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耕地为什么不能私有化

今天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告诉人们：只有土地私有化，中国的农业才能参与国际竞争。就我看来，你就是把中国农村的土地私有化一万遍，也参与不了国际竞争。我们的官员和学者们在美国考察农场，一般是去现代化大农场，看人家的GPS卫星定位、大机械作业。他们没有一个像我那样，去考察中小农场的破产原因。美国的农场主也破产，为什么破产？主要原因是规模不足！平均400公顷以上规模才有收益！那么我们中国农村土地户均规模0.5公顷，何年何月才能达到美国农场赢亏基本持平需要400公顷的水平？

土地的“福利化”趋势与相关制度安排

土地制度不仅是农村制度变迁研究的首要问题，而且无论其变迁形式是激烈的战争还是温和的改良，最终形成的制度内涵总之是相对稳定的。人们如果对建国以来的土改、大包干、“延包”这三次有本质上相似之处的制度安排的认识不清晰，往往会把复杂的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简单化，进而对土地制度变革寄予急功近利式的过高期望，从而忽视更为艰苦细致的农村组织、制度的创新……

一、家庭承包制＝“均分制+定额租”

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是由内生性的因素决定的，与中国

的“小农村社经济”这种经济类型高度相关。

1、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

小农村社经济与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相辅相成。上下5千年的农业中国，由于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在土地资源被高度开发的基础上，支撑了人口的不断增长。早在13世纪初叶的宋朝，中国人口南北合计突破1亿，那时就已经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人口已超过4亿。其后百余年人口数量稳居世界第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人口已经超过5亿，虽然也通过垦荒造田，一度使耕地面积增加，但50-60年代人口政策失误造成人口超过8亿，在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人口增加的绝对值过大的作用下，任何政策都已经不可能根本扭转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的趋势。因此，令我们自豪的农业文明史给今人留下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可能解决、只可能缓解的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

2、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土地无限析分的财产制度必然导致人口过剩

正是在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使得任何土地过分向少数人集中的制度安排都无法维持社会稳定，中国农业社会才不得不以“均平”为传统理念，逐渐形成了兼业化的小农经济结构和传统的子嗣间平分财产的内生性制度。这种内生性制度的作用使农村在人口增长的同时，每个农户经营的农

地规模越来越小。从而形成典型的村社内部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又必然带来人口过剩，加剧国情矛盾。因为小农经济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本的平均利润和地租都不会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只有在他扣除实际成本之后,付给自己的工资才是绝对的界限。这使得在高度分散的农户经济条件下农民习惯以大量不计报酬的家庭内部劳动投入替代资本投入，由于这种不断追加劳动的“精耕细作”可以使农户的土地生产率提高，因此从每一个农户的角度并不计算人口增加的成本。最终这个成本要由全社会来承担。

农民在资源约束下追求土地不断析分的制度，在解放前的集中表现是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也被各种正规或非正规的制度安排所充分体现。我们看到：无论50年代土改、60年代三自一包，还是70年代大包干及其以后各地普遍出现的“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甚至90年代落实30年不变的“延包政策”，其实际内容在农村都被农民搞成只不过是按照村内人口平均分地。而且大的调整基本上20-30年、即每隔一代人就进行一次。不论以什么名义，什么政策、什么制度，其结果都一样。除非能把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农转非”，否则这个现象就不得不继续下去。

4、两田制和两权分离

在家庭承包制得到普遍推行的同时，村社内部还恢复了

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

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作者：温铁军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点击数：更新时间：2011-5-12 今天是我们新闻与传播前沿讲座第11讲，我们荣幸地请来了大家非常景仰的一位学者，他是多次到我们这里来讲课。温老师今天讲座的题目叫做“告别百年激进”。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温铁军教授，温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二级教授，相当于我们文科中的最高级别教授。他在执教前曾经有过11年的工农经历，实践经验比较丰富。温教授的研究方向包括，国际方面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国内方面包括国情与增长、制度变迁、乡村建设及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等。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温老师的讲课。温铁军：说到我是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有点不好意思。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我已经来讲过至少三次了，但还从来没有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做过任何讲座，主要是自我感觉像传播学门下的不肖弟子，一直没有好好做新闻，反而改行做了研究。今天，汇报一下最近的思考，我们在有关“十二五”和此前的一些讨论中，注意到有几个历史性的重大变化。第一个是新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告别了以前的百年短缺，进入了经典理论意义的过剩时期。所谓百年短缺，是指当大多数非西方工业国家在殖民化时期遭到侵略和瓜分时，都会认识到船坚炮利是一个制胜的法宝。这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当然就是西方工业化。于是，后发国家都会以先发国家的工业化作为目标模式来赶超。而一旦要进入工业化，就会首先遭遇一个挑战，叫“资本极度稀缺”。可工业化却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投入的经济过程。特别是中国，如果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想形成西夷的坚船利炮的话，就意味着要发展军事工业，而军事工业更是一个需要不断追加更高投资的经济过程；而且因为不属于民生经济而不产生常态的经济回报，除非用军事工业的产品去打别的国家，占有了别的国家资源，才能有军事投入的正向回报，否则没有回报。制造了大量的炮、枪，放在仓库里，

温铁军：现代化的制度成本转嫁

温铁军：现代化的制度成本转嫁 2012年06月11日 17:19 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张天潘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贫困是相对于发展而言的，什么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呢？我做了多种不同的国家比较和国内的区域比较之后，我的归纳叫做制度成本转嫁论，即成本转嫁理论。从理论渊源来说，它是从

