括了各个年龄段、不同婚姻状态下的生育水平。如果人们的婚姻状态不稳定（如晚婚、不婚、离婚）时，生育水平会有所波动。日本政府在其相关调查中特别关注了婚姻持续时间长短的妇女的生育水平。以初婚且婚姻持续15 19年夫妻最终所生子女数为例，他们的生育也未能达到理想水平（见图1），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始终在0．32 0．48（2）。虽然这比理想子女数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差距要小，但它

2期《人口研究》编辑部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55

对人群的婚姻状态的稳定性要求极高（初婚且结婚已有15 19年），它更代表了1960年代（1962 1967） 1980年代（1980 1985）结婚并始终不渝的夫妻的生育水平。如今的社会环境、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都在变化，因此理想子女数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差别（见图2）可能更能体现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意愿与行为。以如此逻辑来衡量，近30年来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现实距理想越来越远。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为什么生育行为与意愿有如此大的差距（说与做之间的差别、口是心非、梦想不变）？人们在调查中还是说出了一些心里话。在1982 2005的20多年间，从回答集中程度来看，人们不想再生育来实现自己理想子女数的前三位原因分布在经济上考虑的“养育子女费用”、社会文化因素考虑的生育时“自身的年龄”和从生育对体力和精力要求考虑的“身心负担”几大因素（见图3）。现实中是否生育的考虑因素呈现出多样性的趋势，然而经济因素始终占主流。虽然在1982年时仅有46．3%的回答者有经济因素的考虑，但到1990年代后期、进入21世纪以来，65%的回答者都有了这种考虑。这种后果是日本社会消费和教育花费水平提高、个体更愿意或不得已在子女身上花费、还是社会经济的不稳定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预期费用提升的结果则有待于未来的深入研究。

图2日本已婚夫妇理想子女数与现实的差距

Figure2Difference in Ideal Number of Chilren and Fertility in Japan

资料来源：同图1。

图3日本夫妇不愿再生育的原因

Figure3Reasons of Not Having More Children Among Japanese Couple

资料来源：（1）1982－1997，http：//www．ipss．go．jp/ps－doukou/j/doukou11/doukou11．html；

（2）2002－2005http：//www．ipss．go．jp/ps－doukou/j/doukou13/chapter3．html#31

56人口研究35卷

从图3中列出但回答相对少的项目中我们发现，部分已婚夫妇虽然想生，但身体条件却不能满足。这些回答平均占到几次调查结果的15．4%。与这一问题相似但在早期问卷中未单独列出、2002年开始询问的问题是个体的“健康原因”，平均占到2002年和2005年回答者的18．3%。如果生育技术能帮助这部分夫妇实现个体的生育理想或个体能够调整好身体状况去尝试生育，日本的生育水平或会略有上扬。

除个人身体条件外，社会环境也是人们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的原因。2002年以来，回答社会

“没有让孩子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的被访者平均占到17%（2002年和2005年，数据未列出①）。这种回答反映出社会的发展虽然满足了人们其他一些要求，但却妨碍着人们满足其生育的需求。这一因素是社会对提升日本生育水平可有所作为的一个领域。

3结论

以上简短分析说明，以总和生育率为衡量指标的日本生育水平已经达到非常低的水平，但这并没有妨碍日本已婚夫妻希望有较多（高于更替水平）的子女②。尽管多年来理想子女数有所减少，

但因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更快，

2005年日本理想子女数（2．48）与现实子女数（1．26个子女）的差距几乎是现实中总和生育率的水平。这种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以及生育意愿本身也在降低的现实早在1977年就已出现。受资料的限制，我们目前无法掌握从何时开始日本人的生育行为就已落后于意愿。然而日本的例子提示我们，在一些低生育水平国家生育意愿再高也无法带动人们的生育行动。而生育意愿的持续降低预示着生育水平更不可能回升。在这些国家，研究人们不愿意生育的原因并因此改变环境才有可能最终提升生育水平，调整人口发展的轨迹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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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评论郑真真研究员从2006年牵头“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已历5年，分别在2007年开展了基线调查和2010年开展了跟踪调查。和大多数农业省份不同，江苏多年来实行的城乡都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同时规定，农村夫妇一方是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二孩（即“单独二孩”政策）。这样的生育政策实行多年的结果是，一方面农村地区的独生子女比例越来越高，许多地方都达到了60%，甚至90%；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符合当地

生育政策可以生育二孩的

“单独夫妇”越来越多。这无疑为观察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但，

江苏的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可以生育二孩的夫妇越来越多，但希望生育二孩的夫妇却不多，而真正去生育二孩的就更少。

