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会学：学科抑或理论浮现

思想战线2011年第6期第37卷?.6，2011Vol.37

文化社会学：学科抑或理论浮现

杨向荣①

摘要：文化社会学所研究的是特定社会中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关系，这种研究一方面体现在古典社会理论家们为解释现代性世界的文化意义、文化经验和文化后果而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理论的方法尝试中，另一方面也与当下的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理论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共生关系。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浮现并不是要实现文化与社会学的简单嫁接，而是一种以文化与社会学为核心的极具张力的理论社会学研究新范式。在这个张力场中，跨学科性、审美性与批判性是其独特的理论品性。文化社会学对处于生成中的文化与社会的整体意义给予阐释的向度与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由于过于注重实证考察而导致的现实阐释层面上的理论缺失。

关键词：文化社会学；理论浮现；理论渊源；理论品性

在20世纪后半叶，许多颇具影响的社会理论家看到，只有坚定不移地关注文化及其有关问题，才能以明确的姿态推进关于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理论研究。对这些理论家来说，我们应当关注在理解和解释日常生活的社会化效应时所使用的种种批判性、思辨性和审美性的文化社会学理论向度。确实，近年来，作为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新范式，文化社会学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现象。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在知识界的讨论非常热闹，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也慢慢把研究重心从对社会学理论和实践的考察，转化为对特定的涉及文化和美学现象的文化社会学考察。尽管在当前的学科分类中并没有规定文化社会学的学科，但不少学者认为，有必要把文化社会学当作目前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学科交叉、整合的领域，并寄希望于文化社会学为社会学研究带来新的理论突破。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表示出担忧，在他们看来，文化社会学理论本身的合法性就有疑问，而且，文化社会学研究正在使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丧失其社会性。当然，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文化社会学研究确实隐藏有非社会学化的潜在危机。然而，对这种担忧，也许我们可以从反向度的两个层面来加以考察，那就是：认为文化社会学导致了社会学研究的非社会化，这主要是基于传统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以及学科边界的消解而产生的担忧。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即当下学科分化的层面来看，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浮现就是对传统社会学的学科化和制度化的一种反思和挑战。因为当下的学科分化与整合已是不争的趋势，在这个方面，文化社会学向社会学的融入就不仅仅只是对传统社会学学科独特性和学科边界的取消，而是为当前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学术增长空间。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文化社会学的提出，理论渊源及其理论视阈展开思考和讨论。

一、文化社会学：理论浮现的古典渊源

一般来说，文化社会学往往被理解为对文化现象的社会学研究。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克兰认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社会学之所以获得了稳步的发展，主要归功于一种世界观的改变，“在这种世界观的改变中，一些国家的发展状况共同促成了一个有利于此类研究的强有力的运动。其他的一些学科和一些来自欧洲社会学理论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文化社会学的新观点，前者如人类学（特别是克利福德·吉尔兹的著作）、历史学、政治科学、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以及种族研究等等，后者如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英国文化研究小组，以及英国的科学研究等”。①而且，在克兰看来，

①①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文艺理论的关联研究”阶段性成果（10CZW007）；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基于学理层面的考察”阶段性成果（11A126）

作者简介：杨向荣，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湖南长沙，411105）。

［美］克兰：《文化社会学对于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的挑战》，载［美］克兰《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王小章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今天的文化几乎全都体现和构成于作为明确的社会建构或社会产品的文化。换言之，就是体现和构成于记录在印刷物、胶片、人造物或者最近的电子媒介上记录的文化。因此，新出现的文化社会学，就是研究诸如信息、娱乐、科学、技术、法律、艺术等各种不同类型的记录文化。对克兰来说，如果我们不分析记录文化的内容和影响以及影响记录文化内容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不能理解在当代社会中文化的作用，而文化社会学的特性功能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中也就无法展现。此外，文化社会学关注当下愈益普遍的多元文化处境中的现象与问题，而不是仅仅阐述文化在社会当中所担当的角色。

其实，这种为了回应社会生活中文化生成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产生的文化社会学理论范式，在古典社会学时期就有其理论渊源，这主要体现在古典社会理论家们为了解释现代性世界的文化意义、文化经验和文化后果而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理论的方法尝试，如齐美尔和韦伯。

