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流派极其嬗变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流派极其嬗变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流派极其嬗变

陈洪波: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学术流派及其嬗变

[作者:陈洪波转贴自:《历史学》201008 点击数:24 文章录入:teadmin ][摘要]由于社会环境、历史传统、知识来源、个性特征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存在多个学术流派,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和嬗递关系。本文对各流派之间的源流关系及其历史动囚进行了系统分析。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主要存在科学考古、传统考古和马克思主义考古三个流派。建国后的中国考古学,先后以“史语所传统”和“中国学派”为主流,它们的兴替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和学术自身的演变。当代中国考古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新特点,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史语所传统”回归的倾向。

[关键词]中国现代考古学;学术流派;嬗变

[作者简介]陈洪波,XX大学历史系博士后,XX师X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XX210093)。[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沪),2010,3。134—140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9XKG004)、XX师X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虽然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种种学术流派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是由于政治因素以及复杂的人事纠葛,往往成了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以至于人们在回顾考古学学术史的时候,大多是用形成、发展、进一步发展这些阶段性字眼来描述,而很少从学术流派角度加以探讨,更罔论触及这些学派本身兴替之原因。事实上,几乎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每个阶段,我们都可以辨识出具有自己鲜明特征的学术流派。之所以说它们构成一个学术流派,是因为它们之中的每一个,在考古学方法和技术上,以及在考古学解释上,都有自己的特点或者偏好。这种特点或者偏好,由各自独具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知识来源、个性特征等方面的因素所决定。其中社会环境是主要因素,决定了考古学尤其是考古学解释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下面按照时代顺序来探讨一下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学术流派及其嬗变过程。

一、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的三个流派

民国时期的中国考古学,或者说中国人自己从事的考古学,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流派。

第一是以李济为代表的“科学考古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后来成为他们的主要阵地。傅斯年是中国新史学和考古学的规划者,而李济则是傅斯年学术思想在考古学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实践者。他们最鲜明的旗帜和特征就是“科学”,科学主义是这个学派最重要的宗旨,科学主义史学派别是后来人们给他们的定位。这些人多是欧美留学生,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交流能力,同时大多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学兼中西,深味传统学术研究之价值,能够将科学与传统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自身内涵的中国考古学。他们都是热情的爱国者,又是崇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独立知识分子,具有理想主义情怀和献身精神,这

些都反映在其学术思想与行动中。当然,史语所考古作为一个开创性的学派,其丰富内容还远不止这些,值得人们做进一步研究和思考。这一派所开创的传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主流,李济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考古学之父”。【1】

第二是“传统考古派”,即中国传统学者所从事的考古。大概在当时人眼里,除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工作之外,其他机构和人员所从事的,都属于“非科学考古学”,或者说与金石学一脉相承的所谓“传统考古学”。其中最主要的是大学的考古活动,代表人物是著名的金石学家马衡。他们曾经创立了中国人自己最早的考古研究机构㈠匕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和中国考古学会,并且从事了一系列的考古活动。但是,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回声与他们当时的地位和声势并不相符。这主要与他们没有掌握所谓“科学考古方法”有关,但具体追究起来,与他们和日本人不成功的合作也有密切关系。除了大学国学门,这样的“非科学考古”机构和人员为数不少,包括北平研究院史学会、XX大学国学院、XX黄花考古学院等等,当时知识界之所以如此热衷考古学,除了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之外,与学术界对田野考古治学价值的认识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人物是苏秉琦,他并没有受过像李济、梁思永那样的西方训练,在战争年月里孤独地整理XXXX斗鸡台墓地的发掘资料,却做出了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划时代的成就。

第三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许多人可能不会承认民国时期存在所谓“马克思主义考古”。以田野发掘来衡量,当然如此,但是,如果从考古学解释的角度出发,应当说是存在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郭沫若、尹达都曾经以考古材料研究古代社会,实际上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考古材料进行解释,这也属于考古研究的X畴。苏秉琦曾经说,“将马克思主义观点应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几乎是和中国考古事业同步兴起的”。【2】其意所指,正是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出版于1930年,这是一部革命性的著作,不仅推动了史学革命,也推动了社会革命。同时,它也是对以史语所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学术的一种反思。多年以后。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领导人尹达还记得自己学生时代刚刚读到这部书时的兴奋心情。【4】但实际上这本书对田野考古发掘所谈甚少,主要使用的是铭刻学的资料。另外一部重要著作是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5】这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为数不多的考古出版物,以考古资料研究社会性质问题。这种所谓的考古学解释方式在民国时期考古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十分有限,并未介入学术主流。但是,郭沫若、尹达开创的这个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考古领域影响的传统,建国后在意识形态力量之下,成为一个正统,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二、新中国考古前四十年:“史语所传统”与“中国学派”

从民国到新中国,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全面占领史学阵地,当然也包括考古学。从政治信仰和人生观念,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旧人物呈现出新面貌。这种变化给考古研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成就。

新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个共同特征下,主要出于不同的学术传统以及新环境、新思潮的影响,新中国考古学形成了两个主要流派,各

自的代表人物是夏鼐和苏秉琦。X忠培曾经说过,这是影响新中国考古学的两个巨人。【6】

首先是以夏鼐为代表的“史语所传统”。夏鼐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创建者和掌门人,掌管中国文博考古事业30余年,直到1985年去世为止。他是一位意志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意志坚定的考古学家。之所以说他在学术上坚定,是因为他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自己清晰的学术定位、完整的学科体系、具体成套的方法和作为佐证的一系列的成果,这些东西足以构成一个十分明确的考古学研究“X例”。夏鼐的考古学思想,主要来源于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直接的关系。他自己曾经说过,新中国的考古学,实际上继承的是“史语所传统”。很多人研究过夏鼐的学术思想,而夏鼐自己的众多著作更是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脚。不要说一些具体的技术方法来自于史语所。我们注意夏鼐考古活动和研究的一些最突出的特征,如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考古研究,注重田野考古实践同时又吸取传统史学和旧金石学的传统,注重自然科学方法,注重中西交流史的研究,关注国外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注重实证不尚空论的治学风格。【7】除了第一点之外,实际上就是史语所学术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改造。X光直观察到,即使在意识形态干涉学术研究十分严重的年代,“资料、对资料的分析和政治术语共存于大多数考古发掘报告和论文中。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经纬分明,彼此之间的影响不大也不深”。【8】而据回忆,当年很多考古简报,受社会史研究风气的影响,往往在小结中多所发挥,而夏鼐作为考古刊物的主持者,甚不赞成,往往删去,尽力保持考古资料的客观性。【9】这些风格,无疑与傅斯年和李济所言“不尚空论”、“不做一切无味的发挥”【10】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对科学研究原则的理解和把握。

史语所考古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社会史研究上的薄弱,这与材料积累不足有关,但更与其“不尚空论”、注重实证研究的“科学主义”研究取向有关,即使夏鼐代表的改造过的新传统,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很大的改变。而注重社会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内容,是时代潮流和社会风气,所以与之并不完全合拍的“史语所传统”建国至今一直在这方面受到挑战,是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和思想根源的。而以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学派”之所以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则与对时代潮流的合拍或者说把握有相当的关系。

X光直曾经以提问的口气说,“有人说夏鼐先生在生前与苏秉琦先生之间对中国考古学的看法,有基本上的矛盾。如是事实,当如何解释?”【11】之所以说这两个巨人之间对中国考古学的看法有根本差异,正是因为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学术传统,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以学术界的通常说法,如果我们说夏鼐是一种所谓的“史语所传统”,那么苏秉琦可以称之为“中国学派”。【12】后者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步,终于后来居上,成为统治中国考古学界的主流学派。【13】

