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斯福新政与美国西部经济的崛起_邱建群

第44卷第1期2016年1月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44No.1Jan.2016

收稿日期：2015-11-16

作者简介：邱建群，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世界近现代史。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美国太平洋沿岸经济带演进历程、发展特征以及借鉴和启示”（L09BSS001）

的研究成果。

论罗斯福新政与美国西部经济的崛起

邱建群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辽宁沈阳１１００３６）

摘要：美国西部资源依赖型经济在大萧条期间遭到沉重打击。罗斯福新政的救济政策向西部倾斜，对西

部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保护和培育作用；联邦政府的农业政策提高了农民的收入，遏制了恶化的生态环境；

联邦政府的公共工程投资为西部经济崛起奠定了基础；“第二次新政联盟”扶持了西部企业家成长壮大。联邦政

府的救济和振兴政策使西部经济面貌发生了全新的变化。

关键词：罗斯福新政；美国西部；农业政策；基础设施；西部企业家

中图分类号：K712.5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6）01-0170-07

美国区域经济的兴衰和西部经济的崛起，是美国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关于20世纪美国西部经济崛起和转型的原因，美国史学界主要有著名西部史学家杰拉尔德·纳什为代表的“二战转折说”和以保尔·罗德等人为代表的“内生动力说”两种观点①。本文吸收美国学术界关于“大萧条和新政是美国政治与经济历史的转

折点”等研究成果〔1〕，另辟蹊径，试图通过剖析大萧条对西部经济的沉重打击，罗斯福新政对美国西部经济发

展产生的转折性影响，来说明新政的救济、振兴和改革政策措施在奠定西部经济飞速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是美国西部经济崛起和经济地位转变的主要原因的论点。

一、联邦政府的救济和振兴政策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培育作用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被美国当代经济学家称为“1790年以来我国所经历的20次大萧条中的任何一

次都更为严重”

的危机。大萧条对西部脆弱的资源依赖型经济的打击极为沉重，传统的采矿、石油、木材和农副产品加工等部门大面积萎缩，产量和产值锐减，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的收入大幅度下降。

美国的平均失业率在1933年约为20%左右，而在西部一些地区超过了25%，有些行业达到更高的程度。在华盛顿州，截至1932年底，建筑业的失业率为90%，伐木和锯木厂的失业率至少为50%。犹他州的失业率在1933年高达35.8%，爱达荷州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近51%。西部各州居民收入下降的幅度也是最大的。从1929年到1932年，东部新英格兰居民的收入下降了约三分之一，而西部和大平原的居民收入下降了大约一半。从1929年到1932年，美国收入下降幅度最大的7个州中，有5个位于西部（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俄

克拉荷马州、

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其中的爱达荷州年人均收入从1929年的529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268美元，下降了49.3%〔2〕。

①参见：Gerald D.Nash,World War II and the West:Reshaping the Economy,Lincoln:Univer －sity of Nebrashka Press,1990；Paul Rhode,The Nash Thesis Revisited:An Economic Historian ’s View,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3,no.3（1993）。DOI:10.16197/https://www.360docs.net/doc/9b17679244.html,ki.lnupse.2016.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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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建群：论罗斯福新政与美国西部经济的崛起171更为严重的是，西部整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境地。内陆各州难民和失业者纷纷迁移到加利福尼亚沿海城市，使得加利福尼亚州有125万人靠每月16.2美元的救济金为生，几乎占全州总人口的20%。1933年春，犹他州32%的人口需要通过政府救助基金获得食品、衣物、住所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北达科州三分之二的居民需要救助，超过12万人背井离乡寻求生计。在俄克拉荷马州，1931年的地方财政预算为450565美元，其中338 092美元，即超过75%的经费须用于救助活动。科罗拉多州因为延迟建立救济署结果导致了近千人袭击丹佛立法会议厅，甚至有人还想要抢劫粮仓〔3〕。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西部经济濒临崩溃之际推行新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罗斯福政府通过“百日新政”期间建立的联邦紧急救济署（FERA）和第二次新政期间建立的公共事业振兴署（WPA），以及重建金融公司（RFC）、公共工程署（PWA）、国家青年署（NYA）等其他新政机构，使联邦救济政策向西部倾斜，向西部各州注入大量资金。根据1933—1939年联邦资金在美国各地区分配统计报告的数据：西部17个州获得的资金总额超过124.95亿美元①，名列联邦资金在美国各地区分配的前茅〔4〕。