在欧洲的古典社会学家当中，齐美尔最为关注个人社会化的文化意义。斯温伍德认为，“在所有的古典社会学家中，只有他真正把现代文化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题旨。齐美尔强调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绝不亚于经济。社会学的使命，在齐美尔看来就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下面建构一个新的层面，而其中文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①卢卡奇也曾说：“韦伯、特洛尔奇、桑巴特的文化社会学虽然在方法论上与齐美尔保持距离，却不可能离开齐美尔所奠定的基础。”②在文化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开拓上，齐美尔通常被视为文化社会学的创始人。齐美尔的作品往往根据社会学阐述现代性文化的能力，来确证社会学的范围和各种阐释的可能向度。齐美尔宣称，自己在方法论上倾向于社会互动当中偶然、具体、短暂易逝的东西，倾向于与客体结构相对的主体经验。因此，在齐美尔的社会学分析中，他致力于研究现代文化中的一系列新现象，如时尚、冒险、游戏、博览会，等等。在其现代性的诊断中，个体和群体的现代性心理感性状态，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制度的形式结构，特别是关于货币与现代人形象的社会学剖析，成为齐美尔文化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支撑。齐美尔关于“游手好闲者”的现代性剖析，对后来的阿多诺和本雅明影响很大，也开创了现代人形象的文化社会学分析之先河。而且，齐美尔文本的印象风格，以及他对追求完善结构和总体说明的社会学所持的怀疑立场，避免社会科学传统上刻意追求的抽象方法，也让批评家们震动不已，齐美尔也因此被视为某种特定的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先驱。此外，齐美尔把有关文化悲剧的诊断扩展到货币的文化研究，把货币作为一种加剧了生活的物化的文化范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齐美尔代表了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理论的极致化，在他的作品中，商品化、理性化和异化这三项社会学主题的文化剖析，奠定了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基础。

文化社会学的剖析路径在另一位古典社会学家韦伯那里，则体现为对现代性理性主义的反思和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应当说，韦伯的许多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齐美尔的影响。韦伯与齐美尔的学术兴趣有大量相似之处，他们都关注现代社会中文化的命运，而且在思想来源上以及对现代文化的分析中也有着很多的相似处：都长期生活在柏林，深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市生活经验的影响；对现代文化的诊断都带有尼采和叔本华的生命哲学色彩；都注重从心理主义的角度来解释和剖析文化现象；都强调文化与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都关注女性文化。对此，斯卡夫在研究中认为，都市风格、都市生活、劳动和职业问题、宗教命运、生活的伦理和审美转向、对“铁笼”生存中的自由个性的期待，以及随着资本主义文化而产生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等等一系列现代性问题，都促使韦伯与齐美尔走到了一起。③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关于现代性的文化“祛魅”和现代理性主义的文化社会学剖析。④与齐美尔一样，韦伯同样对现代生活的理性文化抱有浓厚兴趣。但韦伯所关心的是宗教“祛魅”之后理性化社会的制度转型和科层表现。对韦伯而言，虽然他也曾对理性主义所带来的科层制管理表示过担忧，但他主要还是肯定现代社会中的这种理性主义。韦伯认为，现代性的理性过程，一方面导致了宗教的“祛魅”，使个体从传统宗教形而上学的神学光环中解脱出来，实现了个体自由；但另一方面，理性化也使现代生活变得更为高效，使管理变得更为井然有序。只不过，韦伯主要强调外在的社会过程对个体的控制，而齐美尔则主要强调内在的文化过程对个体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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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A.Swingewood，Cultural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London：Macmillan Press，1998，p.23．

转引自苏国勋，刘小枫《社会理论的开端和终结》，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303页。

L． A.Scaff，“Weber，Simmel，and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Sociological Review，Vol.36，No.1，1988，pp.1 30．

［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142 143页。

齐美尔与韦伯所开创的文化社会学理论范式对后来的很多学者影响很大，如卢卡奇、阿多诺、本雅明、哈贝马斯、沃林、比格尔、凯尔纳，等等。在齐美尔的影响下，青年卢卡奇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学向文化社会学的转变。不仅是卢卡奇，本雅明对现代生活各种特定形式和现代性碎片的文化社会学剖析也大多源自齐美尔。和齐美尔一样，本雅明也密切留意现代生活中的附生碎片现象，留意大众文化中那些典型但总是短暂即逝的碎片化经验：人群、街道、购物、女性和时尚，等等。本雅明曾把自己描述成为一个“破坏型性格的人”