第三世界依附理论、世界系统论进一步演化而来。世界不平衡、贫困的原因是制度成本转嫁形成的。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全盘苏化二战后发生什么改变了呢？从原来的列强纷争，经济学上可以叫多次博弈，变成两个超级大国双寡头控制，重新按双寡头愿望瓜分世界，于是形成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双寡头都在分割势力范围，导致出现双雁阵产业转移。二战中唯一没有被破坏的经济体是美国，它的庞大制造业生产能力开始了战后对西欧和日本，两条线的产业转移。而这个产业转移，不是后来对日本的雁阵转移。早期的产业转移是战略性的装备输出。同理，通过战争形成庞大生产能力之后，苏联也是两条战线的输出，一条战线输出东欧，一条输出中国、蒙古等。这个两翼，就是美国向西欧、日本输出，苏联向东欧和中蒙输出。这个输出过程本身是新的地缘格局形成过程，而这个过程因为是战略性的，所以输出的是装备制造业，于是有了中国上世纪50年代在没有轻工业的条件下直接进入重工业的状况。重工业有一个特点，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且是劳动排斥的。中国人口这么多的国家，还没有发展轻工业，先发展重工业，会发生什么？于是当中国刚进入“一五”计划时，就发生了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不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它是重工业打头。再加上1957年，中苏两国发生了一些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不再给予援助性投资了，所以经济发展停摆。二战之后的双雁阵转移有一成一败。美国战后的产业转移基本完成，西欧和日本战后复兴，在60年代到70年代，原来被摧毁的工业基本上恢复了。苏联的转移，对东欧相对顺畅，因为它占领了东欧。麻烦在于对中国的转移。中国作为一个有漫长国家史的国家，也许是由于历史记忆太沉重，中国人格外重视国家主权的完整。1955年，中国人开始提出全盘苏化对中国维持完整国家主权有影响，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当时有30多个部委的专家和负责人参加，讨论如何改除全盘苏化。中苏之间尚在蜜月期，中国人就有了这种讨论。 1956年苏共20大，两党之间开始发生问题，接着中国要按照条约规定收回旅顺口、大连特区和中长铁路的控制权，收回过程中也出现很多问题。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导致中国后来出现很严重的投资不足和债务危机等。当中国人试图改除全盘苏化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当重工业作为主要的经济基础，甚至成为财政的主要来源的时候，中国想改变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乃至于已经被知识分子们看成看家本事的意识形态，能改吗？60年代为什么出现很多政治的复杂情况？这个调整是痛苦的，代价巨大。农业集体化向工业化贡献剩余中国经过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反映了几千年农民的基本诉求“耕者有其田”。西方的任何理论，不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对中国都不适用。占人口88%的农民成了小土地所有者。这些小土地所有者过度分散，是一盘散沙。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没有被外来殖民者彻底改

温铁军：农业过剩问题不能回避

温铁军：农业过剩问题不能回避中国的农业安全永远讲的是量的安全。菜贱伤农，很多人仍认为只是个别现象。但事实上，无论人们承不承认，农业过剩问题已经存在，不能回避。中共十八大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关于农业现代化，目前出现了一些误区，需要我们关注。现在，当人们谈农业的时候，已经很难再单独谈农业，特别是在中国，2010年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显示，农业已经超越工业和城市生活，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第一大污染源。也就是说，农业造成的污染远大于工业，远大于城市。所以在今天讨论农业现代化的时候，农业污染不可忽略。过去，尽管农业可能不是那么的现代化，但它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结合是正向的，而如今，这种结合却是创造了双重负外部性，一重是严重的资源环境破坏，特别是污染问题；第二重是严重的食品不安全。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首先在于全球三大资本的过剩。第一大资本过剩毫无疑问是金融资本过剩。资本追逐利润毫无疑问，但我们很少讨论在资本过剩条件下农业与资本的关系。举例来说，中国现在奶产业摧毁性的打击本源于什么？本源于一笔不到5000万美金的热钱。热钱追求短期回报，不可能先去做草场和基地建设、养殖户培养，然后再做奶站建设，加工。怎么解决？掐终端。建一个现代化的奶业加工车间，对外宣传时这就叫农业现代化。但问题是，这个加工车间的产量还不到这家企业总销量的十分之一，那么余下的90%缺口哪里来？抬价抢奶站的奶源。这样一来整个奶业市场都搞乱了。于是乎大家一起来三聚氰胺造假，奶产业也毁了。这类故事比比皆是，但没有人愿意好好地把它研究清楚，问题也就难以解决。第二个资本过剩是产业资本过剩。它比金融资本过剩更早，是在1998年。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国已经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当时的做法是推出农业产业化，为已经处于过剩阶段的工业资本找到进入农业拉长产业链的机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开始频频发生。黄浦江漂猪，它的上游浙江某地，据称年产700万头猪，按最低死亡率3%计算，一年也要有21万头猪死掉，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死猪焚烧问题哪能解决？如今，相比全球经济低迷，人们说，我们这边仍旧风景独好。但面对这种产业过剩直接进入农业的情况，我实难苟同这种乐观。之前，联合国粮农组织组织54个国家的专家作了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过剩问题，但却未能引起国内各界的关注。世界上80%的大棚也就是业界常讲的设施农业集中在中国，全球67%的蔬菜、50%上的猪、50%的苹果、40%的柑橘，都由中国人生产，但我们的人口只有世界的19%。这其中的浪费问题不言而喻。但很多地方仍嫌不够，直到菜贱伤农。菜贱伤农，很多人仍认为只是个别现象，中国的农业安全永远讲的是量的安全。农业过剩问题已经难以回避。当金融资本过剩，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也出现过剩，表现在农村中的商业环境中，就不可能构建一个所谓的契约关系，于是市场失灵，政策失灵。解决农业问题要靠国家调整战略，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农民增收不再靠农业，这已被事实所证明，所以现在讲新三农的时候，也有了新概念，不再是农民增收、农业增产，然后农村发展，而是合作农业，稳定农村，安全农业。