新政实施的救济措施和拨款、贷款项目，对于西部发挥了重要和巨大的作用。第一，救济了数以百万的西部人民，把千百万家庭和个人从破产或破产的边缘拯救出来。在华盛顿州，在公共工程署项目实施的第一年，就获得了1000万美元的联邦援助，用于支持桥梁、公路、州立监狱的建设，资助矿产和自然资源调查。截至1933年底，公共工程署在华盛顿州雇佣的工人超过54000人，从事粉刷建筑，修复道路，清理土地等工作〔5〕。在爱达荷州，联邦政府通过在爱达荷州的各种新政机构做出的贡献包括：为近20000名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有收入的校外劳动；为大约5000名贫困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提供兼职工作；为约20000个贫困家庭提供救济；约4000名工人在数千英里的道路项目就业〔6〕。在北达科他州，在1933—1935年期间共获得了将近2500万美元的各种救济和援助款项，每3个北达科他州人中就有1人接受紧急资金救助。联邦紧急救济署还在北达科他州推行以工代赈项目，包括建造2300英里的道路、114座水坝、60座桥梁，以及23个公园等，为失业工人提供大量就业机会〔7〕。联邦政府的这些公共工程项目，满足了西部人民当时最迫切的需要，给予他们以基本生活保障。

第二，使处于风雨飘摇的西部经济和人民福利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在联邦政府的帮助下，华盛顿州的经济开始大幅回升，居西部各州之首。到1937年，华盛顿州经济主要指标已接近1929年的水平。该地区伐木业、锯木厂、造纸厂、家具、木制品工厂的工人数目，几乎与1929年持平。在爱达荷州，企业所得税从1933年的26.5万美元上升到1939年的138.4万美元，人均收入从1933年的287美元上升到1939年的452美元。截至1936年，科罗拉多州人均收入增加了19%，内华达州增加了24%〔8〕。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表明，新政项目初步恢复了西部各州的经济活力，并且为日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西部人在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19世纪以来，美国西部一直以“独立的”（independent）和“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tic）西部而闻名。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经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始终贯穿其间，“联邦政府是西部的某种身外之物”〔9〕。然而，大萧条深深地震撼了西部，数百万西部人发现他们要在简单的生存方面依赖联邦政府，“大萧条、旱灾和沙尘暴削弱了西部依靠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仲裁者的理念”〔10〕。联邦政府已经开始扮演生活中主角的作用，成为西部人希望所在。同时，由于联邦政府在西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在促进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公共资金正在取代私人资本。这使得一些西部人的关注点从华尔街转向了华盛顿”〔11〕。这两个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它使联邦政府在西部的威信大大加强，联邦政府也开始大力参与西部经济的发展，这些对西部的命运和未来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①美国史学界一般认为西经100度以西，包括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得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内华达、科罗拉多、蒙大拿、怀俄明、爱达荷、犹他、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17州为西部地区，本文亦采用这一观点，参见：Don C.Reading,New Deal Activity and the States,1933to1939,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3,No.4.(Dec.,1973),p.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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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邦政府的农业政策对西部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指出：美国西部“不同于东部，农业仍是经济发展的中心”〔12〕。1930年代初，美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5.1%，而西部大平原6个州的680多万居民中就有将近7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13〕。因此，除了恢复就业以外，新政对西部经济影响最大的是农业政策。

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西部农业面临的一个严重危机是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农民收入下降，其幅度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广大农民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有“美国粮仓”之称的大平原上的北达科州，南达科州和俄克拉荷马等州，所受打击尤为严重。以北达科州为例，农民的年均收入降至145美元，而同年全国平均水平为375美元。该州三分之一的农户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农场和家园，超过12万人口被迫背井离乡去其他州谋求生计〔14〕。西部农业面临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危机，是农业核心地带生态系统的崩溃，大平原西南部的俄克拉荷马州、德克萨斯州，以及科罗拉多、堪萨斯和新墨西哥州部分相邻地区的狭长区域成了沙尘暴的策源地。沙尘暴导致大平原上超过2000万英亩的土地失去了一半的表层土壤，4000万英亩耕地遭到毁坏，另有2亿英亩耕地水土流失严重。在沙尘暴时期，美国大平原几乎一半的农场被废弃。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统计表明，在大平原地区除了一个县以外所有县的人口都在下降，仅在科罗拉多州就有3万农民被迫放弃了经营农业，数以万计的家庭成为荒无人烟的废墟〔15〕。另据估算，沙暴区那些背井离乡翻越崇山峻岭，被称为“俄基”和“阿基”等向西艰难跋涉的难民，其总数在100万人以上①。

