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时代：意味着各个文明在这期间都以“突破”其原始文明为前提,并且开启了各文明后来的发展方向,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

因为当时诸子百家创造的各个学派，使得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国民族文化从此大致确立了。

（1）在社会生产力上，由青铜时代进入了封建社会。

（2）在民族方面，以华夏为主体的中原民族与周边各族不断融合，形成了华夏族。

（3）在文化上进入了空前繁荣昌盛的时期。哲学思想尤为活跃，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文化官员从宫廷走向民间，直接推动了私家学者集团的兴起。

（5）诸子百家兴起

中国传统文化是体系指经过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干并涵括其他各种思想文化内容所构成的文化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就不会五彩缤纷。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家学派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也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儒家思想就是在吸收融合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并在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批判

要对话不要独尊

在新的世纪,儒学应当彻底抛弃“惟我独尊”的幻想。儒学应当在世界文化的大平台上,与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体系进行接触和交流,进行思想的对话,以期消除矛盾、达成共识。这就是新世纪的文化磨合过程。儒学只有经过这种文化磨合,才能够在世界未来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 2.要复兴而不要复古

儒学在世界未来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其目的是为了民族文化的复兴而决不是民族文化的复古。民族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之一,在新的世纪追求这一社会理想显得更加迫切,因为,没有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国就不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赢得发展,也不可能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政治多极化。但是复兴与复古有着原则区别。复古就是简单的肯定,而复兴则是否定之否定,即扬弃。复兴必然要求我们要立足于时代发展的要求,正确处理好传统与当代的关系,善于运用好“我注六经”的思维方式,对儒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真正做到“保存形式、丢弃内容”。

3.要发挥好文化资源的作用,不要再图文化主导的地位

儒学从其固有的体系来说是适应了宗法小农社会发展需要的,因此,在新的世纪它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居于文化主导的地位。要发挥好文化资源的作用,就要求一方面要打碎儒学固有的体系,只有这样儒学的精华才有可能得以彻底的“解放”,而不至于被固有体系所窒息;另一方面,应当以“古为今用”的原则,将被“解放”出来的儒学精华有机地融汇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去,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服务。只有这样,儒学在中国才能有自己生存、发展的广阔前景,也才能融汇到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去,融汇到世界先进文明中去,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人文价值功能。

百年来,中国儒学的发展伴随着现代化的过程,历经了曲折与坎坷。应当坚信的是,随着中国当代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建设的推进,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儒学一定会在新的世纪通过新的角色定位、新的内容选择、新的功能发挥而

获得新的生命,任重而道远。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

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

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岭南文化是悠久灿烂的汉文化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汉族文化百花园中的重要组成，

包括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三大汉族分支，其中广府文化在岭南文化中个性最鲜明、影响最大。岭南先民遗址的出土材料证明，岭南文化为原生性文化。基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岭南文化以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为源头，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和融汇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逐渐形成自身独有的特点——务实、开放、兼容、创新。

明清之际，岭南三系文化相互融汇贯通，岭南文化真正有自己独立的风格、精神，并区别于南方文化。岭南文化形成后在政治、哲学、学术、艺术、经济、工艺和生活各方面全面发展，至晚清达到了高峰时期。

到了近代，岭南得风气之先，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津梁，多种文化思潮交错而织成绚丽多彩的画面，岭南文化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革命和发展的先导。从洪秀全金田起义、康梁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岭南文化始终是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重要代表和领导力量。这段时期，岭南文化精神实质是战斗、革命、革新精神。

从此之后，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国内各地方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条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进入新文化时期，起飞的经济与岭南风格的粤语文化、粤

式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岭南文化的现代阶段。

化具有丰富的内涵，获得了相应的缤纷表现。岭南学术思想，吸取由中原相继传入的儒、法、道、佛各家思想并进行创新，孕育出不同风格的思想流派。这里既有雅文化、精英文化——如江门学派、岭南画派、岭东画派，又有市井文化；同时，还要顾及独具特色的民俗所体现出的文化，如“自梳女”、“结金兰会”和“不落夫家”等等。

岭南的文学艺术雅俗并茂，岭南画派、岭东画派、粤剧、潮剧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诗人张九龄、学者陈献章享誉全国，电影最先从岭南传入，而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奠基者郑正秋，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蔡楚生。岭南教育起步较晚，但宋明办书院风盛，如潮州府在宋朝就有三大书院，其中两大书院韩山书院，元公书院的建制规模都比较大。到了近代更是领教育革命之先。葛洪在岭南炼丹，创金丹道教理论，并有贡献于化学、医学。伊斯兰教、佛教较早从海路传入岭南，惠能创中国化佛教——禅宗南派，影响及于全国以至世界。岭南的农技、手工技、医学等在中国科技史上有一定地位，明清之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为中国最早的生态农业，而潮汕人精工细作，种田如绣花。郑之侨所著的《农桑易知录》更是一本幸存的珍稀古代农书。西医东渐，中国的西医院、西医学校以及西医生，均在岭南最早出现。岭南民俗与岭南饮食，异于北方，最富于地方特色。岭南文化中的艺术部分，颇具特色，以粤剧、潮剧和汉剧为例，它们扎根于南疆，又吸收了中原和周边文化，很值得探研。北有秧歌，南有英歌，英歌这样一个南方艺林的奇葩也是值得关注。