马小红副教授多年来执着于北京市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研究，连续开展了多次有关的调查。北京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其显示的群众的生育意愿低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值得注意

①②http ：//www．ipss．go．jp /ps －doukou /j /doukou13/chapter3．html#31a

为配合1974年的“世界人口年”，日本1974年做过一次

“世界生育力调查”。调查对象为50岁以下已婚妇女（含丧偶），调查实施机构为厚生省官房统计情报部。这一调查询问的问题更为细致。有关理想子女数，问题包括了平均理想子女数、结婚当时妻子想生的子女数以及平均现在想生的子女数（已生子女数+想再生的子女数）。结果与厚生劳动省连续性调查略有不同，但都说明理想子女数高于现实希望的子女数；结婚初期女性

想生的子女数要高于后来想生的子女数，但低于平均子女数（厚生省大臣官房统计情报部，1976）。

2期《人口研究》编辑部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57

的是，北京市调查中出现的生育意愿的“城乡趋同性”，也即是说，不仅城市人口的生育意愿很低，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也很低。这是否意味着，我国长期存在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乃至生育水平的“城乡二元”状况将成为过去？对此。我们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杨菊华教授几年来对于如何认识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关系，结合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和文献的分析，多有阐述。在她的讨论中，特别提出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三重悖离”（生育意愿和生意打算的偏差、生意打算和生育抉择的偏差、生育抉择和生育行为的偏差），这无疑为我们进一步考察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更深入的视角。如果我们能对于这种二者之间可能的“悖离”有更确切的了解，那肯定会对我们通过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来预见人们的生育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

周云教授讨论了日本的情况。日本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又是中国的邻邦，日本的情况自然值得我们特别的关注。日本对于生育问题有着悠久的调查传统，因此便于考察在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问题上的历史演变过程。有意思的是，尽管日本的生育水平这些年来下降到了一个极低的水平，调查反映的日本夫妇的生育意愿却多年来没有多大的变化，其结果是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即二者的“悖离性”在不断增强。这种悖离性增强的趋势是日本独有的还是具有普遍意义？这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而日本妇女不愿生育的原因与江苏妇女的回答有着惊人的一致，同样令人深思。

本次论坛的讨论对于我们认识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有着诸多的启示，同时也表明，在这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和认识。希望本期的论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迎来对这一问题的更多关注和更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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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人口研究》编辑部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59

Fertility Intention，Fertility Behavior and Fertility Level

Fertility level of a population is an aggregated outcome of individuals＇fertility behaviors which are in turn deter-mined by their fertility intentions．While there is a relatively definit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behavior and fertility lev-el，there are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fertility behavior．There are contrasting opinions，with some believing that fertility intention equals fertility behavior while some others ar-guing that they are not equal and fertility behavior can be greater or smaller than fertility intention．The reason why fer-tility intention fails to represent fertility behavior in China is that people express their fertility intentions just responding to the fertility policy，their actual fertility performance will be a different thing．Therefore actual fertility can be hardly predic-ted from fertility intention．In examining the intrigu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intention，fertility behavior and fertility level，four scholars were invited to present theoretical arguments or empirical evidence to shed lights on this relation-ship in the context of below－replacement fertility in China．

Professor Zheng Zhenzhen，from th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is a leader of a5－year research project on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fertility behavior in Jiangsu Province where，different from the most of the provinces，the one－child policy has been enforced both i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the province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and a two－child policy has been recently applied to rural couples whose ei-ther side is an only child．As a result of these policies，the share of the only－child population is on the increase，and when more and more of them become marriageable，couples eligible for having two children are also on the rise．However，survey data show that there are not many of the couples eligible for having two children are wanting to have two，and very few have actually done so．Dr Mao Xiaohong，from Beiji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has been involved in multiple surveys in Beijing to examine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behavior，and the surveys yield converging pat-tern of very low fertility inten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Professor Yang Juhua，from the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at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presents an insightful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behavior，arguing tha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deviations，namely，deviation between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fertility desire，deviation between fertility desire and fertility decision，and deviation between fertility decision and fertility behavior．Professor Zhou Yun，from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Peking University，brings us develop-ments in Japan regarding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fertility behavior．Deviations have been enlarging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between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fertility behavior，as a result of declining actual fertility while basically unchanging desired fertility．The reasons that Japanese women state why they are actually not having children are strikingly similar to those reported by women in Jiangsu Province．Despite the above discussion，there is a lot more that need to be done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intention，fertility behavior and fertility level．

（责任编辑：宋严收稿时间：2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