新政把解决农业危机和应对生态灾难结合起来，并将其作为农业调整政策的主要目标。1933年5月，罗斯福政府通过《农业调整法》（AAA），先后成立了农业调整局（AAA）、农业信贷管理局（FCA）、安置管理局（RA）和农场安全管理局（FSA）等机构。农业信贷管理局共向全国农民提供贷款近40亿美元。其中的大量资金投入到西部特别是大平原诸州。据统计，从1933年到1939年，在前14个人均获得新政诸机构资助最多的州中，有8个州位于大平原；另据估计，到1935年底，根据《农业调整法》拨付的救济和贷款资金超过11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给予了10个大平原州，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德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农民获得了资金百分比的前五名。仅北达科他一个州在1933年至1940年间，根据各类农业项目拨付的资金就超过1.42亿美元。

《农业调整法》以及相关的拨款和贷款项目对于西部农业影响很大，也使西部人受益良多。第一，通过对西部的农业和畜牧业实行限产、政府购买和补助等措施，解决了价格偏低问题，保证了农民的基本利益。通过限产计划，小麦和生猪的产量下降了15~25%，棉花产量削减了近三分之一。同时农牧民也从政府的限产和收购中获得了收益，如棉农获得补偿的总额超过1亿美元。到1935年，农业生产管控政策已初见成效，农民的收入比1932年增加了50%。美国农业净收入，从1932年的19.28亿美元，增为1935年的46.05亿美元〔16〕。第二，西部农民获得了各种新政机构多方面的救助，其经济和福利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仅以北达科他州和爱达荷州为例，根据一项估计，截至1936年，北达科他州每3人就有2人通过农业扶助项目、商业贷款、紧急救助和公共工程岗位等形式，接受联邦的救助〔17〕。在爱达荷州，大约20000到30000农民与农业调整署签订了合同，获得补助金以维持他们的收入。另外9000个低收入农民获得农场安全管理局更多的实质性帮助。由农业贷款机构向该州农民提供的贷款超过5000万美元〔18〕。农场安全管理局向农场佃农贷款1.91亿美元，以资助他们购买土地，后又向95万农场佃农贷款7.78亿美元，以资助他们购买新农机、卡车、牲畜，或偿还债务。开始于1935年的农村电气化项目（REP），将使用电力的农户从1935年的11%提高到1939年的22%。到1940年，使95.6万个农场使用上了电力〔19〕。罗斯福政府实施的这些农业立法和新政项目，不仅起到救援和救助的作用，还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生活水平，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在解决土地滥用和生态灾难问题方面，国会先后通过了《泰勒放牧法》（TGA）、《土保护和国内配额法》

①“俄基”（Okies）和“阿基”（Arkies）分别指大萧条时期来到美国西海岸地区的俄克拉荷马和阿肯色移民，难民总数数据参见：〔美〕狄克逊·韦克特著，秦传安译：《大萧条时代》，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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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建群：论罗斯福新政与美国西部经济的崛起173（SCDAA）等法案，建立了土壤保护局（SCS）、民间资源保护队（CCC）等机构和组织。民间资源保护队在森林养护、水土保持和牧场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1941年，该机构雇用了大约350万名青年，总共种植25亿株树木，保护4000万英亩农田免受侵蚀，排干沼泽24.8万英亩，恢复近100万英亩的牧场，建造了800个州立公园〔20〕。《泰勒放牧法》是最具有深远意义的立法。1934年6月该法案规定：从公共土地中拨出超过一半的土地约8000万英亩给牧民放牧牛羊，联邦政府不再向私人出售西部公有土地，而是给牧民发放10年牧业许可证〔21〕。又根据1936年修订的法案，在未开发闲置的公共土地建立59个放牧区，放牧区包括1.68亿英亩的联邦土地和9700万英亩的其他土地。该法案的意义，绝不是仅仅解决西部十几万牧民在公共土地上非法放牧混乱情况那样简单，而是如美国著名边疆学者卡尔·艾博特指出的，它“决定性地终结了联邦政府将公有土地出售，为私人所有和供私人开发的时代”〔22〕。法案事实上关闭了西部公共领地，终止了1862、1909和1916年的土地法，结束了美国家庭农场的扩张①，从而杜绝了西部农民实行无序、粗放经营，以获得眼前最大利益的耕作方式。这些耕作改良、水土保持，以及土壤保护等立法和措施收到了成效。据估计，在《土壤保护和国内配额法》生效三年后，美国的水土流失率下降了21.7%〔23〕。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得到初步遏制。

