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瑜：钱学森先生改变和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

张瑜：钱学森先生改变和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

——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第一届毕业生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张瑜

在纪念我们敬爱的系主任和恩师，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钱学森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我想主要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受为线索，探讨如何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问题，并以此缅怀和纪念钱学森先生。

一、引言

钱学森先生不仅是一位闻名于世的大科学家，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杰出的教育家。钱学森先生是发起和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成员之一，是以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郭沫若先生为主任委员的、科大建校筹备委员会的十位委员之一。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全科学院办校，研究所与系结合）办校方针的形成中，在担任近代力学系（原名力学和力学工程系）首任系主任并确定近代力学系办学方针、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以及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而亲自指导学生科研活动，研制小火箭等开创性的工作中，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对全国教育界都很具影响力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基础课”[1]，“近代力学的内容和任务”[2]等指导性文章。

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指导下，在郭沫若、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等著名科学家的鼎力运筹下，一所以尖端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填补我国科技空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主要目标，实行理工结合的新型大学，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组建成功了。这堪称世界科学史与教育史中的一个奇迹。五十余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国家培养了数万名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和多方面的骨干，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优秀科技人才的培养为例：在中国科大五万多名本科毕业生中，涌现了五十多位中科院和工程院的院士。这种千人出一院士的比例在我国高校中列名第一，且遥遥领先。在钱学森先生主持工作的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文革前入学的1958级至1965级这八届毕业生共一千人中，出了七位院士，比例为千人出七院士。而在他亲自授过课的近代力学系第一届和第二届（即1958级和1959级）共约五百名毕业生中，出现了五位院士，形成了百人出一院士的比例。如果以有更多机会接触钱先生、聆听他教导的第一届（即1958级）学生为例，那么在近代力学系二百多名首届毕业生中，就出现了三位院士，形成了不足一百人出一院士的格局。这样的结果，不能不说与钱学森先生的培养教育，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有极大的关系。这一人才培养成绩的得来，绝非偶然。

学习、研究和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既具理论意义，又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以及开创未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为什么我要改变高考第一志愿？

历史翻回到1958年的初夏。那时我正在北京四中上学。高三的第二学期，莘莘学子们开始为填报高考志愿处心积虑——要列出一个国家很需要、很有发展前途而同时又是自己很喜爱、且能够发挥自身长处的志愿序列表。北京四中是一所名校，学生们的平均学业水准较高。当时我和许多同学并不愁考得上考不上大学的问题，而是如何填报好第一志愿。那时北京四中理工方面的课程很强。物理老师张子锷化学老师刘景昆都是全国闻名的特级教师、劳动模范。前者是全国人大代表，后者是北京市人大代表。物理是我的强项，想来想去，第一志愿还是报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吧！因为当时它被广泛认为是最难考的，搞尖端科学的专业（比如原子能等等）。其实对于高中的物理课程，我最喜欢和擅长的是力学部分，原子物理还在其次。前苏联1957年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极大地鼓舞了有志学航空航天和火箭技术的人，而我对航空航天几乎着了迷。对于什么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以及运动学，动力学，以至天文学兴致很高，求知欲很强。我曾不止一次地去当时的“中苏友好协会”礼堂，观看前苏联有关宇宙航行的科教影片和科学幻想影片，对其内容至今印象很深。怎奈不知道该报哪所高校的什么系或专业为第一志愿，将来才有机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或研制工作。

一天傍晚，我父亲从北京市教育局开完会回家。他当时任北京市第50中学校长，因学校离家远，工作又忙，通常只有周末才回家。不知是因为教育局离家较近？还是他特意回来一趟？他手里拿着一个不大的笔记本对我说，会上传达了一个即将见报的重要消息——中央决定成立一所新型的，专攻尖端科学，以填补我国急需空白学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任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任力学系主任，开设与火箭、人造卫星等相关的专业；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任数学系主任；……还有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高分子物理与化学、技术物理、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等等相关的系和专业。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霖：可找到我倾心的学校、系或专业了。