，在他看来，现代性就隐藏在这些被拼贴成瓦砾般的生活碎片中，而他的任务就在于将这些历史废墟上的碎片缝合并展示出来。正因为如此，本雅明宏大的“拱廊桥计划”俨然就是一部现实生活碎片的展示，从时尚、女性、居室到街头闲逛者，几乎无所不包。

可以认为，齐美尔和韦伯的文化社会学理论范式所具有的魅力，在于它赋予社会以文化和审美关注，而这种关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与社会理论中得到了延续与发展。

二、文化社会学：理论浮现的当下资源

康诺尔指出，在文化社会学的阐释语境中，“文化从作为一种社会学的考察对象，转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的’或美学的社会学关注形

式”

。①可见，文化社会学家所研究的是特定社会中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关系，而这种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与当下的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理论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共生关系。

文化研究源于法兰克福学派，而真正的奠基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随后，文化研究涌入美国学界，受到一大批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关注，如詹姆逊、赛义德、斯皮瓦克、米勒等等。这批学者一方面使文学理论研究从精英的文学阐释域走向了跨学科的文化阐释域，另一方面也凸显了社会学研究的政治问题域，如邦内尔和亨特所言

，“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依赖于一系列阐释范式并且从根本研究支配的问题，

即权力的主张”

。②而格罗斯伯格则认为，文化研究应当采取一种将抽象性与基础性分析相结合

起来的强有力的方式，将理论政治化并将政治理论化。文化研究应当关注组织性结构中的矛盾，关注这种组织性结构与日常生活和文本性合为一体并与政治经济的盘根错节所产生的内在冲突。此外，文化研究还应当拒绝任何反对研究生活与

消费的观点。

③但由于文化研究的这种理论兴趣取向，它的兴起也引发了传统学科研究者的恐慌。在他们看来

，“由于文化研究似乎占据了1960年代英国社会学的空间———由于其激进的反精英批判，对霸权力量造成了某种刺激，这就引起了传统学科和社会学家们的敌意，他们认为，提升大众（或至少其中的一部分）

的品味

是人文学科神圣的职责，其方式是灌输一系列从

日常生活中仔细剥离的那些神圣知识”

。④无疑，文化研究的出现对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它引发了当下社会学研究新的理论域的生成。然而，文化研究的深入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桑塔格认为，文化研究兴起使我们不再有大学，而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而所谓文化批评的实质内容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

组成的奇观。

⑤凯尔纳也指出，随着文化研究的后现代转向，文化研究已经失去了其源初批判锋芒，堕入后现代文化民粹主义的泥淖。笔者认为，桑塔格、费瑟斯通和凯尔纳的忧虑在于：文化研究过于政治化必然会导致削弱自身源初的现代性批判锋芒，使文化研究为统治阶级制造舆论，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附庸。

基于文化研究的理论危机，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浮现展现了其可能性。文化社会学更像一种复兴的文化研究，它跨学科的理论兴趣弥补了文化研究过于政治化而导致的理论缺失。文化社会学跨学科的理论计划涉及了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后现代理论和其他相关的批评方法，并合并了经验研究、理论、批评和审美实践。文化社会学也涉及当下的新兴领域，它探索传媒、政治和相关审美力量的展现以及相应的受众抵抗策略。而且，文化社会学对新的理论冲动开放，并随时准备开拓新主题，特别是在后现代的文化实践中，文化社会学对新的文化空间、图像形式和影像经验表示出极大兴趣。

此外，文化社会学与当下社会理论思潮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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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英］康诺尔：《文化社会学与文化科学》，载［英］特纳《社会理论指南》

，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1页

。［美］比尔纳其

：《超越文化转向》之引言，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L．Grossberg ，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Essays in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1997，pp.4 9．［美］米勒：《何谓文化研究》，载［美］米勒《文化研究指南》，王晓路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美］布鲁姆

：《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页。

盛也有相当密切的关联。特纳认为，社会理论并非简单地指称社会学理论，社会理论是一个涵括了有关现代社会中社会范畴的总体性质的概念。基于这一语境，文化的社会理论研究日益成为新

