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媚俗_与大众文化

“媚俗”与大众文化

王淑

萍

昆德拉小说的哲理色彩使其超越了文学的范围而广泛地渗入哲学、美学、

社会学等学科领域。这种渗透性增加了昆氏小说的诠解维度,但同时也提供了多方位逆向思考的可能。仅就“媚俗”而言,我们可以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论昆德拉提供的深入思考,也可以从这个角度作逆向的透视而论其视野的局限。本文便拟从后一方面做一下努力。

媚俗,我们一般的理解是对庸俗的趋媚。但在昆德拉那里,媚俗的含义得到了更具深广意义的彰显。媚俗一词在昆德拉众多的作品中多有出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伟大的进军”一节论述得颇为详尽。我们就以此为基础先来探析一下媚俗的含义。

“伟大的进军”一节,可以找到两句话来解释媚俗:11“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21“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拒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第一句中“无条件认同”也就是不加思考地认同,“生命存在”中的“存在”并非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指我们的现实处境。现实处境总是一定历史中的处境,具有历史的规定性(这里的“历史”既指过去的历史,也指现在正在生成中的历史)。“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也就是无条件接受历史提供给现实处境的规定性。第二句话就把这层意思说明白了,但没标明主语,这恰好照应了第一句的“无条件”。“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预设了“普遍能接受的范围”,这一范围是预先给定的、不言自明的,“在媚俗作态的极权王国里,所有答

案都是预先给定的,对任何问题都有效”①,如果我们去思考到底是谁给定的,那就变成有条件了,就不是媚俗了。

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在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几乎都能找到媚俗的存在迹象。因为任何一个领域中,我们都不能不沿袭前人的思想、做法,这已为媚俗造就了温床,而权威(非特指人,泛指一切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具有统治性影响力的事物,如国家意志)或流行话语也时时让人们陷入盲从。媚俗无处不在,它已成了人们无法摆脱的宿命,正如昆德拉所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

大得足以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部分。”

②

就昆氏对媚俗的使用来看,媚俗是个贬词,它以“俗”为中心并指向“俗”,这种单维的指向背离了“生活世界”的丰富性(“生活世界”是胡塞尔提出的概念,在他看来,欧洲科学的片面本性排斥了具体的“生活世界”,这在昆德拉《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一文中有所提及)。媚俗虽非科学,但同样具有片面性。这里关键的不是媚俗的贬义特征,而是昆氏由此引出的悲观视镜。我们应当尽力避免媚俗,但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真正逃避媚俗,媚俗由此成了人类无法摆脱的困境。这的确令我们悲观,不过我们可以尝试从另外的维度考察媚俗,或许可以走出这一困境。

大众文化领域应该是媚俗运用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地方,可现实中的媚俗并不是一种,而是很多种,虽然在不同场合中它们所扮演角色的性质相同,但却以不同的形式纠缠在一起,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媚俗的单维指向。媚俗既然是不可摆脱的“人类境况”,它屏蔽了“生活世界”,却指引我们探求存在的意义,这无疑向我们揭示了“生活世界”潜在的丰富性和创造性。

在《小说与欧洲》的著名演讲中,昆德拉提到媚俗时这样说;“‘媚俗’就是把流行观念的愚昧翻译成美丽而富于感情的语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向绝大多数人讨好卖乖”。问题似乎已经很清楚了,媚俗的“俗”就是“流行观念的愚昧”,即“流行观念的无思想”,媚的主体就是“绝大多数人”③。可是,由于大众文化的参与,问题就变得复杂多了。“流行观念的无思想”是由大众媒介提供的,但又不是它创造的,而是取之于“绝大多数人”又用之于“绝大多数人”。从“俗”的生产机制来看,媚俗应是变动不居的。而我们日常在谈媚俗的时候,实际上同时做了一种假定,即媚俗的结构是不变的,其单维性是纯粹的,它的贬义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大众文化日益强大的今天,考虑到媚俗生产的复杂性,就不能不加以重新审视了。