钱学森先生当时就是一位在国内外素享盛名、具有一定传奇色彩的科学家了，是许多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对我来说也不例外。能有这样的名师教导和引路，是我的渴望。于是我暗下决心，把高考第一志愿义无反顾地从著名老校——清华大学的金牌专业工程物理，改变为新创办的中国科大力学系。可以说，中央鼎力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钱学森先生任力学系主任这一事件，在我成长道路的重要路口，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中央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决心、魄力和远见卓识，如果没有钱学森先生的影响力，这一改变是不可能的。

1958年9月21日，人民日报以“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的一项重大事件”为题，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正式成立与开学[3]。

三、钱学森先生亲自为我们制定教学计划，聘请

“科学院的大炮”（顶级科学家）为我们授课

钱学森先生重视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他并不因肩负国家航天工程重任，工作繁忙而放松对科大力学系的领导工作。他科学地、富于远见地确定力学系的办学方针，精心安排力学系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师资力量，工作做得非常深入、细致、到位。实践表明，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独具战略眼光、具有卓越组织管理才能的教育家[4]。开学之初，他为全系学生宣讲教学计划时，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指导方针，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两点：

1.教学内容要做到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他指明，对学生在业务方面的培养目标，应当类似于“研究工程师”，即：有科学研究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或者说，是具有一定工程技术才能的科学工作者。他不赞成在科大培养远离工程技术与工程实践的专门的理论人才，也不赞成在科大培养缺乏科学探索精神与能力、只了解工程知识的单纯技术型人才。他认为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要求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

2.为了达成上述培养目标，他使课程设置有利于学生打好坚实而又宽厚的基础，既包含较深厚的科学理论方面的基础，也包含如工程制图、材料力学、机械原理等必要的工程设计方面的基础。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将会是多学科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如果基础薄弱或过于单一，将严重影响科技人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根据工作需要跨越学科界限开展工作的能力，进而将阻碍科学的发展与技术创新。他曾形象地比喻，我们的知识结构应当像“金字塔”,这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空间，才有后劲。

对于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设置，则突出了先进性与前瞻性，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紧密相连。

此外，对于科学精神和严谨、踏实的学风的形成，对于刻苦钻研业务的意志与毅力的培养，除在各门课程进行的过程之中对学生有所训练之外，他还通过多次讲话、报告和谈话，对我们谆谆教导，有时结合他的自身经历与大家交流。其中不少内容和精辟的论述感人至深，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为了让学生打好基础，钱学森先生除了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用心良苦、精心设计之外，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安排和聘请一流的、顶尖级的科学家为学生们授课，对于基础课教学，也是这样。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任课教师名单时，他那踌躇满志和兴奋的神情。他高声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安排的时候，感到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期和想象，甚至有点难以置信。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更没有奢望过，竟然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主任、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1956年与钱学森先生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殊荣的数学家吴文俊先生给我们讲授“高等数学”课；化学课也是由当时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的蒋丽金博士讲授。到了大学二年级，由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先生继续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到三、四年级时，钱学森先生选派了力学所的流体力学专家卞荫贵先生为我们讲授“流体力学”，第十一研究室主任林同骥先生讲授“高速空气动力学”，郭永怀副所长讲授“边界层理论”，等等……。从以上安排我们不难看出，钱学森先生办好科大力学系的决心、魄力与智慧，也可以看出他对于师资水平、师资质量以及基础课教学的高度重视。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在大学四年级时亲自为我们授课。

四、聆听钱学森先生讲授“星际航行概论”

进入大学四年级时，我们期盼已久的，由钱学森先生亲自开设并讲授的一门新课“星际航行概论”开课了。这门课原来的名称是“火箭技术概论”，后来定名为“星际航行概论”。1963年2月，科学出版社也以《星际航行概论》为书名出版了他这门课的讲稿[5]。按照钱学森先生于1961年8月3日编制的教学大纲，这门课共计45学时，分12-13讲，每讲3学时，一学期讲完。实际课程基本上按照大纲进行(之所以是“基本上按照大纲进行”，是因为钱先生有时要参加国家重大的科学试验活动而不得不临时调一下授课时间。但这种情况并不多，在我的记忆和记录中只有一次)。第一次课是1961年9月18日，最后一次课是1962年1月8日。听课的人很多，包括近代力学系三个专业第一届（1958级）和第二届（1959级）两个年级的学生，还有力学所