百年中国一波四折-温铁军(《读书》2001年第3期)

3 越是深入探索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越是充满了缺乏理论指导的困惑。为了解惑才斗胆涉猎近现代史。本打算通过资料研究,试着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去对二十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做点梳理,却不期然发现了困惑的原因。原来,自己在实地调查中形成的那点粗浅的感性认识无论在思路还是主要观点上,都难以归入两种相对立的主流理论。于是便加深了过去的不自信。也许就是这种不自信促使我把自己的认识拿出来给大家批评。捧读史书,归纳心得,我把百年来中国人追赶工业化浪潮,以及先后发生的四次由政府主导的资本积累过程归纳为一波四折。所谓一波四折延续了五千年的厚重的中华农业文明史,翻到二十世纪,终于到了一个非改变不可的特殊时刻。但当她想要按照西方人的样子改变自己的时候,不仅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方不愿意给她改变的机会,列强纷争下的世界割据也没有给后起者留下模仿空间。于是,中国人不得不在这一百多年里进行了四次以自我剥夺为主的复杂的工业化历程。每次都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对这个资源严重短缺的人口大国而言,任何成本大于收益的制度安排都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革命。一、中国的发展问题,基本上是一个资源禀赋极差的超大型农民国家,在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紧张的压力下,主要通过对本民族进行剥夺的内向型积累方式,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验过程。有鉴于此,我把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概括为四次工业化。即为: 洋务运动及随后的工商业发展;民国初年大局甫定之后的黄金十年和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其后是改百年中国一波四折温铁军,

革二十年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二、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环境制约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由于政府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亿万传统小农进行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必然交易费用畸高。于是,凡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政府就失败,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政府就成功,其所建立的制度就是总体收益大于成本的。简言之,清朝在安定了二百多年、政府已经不能更腐败的条件下采用加税剥夺的传统手段,民国在战乱频仍中也没来得及创造出相对有效的制度,于是都自亡于过量提取农业剩余引发的社会冲突。惟独新中国,利用长期战争对执政党和人民的教训以及战争形成的军事化集权体制,建立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工业化的动员机制和组织,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以国家资本主义为手段的原始积累(参见拙文: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新华文摘!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战略与管理!一九九四年第三期)。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发生了从一个中央政府演变为七万个地方政府(当时约七万,现在约五万)都进行地方工业资本积累的戏剧式变化。由此形成持续二十年的高增长。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这种伪问题的证伪。中央政府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初步工业化以后,倾向于强调可持续发展;尽管这与地方政府正在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之间,确实产生了几乎难以协调的矛盾。但这是一种没有明确是非对错标准的矛盾。可借鉴比较的是:一九五六年苏共完成工业化转向参与国际交换、而中国仍然在原始积累初期阶段,两党因此必然发生矛盾。三、不同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产生不同的、正反两方面的制度经验。新中国通过建设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短时间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初步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细致的社会化大生产 ,于是,必然要求市场交换及其相应的制度改变。因此,这两个阶段都是经济规律使然,本来无可厚非。真正值得下一代研究和借鉴的是:当年国家工业化的制度成本能否减少? 由于重工业的超前发展是在地缘政治关系压力以及人口与资源关系高度紧张的条件下发生的,必然产生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内在机 4

温铁军：合作社的教训和三个基本经验

温铁军：合作社的教训和三个基本经验时间:2011-01-12 23:13来源: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作者:温铁军点击:104 次 ——温铁军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第四期农民合作社交流会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一、我们需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幕式致词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的人都来关心乡村建设这件事情。所以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首先给大家鼓鼓劲，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大家一定要有信心。我们的事业肯定是越干越好。前不久去香港，那些企业家们听了我讲的乡村建设后说，我们得帮你筹点款，把这件好事情办起来。我说，那好，企业家要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就得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最近从香港回来以后参加了一个论坛，有一个资产号称多少亿的私人企业家找我说，你这件事情我听了特别有兴趣，你能不能也给我们提供点机会。昨天我在清华大学讲课，一个在重庆搞房地产的企业家说他也想学卢作孚，搞乡村建设。在此之前，北京那些全球五百强的外企，一边开财富论坛，一边开了一个圆桌会议谈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把我请去了。你们看看今天来的这些教授们，听听我说的海内外的支持，这个事业不是正有一个很好的前景吗？所以，尽管至今还有人说三道四，但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第二个事情，在说之前，请大家跟我一块喊口号，还是两年前的那三个字，“我是人”，喊三遍。什么叫我是人？我们先得会做人，如果还是晏阳初当年批评我们“愚、穷、弱、私”，那就表明我们没有学会做人，而今天，遇到困难了不能害怕，有了问题敢于暴露，要学会“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算学会做人。今天我们开会做什么？大家干了一年的合作社了，这是个“组织锻炼期”。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是主观的，有些问题是客观的。这个培训班与以往不一样，这次大家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敢于自