“中国学派”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主流派,有一个似乎很偶然的原因。因为这个学派的开创者苏秉琦是中国大学考古教育的主要创始人,是中国第一个大学考古专业——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办人。目前,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参加考古、文物、博物馆和大学教育的考古专业人员,基本上都是他直接或间接的学生。

但是,苏秉琦所谓“中国学派”的考古思想,之所以能够逐渐取代占据正统的“史语所传统”,开创了一个号称“苏秉琦时代”的“中国考古学新时代”,【14】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并非仅仅是受惠于人多势众、代代相传的大学考古教育,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分析“中国学派”的特征人手,并且与“史语所传统”相对比。

关于“中国学派”的特征,X忠培和俞伟超曾有全面的总结和说明。

这个“中国学派”,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理解,第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从考古材料出发,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仔细观察与分析考古现象所呈现出的矛盾,具体地研究中国境內各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內容的社会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

第二是在科学发掘基础上,运用由中国学者所发展了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通过考察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

第三是这种研究,以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作为目的。对促进人民群众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团结思想情感,有着重要的作用。

由这样的指导思想、方法论和目的性三方面结合在一起的考古学研究,正是新中国所特有的……

多少人的血汗浇灌,终于培育出了“中国学派”这一新种。【15】

苏秉琦代表的“中国学派”和夏鼐代表的“史语所传统”都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这是时代赋予它们的共同色彩。但在具体治学路径和取向上有明显的区别。具体而言,“中国学派”最突出的特征有两点,第一是对类型学研究方法的特别重视,第二是对社会史研究的突出强调。这两者都是“史语所传统”的弱项,而这两点又恰恰非常符合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以及时代潮流的需要。所以终于能够为中国考古学界大多数人所理解、接受和追随。

为什么考古类型学在中国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被提升到几乎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首先有技术上的原因。例如建立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学术阶段性需要、科学技术手段的落后、考古人才知识结构的偏差、传统治学思维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中国遗物遗迹的复杂性等等,都是可以讨论的话题。但是,对于“中国学派”的建立来说,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类型学在社会史研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逐步深化,创造出了越来越新颖、越来越高级的研究X例,取得了重要成就。X忠培总结说“中国类型学研究已经在世界考古学中居于排头兵的位置”【16】可谓并不为过。“中国学派”对社会史研究的重视,完全符合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社会巨变之后的时代需要、学术潮流和大众心理。使它站在了考古学研究领域的制高点。而且它所关注的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内容,始终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环境的变化而更新,符合时代潮流,故而引领学术进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一切,主要归功于苏秉琦的贡献。

相比而言,苏秉琦的学术有高度的独创性。不仅仅是学术观点上的创造,更有意义的是治学思路上的创新。与史语所的留洋派不同,虽然苏秉琦受过西方现代学术的熏陶,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却比史语所科学考古派更迅速而准确地摸到了类型学的门径,并且在越来越高的层次上取得了连续突破。

苏秉琦在民国时期对类型学的探索,已为考古界周知。这里重点谈一下苏秉琦50年代末期以后以考古类型学研究社会史的历程,这是他对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贡献,带有浓厚的本土性或者民族性色彩,为西方考古学中国化做了实质性的工作,实属苏秉琦学术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面。

从俞伟超、X忠培在《编后记》的追忆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一历程的大致轨迹。这是一个将时代压力转化为动力,并进而推动学术发展的过程。

1956年以后,尤其是在1958一l961年的“大跃进”时期,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把青年学生的含有合理性的要求和脱离实际的空想,统统鼓动起来。就在苏秉琦先生主持考古教学工作的大学,一大批考古专业的学生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口号,主X通过考古资料来研究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拒绝本学科的基本方法,批判类型学,以为搞陶器排队是“见物不见人”,幻想“以论代史”。在这场批判高潮中,苏秉琦先生首当其冲。【17】

这一段话交代的时代背景,包含深刻的历史原因。对青年学生的这种诉求,并不能够轻易加以全盘否定,类似的这种学术反思或者说反动,在考古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曾经引发了变革,如前苏联的“苏维埃考古学”和西方“新考古学”的兴起。中国考古学在该阶段的变革,就是苏秉琦在类型学研究上的突破。《编后记》接着说,在大批判之后,苏秉琦先生始终抱着追求考古学发展的一片减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寻找大批判中的合理因素。

就像他后来多次跟我们说的那样:“大批判以后,你们觉得没有事了,我却长期平静不下来。总是在想,过去的一套有哪些不足呢?如何才能达到大家的要求呢?怎样才能建立起正确的中国考古学系统呢?”长期的思索,执着的追求,使苏秉琦先生在50年代末期进行了用考古资料分析东周社会面貌及其变革的探索,60年代前半期进行了划分仰韶文化类型以及仰韶遗存反映的原始社会后期的社会变革的探索,总之,开始把类型学方法推进到可以进一步分析文化序列和为探索社会面貌作好基础准备的高度。经过“文化革命”的风浪后,他更找到了通过区系类型研究来探索以汉族为主题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这一重大课题。【18】

俞伟超、X忠培将苏秉琦以类型学为核心的考古研究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40年代以斗鸡台陶器和墓地为对象进行的较单纯的形态类型学研究;50年代末期进行了用考古资料分析东周社会面貌及其变革的探索;60年代前半期进行了划分仰韶文化类型以及仰韶遗存反映的原始社会后期的社会变革的探索;七八十年代达到顶峰,开始通过区系类型研究来探索以汉族为主题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这一重大课题。【19】在这一梯度推进过程中,苏秉琦为考古类型学的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考古学方法论上为中国考古在世界考古学舞台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俞伟超和X忠培对苏秉琦这一成就的最终认识是:

历史总是按辩证法的规律前进。一场批判类型学方法的高潮,促进了类型学方法的进步。苏秉琦先生正确对待了那种运动的两重性,推进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开始找到了运用考古资料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的途径,把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20】

虽然这段总结明显带有“过来人”的印记,但是核心认识却是一语中的:“找到了运用考古资料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的途径”。

许多人对苏秉琦考古思想的认识,只停留在建立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这一点上,但这并不代表其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苏秉琦的考古研究,核心内在诉求一以贯之,在于应用考古学方法进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即所谓“修国史,写续篇”,所以其最终发展到所谓“文明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问题,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以这些课题为重点,是社会环境变迁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苏秉琦“中国学派”顺应时代潮流,取代“史语所传统”逐步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如果说是时代环境和历史发展做出的必然选择,也并不为过。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的新走势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学派”无可争议的鼎盛时期,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考古学的走势开始复杂化。即使原来极其团结的“中国学派”内部,也开始出现了激烈的争论。【21】

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特别是对考古学这样的基础学科产生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特别是涉及考古事业管理者的政治态度,更是加剧了这种滞后。但在滞后之后,这些社会影响在考古学上终于明确地表现了出来。90年代的激烈争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平息下去,但实际上中国考古学自此之后,已经呈现出很多新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考古学先进理念、方法和技术的介绍和引进,实际上已经大大改变了中国考古学正常的发展进程。即使如某些学者所说,当前的中国考古学总体来看仍然只是西方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水平,属于所谓的“古典”阶段,但是,中国考古学已经不可能会按照西方考古学曾经经历的常规轨道演进了。具体来说,虽然中国考古学现在仍然处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发展阶段,建立和完善各个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和发展谱系的任务远未完成。大量的基础研究仍在进行,很多的基本资料仍要积累,但是当前的考古学研究受到西方当代考古学成果的影响,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文化史研究,在进行文化谱系研究的同时,人们也在积极进行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等多方面的探索。考古学者们除了习用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也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的技术和方法,以达到多方面的研究目标。这种新的趋势,不仅使考占学研究目标和方法走向多元化,同时也加速了考古学基础研究的进程。可以说,中国考古学今天在保持文化历史考古学主要学科特征的同时,也加入了大量的过程考古学以及后过程考古学的因素,体现出中国考古学当前正在循着一条“超常规”的轨道向前发展的趋势。还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这些,并没有损害中国考古学的民族性和学术独立性,而是提高了中国考古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22】