的不少专家、学者旁听。地点设在北京中关村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大阶梯教室。由于座位有限，力学所的一些专家和老师们来听课时还自带了櫈子和马扎，加放在大教室的走廊中和边角位置。

当时我是1958级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二班的学生班长，受上级指派，每次上课前与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分别站在自动化所西侧门大阶梯教室的门外两侧，查验来者的听课证。一般上课前10分钟左右入场完毕，接下来我们两人负责迎候钱学森先生。他的车总是准时到达，我们在他

的车门口附近迎接他，并陪同他步入教室，走向讲台。每次他来时，总有一位不知是秘书还是警卫的同志陪同，见到我们后会意地向我们点头微笑，然后放心地让我们引领钱学森先生。上级配给钱先生的车是淡灰色的，在国内，我还没有见到过这种车型，很庄重，且典雅、漂亮。钱先生总是面带笑容，和蔼、谦虚、充满友善，同时也蕴含着坚定、刚毅与自信。课后，我们俩又负责把钱先生送回到汽车附近。还是那位秘书或警卫，向我们点头示意道别。

有不少人说，聆听钱学森先生讲课是一种幸福，我也有同感。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由于他在科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说实在的，他的课讲得实在是太好了，无可挑剔，无懈可击。无论从课程内容的先进性、前瞻性，到丰富的信息量，还是从逻辑的严谨，语言的简洁、准确和运用技巧，到工整、漂亮的板书与书法，均令人赞叹！我有生以来听著名科学家、专家和名师的课很多，但从未见过讲课讲得有这么好的，即使单从授课方法与教学法的角度来说也堪称出类拔萃。应当说，钱学森先生的授课，优秀教育家与杰出科学家的风范并存。这也是难能可贵，很不寻常的。听他的课是学习，又是享受，从中我们还能学到许多课程以外的东西。

这门课于1962年初结束。1963年我们听课的每位学生都得到了他赠送给我们的，由科学出版社精装出版的一本书，内容就是他授课的讲稿——《星际航行概论》。经历了文革的风风雨雨，经历了中国科大由北京下迁安徽，我本人又从安徽调回北京，半个世纪了，他送的这本书，连同当时印发给我们的，钱学森先生亲自编订的教学大纲，以及我的听课笔记，我始终完好地珍藏着，不弃不离。

四、钱学森先生亲自指导我们的科研活动，研制小火箭

翻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在1958年12月27日栏下记载的唯一事件是：“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火箭小组研制的模型火箭试验成功”。两周之后（1959年1月12日），科大校刊发

表了我以校刊通讯员的名义写的“模型火箭上了天”一文，报导了那次成功的发射试验。实际上，我从火箭小组成立后不久便是它的成员，并在其中兼任秘书组组长的职务。

在大事记1959年1月3日栏下记载的是：“学校派代表参加中国科学院元旦献礼大会。学校向大会献礼的礼品有电子计算机、单级模型火箭……。”

在1960年2月28日栏下记载的是：“学校召开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报告会。参加大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兼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任钱学森等……。大会上，力学系二年级学生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试制工作报告；……钱学森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及脉动式发动机试制工作报告的总结；……。”

在1960年8月栏下记载的是：“从6月至今，我校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及应用地球物理系的同学，在北京市八达岭进行了13次催化暖云降雨的试验，取得了初步成效。”

应该说，大事记成功地捕捉到了火箭小组在钱学森先生指导下开展工作和活动的几个闪光点。

1958年的秋冬，学校和力学系正确而英明地引导了同学们高涨的学习热情和参加勤工俭学活动的积极性，在力学系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和主力的火箭研制小组，开始只有7个人，以后增加到九人、十几人、几十人。到了1959年，在学校倡导低年级学生就开始搞科研这一方针的推动下，火箭小组大大扩充，并与地球物理系、自动化系、校机械厂等单位合作，火箭小组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小组，规模远远超过百人，成为一个影响范围很广的地地道道的“大组”了。

火箭小组初创时期非常艰苦，同学们一方面有着很重的课业负担，但在科研方面也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目标。没有厂房，就在新搭建的几间简易活动房内活动，冬天很冷，室内并无取暖设备。同学们加班加点熬夜进行工作已成家常便饭。

那时火箭小组没有经费买许多书，有时甚至由几位同学开夜车，自己用钢板刻蜡纸，抄录书中的部分内容，油印后发给火箭组的成员阅读学习。有一本书叫《火箭技术导论》，记得是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其中的部分内容就是用这种方式油印后发给大家的。那种艰苦创业、顽强学习与拼搏的精神，颇有点像我们国家同期搞“两弹一星”的那股劲。也不奇怪，搞大火箭和小火箭都是由钱学森先生指挥和指导的，只是后者还增添了育人的色彩!