温铁军如何建设新农村

温铁军：如何建设新农村来源：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大讲堂》几十年的农村实践，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切不可把农村问题仅仅当成是农村的问题” 走遍四十多个国家的农村，他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不能简单地相信只要城市化就解决问题” 九亿农民的命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察，他的分析中国经济大讲堂本期主讲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温铁军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经济频道的特别节目——中国经济大讲堂，在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之前呢，我想先请各位品尝一些东西，这就是我手里现在拿到的这碟花生，现场有没有谁有兴趣要来品尝一下我手里这盘花生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多人举手，来，你近水楼台先得月。花生怎么样。观众：味道挺好的，个头小点，跟我小时候吃的花生味道差不多。主持人：怎么样？好吃吗？观众：好吃，非常香。主持人：好吃吗？观众：很香，这么好吃的花生从哪儿来的呀。主持人：先卖个关子，不告诉你这么好吃的花生到底从哪里来的。其实我想，所有有机会品尝到这个花生的人，包括我也吃了一两个，评语都是相同的，那就是非常好吃，我在之前打听了一下，这个花生在地里生长的时候，既没有施化肥也没有打农药，用的全是羊粪，应该说它是纯天然的食品。刚才最后的这个女同学问我说是在哪买的，说实话我也很想买，但很抱歉现在这个还没有卖的，这个是新农村建设基地的一些农民朋友特别生产的，也是今天来到我们中国经济大讲堂节目的嘉宾带到现场要跟大家分享的，究竟新农村建设是怎么一回事，它跟我们九亿农民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打开问号，现在我们就让我们用掌声请出我们今天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先生，掌声有请。他，17岁那年插队到了农村，从此他就成了农民最亲密的伙伴。他喝过洋墨水，却选择研究中国最土的问题。他是一个儒雅低调的学者，却在不同场合为农民大声疾呼。他就是温铁军，20年来，他坚持用脚做学问。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田间地头。2003年7月，温铁军与河北翟城村民集资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免费培训农民的晏阳初农民建设学院。这个学院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职业技术培训，目标是使农民有能力建设自己的本乡本土，从而就地解决剩余劳动力。这种实验，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为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开始。温铁军也因此当选为2003年CCTV经济年度人物。两年过去了，新农村建设的实验结果究竟怎么样呢？主持人：温先生能不能告诉大家，为什么您今天演讲的题目就选择了新农村建设。温铁军：这是因为中国已经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化建设的进程，当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一般都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而这个时候大多数市场经济的国家特别是东亚的日本韩国等等东亚小农社会国家，都会适时提出新农村建

乡村建设学院

乡村建设学院本文刊发于《新华月报》2015年10月号“乡村建设”专栏。本文根据温铁军教授于2013年1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平民教育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已经作者本人审阅。平民教育论坛每年举办一届，本届论坛由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和中国滋根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主办。 “乡村建设”专栏是由新华月报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及国内多家乡村建设实践机构友情合作出品。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生态文明内含着教育的多样性和在地化在国家强调生态文明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生态文明本是一种有别于、并且超越于近百年来世人追求的传统工

业文明的一种文明形态。工业文明时代的教育，体现了工业资本对人的资本化进程。其实是要求把各种各样的资源都能够统一被工业化大生产所处置，因此它要求教育所传播的信息必须是标准化的、可集成的。因而，制式教育就是主要服务于工业文明时代的标准化、集成化和大规模传输的教育模式。生态文明因其根本内涵是多样性的可持续循环系统，因此，当我们从工业文明时代进步到生态文明时代，就要知道生态文明所要求的教育是什么？当然，符合生态文明的教育应该是多样化的、在地化的。亦即，生态文明是体现自然多样性和社会经济可持续的文明形态。那么，从这个角度看，与百年乡村建设密切结合的平民教育在当代的创新，就主要应该是和在地化知识系统的知识生产和在地化的社会参与式教育相结合的。中国当前已经把国际社会一般强调的城市化改为“新型城镇化”，这个新战略，本来应该和在地化的平民教育有一定的相关性。这样说的原因是其宏观背景，对此，参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的人们务必加强学习：这是90年代末期东亚金融风暴造成中国生产过剩危机爆发以来，国家战略

“三农”专家温铁军：搞规模集中不是中国农业出路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国研究“三农”问题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首席记者钟志兵摄精彩观点 1近20年实践证明，中国农业学习美国、加拿大搞农业集中规模化，没有出路。 2孤立强调农业产业化，忽视农民利益和农村发展，是不符合生态文明战略的。 3中国农业具有极强社会农业特点，不是一般的经济农业。过去过分强调农业的一二产化，并按这个思维方式制定政策，出现片面的政策导向。 4中国“三农”问题是密切结合的，不可拆分。如果将农业从“三农”中剥离，孤立强调农业，也就必定会忽视农民利益和农村发展。这点通过过去几十年教训也已证实。商报记者聂飞在国家实施生态文明战略的大背景下，重庆库区过去被忽视的生态资源将被“唤醒”，这将让库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9日，荣昌县城，全国生猪大县发展论坛现场。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农业现代化面临挑战和机遇”的演讲。随后，温铁军接受了商报记者独家专访，他表示，近20年实践证明，中国农业学习美国、加拿大搞农业集中规模化，没有出路。谈农业现代化搞规模集中不是中国农业出路重庆商报：你本次来渝，为荣昌官员和企业家讲解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而农业现代化并不是一个新词，从建国不久中央就提出来了，它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演变过程？