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或设计是以其道德价值观为依据并作为出发点的。这种价值

观是建立在求善基础上并特别强调群己和谐和天人和谐,因而重整体价值,忽视个体价值;重义理价值,忽视功利价值。从这种价值观出发,考察儒学的精神实质及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具有以下三个特质:

1.妙赞化育,与天地合其德

儒家历来重视天人关系问题。

2、极高明而道中庸

儒家所希冀的理想生活是超越世俗而又不离人伦日用。圣人作为儒家理想人格有其超越尘世的神秘性,这是同宇宙本体合一的绝对自由的人格,已经达到了“无情”、“无欲”、“无我”的神圣境界。

3.仁与礼的和谐统一

仁与礼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两大主题和核心范畴。仁是人格主体的自觉,礼是外在的社会制约。一个理想的人格,就是仁与礼的统一。

道家提倡道法自然，自然无为，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思想的特点是无所不容，

无所不包。先秦各学派中，道家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有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佛教传入我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禅宗是中国智慧对于印度佛教最具创造性解释后的独特产物。也正是如此，它弥补

了中国精神结构中的缺失，丰富了心灵的程度。从禅宗的思想来源来看，一方面它吸取了中国古代儒家孔孟一派的人性论以及道家老庄一派的崇无思想；另一方面它又继承了印度大乘佛教的“空”、“有”两宗的思想。禅宗以禅命名，容易给人误解，仿佛它只是突显了戒定慧中的禅定。事实上，禅宗之禅与禅定之禅相关，但并非就是禅定之禅。

首先，慧能认为禅宗的根本是“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说明禅宗所追求的是心灵

的觉悟。它只是通过心灵的实践，而不是身体的实践来实现。一般所说的禅定被狭隘地理解为单纯的身体的静坐行为。虽然身体的修炼为心灵的觉悟可以提供一定的条件，但它并不能直接解决心灵自身的问题。

对于禅宗而言，佛或者佛性绝对不是人之外的其他什么东西，而就是人自身的自性。

古典诗词的发展简况在中国文学史上，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诗是距今三千

年左右的《诗经》，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一共三百零五篇，古称《诗》或《诗三百篇》。其内容有“风，雅，颂”三个部分，这是从音乐角度上分的。在表现手法上有“赋，比，兴”三种。因此前人把“风，雅，颂”和“赋，比，兴”称作《诗》的六义。在语言的句法上，基本上是四个字一句。

继《诗经》之后，公元前四世纪，在楚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诗体，叫“楚辞”，它的创始人是屈原。后来，汉朝人把屈原，宋玉等人写的作品编成一书，叫《楚辞》。《楚辞》突破了《诗经》的四字句，发展为五言句，七言句，即把偶字句（四个字一句）变为奇字句（五个字以及七个字一句），不但能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而且韵律和节奏也更富于音乐性。

到了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是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在继承前代诗歌的基础上，唐代的诗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形成了固定的分类。其分类有两种，一是古体诗，也叫古风；所谓古体诗，是指模仿唐代以前的传统诗体，没有一定格律，篇幅可长可短，用韵平仄都比较自由，句子的字数有整齐的，也有不整齐的；其中主要分五言古体和七言古体两种。二是近体诗，也叫今体诗（这个“今”指的是唐朝），就是我们所说的格律诗；近体诗不象古体诗那样自由，在篇幅，用韵，平仄，对仗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它基本上可分为两种：律诗和绝句。律诗和绝句都分五言和七言，超过八句的律诗称作排律。

在唐代中期，由诗派生出新的体裁，这种体裁到了宋代最为发达，这就是词。由于词是由诗派生出来的，所以词又被称为“诗余”；另外，由于词的句子字数长短不一，古人也称为“长短句”。

到了元明两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体裁，叫曲，也称散曲。曲可以说是词的另一体。那么它跟词有什么不同呢？除了咏唱时的伴奏乐器不同以外，在语言上更加接近口语。最突出的特点是可以加衬字。如张养浩的《闲居三首之一》“昨朝杨柳依依，今朝雨雪霏霏，社燕秋鸿（忒）疾苦。（不是）浊醪有味，（怎）消磨（这）日月东西。”其中括号内的字就叫衬字。