中国考古学在时代变迁影响之下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学术界已经有较多的评论和总结。如在2002年庆祝大学考古学专业(系)成立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大学考古文博院赵辉

教授曾经作有主题为《考古学与历史的重建》的讲演,关于当前中国考古学所处的历史阶段,他说:“随着学科本身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已经基本完成了物质文化史构架的重建,进入了历史研究的新阶段。”至于中国考古学是何时完成“重建”,进入“新阶段”的?赵辉认为是在90年代左右,发生了一个大的飞跃,和国际水平日益趋近。【23】在一篇名为《关于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的思考》【24】的文章中,王巍把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概括为“科学化、现代化、国际化、大众化”,后来又精简为“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王巍虽然是随着大家一起来谈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对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趋势的一种总结。

虽然我们还不能说自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X例”,更不要说构成了一个学派,但至少可以说它具有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足以使它与90年代之前的考古学研究形成阶段性区别,代表了一种新的学术潮流。

这股新潮流与“中国学派”相比,有一些非常突出的特点。其一,注重多元化方法,特别是科技方法,而并不仅仅是突出类型学和地层学;其二,研究领域更加宽广,不仅仅关注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也关注生态环境、农业起源、人类行为等社会各方面的课题,不仅具有历史学研究的传统,也具有人类学的一些特征;其三,修正了80年代初期在“全盘西化”社会风气下的一些极端影响,对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模式不再盲目崇拜,而是加强了中国考古学自身的本位意识,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觉性,学界基本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吸收西方考古学的有利因素十分必要,而以西方考古学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中国考古则完全是一个错误;其四,具有国际视野,对西方的学习和平等交流正常化,争取使中国考古成为世界考古学的一部分。从学术传统而言,这股潮流的成分来源十分复杂,主要是对“中国学派”和“史语所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也大量吸收了西方考古学的一些因素。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新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过去“史语所传统”的特点,我们未必不可以说,这是“史语所传统”在新时代的复苏或者回归。

通过分析以上各个学术流派风格特征的形成过程和演变,我们可以对整个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过程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主要存在科学考古、传统考古和马克思主义考古三个流派,建国后至20世纪80年代,先后以“史语所传统”和“中国学派”为主流,90年代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呈现出新特点,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史语所传统”回归的倾向。总之,中国现代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出现的种种思潮和流派,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的兴替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和学术自身的演变。

Modern Chinese Archaeology: Various Schools and Their Transitions

Chen Hongbo

Abstract:With a prehensive effect of social environment, historical traditions, learning sources and indi- vidual characteristics etc, modern Chinese archaeology has e into many schools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y have interacted and transmitt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and causes among these schools. In the first haft20th Century, Chinese archaeology had three schools, Scientific Archaeology, Traditional Archaeology and Marxism Archaeology.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main school was firstly Tradition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IHP) and then Chinese School. The transition actually reflects the social and academic changes. In a new time, contemporary Chinese archaeology represents many new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d ever he- longed to IHP.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archaeology; schools; academic transition

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脉络 (精选范文)

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脉络 中国的小说经历了一种从个人到大众,从庙堂到社会的锐变,小说不再成为人们消闲的工具,而是越来越成为反映社会现实,有益于民生的文学样式。这与五四以来的白话新文学的发展不无关系,正是白话文学的提倡,才使得人们从华丽辞藻,追求韵律的古典文学写作中解放出来,关注文学本身,关注“为人生”的文学,因此,现当代小说的发展时间并不长,确在这很短的时间中,诞生了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一方面源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向前发展,为广大作家提供了广泛的创作平台,也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另外一方面新时期以来,对“人”自身的发觉,也为作家表现人生,挖掘人性,提供了很好的意识导向。 总之,以五四为开端,中国的现当代小说历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从最初的思想启蒙,到后来的战火硝烟,再到意识形态的强加,最后到了新时期这种百花齐放。中国现代小说积累了丰富了的作品与理论形态。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是自由精神普遍深入到情感领域的产物.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萌芽于20世纪初,到五四达到高潮。

五四运动时期: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思潮发生分化.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低谷中探索,它大致沿着两条途径发展:①是由五四浪漫主义蜕化出30年代的田园牧歌型的浪漫主义,;再到40年代浪漫主义,一度回归文坛中心,新时期则再次复兴,不久它就整体性地消失在80年代中期涌起的现代主义潮流中了;②是与政治结缘,由革命浪漫主义蜕变为文革时期的伪浪漫主义。 30年代后半期: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在文学方面则要求左翼文艺界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调整文艺路线,其中包括重新评价“五四”文学,评估浪漫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以拓展文艺的社会基础。这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家是郭沫若 40年代:这个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潮回归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它作为一种因素融入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思潮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代表是:胡风。还有一个以徐讠于、无名氏等为代表的“新浪漫派”,新浪漫派赞同创造社的文学观,坚持“情感表达的自由”,代表作有:徐讠于的《阿拉伯海的女神》。 30年代末到整个40年代:浪漫主义思潮从地域条件方面获得了回旋的空间。代表作家是:解放区的丁玲和孙犁,国统区的路翎。把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落实到创作中,转化成“人民底原始的强力”和流浪意

各题材小说流派

专题一鲁迅、文学研究会影响下的乡土小说 一、概述: 第一个十年兴起的乡土小说,主于鲁迅影响下形成,于1924年前后蔚然成风,其主要作家多来自文学研究会及与之倾向相近的语丝、未名社的成员。代表作家如彭家煌、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等。此派作家以问题小说为借鉴而克服其短处,更多地从生活经验出发,以现代意识和真切生活感受进行创作,充分发挥其等所熟悉的题材,显示出小说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而于此流派兴起之时,受到周作人、茅盾、鲁迅等大家的影响。首先,周作人提倡乡土文学,认为乡土文学是新文学于本国扎根之重要创作,且乡土文学所呈现的地方色彩较好地克服了小说概念化的弊端,甚至以其本民族特色而促使中国现代文学获得立足全世界文学的地位。然而对乡土小说形成起释放作用及产生深远影响者,当为鲁迅。鲁迅可谓是乡土文学最早的开拓者与实践者,《吶喊》、《彷徨》中即显示出乡土文学的特点,简言之,一是显示出生活的生动性;如《故乡》中描写的杨二嫂,生动传神地刻画出乡村市镇小市民的形象。二是内容的深刻性;正如鲁迅虽描写乡土人事却更近一步表现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如《离婚》中的爱姑面对七大人的行举,于此上乡土小说作家多未能达到如此深刻的揭示,然而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对传统宗法制乡村弊端陋习的批判,具有颇强现实意义。三是高超的细节刻画;如闰土索要的烛台,吕纬甫所说的飞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的苍蝇等,这些具有象征意味的器物及细节意象,使得小说取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二、早期乡土小说流派的贡献; (一)、提供了中国农村宗法形态和半殖民地形态的真实图景;初期乡土小说较为真切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至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表现出农村于封建统治下闭塞、落后、野蛮的现状和身处其间的农民深受地主阶级、军阀及帝国主义势力打压下极为悲惨的处境。如彭家煌的《喜期》,台静农的《新坟》;且王鲁彦、许杰等作家更深入揭示出沿海农村于资本主义发展中形成的市侩心理与风气,及国人需依靠外国势力保护自身的可耻景象,如叶绍钧的《潘先生在难中》。 (二)、为现代文学提供多样的风俗题材;乡土小说作家大多注重描绘风习人情,涉及到各类风俗题材。作家描写风俗,一是为了揭示残忍的宗法思想,如蹇先艾的《水葬》便写出贵州边远地区抓住小偷便要绑上石头将之沉入江海的野蛮风俗,于中表现出作家对封建冷酷习俗的鞭挞。二是为了反映具民族、地方特点的传统方式及生活方式。如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写道的“冥婚”,这类习俗虽落后愚昧,但称不上残忍可怕,反增其特色。总体而言乡土小说流派开拓了风俗这一新的审美领域,对于促进新文学自觉描绘风俗、加强对文学民族风格的追求等方面做出一定贡献。 (三)、促进新文学地方色彩的发展;乡土小说作家注重客观地描绘各地农村的现实生活,尤注重对其风土人情的描绘,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王鲁彦多描写宁波镇海一带的农民生活,对当地地方风物及浙东风俗环境进行真实的观照;又如彭家煌擅于描写湖南闭塞农村士绅和乡民的生活;台静农多以故乡安徽的人事为题材。