温铁军：是的。中央提农业现代化，是在1956年作为“四化”之一，出现在红头文件中。但当时中国农业现代化，是学习苏联的集中大生产模式——将工业大生产办法搬入农业。直接表现就是通过拖拉机等机械化作业，改变传统小农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接着，中国农业现代化演变为种产销一体化，产业链条拉升，农业从“一产”延伸到“二产”，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分散的养殖方式，变为集中化、工厂化方式，这一方式延续至今。重庆商报：你作为研究“三农”问题的权威专家，近20年的农业集中规模化，给中国农业带来什么影响？温铁军：客观上讲，农业产业链条拉长，带来农业增产增收，整体收益快速增加。这一方式，是以美国、加拿大农业为学习蓝本的，而事实上，依据中国国情，根本不具备发展大农场农业的“土壤”条件。同时，这一方式，也会派生出很多问题。重庆商报：主要有哪些？温铁军：一是农业集中产业化带来的收益，大部分没有分配到作为生产者的农民手里。二是农业二产化，必定是单一品种化，适合加工生产，但破坏环境。过去20年，农业带来的污染，大于城市和工业污染。三是在全球产能过剩的大环境下，中国农业也已产业过剩。过剩产能值每年大概是3000亿元左右。这三大问题，也就是中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挑战。重庆商报：你认为集中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不是中国农业出路。未来的中国农业，应该如何走？温铁军：实际上，早在2005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业多功能性……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生态文明战略，目的就是要让各地摈弃大农场农业模式，学习韩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强调生态文明下的农业多功能性。重庆商报：如何理解生态文明下的农业多能性？温铁军：简言之，就是农业兼有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特点。农业不仅生产化，还能社会化。还有文化传承、教育、旅游休闲、文化创意等功能。比如荣昌猪品牌，测算出有21.7亿元品牌价值，如再将其卡通化，拍成动漫或电视剧，则属于创意产业了。因此，中国农业具有极强社会农业特点，不是一般的经济农业。过去过分强调农业的一二产化，并按这个思维方式制定政策，出现片面的政策导向。中国“三农”问题是密切结合的，不可拆分。如果将农业从“三农”中剥离开，孤立地强调农业，也就必定会忽视农民利益和农村发展。这点通过过去几十年教训也已证实。重庆商报：在生态文明的战略大背景下，将会迎来哪些发展机遇？温铁军：当前，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从2006年开始，中国对“三农”投资总规模已达到6万亿。这个大规模投资，解决了农村道路、电力、水、网络等“五通一平”问题，使中国成为农村实现“五通”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五通一平”建设到村，让所有投资者减少了资金投入。其次，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最大机遇就是“不差钱”。沿海产能过剩，无论是国资或民间资本，都在寻求资本增值和避风港。在这一背景下，资本向中西部集结，是大势所趋。山林等资源丰富地区，最能得到沿海资本流入机会的。因此，各地农业部门，不用再担心招商引资了。你现在是“靓女”，他（资本）是黄脸婆了。现在要做的，就是维护好生态文明的发展态势。谈中国城镇化

八次危机

《当代中国经济》读书报告《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读后感马飞远3120100092 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作者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分析认为，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中央政府也开始重视“三农”问题，并在2009年运用“三农”政策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对我感受最深的不是作者对八次危机的回顾，而是他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与分析的“去意识形态化”。下面，分几点谈谈我的看法。（一）“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方法温铁军教授认为一定要把构建理论逻辑的起点放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这种逻辑分析才具有起码的工具理性的可能，而不能随意割断历史，随便找一个意识形态确定的所谓起点，然后建立被主流话语框定的所谓实证分析，这就很容易被套进意识形态体系却不自知。我非常赞成温教授这种分析精神，但是同样地，我觉得仅靠经验还是有所欠缺。如果试图构建一个具体模型去解释，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更清晰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温铁军认为，中国是个小资社会，从建国之初就是这样。 “1949年中国建立的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国际社会一直有争论。如果给全国88%农民都分了地，那他们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就是小资，毛泽东早年就说过，我们只是一个小资产的汪洋大海，说的就是当农民都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时候，中国就是小资国家。” 温铁军教授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力十分敏锐，他把握住了构成中国社会最基础的农民群体（尽管这一基础随着城市化逐渐消失）。中国的特殊的城乡二元体系让城市这个“高风险”经济区域有向农村社会软着陆的空间。（三）中国城市化是好是坏？中国正在快速城市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城市化速度是几乎每年1%，中国的城乡结构正发生巨大的变化。对此，温教授认为这会导致城市失去软着陆的空间。但问题是，中国应该减缓甚至停止城市化吗？在我看来，尽管城市化直面的是“高风险”，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高收益”，中国要步入发达国家，提高人均收入，必须整合社会资源，提高生产效率。而显然，以第一产业做支撑的农村无法达到高集约化的经济发展，尽管风险较低。因此，中国人变得富裕，就得面对更高的风险。风险就一定是坏事吗？相反，作为大国，中国要建立起更完善的风险应对制度，这也是社会制度的进步。

温铁军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

温铁军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 标签：温铁军● 温铁军一、50年代对苏开放的成绩与问题 1950年夏季爆发的朝鲜战争使新中国客观上失去了在苏美两个政治集团之间谋取战略平衡的历史机会。1950 一1952年，新中国大规模引进苏联的主要服务于国防的重型工业设备，以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方式，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的惊险跨越，并在典型的“复制翻版”国家工业化及其相应管理体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高度集权、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美、苏在“二次大战”中维持、甚至加快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然而战后，这种被战争需求刺激拉动的制造业过剩生产能力，必须找到出路。在这种不可逆的经济规律制约下，两大集团必然利用战后各自设备抵顶投资，既转嫁、缓解了国内传统制造业的生产过剩危机，奠定了结构调整升级的财政基础，又客观上推动了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独立的大批发展中国家“复制翻版”其传统结构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由民族独立战争打出来的强势政府主导，完成经济增长要求的社会整合过程，全部占有“资源资本化”进程中生成的财产和收益，确实能够比较短期地完成跨越工业化门槛的资本原始积累。直接的最大的社会代价，则是造成“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那次国家工业化面临的前提性制约是：政府为了工业化必须也只能从农业提取剩余形成资本原始积累。然而，土改以后平均占用土地资源的小农经济条件下。高度分散、农户平均剩余太少的农村，不可能适应这种突变式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交易成本随之抬高。于是，国家在农村推进公社化，建立了历史上最完整、能够下伸到传统村社并且控制农户的集权体制，随之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苏联停止后续投资和技术援助使中国的国家工业化几乎立时受挫，当时政府财政没有后续投资能力，重偏斜的城市工业既不可能“扩大再生产”，也不可能通过工农两大部类产品交换完成起码的经济流程。这种客观事实，表现为1959一1961年以“三年自然灾害”为名的经济危机，危机和大萧条阶段国家无力解决城市就业，矛盾只能向农村转嫁，于是有第一次两千万城里人上山下乡运动。随着农民的悲剧式反抗而来的，是以“三自一包”为名的经济体制调整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是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资搞“复制翻版”式的工业化的代价。二、第二次“洋跃进”：从日本和欧美引进外资 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毛泽东利用日益尖锐的美苏矛盾，于1972年向西方打开国门。中国通过大规模引进欧、美、日设备，调整了重偏斜的工业结构，努力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70年代这次对外开放，与50年代的最大不同在于，不再有当年苏联专家。进而，中国人除了必须支付昂贵的“服务”，还得转变过去照搬苏联的管理体制（乃至整个制度体系），才能适应照搬进来的