的理论增长点。

①与特纳相呼应，瑞泽尔认为，社会学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学院化的、制度化的研究，它所具有的科学主义、基础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和偏激性，使它失去了对生活的敏锐反应和深度思考。基于此，文化社会学的出现

也就顺理成章了。

②顺着特纳和瑞泽尔的阐释，笔者认为，社会理论绝非对社会文本的纯粹社会学关注，而是强调对现代社会性质的总体文化意义的关注，可以把社会理论看做是对现代性社会的一种反思，可以看做是针对确定现代性形貌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兴起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理论的立足点在于对华而不实的“理论”的拒绝与批判。华而不实的“理论”在分析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时的自我指涉与自我关注形成了理论阐释的封闭式循环怪圈，而其仅有的社会关注也往往局限于情绪式的诉说和表态式的判断，而鲜有学理层面的深入挖掘与分析。而社会理论所要避免的是文化理论对社会理论的主宰，其最终目的是要使社会学更具有文化的色彩，从而使文化研究更具有社会学和美学的色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理论思潮的出现为当下文化社会学的浮现提供了理论上的学理支撑，而文化社会学的诸多阐释向度也都可以在社会理论的思潮中找到其理论的共生资源。

三、文化社会学：理论浮现的独特品性

如上所述，文化社会学绝非简单意义上的文化与社会学的叠加，而是一种以文化与社会学为核心的极具张力的理论社会学研究新范式。在这个张力场中，跨学科性、审美性与批判性是其独特的理论品性。

首先，文化社会学集结着诸如社会学、美学、人类学、艺术学、政治学等学科，从而打破了这些单一学科的界限，呈现鲜明的跨学科性。费瑟斯通指出，随着当下消费文化的蔓延以及各式各样的文学跨界现象的产生，宣告了曾经单一和孤立的文化领域的终结

。“这是一个‘跨越边界’的例子，先前封闭的文化形式轻易地穿过

了曾一度守护严密的界线，产生出不同寻常的关

联与融合”

。③费瑟斯通的话也很好地表征了当下文化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跨学科性特征。文化社会学强调的是多学科的互动共生，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浮现并不强调局限于单一的学科规范之内，甚至也不强调是否能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新领域，而是针对当下社会学理论的日益实证化与琐碎化现状所做出的一种回应。可见，文化社会学打破了业已建构的种种学科界限，它采纳有关文化的泛定义、对文化形式的语境化、处理权力和主体性等广泛主题。而且，文化社会学与传统社会学的理论互动，也使得传统社会学的诸多核心命题焕发新的理论生机。马丁指出，19世纪社会学就是融合其他学科领域而产生的，而且时至今日，社会理论依然要凭借从外部注入批评性反思才能达到复兴，而文化研究恰好充当了这种外

部的批判性反思资源。

④可见，社会学的发展需要抵制学科封闭的立场以及随之而来的排斥行为，毕竟，一门学科的阐释疆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保持疆界开放。

其次，审美的阐释向度也是文化社会学的当下独特品性。在当下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实践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美学阐释维度、文化阐释维度和社会理论阐释维度的相互交融。此外，文化社会学也是对文化研究美学维度式微的一种积极回应。文化社会学的对象虽然较之于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而言有所泛化，但审美指向是其目标之一，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强调对文化实践审美意义的考察。费恩特指出，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随着传媒工业和消费文化的迅速发展，西方社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出现了一种新的特点：日常生活被审美化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特别是在城市生活空间中，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日益模糊乃至消失。审美活动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艺术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过程，以至于当代西方社会的形式越来越像一件艺术品，审美化正在成为当

代西方社会结构的重要组织原则。

⑤麦吉尔也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审美主义不是指产生于一个封闭的、有限的美学领域的状况，而是指尽力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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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英］特纳

：《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序言。［美］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

，谢立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6 18页。［英］费瑟斯通

：《消解文化》，杨渝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页。［美］马丁

：《社会学研究中文化的复兴》，载［美］米勒《文化研究指南》，王晓路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E.Fuente

，“Sociology and Aesthetics ”，Europe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No.3，2000，p.239．