就在入校后百天之内，我们把长约1米、箭体直径约10厘米、以中碳钢为固体发动机壁面及超音速喷管材料、内装空军歼击机驾驶员座下紧急情况跳伞时用的火药——双基药（主要成分为硝化棉与硝化甘油）的铝制外壳小火箭，发射到约5000米的高度。校党委书记郁文和副书记兼教务长张新铭等领导同志都曾观看过火箭发射试验。

钱学森先生适时地参与并指导了火箭小组的工作。当他知道我们取得的初步成绩，并了解了小火箭的设计、加工情况后，高兴极了。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简直是‘发了科学洋财’。”对于如何改进设计，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有的是口头说的，也有书面的。有一件事至今令我深感遗憾。那就是当时他曾给我回过一封信，内容有两、三页之多。这封信火箭小组的一些主要成员曾传看过。记得在信中他认真地解答了一些问题，并谈到了一些改进意见。后来校方开展保密教育及保密工作大检查，我只好把它交给上级（当时的科大党委一科，即负责统一掌管此类事情的保密科），作为可能需要保密的资料保存了。以后科大下迁到了安徽。几年前我曾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渠道，多方托人查询、查找过这一资料，看是否还保存着，但一直没有结果。

钱学森先生与火箭小组座谈，指导小火箭的研发、研制工作有好多次，有时就在简易房，有时在系办公室。有一次，即1960年2月28日全校科研工作报告会分组讨论时，就在北京玉泉路校办公楼楼上第二会议室。那时全国都在提倡“土法上马”，“土洋结合”。记得会上有一位专家建议，为了降低成本，我们可以考虑将使用的超音速喷管由钢制改为水泥制或陶瓷制，钱学森先生对这个意见不以为然，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该洋的地方还是要洋嘛！”他反对跟风，反对人云亦云，而是实事求是，以科学为依据。

火箭组的工作到了1959年和1960年，开展得已相当深入了，从初期的以上天、打得高为目标，逐渐转为重视科学实验和较全面的科学分析，以提高整体水平，为进一步的发展打好基础。那时我们已使用电阻应变仪和长余辉示波器测量和分析火箭发动机壁面所受应力情况，用自己研制的弹道摆测量发动机的推力，请解放军空军雷达部队协助，用雷达观测火箭发射情况与发射高度，用自动弹射出降落伞的方式回收小火箭。为了提高小火箭的射程，还研制出双级火箭。同学们在研制工作中，有不少发明创造，有的用于分析与提高小火箭的性能，有的用于它的加工、制

造与生产，有的用于它的推广和使用。小火箭的研制，无论从成果上、还是从育人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实在在的成绩。

小火箭的研制较为成熟后，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不少同学出于热情，力主搞大火箭，作为第一步，先研制射程高度为75公里的高空探测火箭。钱学森主任及时、正确地引导了我们。他指出，搞大火箭要动用国家的力量。他建议我们从实际出发，考虑如何将科研成果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问题，并很具体地提出，我们可以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人工控制天气研究室及中央气象局合作，以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把降雨催化剂带到云中炸开散播，进行人工降雨或增雨，或者用于消除冰雹，为农业生产和人工控制天气服务。经过一番认真和热烈的讨论之后，他的建议终于使大家心悦诚服。

1960年夏天，我们主要利用近两个月的暑假时间，驻扎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山地，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中，连续做了两个月的人工降雨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和瞩目的进展。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兼科大地球物理系主任赵九章先生和校党委副书记兼秘书长王卓同志等，都曾前往参观和视察。