温铁军：我早就不认可所谓的现代化了

温铁军：我早就不认可所谓的现代化了人物周刊专访对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科学来说，我才是怪物人物周刊：农村和农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必然走向衰败，你不认可这是讨论三农问题的前提？温铁军：如果把现代化当作终极目标，把发展主义当作达成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会得出农村农业必然衰败的结论，但是如何看待发展主义大趋势下的生态灾难？当农村和农业被破坏成“转基因”、“产业化”、“全球化”，被破坏成为了市场而生产，为了利润而生产时，其结果会是什么？一个例子是，农业的立体交叉污染，已经占到全部污染的一半，这些代价谁来支付？今天的研究，都只讨论工业污染如何治理，都不研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污染，只要这种污染加剧，今天出萨斯，明天出斯萨，是不出意外的。农村农业必然衰败、农业人口大转移、城市化工业化，都对，都符合庸俗的发展主义的逻辑，但难道不应该反思吗？我凭什么要把现代化作为终极目标，要把发展主义当作绝对真理？只有那些没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拼命维护它，谁提点反对意见，就急着给人扣帽子、打棍子。利用现在的强势欺压弱势，那不算本事耶。人物周刊：但无论怎么怀疑怎么反思，现代化、城市化都还是必然趋势，农民都还是愿意搬到城里去住？

温铁军：不是。现代化其实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后才构建的图景，才是强势话语，但是现代化已经产生了诸多祸害。举个例子，朝鲜为何会出现几百万人的饥荒？不是专制问题，而是苏俄问题，是外来因素使山地小农国家超前现代化的恶果。1980年代，苏联给他们装备了6万台拖拉机，70%的人口已经城市化，粮食人均800斤，年收入人均900美元，日子过得相当好，比我们现代化多了，但是传统的农业技术丢掉了。 1991年苏联解体，外部供应跟不上了，出现了饥荒。这是现代化之祸的典型案例，有谁这么分析过？只有我一个人，因为联合国请我到朝鲜做农业顾问。现代化之祸，我看到太多了，巴西早就农业现代化了，但巴西的饥饿还是普遍的；有谁挨家挨户和日本的破产农户交谈过？可能只有我吧。大部分学者是从美国的书斋回到了中国的书斋，不知现实是何物。人物周刊：让农民留在农村，唱歌跳舞、文艺建设、乡村建设，另一位三农专家说，这是让农民“安乐死”。温铁军：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把农民留住农村，这是杜撰出来的说法；我也从没说过三农问题可以解决，我只是说如果政策得当，三农问题可以缓解。我认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政策，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用看得见的手向农村返回要素。有一次汇报，我说请问，为什么1980年代没有三农问题，1990

人大考研-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研究生导师简介-温铁军

爱考机构https://www.360docs.net/doc/a24760303.html, 中国高端考研第一品牌（保过保录限额）爱考机构-人大考研-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研究生导师简介-温铁军温铁军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温铁军，男，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执教之前曾经有11年基层工农兵经历和20多年政策研究经历。2004年起先后被校内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以及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和农林经济管理分委员会主席。2005年以来先后被校外聘为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环保部战略环评专家，农业部、国家林业总局、卫生部等部委研究中心特聘专家；2007年当选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2008年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任为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温铁军教授1998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1999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部级，第一获奖人），2000年获长江读书奖（优秀论文奖），2003年获“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央电视台），2005年获杜润生基金会农村发展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环境大使”称号（环保部等7部委），“中国金融杰出贡献专家”；200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谐中国年度人物奖”；2009年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省部级，第一获奖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温铁军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方面——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研究，国内方面——国情与增长、制度变迁、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及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等。承担了多个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科基金的重大、重点、一般、应急课题，以及教育部和其他部委的重大重点科研项目，是国家985计划“中国农村发展试验创新基地（I类）”首席专家、北京市重点“农村发展管理交叉学科建设”项目首席专家。