美学疆界以至包括整个现实世界的努力。①费恩特和麦吉尔所道出的当下社会现状其实也是文化社会学研究范式美学维度突显的一种暗示。文化社会学基于审美主义的阐释向度去关注现代艺术和社会生活，并将纯粹的审美经验分析应用于对日常生活的分析中。

再次，文化社会学的当下独特品性还在于其强烈的批判性。批判性曾是早期伯明翰文化研究的重要传统，然而当下的文化研究却日益丧失了这种批判传统。在今天，文化研究已成了无根之研究，当下的文化理论本身已成为目的———对自己的文本传统进行自恋式的研究———从而失去了其作为实证研究的重要性。洛文塔尔指出，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经验研究已越来越成为一种自我言说，越来越成为一种克己苛刻的行为，因为它避开任何外在力量的纠缠，拒绝进入任何超越经验文本本身的其他意义阐释领域，也拒绝对经验本身进行批判的考察。因此，洛文塔尔认为，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浮现带来了批判精神的复归，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实践中，“可辨别的是社会批判精神，这种精神推动了那时还年轻的学者群体在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中拒绝传统的研究方法，并且寻求一种新的比较大胆的分析材料的方式———简言之，敢于打破学院象牙塔的墙壁，在那里专家在追求他们的专业兴趣时没有任何社会的或道德的意识”。②可见，在文化社会学理论浮现中所体现出的批判性品格，是与文化研究出现之初批判功能在当下的式微分不开的。

四、批判性结语

康诺尔曾就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浮现表现出诸多担忧，③并质疑指出，文化社会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浮现，其理论归宿到底应当定位于何处？有很多学者简单地将文化社会学解释为文化与社会学的叠加，或者理解为文化的社会学分析路径。如在《文化社会学论要》中，曼海姆开篇即强调：此书研究的内容是看待文化现象的一种独特方式。④在曼海姆眼中，文化社会学意即对文化的社会学分析。曼海姆的这种理解在笔者看来只是对文化社会学的简单化处理。在阐释向度上，文化社会学与人文科学的诸多理论保持着共同的理论兴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文化研究以及各式各样的后现代理论，等等。文化社会学融合社会文化理论并混合了社会学的文本分析，它关注权力的生产，关注批判的意义指向，关注现代社会学审美乌托邦建构与想象，同时也关注各式各样亚文化的符号经济学和批判政治学分析，如马丁所言，文化社会学“指的是源自媒体、艺术与大众、社会运动的整个领域，尤其是必须把握新生形式的那些研究”。⑤因此，文化社会学并不要制造对文化或社会学的拜物教，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文化过程化约为单纯的社会功能，而应当保持文化自主性，并以此来阐释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

此外，文化社会学能否成为当下理论社会学的延续或兴趣增长点。答案是肯定的。理论只有保持多种声音的共存，保持开放性才能获得更广阔的生长空间。文化社会学在阐释的向度上具有传统理论社会学所不具备的理论品性，更主要的是，文化社会学在对于日常生活话语如何建构和组织我们的社会话语体系并转移其意义模式，以及这些意义在日常生活的延续与变化中是如何得到生产和再生产的层面上，拥有着极好的阐释能力。文化社会学之所以有如此的阐释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不在于文化社会学的对象是文化还是社会，而在于文化社会学理论能够对处于生成中的文化与社会的整体意义给予阐释的向度与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由于过于注重实证考察而导致的在社会现实阐释层面上的意义缺失。这正如克兰所言，“由于文化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学这门学科中的一块飞地（或更精确地说是一系列飞地），因而它形成促进了关于文化以及文化和社会结构之关系的一些新的、在该学科的其他部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理解。由于文化社会学的边界具有很强的可渗透性，因而它从别的国家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中整合吸收了许多理论观点。我们期待，通过文化社会学，最终能促成社会学这门学科其他部门的新生”。⑥

（责任编辑段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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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④⑤

⑥A.Megill，Rophets of Extrem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2．L．Lowenthal，An Unmastered Pas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164．

［英］康诺尔：《文化社会学与文化科学》，载［英］特纳《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7页。

［德］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要》，刘继同等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3页。

［美］马丁：《社会学研究中文化的复兴》，载［美］米勒《文化研究指南》，王晓路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美］克兰：《文化社会学对于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的挑战》，载［美］克兰《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王小章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