中国考古学年表

中国考古学年表(1898~1984) 1898~1899 年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引起金石学家注意。这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俄国学士院派遣D.A.克列缅茨率领的探险队到新疆吐鲁番进行考古发掘,开帝国主义国家派人来中国盗掘并窃取文物的先例。1900 年敦煌石窟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 1900~1901 年中国学者章太炎、梁启超等在自己的著作中,论及远古时代考古资料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介绍西方考古学家进行史前时期研究的情况;·英属印度政府派遣A.斯坦因率领的考察队,首次潜入中国西北地区活动,主要在新疆发掘尼雅遗址和丹丹乌里克遗址;·斯文赫定率领的瑞典考察队,在新疆罗布淖尔附近发现并发掘古楼兰遗址。 1902~1903 年德国考察队由A.格林韦德尔率领,第一次到新疆活动,在吐鲁番和库车调查发掘;·日本伊东忠太在华北地区进行古代建筑及云冈石窟的调查;·日本大谷考察队开始在新疆活动,这次主要调查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窃取了一部分壁画。 1903 年刘鹗编纂的第一部甲骨著录书《铁云藏龟》出版,孙诒让据以作《契文举例》,甲骨学的研究自此发端。 1904~1905 年德国考察队由 A.von 勒科克率领,第二次来新疆活动,在吐鲁番和哈密调查发掘。 1905 年日本鸟居龙藏,在被日军占领的旅大地区作过初步考古调查的基础上,深入整个辽东半岛以至东北的大部分地区活动,并进行发掘(延续到1909 年);·德国探险队由格林韦德尔和勒科克率领,第三次来新疆调查发掘,在库车、焉耆、吐鲁番、哈密等地活动,直至1907 年。三次窃取的文物,最重要的是克孜尔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大量壁画。 1906~1909 年斯坦因第二次来中国,继续在新疆发掘尼雅、丹丹乌里克遗址。后又发掘楼兰遗址、米兰遗址,以及敦煌附近出土简牍的汉代烽燧遗址,从敦煌石窟骗取大量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法国中亚考察委员会派遣伯希和来西北活动,起初在新疆发掘巴楚和库车附近的遗址,并调查克孜尔、库木吐喇石窟,1908 年到达敦煌,骗取了写本文书中的精品约5000件;·日本大谷考察队派遣桔瑞超等来西北活动,开始在天山南北和吐鲁番调查,1909 年由楼兰遗址窃取李柏文书;·俄国П.К.科兹洛夫率领的考察队在内蒙古西部调查并发掘西夏到元代的黑城遗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关野贞于1906~1907 年调查河南巩县和洛阳龙门的石窟,陕西的汉唐陵墓,以及山东的汉画像石;·法国学者E.┵.沙畹于1907 年调查陕西的汉唐陵墓、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四川汉阙、山东碑刻,以及通沟高句丽墓群。 1910~1912 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滨田耕作在旅顺刁家屯等地进行汉墓的调查发掘;·桔瑞超于1910 年发掘楼兰遗址和阿斯塔那墓地。1912 年从敦煌石窟骗取一批写本文书。 1912 年法国传教士闵宣化调查内蒙古东部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 1913 年罗振玉将所藏甲骨文汇编为《殷虚书契》出版。后又出版《殷虚书契菁华》(1914)、《殷虚书契后编》(1916)及《殷虚书契续编》(1933)。殷墟正式发掘前出土的甲骨资料,以此四书收录最多。 1913~1915 年斯坦因第三次来西北活动,除继续在新疆考察外,主要调查发掘了敦煌、酒泉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西夏至元的黑城遗址,吉木萨尔的唐北庭都护府城址,以及吐鲁番的高昌古城和阿斯塔那墓地,再次窃取大批文物。 1914 年从此年起,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创办的天津北疆博物院,在黄河流域及白河沿岸开展古生物学和石器时代考古的调查工作;法国V.色伽兰等人调查陕西的秦汉陵墓、四川的汉代崖墓、石阙及广元千佛崖石窟。 1914~1915 年俄国人 C.Ф.奥尔登堡率领的考察队在敦煌进行测绘,并劫去第263 窟的壁画和一批写本文物。1917 年王国维发表《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及《殷周制度论》,对甲骨学研究有较大的推进。1918 年关野贞到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广泛进行古代建筑、陵墓和佛教艺术方面的调查。1919 年桑志华在林西、赤峰一带发现若干新石器时代遗址。 1920 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县北面的晚更新世黄土堆积中发现 3 件人工打制的石制品,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发现旧石器。 1921 年中国北洋政府聘任的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约请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共同在北京周口店考察,发现龙骨山遗址,发掘出第一颗北京人牙齿化石;安特生发现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以彩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并与师丹斯基、袁复礼共同进行首次发掘,由此提出“仰韶文化”的命名。同年,又发掘辽宁锦西县沙锅屯遗址;北京历史博物馆在河北巨鹿县发掘宋代故城遗址。 1922 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设立考古学研究室,马衡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日本常盘大定调查河北邯郸附近的南北响堂寺石窟。

智慧树知到中国现代小说选读章节测试答案

智慧树知到《中国现代小说选读》章节测试答案 绪论 1、1917年,胡适在《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上发表()一文,标志着新文学革命的开始。 《文学革命论》 《文学改良刍议》 《人的文学》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答案: 《文学改良刍议》 2、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里提出了新文学建设的三大目标,不包括:() 平民文学 写实文学 社会文学 讽刺文学 答案: 讽刺文学 3、“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晚清知识分子()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倡新小说。 梁启超 鲁迅 郁达夫 郭沫若 答案: 梁启超 4、根据福斯特的定义,以下哪句话包含情节?()

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 国王死了,后来王后死于心碎。 答案: 国王死了,后来王后死于心碎。 5、我们通常把鲁迅先生创作的《狂人日记》视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这篇小说发表于()年。 1914 1915 1917 1918 答案: 1918 第一章 1、1923年鲁迅发表了一则名为()的演讲,表达他对女性解放运动的看法。 《我的贞洁观》 《我的金钱观》 《傀儡之家》 《娜拉走后怎样》 答案: 《娜拉走后怎样》 2、以下关于小说《伤逝》的说法,哪些是正确的?()。 从子君婚后的作为来看,她认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 恋爱时的涓生和子君的相处模式像布道者和学生。 婚后涓生对子君的主要不满,包括她不读书,不上进,和子君没有精神交流。 涓生很爱子君,所以不想让她出去工作。