同期，科大力学系火箭组还派遣了一支小分队，前往甘肃兰州地区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合作，以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进行人工消除冰雹的试验，亦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此后不久，中央气象局等单位曾成百上千支地向我们下人工降雨火箭的订单，并在内蒙、吉林、云南等地进行相当规模的人工降雨试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和内蒙古大学等都曾派人来进修学习人工降雨火箭的研发与设计。一些新闻媒体也纷纷来校采访，刊登了同学们发射火箭的照片。之后，日本的报纸对我们的小火箭作过报道，意大利和前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相关部门也曾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寻求合作，有的索要了图纸。前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正规渠道向我们索要样机，我们很郑重地向他们赠送了一支单级火箭和一组双级火箭的样机，由当时火箭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蔡有智同学送往中科院院部。

这段50多年前曾经引起过轰动的历史，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尘封，变得有些鲜为人知了，但它的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不小的范围内发生过。这种科研实践活动对学生们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对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与学风的形成，对科学研究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这一观念的树立，以及德、智、体全面发展，均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许多经验至今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借鉴与发扬光大。钱学森先生始终是这项科研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和指导者[6,7]。

六、钱学森先生重视管理科学

1963年我在科大毕业后被分配留校任教师，从事气体动力学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直到1983年。1980-1983年期间，我担任近代力学系工程热物理教研室副主任兼气动大组组长。编著了《膨胀波与激波》一书，198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8]。与他人合译了《可压缩流体动力学》一书，198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9]。1984至1987年在美国纽约市立学院（CCNY）作访问学者时，与美方教授联名完成研究论文和技术报告[10]，1988年4月发表在美国航空与宇航学报（AIAA-J）上。

1982年至1983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组建管理学院（后定名为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1988年在科学院的组织与协调下，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组建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2004年经整合，中科院管理干部学院和中国科大管理学院在京部分并入中科院研究生院）。当时管理学院急缺师资和业务骨干，于是管理学院的有关负责同志来到

合肥中国科大本部，想动员一批教师去管理学院工作，我也是被动员者之一。但是，要想让一个从事原专业教学与研究达20年的教师改变专业方向是很难的。当时管理学院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在原专业领域内有很强的业务背景和教学、科研成果，正是你们转搞管理科学的优势”,“科学院的管理学院将以科学研究的管理为重点，有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经历，对于转搞科学研究的管理正是难能可贵的”,“不要求你们放弃原专业的研究甚至教学工作，只是希望你们分出一部分精力和时间，兼搞国家所急需的管理科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等等。条件够宽厚的了，又是调回北京工作，但仍难以令人下决心。管理学院负责同志带来的下述信息对我最终愿意调往管理学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当时国家急待建立与发展管理学科，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以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卢嘉锡，还有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等，也都极力主张和倡导加强管理科学的建设，包括加强对管理科学人才的培养。这也是科学院组建管理学院的背景和重要原因。系统工程是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钱学森先生工作那么忙，有一个时期，他还坚持每周一次，到有关研究所参加例行的系统科学方面的学术研讨活动。

1983年8月我调入管理学院，先在“管理科学教研室”工作，后又兼任过教学、科研及行政管理工作。自己从事的业务工作领域，逐步由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转向管理科学。1983年至1993年的10年间，我实际上是跨气体动力学和管理科学两个学科工作。我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指导的气体动力学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于1993年毕业。直到1995年，我还在国家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一级学术刊物如《力学学报》和《工程热物理学报》发表论文[11,12]。 1994年后，我开始指导管理科学方面的硕士学位论文，并为复旦大学研究生院评审管理科学方面的博士学位论文。1989、1990和1995年分别在德国斯图加特、美国波士顿和北京参加国际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年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及科技园区建设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我成为国际系统动力学学会会员，并于1990年后担任了国际系统动力学学会学术秘书。之后，被选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跨入本世纪以来，我对从美国引入的一门著名的高端管理培训课程进行了汉化，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了补充研发。先后应邀在海尔集团、海信集团、新疆特变电工集团、北京电力工程公司、华北电网、国家电网、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以及中科院力学所、高能物理所、合肥分院，还有新疆昌吉市委市政府，徐州市经贸委等企业和事业单位开展管理培训。2002年5月，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月刊《管理世界》上发表有关文章[13]。

