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尘埃落定》对藏族民间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浅析《尘埃落定》对藏族民间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摘要：就阿来《尘埃落定》的创作与民族或本土文化的关系而言，它与藏族口传文学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作品对藏族神话的大量引入、重写与改造上面，而且表现在作品对藏族传说、故事的积极移植与改写上面，如此既有效地追溯了藏族古老而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与历史渊源，形成了作品丰厚的藏族民间文化背景与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也极其成功地拓展了小说的思想、文化与话语空间，实现了民族作家文学与民族文学的互动与嫁接，开辟了民族作家在学习外来文化的同时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创作道路。本文从藏族文学的三种表现形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三个方面论析《尘埃落定》对藏族民间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阿来；尘埃落定；藏族口传文学

世界上任何伟大文化都源自民间文化，民族精神来源于本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就是老百姓性格、情感的载体，特有民间文化构成特定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具有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阿来十分注重吸取民间口传文化的写作资源，继承与发扬民间口传文学作者的民间写作立场与表述策略。正如阿来自己所说：“我更多是从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这些东西中有非常强大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色彩……流传于乡野与百姓口头的故事包含了藏民族本身的思想习惯和审美特征。这些人物故事和史诗传说包含了更多对世界朴素而又深刻的看法。这些看法更多依赖于感性的丰沛而非理性的清晰，而这种方式正是文学所需要的方式。”。因此我们从民间文化形态的角度审视《尘埃落定》可以看出很多东西，如民间故事中的复仇原型、神话起源、两兄弟故事原型等。本文主要从藏族的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对《尘埃落定》进行解读。

一、《尘埃落定》与藏族神话

出于创作需要，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不仅大量引入了藏族神话，而且在当代写作语境中，运用现代意识重新追溯与审视了这些民族神话。

在《尘埃落定》中，较多的藏族宇宙起源神话被引入了小说文本，并构成了藏族口传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尘埃落定》的描写看，其中有两次提到关于世界组成的神话。第一次是小说开篇提到：“世界是水、火、风、空。人群的构成乃是骨头，或者根子。”这里只提到了“水、火、风、空”四种物质，与藏族的“五源说”无疑有着直接的文化渊源关系，除了没有“五源说”中“地”这种物，其他四种物质与“五源说”都是一样的。第二次叙述则是在傻子第一次与桑吉卓玛有男女之欢时。小说写道：“在关于我们世界起源的神话中，有个不知在哪里居住的神人说声‘哈’立即就有了虚空。神人又对虚空说声：‘哈’就有了水、火和尘埃，再说声那个神奇的‘哈’，风就吹动着世界在虚空中旋转起来。”这里所叙述的关于世界起源的神话，将苯教的“五源说”进行了适当的缩写和加工，将宗教典籍记载的可考性和严肃性去掉，用傻子的口吻随意地戏谑地叙述，宗教的色彩遁于无形。作者在这里对于神话看似信手拈来，毫不经意，然而却上承第一次对神话的叙述，将“地”这一物质化为“尘埃”顺势带入了文中，成为

主题显现的一种方式；下启傻子与卓玛的情爱之戏，正是这情爱所带来的欢乐与满足，使傻子想要在这个尘世有所获取的欲望得以展开，开启了傻子参与这个尘埃世界中一切纷争的热情。因此，对阿来来说，在作品中引入藏族创世神话是有其深刻的用意的。

在小说中，作者还描述了许多似乎由某种神力主宰而发生的场面。例如：济嘎活佛听到一群对世界茫然无知的小奴隶们在唱一首失传已久的歌谣，在经书里找到各种关于这个歌谣流传时所发生的不祥事件。与此同时，麦其土司与三太太央宗在地里野合时发生了种种奇特难堪的遭遇。而更神奇的是，麦其土司和济嘎活佛见面时，“大地像一只大鼓,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擂响了。在这巨大的隆隆响声里,大地就像牛皮鼓面一样跳动起来”,这成为对活佛感觉要发生点什么的预言的应验。还如，在麦其土司和汪波土司为罂粟发动了一场特别的战争。巫师和喇嘛们斗法，呼风唤雨，驱云逐月，将冰雹化为雨水，“喇嘛们随时注意的就是这些云彩,以防它们突然改变颜色。白色的云彩是吉祥的云彩。敌方的神巫们要想尽办法使这些云里带上巨大的雷声,长长的闪电,还有数不尽的冰雹”,天气的变化被认为是喇嘛们与神灵沟通的结果,所体现的是西藏语咒与符咒的神秘玄奥。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在藏民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因为生产力落后,藏民们对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便赋予了万物以神的力量和生命,诸多自然景观、当地风俗一经联想往往成了神灵的显现,从而具备了神秘的特质。②作者描写的这些场面，是神话思维在生活中的具象化，这些描写大大提升了小说描写的画面立体感，同时增强了小说时代刻画的真实感。

小说除了在文本与场面叙述上继承了藏族创世神话关于世界构成与运行规律的思维方式外，也根据自己的创作需要，对创世神话进行了创造性的改变。小说中，作者将藏族创世神话所说的世界的构成元素之一——“地”变为“尘埃”。而小说的题目即是《尘埃落定》，本文认为作者之所以作出这种改变，是基于作者在对世界的哲学思考基础上，出于小说的主题表现需要而进行的。从汉语的理解来看，大地是稳固的，坚实的，不宜改变的，静态的。而尘埃则是飘浮的，不稳定的，易于改变的，动态的。大地由尘埃构成，尘埃飞扬与尘埃落定，在于大地所承载的人类活动引起的反应。但是无论尘埃怎么飞扬，最后的结局都是落入大地的怀抱，这是不可更改的命运，就如土司的矛盾纷争无论怎么激烈，权势无论多么强大，最后也也免不了被消亡的命运。