恋爱时的涓生,从子君婚后的作为来看,她认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 答案.和子君的相处模式像布道者和学生。,婚后涓生对子君的主要不满,包括她不读书,不上进,和子君没有精神交流。 3、小说《伤逝》采用的是()的限制叙事进行忏悔。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变化人称 答案: 第一人称 4、请选出以下关于小说《伤逝》的正确的说法:()。 《伤逝》的鲁迅先生写作的作品。 鲁迅先生写作《伤逝》小说是因为反对“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的思想。 《伤逝》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从相爱到分开的爱情悲剧。 《伤逝》的女主人公名叫子君,男主人公名叫涓生。 答案: 《伤逝》的鲁迅先生写作的作品。,《伤逝》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从相爱到分开的爱情悲剧。,《伤逝》的女主人公名叫子君,男主人公名叫涓生。 5、请选出不属于鲁迅先生创作的作品:()。 《伤逝》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朝花夕拾》 《故乡》 答案: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第二章 1、以下关于小说《沉沦》的解读,正确的说法有:()

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流派

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流派 京派小说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等。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萧萧》、《长河》等是其中较为出色的作品。 新感觉派小说 20年代30年代初出现的“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感觉派”小说的根本特点是特别强调作家的主观感觉而不太注重对客观生活的真切描写。刘呐鸥是“新感觉派”小说的最初尝试者,他创办于1928年9月的《无轨列车》半月刊,标志着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实践的开始。他的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是现代中国第一部“新感觉派”小说集。穆时英和施蛰存把“新感觉派”小说推向成熟和引身运用蒙太奇、人物心理分析等手法,凸现对现实生活的感觉和印象。《上海狐步舞》、《梅雨之夕》等是他们的代表作。 诗歌的“三美” 诗歌的“三美”,即“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这是由闻一多倡导的,是他对新诗理论做出的贡献。“三美”理论主张诗歌创作要有建筑的美、音乐的美和绘画的美。它是针对当时的新诗形式过分散体化而提出来的。这一主张奠定了新格律学派的理论基础,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现代派诗歌 30年代在中国产生的现代派诗歌普遍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启发和影响。同时又承接了李金发为代表的20年代中国象征诗派的某些艺术追求。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特别追求诗歌创作在总体上所产生的朦胧的美,追求以奇特观念的联络和繁复的意象来结构诗的内涵。现代派诗人往往以其特有的青春病态的心灵,咏叹着浊世的哀音,表达着对社会的不满和抗争,也流露出对人生深深的寂寞和惆怅。戴望舒是30年代“现代派诗歌代表”。 “孤岛”文学 “孤岛”指1937年11月至1942年12月被沦陷区包围的上海租界。“孤岛”文学即发生在这一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的文学,它密切配合形势,及时反映现实,巧妙揭露敌人罪行,讽刺殖民地的都市生活和知识社会的陈腐,表现当时的民族精神、社会声息。于伶、阿英的剧作,钱钟书、张爱玲的小说,唐弢、柯灵的杂文等都是其优秀代表。孤岛还出版了《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等重要着作及大量文学刊物。孤岛文学作为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重要一页载入史册。

考古学如何帮助我们探究中国历史

考古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根据实物遗存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就世界范围来说,考古学也才不过诞生一百多年。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将考古学传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才逐步发展起来。而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却在不断地创造奇迹,一次又一次地改写人类的历史。 以中国考古学为例。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但有文献记载的信史仅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其以上的历史,如三皇五帝、夏商王朝等,仅以神话的形式存在,于是很多人产生怀疑,认为前面的历史不过是子虚乌有,只是后人托古改制的借口而已。 近百年来,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和破解,尤其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对甲骨文记录商代世系的确认,可与《史记》中关于商代的记载相印证,证实了《史记》的真实性。这一伟大发现,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对中国早期光辉文明史的认可,也确立了考古学重要的科学作用。 随着不断有众多古代重要遗址、遗迹、墓葬、窖藏等相继重现世间,这些发现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具体而详尽的材料,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为中国历史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例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在七十万至二十万年前已有远古智人,生息繁衍在中国的大地上;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发现,证明了五千至七千年前的先民已经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其农耕技术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殷墟的发现,将高度发达的商代奴隶制社会全面地呈现在世人眼前。此外,新疆吐鲁番、尼雅等地区的汉唐遗址和墓葬的发现,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以及中西文化的交融。因此,考古学极大地延伸了人们的历史时空观,在为历史提供相应证据的同时,也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昨天、今天、明天的认识。 考古学范围极为广泛,包括从人类产生到近代以前的全部历史时期,内容上涵盖了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一切以实物形态遗留下来的史实。按照研究的年代范围、具体对象、所用手段和方法等的不同,有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田野考古学、美术宗教考古学、航空、水下考古学等分支。 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都以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两者以文字的产生为界,前者主要研究之前的人类历史,以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为主(有时也包括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后者主要研究有文字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当中以青铜时代尤其是铁器时代为主。田野考古学主要是以发掘为中心,进行研究。调查发掘的对象极为广泛,包括居住址、墓葬、道路、桥梁、都市、窑群、矿场等多种。特殊考古学包括以上三大分支以外的其他各种分支,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铭刻学、航空考古学、水底考古学等。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愈来愈多的实例资料重新为世人所认识,为研究人类社会各个阶段的历史提供极其丰富的佐证。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考验笔记整理)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考研笔记整理) 第一章——秦代都城、行宫与直道 第二章——秦始皇陵 第三章——秦代官吏与平民墓葬 第四章——秦各项统一措施 第五章——汉代都城 第六章——秦汉地方城邑与长城 第七章——汉代帝陵与王侯大墓 第八章——汉代官吏与平民墓 第九章——秦汉时期农业 第十章——秦汉时期工商业 第十一章——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和铭刻 第十二章——秦汉时期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第十三章——秦汉时期的中外交流及同周边地区的联系