2008年夏，我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应奥组委“观众呼叫中心”之约，为奥运志愿者中的48名管理骨干进行了为期近4天的题为《有效的管理者》的课程培训，受到热烈的欢迎[14]。奥运结束之际，我获得了北京奥组委观众呼叫中心颁发的“优秀志愿者”奖状，同时还获得了我申请成为奥运志愿者时的原推荐单位“欧美同学会”颁发的荣誉证书。

当我从事管理培训取得成功，受到普遍欢迎的时候，我时常不由得想到钱学森先生对管理科学的态度及其对我转向管理科学的重要影响，使我步入了众多企业和事业单位有迫切需求的一片新天地。

七、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

郭沫若校长为科大题写的校训是：“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又红又专曾经成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座右铭与人生的航标。至于什么是又红又专，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它的解读可能略有不同，但其精髓与核心内容，却从来没有改变过。“红”，是指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与优良品德。“专”，是指精通业务，出色地做好本职工作。钱学森先生就是一位很具代表性的红色专家，也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如果稍微了解一点钱学森先生的历史，就不难看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热情和崇高民族气节的人。正因为这样，当他知道红色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时候，强烈向往返回祖国服务。当时的美国当局制定了所谓的“麦卡锡法”，反共是他们的第一要义。他们相当了解钱学森的才华。他1935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取得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36年秋，去加州理工学院，成为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的、举世闻名的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并很快获得了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在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二战期间，用冯·卡门的话说：钱学森“对美国的火箭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是美国火箭技术领域一位最伟大的天才”[15]。虽然，因当时华人在美国受歧视而使钱学森晋升正教授一事阻力重重，但他依然在1947年，即36岁时，被晋升为终身正教授。钱学森先生向往新中国，这更是美国当局难以容忍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听到钱学森想回国的消息后，立即通知移民局说：“我宁可把他枪毙，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他无论如何都抵得上3到5个师的兵力。”（注） 1950年，钱学森先生就在即将离开美国返回中国时被捕，之后遭长期软禁达五年之久。他的著名的《工程控制论》就是在被软禁期间写成的[16,17]。该书在译为中文版发行之前，就以英文版、俄文版和德文版发行了。

美国政府对阻挠钱学森回国，限制钱学森人身自由一事始终封锁消息。后经钱学森夫妇历尽千辛万苦，与美国当局斗智斗勇，在亲属和一些知名人士的协助下，最终让周恩来总理知道了这件事。周总理指示王炳南大使在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以钱学森秘密写给祖国的、经多方辗转送达亲属的信为证据，据理力争，使钱学森先生终于摆脱了美国政府的控制，回到祖国这片热土。

他刚回国不久，有位记者问他：“您认为，对于一个有为的科学

家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他答道：“对于一个有为的科学家

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就是说，一个科学家，他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辛勤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做出有益的贡献。”有人感慨地说，钱学森的这一肺腑之言，既是他在海外学习、教学、研究、工作20载的重要体验，也是他归国后殚精竭智50多个春秋的行为准则（注）。

多少了解这一段历史，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钱学森先生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为开创我国的航天工程，包括对人才的培养，可以那样地呕心沥血，且功勋卓著；为什么他那样拥护中国共产党，那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祖国和人民，以及中国知识界的绝大多数，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师生们也敬仰他，爱戴他！以“高风亮节，国之瑰宝”来概括钱学森先生的思想品德与才华智慧，当不为过[18]！

八、结语

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以下信息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中，有这样两条动人的记载:

“1959年11月23日：郭沫若校长捐赠两万元稿费作为全校福利金，帮助同学们添置衣被。”

“1961年12月25日：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赠送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人民币一万一千五百元，作为改善教学设备之用。学校

已购买部分计算尺供同学使用。”

这些事我们都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过。朋友，对此您有什么感想呢？我的体会是：有这些志存高远，且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崇高的师长们引路，无比幸福！他们的人格魅力与他们对国家的卓越贡献一样，为我们的民族增辉！

让我们学习钱学森先生的高贵品格和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

学习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而又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非凡的治学本领；

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不断以

科学发展观创新教育理念，更加卓有成效地培养科学技术的领军人物以及多方面的优秀人才，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不懈奋斗，创造更加光明、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