温铁军：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搞垮中国、俄罗斯、甚至欧洲

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搞垮中国、俄罗斯、甚至欧洲？欧美虽然有时候出于共同的利益联手打压一些国家，但是欧美之间也会因为币权战略而相互斗争，别的不说，1999年出了一大麻烦——欧元问世。 1美元依靠什么称霸世界？在金本位时代，黄金本身就具有货币信用。那“去金本位”以后呢？我们都知道，世界在1944年去金本位了。取而代之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外乎是美国承诺用黄金作为储备，其他国家可以随时用美元兑换黄金，于是，其他国家就都放弃金本位了。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就乖乖地去金本位转而推崇美元呢？战争打的。二战期间，每一个国家都要用自己的贵金属去换军火，换来换去还有贵金属储备吗？都没了怎么办？只有那个大军火生产商，向整个战争提供军事装备的美国才赚的盆满钵满的，全世界70%的黄金储备在美国人手里。因此，美国向西方世界承诺可以随时兑换。1944年就意味着全世界放弃黄金储备唯美国一家承诺。但是，1971年美国也撕毁布雷顿体系协定，于是，世界彻底告别了金本位时代。那请问货币的信用来源是什么？政治强权。美联储大家都知道是个私人银行的联合部门，它并不是政府部门。而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确立的发行货币单位，是政府的一个部委。不管是什么，总之是背后一定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强权，发行的货币才有信用。全世界都知道美元币值被严重高估，然而为什么世界60%以上的外汇储备却都是美元？当然，一般的政治家、经济家都会告诉你，因为大家对美元有信心。是吗？如果是，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家都相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军事开支占全球军事开支的一半左右，所以不能垮。我们不妨拿欧元做个对比。现在很多人说欧元要解体，为什么？是因为欧元区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众所周知，北约（NATO）是美国控制的。欧洲人曾经想搞欧洲军团，遭到美国人反对，就没搞起来。由此，美国的货币无论怎么滥发到泡沫化的地步，也能维持，所以大家相信美元不会垮，还是存美元保险。

温铁军：农大演讲(大体框架)

温铁军：农大演讲 2011年11月19日 21:41 中国三农问题与三治问题——全球危机代价转移与草根社会承载一、成本转嫁论一个象限的正收益必然对应另一象限的成本（成本的转移）。将收益过程的成本向外转移到资源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的成本将转移给全人类，不论你高低贵贱。过多占有收益必将平等地承受成本带来的代价。举例1、经济结构高度化的现代化==>贫富差别越大，金融服务业<------->农业，1900卡路里提高到2100卡路里时中国有7%贫困人口，美国有19%贫困人口。此外还有香港。举例2、最大民主国家也是很贫困的国家，印度，政治现代化---->贫困。举例3、新千年计划，按计划完成任务指标的只有中国，被称为good boy，而那些不完成任务国家不断地敲打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比较，中国的贡献。二、全球危机发生内因：债务危机与军事增强（一）债务危机 2009年全球政府债务36万多亿美元，发达国家占3/4，其中美国占比约1/2，全球600万亿美元的衍生品交易总量全球军事开支美国占1/2. 双寡头==>重新瓜分，美国表现为马歇尔计划，苏联则向中国等东亚社会主义国家==>产业大转移。美国产业转移提供生产设备。（二）军事增强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不在兑换黄金之后，货币发行的依据是什么==>政治强权，美元币值严重高估，却能继续维持国际货币地位源于==>军事力量单寡头==>美国衍生品出台，成为衍生品的交易大国。在增发货币上的投机领域。当今资本主义是金融资本，这是一种（客观结果）。举例，中国开始货币化、资本化的时间==>1992年取消票证供应，而之前的货币不是货币，只是凭证。1992年之后，货币增长呈陡峭增长趋势；资本化几乎和货币化同时进行，出现了3个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都是吸纳大量资本的场所。三、人类制造的代价最高昂的异化物是与资本结合的政府数据1表格，2009年全球政府债务最高的10个国家：日本、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加拿大、中国（公共债务934.5（10亿美元）、占GDP比18.8%，人均债务701美元）、西班牙、印度。数据2,1994年人民币汇率下跌百分之五十一点多，接近五十二，国企大下岗（待岗）三四千万，占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多点多。财政占比仅为百分之十一点多。出现了高校高收费，医疗私有化，表现出了社会公共品的私有化。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客观的必然态势，三农问题三治问题在那时总爆发。（一）异化物之资本经济危机在城里，缘于资本越集中其内生风险越集中。风险是一定会爆发，而为什么在城市而不在农村==>农村是劳动力池，而劳动力本身不聚集风险。而是资本聚集风险。城市出现风险，如何转嫁，转嫁成功是软着陆，不成功是硬着陆（hard landing） 1、制度派生论：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环境制约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制度变迁是有成本的。2009出版的《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 2、三要素的净流出（劳动力、土地、资金）==>衰败，影响的是经济基础。（二）异化物之政府现代化==>高成本，分散小农经济==>交易费用高==>皇权不下县。90年代三治问题爆发，==>没有钱。。。现在政治化的成本很高。美国：产业转出，新自由主义，（领袖难题）北朝鲜的困难源于现代化，的石油供给出问题。上去难跳下来更难。三农问题不是农村的问题而是成本转嫁的结果四、发展中国家无论左右都因资本稀缺和政府负债而亲资本

中国发展经验解析危机与趋势_温铁军

通识教育大讲堂----中国发展经验解析之第一讲录音整理讲座名称：危机与趋势讲座时间：2010年2月24日18：00-19：30 讲座地点：明法201 主讲人：温铁军整理人：刘亚洲刘尧环整理日期：2010年2月25日音频名称：0224第一讲录音内容简介：本讲由两幅漫画作为引子，引出中西方话语表达的差异，殖民文化与殖民文化，由此提醒学生注意在大学阶段要学会思考，学会判断。接着给出了两个对科学的判断标准：1、看其是否可重复；2、看其逻辑解释能否与其背后的历史经验过程相结合。本讲的主体内容为分析全球经济危机与发展趋势的讨论。主要讲了四点：1、什么叫危机规律？；2、危机发生，成本怎么转嫁？ 3、怎么进行战略调整？4、调整过程中间，什么样的路径依赖在发生作用。最后是对下一讲内容简单概述。结合历史经验过程分析新民民主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三次大规模引进及与由此带来的两次经济危机。