第一章——秦代都城、行宫与直道 秦都城遗址 秦咸阳城遗址位于今陕西咸阳市东约15km的窑店一带,南临渭河水,北依咸阳塬。秦孝公十三年,秦国正式迁都咸阳,秦惠文王时期,对咸阳城宫室进行了扩建,后直至秦统一全国前,秦咸阳城从渭河北岸向渭河以南发展,最终形成了秦都咸阳的渭北咸阳城与“渭南”宫室苑囿的格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对秦都咸阳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扩建。 秦咸阳城遗址考古工作已开展40多年,已发现战国时代中晚期秦代大量宫殿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居址和墓地,以咸阳塬上今聂家沟至姬家沟之间的遗址最为密集,宫殿建筑遗址群周围大显墙垣遗存,推断这里应为秦咸阳宫殿遗址,以宫殿建筑遗址群为中心,在其西部发现有制陶、冶铸等官府手工业遗址,东部可能为“兰池”及“兰池宫”遗址所在地,西南部大量手工业作坊遗址,秦咸阳城遗址西部发现发掘了大批秦墓,西北部和远郊东南部分布有帝陵区。 宫城城址内发现有西北区、中区和东北区共7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属战国中晚期至秦代,位于亲都咸阳遗址中部地势较高的咸阳塬上。秦咸阳宫发掘的一、二、三号三处大型建筑遗址中,出土遗物主要包括砖、瓦、瓦当、丝绸等。 “渭南”有秦国的南宫(甘泉宫)、章台、诸庙、阿房宫、上林苑等建筑,其建设始于战国晚。秦咸阳城遗址考古发现说明,秦咸阳城的宫殿区安排在都城的高亢之地,宫城宫殿区居东西居中位置,手工业作坊区和居民区邻近渭水;秦都咸阳置南宫、北宫是就其方位而言,南、北宫建筑功能不同,秦北宫当为秦咸阳城之王宫或皇宫,亦秦咸阳宫,为都城之宫城,大朝正殿所在,一直作为秦咸阳城的政治中枢,渭南甘泉宫即为南宫,秦王政上台后,甘泉宫取代了作为外交活动场所的章台,并安排太后居住,使之成为太后之宫,因此甘泉宫与咸阳宫才有南、北宫之称,异于西汉长安城的两宫制,秦代都城“两宫制”是初期中央集权封建帝国都城的布局特点之一。秦咸阳城中,秦统治者一改过去宗庙与宫殿“平起平坐”的局面,大朝正殿居于宫室区的中心地位,宗庙居次要地位,且离开了宫城或宫殿区,被安排在渭南地区,充分反映了中央集权封建帝国的国家政治特点。 渤海湾西岸秦行宫遗址 辽宁绥中行宫遗址——宫城平面呈曲尺形,东南部建筑密集,北部和西部较为稀疏。 河北秦皇岛秦行宫遗址——金山嘴秦代建筑群遗址、山海关区石河口遗址。 渤海湾西岸秦代建筑遗址与秦汉碣石宫——姜女石建筑群、石河口建筑群、金山嘴建筑群。 秦直道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于始皇25年令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兴建,南起云阳,北至九原,全长“千八百里”,是连接中原与北方草原地区唯一的一条交通纽带,也是支援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军事防务的运输线,与长城共同构成秦朝北疆的防御体系。据近年来陕西、内蒙两省的考古调查结果,秦直道除部分地段有小的弯曲处,其他地段基本上是南北直线走向。在秦直道途经路线,目前已发现许多秦汉城址,其中包括南部起点林光宫遗址、北部终点九原郡址以及位于中部的成梁古城等,沿线还出土了大量遗物。考古调查表明,秦直道的施工很好地利用了地形特点,因形就势,不同地段使用不同修筑方面,南段大多利用子午岭的山脊稍加平整而成。秦直道及沿线古城遗迹,对于研究秦汉北方地区的历史,特别是交通通信史和民族关系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名作尔雅答案

鲁迅的《呐喊》《彷徨》(一):《呐喊》《彷徨》的底色和基调 1.《狂人日记》的作者是()。 A、胡适 B、鲁迅 C、巴金 D、老舍 正确答案:B 2.《祝福》收录在()。 A、《呐喊》 B、《彷徨》 C、《而已集》 D、《坟》 正确答案:B 3.《呐喊》《彷徨》的取材与写作意向是()。 A、对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的批判与揭露 B、对辛亥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及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 C、对知识分子道路和命运的探索 D、以上都是 正确答案:D 4.《彷徨》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共.篇。() 正确答案:√ 鲁迅的《呐喊》《彷徨》(二):《呐喊》《彷徨》的取材与写作意象 1.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 A、《狂人日记》 B、《孔乙己》 C、《祝福》 D、《故乡》 我的答案:A 2.鲁迅写作的爱情题材的小说是()。

B、《在酒楼上》 C、《伤逝》 D、《祝福》 正确答案:C 3.华老栓是下列那篇小说的主人公() A、《狂人日记》 B、《孔乙己》 C、《祝福》 D、《药》 我的答案:D 4.《药》采用了双线交错的结构,直指国民劣根性。√ 5.《狂人日记》表现了对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和揭露。√ 鲁迅的《呐喊》《彷徨》(三):鲁迅小说的艺术格局和语言创新 1.从结构上看,《呐喊》《彷徨》有三分之二均采用了()结构。 A、草蛇灰线 B、双线交错 C、横截面 D、意识流 我的答案:C 2.下列选项中采取独幕剧方式的是()。 A、《祝福》 B、《狂人日记》 C、《伤逝》 D、《风波》 正确答案:D 3.下列选项中采取仿传记体形式的是()。 A、《故乡》 B、《阿Q正传》 C、《祝福》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虽然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但它使传统历史学中单靠文字叙史的历史得以改变,传统的治史观念受到严重的冲击,考古学以其独特的叙史语言体系和方法在史学研究中担当着“重建史前史”和“证经补史”的重任,极大地开拓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展。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因资料的可靠性与特殊性,其史料价值与传世文物相比有很大不同,特别是与仅以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相比较,它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使人耳目一新,为历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更为清楚地显现出来。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和自然科技发展,大量的科学技术手段被应用于考古学科,高科技含量的新兴分支学科蓬勃发展,考古遗存中越来越多的关于人类行为和文化变迁的信息正逐步地被认识,考古学正以它独特的学科特性逐步地向人们提供了包括政治、经济、贸易、交通、商业、宗教等物质和精神范畴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新时期历史研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的定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虽然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其概念本身的内涵是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而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夏鼐先生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1] 而在今天西方考古学界却普遍认为,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是要从残缺不全的材料中,用间接方法去发现无法观察到的人类行为[2]。西方考古学界理论权威炊格尔指出,无论是考古记录还是物质遗存,如果不与人类行为相联系就根本无法了解它们。这也是考古学唯一可以与其他学科相沟通的方面[3]。实际上,中西方在考古学概念上的分歧是与考古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密切相关的,但无论如何,有着史学倾向和人类学理解下的考古学概念最终可以统一于“人类行为”或“社会过程”,因此考古学研究要做到“以物透人”。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领域。夏鼐曾指出,考古学“所要恢复的古代人类历史是要包括各个方面,不限于物质文化。考古学可以通过物质遗存的研究以了解古代社会的结构和演化,即所谓…社会考古学?,和美术观念和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历史”[1]。俞伟超也指出,考古学研究中应当注意精神领域的问题[4] (pp. 137~142)。 历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历史学指历史科学,它的资料来源既有文献史料,也有实物资料;狭义历史学专指在近代考古学产生以前延续下来的传统方法,是以传世文献为出发点来复原人类社会历史的,或称为文献历史学。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甚至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但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还存在着理解上的片面甚至是认识上的偏见。有人认为考古学是为历史研究提供实物资料的,好像考古学只是发现实物资料的一个手段,掩盖了历史研究的内容。对于二者的关系,夏鼐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指出。他认为,虽然考古学和历史学“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1]。在这里,夏鼐先生明确了历史科学的概念,也进一步强调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长期以来,考古学与历史学形成了明显的学科隔阂,对历史学科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朱凤瀚先生曾撰专文对二者关系做了全面恰当的评述,值得深思[5]。文章认为,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来看,现代考古学本质上仍当归入人文科学,亦即广义历史学中。关于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朱先生从学术界争论较多的夏史与夏文化问题入手,重点讨论了原史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作为原史考古学的一种探索,将有可信性内核的文献史料同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结合,得出带有探索性质的学术见解,应该是可行的”,而“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必然会与以研究文献资料(以及各种古文字资料)为主的历史学(含历史文献学)形成特别密切的关系,二者构成了研究历史时代的历史科学的双翼”。可见,考古学不管从取得实物资料的过程还是对实物资料的分析整理,以及对所反映的古代社会问题的分析讨论,是考古学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考古学最基本的特质就是以调查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作为基本研究对象,而文献历史学是以文献资料为基本研究的对象;同时二者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所以考古学应该是与文献史学相并立的独立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但二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上又有共同之处,无论考古

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

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 中国很早就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产生于1000年前的北宋,到清代更为发达,形成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下面由为你整理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的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 1928年10月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 新生代研究室的周口店发掘 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随后,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发掘山顶洞人及其文化。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墟等项发掘 1928~1937年间进行了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开始发掘小屯遗址的时候,发掘水平不高,主要目标是有字甲骨,还缺乏分辨复杂遗迹的能力。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学成归来,不久参与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辨识