二、《尘埃落定》与藏族传说

在藏文史籍所载藏族关于自身起源的三种传说中，猕猴与罗刹女结合衍生藏人可以说是唯一为藏族民间所认同并广为流传的一个关于藏人起源的传说。小说《尘埃落定》说到这则传说是在新派僧人翁波意西因为被指责攻击了土司而被施行割去舌头的刑法后，试图叫唤时的声音因为失去了舌头含混而没有意义。“没有了舌头的叫声含混而没有意义。有人说，黑头藏民是因为一个人受到罗刹魔女诱惑而产生的种族，也许，祖先和魔女的第一个后代的第一声叫喊就是这样的吧：含混，而且为眼前这样一个混乱而没有秩序的世界感到愤懑。”作者在这里用一句话概括了在藏民间广泛流传的传说，却别有深意。新派僧人翁波意西是傻子形象的另一个注脚。他比那些居住在宏伟辉煌的寺院中的许多僧侣更具佛性，他是一个经常思考的人，他第一次被割去舌头后，作者用藏族先民的“第一声叫喊”来比拟翁波意西在失去舌头后痛苦而愤懑的叫喊，暗示着这如同一个崭新的生命的呼唤，经历痛苦的挣扎后将带来生命的重生。翁波意西的丧失话语权的痛苦与

藏族先民诞生时的痛苦联系在一起，暗示民间的力量在强大的权威话语霸权的统治下，并没有被击垮；反而因为失去舌头，失去了语言的能力，思想的能力却此消彼长，更加强大更加明澈起来。因此，即使后来再次被割去舌头，彻底失去了话语的能力，但是酷刑下的翁波益西却遍体生辉，具有了某种神性的光辉。

三、《尘埃落定》与藏族民间故事

《尘埃落定》中傻子少爷形象的创造却又与藏族口传文学中的民间智慧人物阿古顿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阿来曾经说：“在塑造傻子少爷这个形象时……我想到了多年以前，在短篇小说中描绘过的那个民间的智者阿古顿巴……于是，我大致找到了塑造傻子少爷的方法，那就是与老百姓塑造阿古顿巴这个民间智者的大致方法。通过仔细的比较，傻子少爷和民间智者阿古顿巴之间的传承关系表现在诸多层面。如果说，藏族民间传说机智人物阿古顿巴是聪明、勇敢、善良的藏族人民的集中代表，是藏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尘埃落定》中的二少爷“傻子”身上无疑传承了前者身上的这些民族文化血液。阿来自己也曾讲过:在作品中，这种一脉相承的精神血流主要表现为两个人物都具有的淳朴的智慧、喜剧的气质，以及敢于抗争不惧死亡的英雄品格。

首先，傻子继承了阿古顿巴身上的智慧心灵。在藏族民间故事《三不会的雇工》、《佛爷吃糌粑》、《贪心的大商人》中，阿古顿巴或巧斗财主，或智取粮食，或惩治奸商，表现了藏族平民机智人物的足智多谋。《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尽管有时“灵光闪现，从最简单的地方提出最本质最致命的问题”，但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习俗与历史的惯性之中，因而与阿古顿巴有直接的继承关系。阿古顿巴和“傻子”这两者都寄托了创作者对一种返璞归真大智若愚式智慧的推崇。其次，傻子保留了阿古顿巴身上的喜剧色彩。例如在《吹吹我》中,阿古顿巴利用头人爱自吹自擂，虚张声势的特点，讽刺了爱讲排场的头人。“我”被视为傻子，“我”的话语被视为不合逻辑、不合时宜、不通事理，但“我”在面对重大历史与现实事件时的“惊人之举”和奇思异想，反而使“我”在矛盾斗争中始终处于优势。这种异于常人的思维与行为使得傻子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了充分的喜剧色彩。第三，傻子延续了阿古顿巴身上的英雄气质。阿古顿巴是藏族民间文学中的英雄人物，是贫民的代表，他代表了劳动人民的反抗和斗争精神，抒发他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对自由的渴望和向往。《尘埃落定》中的“傻子”虽然没有阿古顿巴等民间英雄人物身上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气概，但却继承了阿古顿巴的英雄气质。如在文章结尾，“傻子”面对携刀前来的店主不是抵抗或逃跑，而是自己爬上床躺下，以男子汉的英雄胸襟和气度主动承受杀手的刺刀。

综上，我认为作家阿来在小说《尘埃落定》中对藏族神话包括宇宙起源神话和人类起源神话的运用，不仅从文本上体现了对这两类藏族神话关于宇宙和人类起源看法的继承，而且从作品主题的表达上，体现了对藏族神话关于天与人、命运与抗争的哲学思考的继承，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哲学意蕴，拓展了小说表达的主题想象空间。其次，本文对传说的创造性运用，在于从情节的安排构造上吸取了民间传说具有的情节离奇，充满浪漫的想象力与创造性的特点。第三，论文发掘了藏族民间故事在小说《尘埃落定》创作中的重要内涵与价值。藏族民间故事不仅为小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语言叙述方式，而且为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提供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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