录音原文： [00：00] 大家请先看一下这两幅漫画，一个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这时的中国处于半殖地半封建社会列强瓜分中国的态势之下；一个是现在，所谓中国龙脖子上挂的，一个是美元符号，一个是银钻，还有一个挂的什么？（。。。。。。）什么意思呢？说你是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你们各位大伙是90年以后出生的，你们知道90年的时候是什么论？（答：中国威胁论。。。）错！那时是中国崩溃论，到90年代后期才是中国威胁论，现在说因为你是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所以跟我们一样，是中国责任论。从崩溃论，到威胁论，再到责任论，背后是什么呢？是典型的殖民主义文化。到目前为止，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以意识形态（Based on ideology）来看，无外乎是Colonial Culture 殖民文化和De-colonial Culture反殖民文化。人文社会科学中有无数复杂的问题，但如果你是去分析他的背景，都有colonial,de-colonial殖民化和非殖民化，这种文化是具有对比意义的殖民化的典型。那所谓中国威胁论和之前的中国崩溃论，不论是说你即将崩溃还是说你构成威胁，都无外乎是殖民化的文化表达，是原殖民者从殖民宗主国的文化出发所做的一个表达，亦或可以叫话语建构Discursive construction。这些，在今天我们社会炒作的一些话题中都有表现。我对我自己的学生，从来都提出一个严厉的要求，凡我的学生任何人不得参与社会炒作，因为没有谁在社会炒作中能够真正跳出这个Colonial Culture和De-colonial Culture 两大体系。所以我在国际会议交往中，先上台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温铁军：城镇化才是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

温铁军：城镇化才是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 2013-01-04 11:23:00作者：温铁军评论：字体大小T T T 王鲁湘：因为新闻现在我们经常听到，问到中国未来发展前途问题的时候，都几乎是回答，就是靠城市化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解决中国的大量的这个农村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然后解决一个资源的一个在城市的高度集中配制的问题，那么这个好像这形成了一个基本国策的认识。温铁军：这个恰恰是我们今天得认真讨论一点的话题，为什么要认真一点讨论呢，是因为以我在发展中国家所做的调查研究来看，那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没有一个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我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呢，简单归纳为“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八个字。王鲁湘：就是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农村这个空间移到城市的空间。温铁军：在农村他是贫困，在城市他还是贫困。王鲁湘：他照样贫困。温铁军：对，农村在四里八乡的这些贫困，你可以说他们多多少少，和自然资源结合他的距离近一点。王鲁湘：他还有点退路。温铁军：他还有退路，至少他的那个食品采集的那个。王鲁湘：距离。温铁军：半径短。王鲁湘：半径短。温铁军：就是说他不至于像集中到城市，变成城市贫民窟人口以后，他的贫困标准必须提高到城市标准。王鲁湘：对。温铁军：大多数拉美国家、非洲国家要求联合国提高贫困标准，提高到两美元以上，而在我们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或者你比如说在印度农村的贫困人口。他并不需要提高到一美元以上，他的贫困标准大大的低于国际规定的那个贫困标准，原因就在于他和自然结合得稍微密切一点。王鲁湘：密切一点。

温铁军：贫困人口集中到城市形成大型贫民窟温铁军：而如果你空间平移大规模把贫困人口集中到城市，最后变成的就是大型贫民窟，尽管实现城市化了，但是贫民窟是什么呢，对不起，黄赌毒泛滥。王鲁湘：对。温铁军：黑社会控制。你们看到《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那是个真实场景写照，还有相当多关于贫民窟的那些纪录片，在我们国内是没有反映的。如果我们盲目地以为只要加快城市化，那对不起，至少我们要借鉴一点发展中国家的教训，这样其实我们从90年代中期，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呢，在中国的城市化这个问题上，有相当多的争论，有很多不同意见，不是一个概念之争。王鲁湘：不是概念之争。温铁军：而是一个方式甚至是道路之争。王鲁湘：发展道路之争。温铁军：90年代中期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情况，我们有十一个部委组成了一个课题组，那就说明这个国家没有哪一个专门的部门来负责这项工作，所以是多个部门联合组成一个课题组，专题研究城镇问题，小城镇建设怎么搞。王鲁湘：对。温铁军：形成了多种不同意见，这个研究乃至于这个研究以后的后续争论，乃至于最后反映到政策上延续了十几年，最终呢是到这个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当国家在确定“十一五”发展战略的时候，那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接受了城镇化的概念，我们认为呢城市化是一个趋势，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是要靠城镇化来实现的，这就本身做了区别。王鲁湘：区别了。温铁军：那就城市化呢，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过程，这个所谓追求现代化的一个一般经验，但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能不能向这个方向，不折不扣的就这么照搬呢，恐怕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于是乎呢我们与其那样呢，不如选择一个比较慎重的城镇化，那这个城镇化从具体的内涵上，它主要指的是和县域经济有关的这个城镇建设。县域经济的两个内涵，一个就是中小企业，二一个就是城镇化。王鲁湘：城镇化。温铁军：中小企业、城镇化这两者，其实恰恰是高度相关的，因为城镇对于中小企业的进入门槛低，大城市对于中小企业进入门槛高。因此你比较成本，什么东西最能节约制度成本呢，当然是城镇化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最能节约成本，同时它能就近地从农村吸纳劳动力，又同时呢能形成比较低成本的社会保障，就是这个劳动力如果在城镇就业，他一旦失败了，或者在城镇创业失败了，蹬自行车半小时回家了，那就是他不至于有后顾之忧，他会极大的弱化掉经济波动所带来的那些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