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梁思永后又进行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他还参加小屯遗址的发掘,在发掘方法上有明显的改进。 从此,殷墟发掘走上科学的轨道,取得了较大的收获。在小屯村一带,先后发现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22000多片有字甲骨和其他珍贵文物;又在侯家庄商王陵区发掘10座规模特大的商代大墓以及上千座“人牲”祭祀坑,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科学资料。与此同时,又发掘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战国时期魏国墓葬,以及日照两城镇、永城造律台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 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广泛采用 国际上从50年代初期开始应用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方法,被视为史前考古学中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8年后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65年底建成中国第一个放射性碳素断代实验室,1972年开始公布年代数据。后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等单位,也相继建立这种实验室。各实验室已公布考古年代数据10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史前时期。放射性碳素断代已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必要手段。这为建立各种文化类型的年代序列,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科学根据。在探寻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进行夏文化的探索和先商、先周文化的研究方面,放射性碳素断代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他几种断代方法,例如热释光断代、古地磁断代、钾-氩

我的中国现代小说观

---------------------------------------------------------------最新资料推荐------------------------------------------------------ 我的中国现代小说观 我的中国现代小说观科目现代小说审美研究班级 2010 级汉教一班姓名刘聪学号 20100511341 论中国现代小说中的人学内涵我的中国现代小说观欧金尼奥加 林在其《意大利人文主义》中提到过: 文学是人文学,文学是人性之学,文学是一门研究人的诚实 的学科。 从 19 世纪人类文化发展进入现代阶段,民族文学向着世界 文学进行形态转换的前提下,小说形态时代性总体衍变,由此形成 了现代小说。 现代小说在美学上可以说是现代名族的心灵史诗,在文化学上 则是世界公民的艺术表征。 当现代小说在 20 世纪中国由传统向着现代开始文化转型的过 程中生成之时,其根本性的关键就在于确立了现代小说的人学性质 成为重建国民精神的民族史诗。 文学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对人的描写、对人性的揭示、对人的思 想情感以及整个精神世界的表现。 那么,其人学的内涵具体是指什么呢?在对现代作家作品人学 思想的理解、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人学内涵可分成四大部分:人性、人生、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一、人性 1918 年底,周作人发表了一篇名为《人的文学》 1 / 8

的文章。 在文章中,他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的,而并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的态度,而且还要展示理想的生活。 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的一种手段,根本目标在促成人性健全发展。 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文学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文学。 相对于人的存在,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显示了它的规定性;而相对于文学的规定性,人作为文学的创造主体在一个非人化的世界面前得以确立了自身。 文学与人之间这种相应的创造性构成了彼此的同构性,即人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创造而创造自身,语言艺术通过人的自我创造而体现自身的文学性。 人们在紧张的生活节奏或疲惫不堪的焦灼期待之余,自然渴望得到一种心理情感的松弛,得到一种本能欲望的宣泄。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代文化层次上的文学创作都具有鲜明的宣泄意味。 只是通俗文学是一种低层次的宣泄,侧重于放松自己,而现代派文学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宣泄,侧重于超度自己,或者说使人向类的自由升华。 在此,人的自然本性得到了两个向度的伸展:

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作用

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作用 考古学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以安阳殷墟为例。安阳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多年的历史了。2006年7月13日,殷墟因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和良好的管理与展示,在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3处世界遗产。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位于安阳市洹河南岸的小屯村,曾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包括宫殿、宗庙等建筑基址80余座,是世界最著名的“古典城邦”之一。宫殿区出土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很多都是世界之最。殷墟宫殿宗庙有众多甲骨窖穴。自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考证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后,这里共出土约15万片甲骨文,不仅证明了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中国古代文字的造字法则,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是中国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战国以来逐步确立的、通过《史记》等文献固化的以“三皇五帝”为核心的古史系统,在20世纪之前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性。而随着疑古运动的兴起、西来说的流布,旧有的古史体系趋于瓦解,甚至流于虚无。1所以殷墟的挖掘,便是对古史的一种验证。 殷墟中挖掘的陶器也能使我们获知商代晚期的都城大邑商、商朝历史和文化的丰富信息。以下两张图片分别为陶罍与陶簋。 1陈民镇.如何重建古史———从《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的争议说起[A].齐鲁学刊,2020年第1期

墟墓葬中随葬的陶器种类多样,既有普通老百姓所使用的日常用陶器,如觚、爵、斝、觯、罍、卣、尊、鬲、、甑、豆、盘、簋、盂、罐、壶、瓿、盆、瓮、鼎等,也有上层权贵所使用的陶器,如白陶,硬陶和原始瓷器,还有一些具有礼器性质的仿铜陶礼器,如觚、爵、鼎、尊、卣、斝等。依据陶器在墓葬中的出土情况,将墓葬陶器组合分为六类:酒器类;炊食器类;酒器与炊食器的配套;盛贮器类;炊食器和盛贮器的配套;酒器、炊食器和盛贮器的配套。以上组合,酒器和炊食器的配套所占的比例相当大,其它类组合占比例较小。而且酒器中觚、爵二器出现的频率较高,觚、爵组合已成定制,可见晚商时期仍是重酒的组合。通过组合可以发现,不同时期,同一墓区墓葬的陶器组合不同,即便是同一时期,不同墓区墓葬的陶器组合也有所区别。这种组合的原因,是人们的生活习俗还是社会礼制抑或是等级关系,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以安阳殷墟为例,我们就能看出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一个作用就是提供史料支撑,从实物材料中窥视历史,重现历史。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便是这一作用的完美诠释。虽然做不到完全重现当时的历史,但是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考古学与历史学带来的魅力。

中国考古学考点归纳

中国考古学考点归纳与总结 ——Collected by QQ 考古学导论 名词解释 【分支学科】金石学、古器物学、考古学、新考古学、后进程考古学、公众考古学、女权考古学、环境考古学、聚落考古学、民族考古学、田野考古学、功能考古学、 实验考古学 【物质资料】遗物、遗址、遗存、遗痕、灰坑、窖藏 【相关著作】考古图、宣和博古图、金石录、水经注、梦溪笔谈、武经总要、营造法式【田野考古学】洛阳铲、探方、探沟、隔梁、关键柱、磁方位角、罗盘、水平方格法、大面积揭露法、浮选法 【考古三大杂志】 【考古学年代】相对年代、绝对年代、地层学原理、类型学原理、标准型器、旋回地层学、地质年代学、气候年代学、三大气候信息库、年轮法、放射性时钟、C14、 AMS、达曼表 【考古学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中间理论 【环境考古学】三大气候系统、六大环境系统、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孢粉分析学、植硅酸分析、脂肪酸分析 【技术与经济】失蜡法、合金、Polanyi模式 论述 1·考古学与历史学、人类学关系(北大赵辉写的论文) 2·中国考古学史 旧石器时代考古 名词解释 【人类化石】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腊玛古猿、禄丰古猿、巨猿、爪哇人、元谋人、郧县人、建始人、蓝田人、北京人、金牛人、南京人、和县人、马坝 人、柳江人、河套人、山顶洞人 【文化遗址】周口店、萨拉乌苏、西侯度文化、丁村、观音洞、水洞沟、硝灰洞、泾渭文化、匼河文化、寺裕文化、百色盆地、富林文化、富源大河遗址 【工具类】 《石器》石片石器、石核石器、砾石石器、石叶、细石器、小石器、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石球、盘状器、大三棱尖状器、球状器、雕刻器、手斧