三、联邦政府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为西部经济崛起奠定基础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向西部各州注入资金以创建一套全新的经济基础设施。新政时期建设的这些设施，有力地保障了二战时期美国西部军事工业迅速崛起、高效快速运行，并为战后经济转型打下了基础。正如美国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所说：“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大规模建设投资，二战后西部经济发展的转型即便得以实现，也会面临很多困难。”〔24〕

20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汽车客货运比例不断增大，西部一些城市如洛杉矶汽车普及率位居前列，但西部的公路建设相对滞后。从1931年开始，联邦政府积极参与国道等道路的建设项目。据统计，在1921年至1940年间，联邦和各州对国道（highways）、道路（road）和市镇街道（streets）的资助，总计为410亿美元〔25〕。在这一全部支出中，大约有150亿美元用于资助主干国道的建设。联邦政府资助了的国道30，国道60，国道70，国道66和国道80等公路的建设，这些全天候公路把西部城市与中西部和东部连接起来。其中国道66有“美国大街”和“母亲大道”之称，是美国历史上主要的东西交通要道之一，它东起芝加哥，途经8个州，直至加利福尼亚州海滨城市圣莫尼卡，全长2448英里（3940公里），1938年全线最终铺设完成。在大萧条时期，西进移民主要通过66号、60/70号和80号公路进入加利福尼亚州，仅在1933年进入加州的人口就超过50万〔26〕。

从1935年代中期开始，在公共事业振兴署等新政机构的领导下，修筑飞机场近1000个。1938年的《民用航空法》提出了一项对分散的西部城市特别重要的联邦援助机场建设计划〔27〕。1939年，国会根据国防机场发展计划（DLAND），批准拨款4000万美元，建设、改建、扩建250个机场。1940年，随着欧洲战事的发展，该计划又增添了149个机场。新建的许多机场设在西部，20世纪30年代，北达科他州新建30个机场，爱达荷州新建25个机场〔28〕。犹他州南部的加菲尔德县机场，作为公共事业振兴署项目建于1936年。该机场耗资约38669美元，拥有两条5000英尺长、500英尺宽的跑道。联邦政府的其他基础设施性质的项目涵盖极广，从县政府办公大楼到人行道，从法院到涵洞，从水处理厂到游泳池，从桥梁到高尔夫球场，从医院到滑雪旅馆。公共工程署和公共事业振兴署在华盛顿州兴建了246座公共建筑，在蒙大拿州建设了227座公共建筑，在整个西部建有

①1862年的《宅地法》规定，凡美国公民只要缴纳10美元登记费就可在西部获得160英亩土地。1909年，美国政府将《宅地法》授地面积从160英亩扩大到320英亩，获得所有权耕作期限从5年减为3年。1916年的法案又规定牧业地区《宅地法》授地面积为640英亩。到1930年代初，大平原上超过3.25亿英亩的土地开垦成农田。只剩下1%的原始高原和草原。整个生态系统都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农场。参见David J.Wishart,ed.,Encyclopedia of the Great Plains,WILDLIFE AND AGRICULTURE,2011University of Nebraska Lincoln,http://plainshuman－https://www.360docs.net/doc/9b17679244.html,/encyclopedia/doc/egp.ag.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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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座类似的建筑。例如，到1940年，公共事业振兴署在北达科他州建设了13643英里的高速公路，465座桥梁和425栋新公共建筑〔29〕。