诗歌的意义

１、诗歌是对沉默的反抗，是对天地间大美与神奇的靠近

２、诗歌是对物化的反抗，是对符号的消费

说穿了，文学艺术都是对于符号的消费，是一种不为实而为名的努力（或称徒劳）。

３、诗歌是对标准化的反抗是个性的张扬

４、４、诗歌是人与自己斗争的方式，是对光荣的求取

５、５、诗歌是对勉强生活的反抗，爱则合不爱即离６、诗歌通过想象实现对现实秩序的反抗，诗集是诗歌的家

６、想象是诗歌的生命，但是究竟什么是想象，人们却并不是很理解

７、一、诗性特征的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

８、

９、（一）中国哲学精神之影响。

１０、

１１、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是这个民族的哲学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浸透着该民族哲学的特色。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其显著的特征便是文学的哲学化，和哲学、历史的文学化。前者如《诗三百》被列入“五经”，后者如《庄子》被视文学散文、《史记》中的一部分被视传记文学。一般来说，哲学的表达方式应是思辨的，说理的，演绎和归纳的；但也可以述的，描写的，甚至是抒情的。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古代哲学更擅长用后一类方式言说思想，建构体系。古代先哲往往从自然山水中感受生命的灵性与律动，从而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于是有了孔子对宇宙万物运转不息的如下认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论语．子罕》）《周易．系辞上》在阐述宇宙生成演变之规律时说：“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之行，一寒一暑。”

[2]取自然意象喻，以诗歌创作中“意象叠加”的手法来展现中国哲学的自然观。这既使得文字简洁洞彻直指思想内涵，又使得思想不粘滞于文字不死于句下。中国哲学不仅是认知的、思辨的，更是体验的、感悟的。在后一个层面上，它与性灵、妙悟的中国诗歌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从而直接铸成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歌精神和诗性特征。

１２、

１３、（二）中国诗歌功能之泛化。

１４、

１５、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对于中国古人的意义非同一般。古人用诗书时书事，写情写景，状人状物，以至述平民生活之状况，刻画普通社会之心理，通其思想，明其美刺。他们既可以在诗歌中忧国忧民、建功立业，也可以在诗歌中淡泊名利、陶冶情性。我们读中国古典诗歌，常常读出诗人对宇宙人生的深刻体悟，读出诗人人格的个性化与审美化，而这正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诗歌精神的真谛。面对这样一种研究物件，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品评识鉴作家作品，批评清理文学现象，并不仅仅是了文学和文论本身，而是要借助他们的批评活动和文论文本，与他们的批评物件达到心灵上、人格上的沟通，最终寻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基于这样的批评动机，古文论在揭示研究物件诗性精神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赋予自身以诗性特征。《文心雕龙．物色篇》说：“山遝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3]与其说刘勰在以一位理论家的身份剖析创作过程中的“心物赠答”，倒不如说他其实并不相信缜密的推理和明晰的概念能够说清“心物”关系，他更愿意相信自己是一位诗人，更愿意用诗的语言来言说“心物赠答”的复杂内涵。《文心雕龙》的每一篇都以一首四言诗作结，这充分说明，文心首先是诗心，是诗人之心，然后才是文心，是论文者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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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三）诗家气质的自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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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文论家原本是诗人，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以诗人的情感气质、思维特征、表述方式来评说研究物件，来建构文艺理论，使得古文论一开始便具有感悟、虚灵、自然、随意，以及个性化、人格化、诗意化、审美化等特征。作中国文论之滥觞的先秦文论，孔子文论的语录体

和随感式，庄子文论的寓言化和虚灵化，以及《诗三百》之中有着文论思想的诗句，都后来的中国文论奠定了一个诗性精神的基调。刘勰钟嵘时代是中国文论的鼎盛期，《文心雕龙》“纲领明”、“毛目显”的理论体系和“擘肌分理，惟务折衷”的思辨方法，并不能遮掩或取代其贯穿首尾的诗人激情和“骈文”这种文本形式本身所具有的艺术的审美的形式魅力。而《诗品》则以其“直寻”和“骋情”的言说风格，以其“意象评点”[4]的言说方法，首开中国文论中最具诗性特征的文本形式──诗话，以至成中国诗性文论的典范性文本。六朝以降，中国文论的诗性特征已稳固地形成，这不仅表现在诗话、词话、曲话、小说评点以及论诗诗成古文论的主要文本形式，更表现在古文论形成了一整套独具诗性精神的范畴和术语，如神思、情采、体性、风骨、兴寄、气象，以及滋味说、意象说、取境说、妙悟说、性灵说、神韵说等等。古文论家因秉承诗人的气质，故专注于对作品诗性的感悟，专注于对这种感悟的诗性传达，而并不着意于理论体系的建构和理性的逻辑的推演。因此，以诗悟诗，以诗传诗，或者说以诗的精神气质，以诗的思维方式来观照评论文学作品，是最符合中国文论的终极目标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一首四言诗描述一种文学风格，一品即一组意象或一种诗性境界。之后，中国文论的论诗诗以及诗话词话不胜枚举，一直延续到近代王国维。王国维《人间词话》以词作释词境，称“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有我之境”，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我之境”。[5]一部《人间词话》是品词作评词人，又何尝不是以诗心诗情观诗作诗？

２０、

２１、诗话、词话构制小巧，语言风格多含蓄隐秀，这与西方文论那种康得式的长篇巨制和黑格尔式的缜密周严已是大异其趣；而作中国文论诗性化之具体表征的意会、感悟、虚灵、直寻、简要、自然、随意，与西方文论的思辨性、系统性、规范性、明晰性等特征更是大异其旨。总之，文学理论的诗性化，是中国文论区别于西方文论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文论的独特魅力和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