当代中国文学流派

中国近现代文学常识知识整理发 梁启超,又号饮冰室主人,曾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全部著作汇编为《饮冰室合集》。 近代学者王国维著有《人间词》及《人间词话》等著作。 《古文观止》是由清初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一部普及性的古文选本。 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和胡适是推动文学革新的两个代表性人物。《新青年》是当时主要的文学期刊。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它是最早成立的新文学社团之一,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刊物有《小说月报》等,成员主要有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等。 创造社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东京,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等。 新月社1923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 1922年春,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等因在湖畔写诗,并合集《湖畔》,被称为“湖畔诗人”。他们对新诗最大的贡献是爱情诗的创作。 广泛的社会批评是鲁迅早期杂文创作的特色。他早期的杂文主要收入《坟》和《热风》中。鲁迅(右图)后期杂文主要反映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和重大的政治事件,代表作是《且介亭杂文》三集。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它揭露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阿Q正传》是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这个人物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典型。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突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女神》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凤凰涅磐》和《女神之再生》。 郁达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沉沦》是作者留日时期生活和思想的写照。 徐志摩的抒情诗《再别康桥》把他对母校的深情溶进了别离时的形象和想象中。 茅盾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子夜》和短篇小说《林家铺子》。 老舍的作品很有北京味儿。他最著名的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是他的早期代表作。 林语堂主要从事小品散文创作。他提倡“闲适文学”。赴美定居后,用英语写作了长篇小说《京华烟云》。 戴望舒是三十年代“现代派”的代表诗人。《雨巷》是他的代表作。 沈从文最有特色的作品是反映少数民族地区风土民情的小说。中篇小说《边城》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曹禺,现代著名剧作家,代表作有话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钱钟书的中篇小说《围城》生动地描写了战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艾青,现代著名诗人,《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抒发了对抚育他的保姆的深情的追怀。 梁实秋的代表作为散文集《雅舍小品》。 冰心是现代著名女作家。她的散文柔美、清俊,抒情性很强,被当时的读者誉为“冰心体”。 冰心影响最大的作品当推散文集《寄小读者》。母爱、童真是作品的主要内容。 张恨水是通俗社会小说家。他的作品语言精炼,明白晓畅,其代表作《啼笑姻缘》是三十年代销售量最大的长篇小说。 张天翼是现代文坛杰出的讽刺作家。他的小说主要描写小市民的灰色人生和部分知识分子的庸俗虚伪,以及他们矛盾可笑的心理状态。他写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不仅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史上的名篇,还被列入世界优秀短篇小说之林。 胡适是现代诗人,著名学者。他是积极推动白话诗的先驱者之一。他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 周作人的散文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风格冲淡平和。代表作有《乌蓬船》。 爱情诗人冯至是个很有个性的诗人,鲁讯评价他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诗集有《昨日之歌》。 现代女作家丁玲的代表作有日记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和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闻一多是现代著名诗人,学者。他提出了著名的“三美”原则:建筑美、绘画美、音乐美。他的作品大多表现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诗集《死水》是他的代表作。 叶绍钧(圣陶)善于描写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潘先生在难中》是大家熟悉的优秀短篇。 赵树理是中国农村题材的优秀小说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 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是中国现代民族新歌田汉与冼星海在一起剧的奠基之作,它继承了民族传统,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歌剧的长处。 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全部采用陕北民间流传的“信天游”写成,节奏流畅明快,语言在朴素中具有形象美,音乐美。 丰子恺是一个有独特艺术气质的散文作家。代表作是散文集《缘缘堂随笔》。 田汉是中国现代卓越的戏剧家,是“五四”后早期话剧运动的开拓者之一《名优之死》是其代表作,他是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

人文类博物馆与历史学和考古学发展的关系

人文类博物馆与历史学和考古学发展的关系 近几个世纪以来,博物馆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博物馆蓬勃发展,而人文类博物馆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发展始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的博物馆绝大部分是历史类博物馆,博物馆藏品的来源,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挥都渗透着历史学和考古学。 一、博物馆离不开历史学、考古学这两门学科的指导。 依据我国国情,从过去到现在建立的博物馆中,历史类博物馆占大多数。在这些历史博物馆里,收藏陈列的多以考古藏品。要想高质量、高水平地发挥历史类博物馆的作用,不仅需要用博物馆学理论进行指导,而且必须用相关学科(历史和考古)的理论和实践指导。王绵厚同志在《博物馆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代序)》一文指出:“作为博物馆虽然与多处学科发生联系,但是一般看来,博物馆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的关系,这是在大部分博物馆中最亲密的两个学科。无论是中国通史博物馆,还是地志性或遗址性历史博物馆,都离不开历史学、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指导。而且由于大部分历史博物馆的工作者,都出身于历史、考古学者,如同中国的近代工人,大部分来至农民一样,更加深了历史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血缘’关系。对这三门学科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打一个不一定完全贴切的比方,就如同一个人,历史博物馆考古藏品好比骨头和肉,历史唯物论观点好比血液,在外边包裹着骨肉和血液的皮肤就如同博物馆。也就是说,在历史博物馆里,收藏和陈列着历史材料和考古实物,同时也贯串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是历史博物馆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正是这些基本条件,共同实现着历史博物馆的功能,去说明历史,表现历史的进程和规律。因而,要想把历史博物馆办成高水平、高效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地,除了发挥基础作用外,还要深人研究历史学、考古学,研究博物馆与这两门学科的内在联系,研究这两门学科的理论和实践,以便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博物馆的工作进行全面指导。 二、博物馆与历史学。 众所周知,我国的博物馆学起步很晚,它从一开始就隶属于史学家整体的史学体系。博物馆的本质是什么?这里所用的提问方式是史学的,回答的正确与否,也一直以史学标准衡量。从博物馆学所确立的基本问题上,已清楚地显现出博物馆对史学的依附。这一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而且将来也未必有明确的答案,以至于这个问题被大多数博物馆学者所放弃。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向题本身的难度,而且因为这个问题即便被解答也缺乏现实的意义,缺乏面对现实的力量,似乎只是在玩一种逻辑游戏。史学家对博物馆的关注是因为博物馆对他们治史有益,他们只是史学家而不是博物馆学家。迄今为止,博物馆未能有独立的形态。传统的惯性使博物馆一如既往地随着史学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历史学者分析某些史事偏重于选择史的原因是处于“人类经历的各条道路的起点上”,“处于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与万物混杂中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这一点上。”毫无疑问,史学一直影响着博物馆学,对博物馆研究大有裨益。然而,如果博物馆只是生来就为史学服务,去达到史学所要达到的目的,又何必要费劲把博物馆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呢?博物馆只是反映论的一部分。博物馆对经济的依附等诸如此类的命题,令人对博物馆学顿生轻视之心。如此简单地套用反映论,正证明了史学理论的苍白。反映论的合理性和应有域限需要博物馆去证明,但博物馆对反映论的套用却使自身丧失了本性。 博物馆似乎只是为着史学而生存着。其陷入困境是必然的。对博物馆的本质作没有结果的探讨,由于是一种探素,是对智慧的追寻,是对现存事物秩序的认识,因而具有了价值。然而,在讲究实用,注重功利性的今天,那种没有结果的探讨是不可能具有价值的。对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或社会伦理方面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在这种伦理型文化氛围中生长的中国人,对学问、知识的选择往往出于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功利目的。诸如“我为什么要参观博物馆”,“博物馆于发展经济有什么用”等等问题及其对博物馆冷漠、陌生、与市场经济直接相关,但同时反映出博物馆依附于史学的结果是远离现实,成为空中楼阁。因为史学的目标与博物馆的目标并不一致。何况现代博物馆也已走出空洞的思辨,直接参与现实和生活。所以,长期以来博物馆对史学的依附是使博物馆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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