除了投资基础设施和各种公共建筑外，联邦政府重新塑造西部景观最宏伟的壮举堪称西部大规模水利工程和电力设施的开发和建设。其中最著名的三大工程为科罗拉多河上的胡佛水坝、密苏里河上的佩克堡大坝和哥伦比亚河上的大古力大坝。大古力大坝建于1933年至1942年，是新政时期最大的公共工程建筑，由公共工程署投资6300万美元，华盛顿州投资37.7万美元建设〔30〕。这些大型水利工程发挥了多方面重要作用。第一，为西部广大城乡提供了充沛而廉价的能源供应。如大古力水坝，发电能力为6465兆瓦，是当时美国最大的水力发电设施。便于长途输送的水电动力，推动了从斯波坎到洛杉矶、奥斯汀等诸多城市的工业发展，也使偏僻农村的电力配给事业得到普及。美国农村用电农户，在1925年只有3.2%，1930年有10%，而到1950年则飙升至超过90%〔31〕。第二，为西部城市和常年干旱的农田提供水源和灌溉。如胡佛水坝不但通过259英里的河渠管道向洛杉矶输送水源，推动了该市的崛起，每年还可向上游的犹他、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和怀俄明州提供750万英亩-英尺灌溉水，向下游的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和亚利桑那州提供850万英亩-英尺灌溉水（英亩-英尺（acre-feet），灌溉水量单位，相当于1英亩地1英尺深的水量，即43560立方英尺或1233.5立方米。），使原来的荒芜之地变为绿洲。第三，为西部镁、铝加工，原子能，飞机制造，合成橡胶工业等新兴军事工业提供能源。以铝的生产为例，二战时期美国生产用于制造飞机的铝所需的能源，有三分之一来自大古力水坝所产生的电能〔32〕。此外，大古力水坝还为位于华盛顿州东南汉福德的美国第一座核反应堆生产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钚提供了所需的电力。杜鲁门总统曾高度评价哥伦比亚河上的水电工程，认为这些设施对美国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作用巨大，不可或缺。他说：“如果没有大古力水坝和博纳维尔大坝，美国几乎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33〕。

四、“第二次新政联盟”助力西部企业家成长壮大

联邦政府的西部政策和措施，不但拯救了数百万的西部人，保护了基本的生产力，稳定了农业和生态环境，创建一套新的经济基础设施，还促进了西部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在这个过程之中，“第二次新政联盟”起了重要作用①。

在1935年1月致国会咨文中，罗斯福总统释放出推行第二阶段新政的信息：“要复兴，就必须改革”。从这年春天开始，罗斯福推出了《全国劳工关系法》（NLRA）、《1935年银行法》（BA）等一系列重要立法措施，对“自私和对权力渴望”的银行家、金融家和企业家等垄断资本进行抑制，扶助“被遗忘的人”和“被忽视的集团”。罗斯福及其支持者这些打压和限制措施，触动了美国19世纪以来重工业与金融业经济联盟的利益，使新政初期罗斯福与华尔街垄断资本家的“蜜月期”终结。从1935年的银行法到1941年的《租借法案》，白宫与华尔街之间的关系达到20世纪里的冰点。这一空白期，给予了西部生意人以巨大商机。西部企业家在金融业、制造业和经济地位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改善。

第一，西部金融业崛起并进入了成熟发展期，已经具有较充分的能力提供大规模信贷促进和巩固经济活动。银行家阿马德奥·彼得·基安尼尼被誉为“将西部从东部的金融和商业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民间十字军运动梦幻般的领袖”之一，他的美洲银行，是西部银行业的代表〔34〕。1904年，他在旧金山成立意大利银行，资本不过8780美元。到1927年，通过并购和重组，意大利银行已拥有276家分行，3000万美元资本。1930年,该银行易名为美洲银行时，控制了加利福尼亚州40%资本，已是全美国，乃至世界第一大私营银行。在新政时期，基

①“第二次新政联盟”（Second New Deal Coalition）指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支持过第二次新政的利益集团之间的联盟。这个利益集团主要由资本家组成，包括商业精英和投资银行的银行家，他们大多来自西部和南方，多为建筑、石油、矿业、棉花、烟草等领域的重要人物。参见：Danial Conford Ed.,Working People of Californ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442-443；〔美〕凯文·菲利普斯著，王吉美译：《一本书读懂美国财富史：美国财富崛起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73-74、313-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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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尼尼向加州的电影业、葡萄酒行业投资，购买金门大桥建设的融资债券。在二战期间，他资助实业家亨利·凯泽和他的企业进行战时生产，仅对其造船业的贷款就达4500万美元。在新政年代和后来西部军事工业扩张中，美洲银行得到了快速发展。美洲银行的资本在1941年达20亿美元。在基安尼尼的带动下，西部形成了一批像美洲银行、西北太平洋银行、加州商业银行等有影响的大银行，它们取代了原先由东部银行控制西部经济的地位。正如基安尼尼所言：“西部拥有足够的资金以资助任何它想要做的事情；我们不再不得不去纽约寻求资金，我们也不再需要它的怜悯。”〔35〕

第二，西部工业开始崛起，诞生了以凯泽为代表的企业家。亨利·J.凯泽被称为“西部独立工业化的先锋”，享有美国造船之父和西部钢铁、水泥、制铝和制镁业开创者之誉。凯泽早年来到西海岸创业，靠做铺路生意发迹而成为西部工业巨头。1931年6月，凯泽整合西部几家建筑公司组成六大公司（SC）企业集团，次年获得美国政府5000万美元合同，成为胡佛水坝建设的主要承包商〔36〕。新政期间，他的公司参与金门大桥、马雷岛海军基地、博纳维尔以及大古力和沙斯塔大坝等项目的建设。凯泽公司总共从中获得1.1亿美元的利润，迅速发展壮大〔37〕。虽然凯泽的企业在二战期间快速扩张，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造船商，全国四分之一的铝和西部三分之一以上的钢铁的生产者，但是它的基础完全是在新政时期奠定的。

第三，其他西部金融家、企业家成长起来，地位和影响显著增强。支持新政的西部著名企业家还有犹他州银行家、六大公司合伙人兼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瑞纳·艾克尔斯，德克萨斯州木材、房地产和银行业巨头兼重建金融公司总裁杰西·琼斯，加利福尼亚州飞机制造商唐纳德·道格拉斯，西部建筑公司总裁斯蒂文·贝克特尔，统一钢铁公司总裁约翰·麦科恩，德克萨斯的石油家以及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经营者等〔38〕。这些企业家依靠新政项目和政治盟友的力量，得益于政府提供的大量资金和销售市场，都成为企业巨头和工业巨人，其中的一些人还成为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马瑞纳·艾克尔斯在1934年被任命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是第一位担任这一职务的西部人。他参与制定了1933年《紧急银行法》和1935年《银行法》，重组了联邦储备系统，被称为“新政项目的主要建筑师之一”。杰西·琼斯1933年被罗斯福任命为重建金融公司总裁，把重建金融公司发展成为在华盛顿拥有1500名员工以及超过32个分支机构的庞大的组织。从1932年到1941年，重建金融公司用于救济、借贷或公共工程拨付的资金超过94亿美元，被认为是二战前美国最有权势的政府部门。

五、结语

毋庸置疑，二战期间联邦政府调拨了大量战争防务资金投放到西部，军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崛起打破了传统的产业结构，从而摆脱了对东部的依赖，实现了西部经济的崛起和经济地位的根本性转变。但是，正如卡尔·艾博特指出的：“战时动员的勃兴是建基于10年甚至20年集中起来的坚定的准备工作之上的。”〔39〕特别是新政期间，美国不仅渡过了大萧条，还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西部。当二战即将来临时，西部已拥有了战时经济建设的主要条件和基础设施：重振了自信心和主动性的人民，企稳向好的农业和生态环境，一整套全新的基础设施，拥有从事大型工程建设经验的工人队伍，以及有进取心的企业家群体。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新政期间“联邦政府在西部的角色从推动者（promoter）转变为规划者（planner）”密不可分〔40〕。政策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政策是万万不能的。罗斯福新政改变了美国历史进程，对西部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美国西部开始崛起，在二战中实现经济转型，战后成为信息革命和网络风暴策源地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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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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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oosevelt’s New Deal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West Economy

QIU Jianqun

（College of History,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Abstract:The economy of the American Western that depended on resources was severely affected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Roosevelt’s New Deal relief policy favored the West,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tection and breeding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conomy.The federal government’s agricultural policy improved the farmers’income,prevented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the federal government’s massiv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west－ern economic rise;the Second New Deal Coalition support the western entrepreneurs growing.The federal government’s relief and revitalization policy has made a compete change in the western economic outlook.

Key Words:Roosevelt’s New Deal;the American West;agricultural policy;infrastructure;western entrepreneurs

【责任编辑孙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