大众文化始于何时,很难确切说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明确,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大众媒介的产生和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早期大众文化的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影响。这一学派的理论家阿多诺等人对大众文化多持批判态度,其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1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的趋向和商品拜物教的特征。21大众文化具有标准化、统一化和统治化的特征,扼杀了艺术个性和人的精神的创造力,并生产出一种同质的社会主体。31大众文化具

有强制性的支配力量,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④从以上的批判来看,法兰克福学派基本上把大众文化视为二层级结构:生产者、消费者;统治者、被统治者;主动者、被动者。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单向的,大众文化中的广大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传播媒介及市场提供的思想、观念、爱好等,而对此一无反应。这倒挺符合对媚俗的单维性理解,广大受众真是“无条件认同”了媒介及市场提供给他们的规定性。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对受众主动性的忽视动摇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批判的根基,阿多诺等人也因而很快遭到了以费斯克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的批评。

与阿多诺等人把大众看成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群体不同,费斯克认为大众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组合,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既然大众是多元的,大众文化的流行就应该适应这种多元性,因而大众文化本身也必然是复杂而多元的,那么上面提到的“流行观念的无思想”就不是单一的某种思想,而是富有杂多的思想集合。以多元之大众媚多元之思想集合,媚俗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其间纠缠着各种力量与冲突,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分解媚俗的单维性,瓦解其贬义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费斯克发展了快感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快感具有销蚀大众意志的作用,从而使大众屈从于媒体所传播的意识形态的认知暴力。费斯克借鉴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和罗兰?巴尔特的身体快感的论述,认为大众可以利用大众文化提供的资源在消费过程中生产出意义和快感,并在生产中创造出一种大众文化资本,“这种大众文化资本包括从属阶级可利用的意义和快感,以表达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大众文化资本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概念,而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但它总是处于与主导力量相对抗的位置。”⑤新的意义和快感是由大众媒介提供的,但却是由大众自己生产的;这种生产绝非单纯地接受和阐释媒体提供的意识形态,而是基于自身需要的一种创造,创造本身就造成了对抗。

费斯克对大众对抗的描述有些夸张,过分强调了对抗的主动性,但对抗毕竟是一事实。在此基础上看媚俗,“流行观念的无思想”就失去了依托,因为所谓“流行观念的无思想”意指大众“无思想”地接受“流行观念”,可“流行观念”毕竟不是一个形而上的实体,而是媒体与大众共同运作的结果。媒体可以是原创,但并不能保证它在传播过程中不走样变质,原因是大众在接受过程中掺入了选择的主动性。如

去年的两部影片《天脉传奇》和《英雄》,媒体在放映前的暴炒并没有挽回其在放映后遭到的冷落。所以媚俗主体的复杂性及“俗”在传播中的变形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大众文化中媚俗的单维指向。

以上对大众文化的分析只截取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断面,基本上是静态的,而大众文化实际上是流动不居的,它始终处于不断的创生之中,代沟问题可作为证明。

“代沟”,曾一度成为西方社会的热门话题。20世纪西方理论思潮的频繁更迭跟代沟不无联系,尤其是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过渡集中体现了代与代之间的陌生与隔阂。代沟理论于上世纪80年代入驻我国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时间各种观点蜂起,代沟也从两代人之间的隔阂进而理解为三代人、四代人之间的隔阂。而今,关于代沟的争论已偃旗息鼓,但代沟问题并未随之消失,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为明显了,原因就是大众文化的日益张扬。

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大众文化瞬息万变,在大众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孩子其价值观念、行为趋向、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别产生的速度也必将加快。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还谈四代人之间的隔阂,现在,谈五代人、六代人之间的隔阂恐怕也不过分。这种情况下,代沟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断裂。代与代之间的差异其实就是不同时期大众文化的差异。这样原本一脉相连的大众文化由于代沟的存在出现了很多断层。

当然,代沟并不意味着代与代之间的决裂,文化断裂也不是文化间的截然分开。代与代之间,不同的文化断层之间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已经不是简单的传承关系了。M1米德曾说:“在人类历史上两代人第一次公开的痛苦的大决裂来到之际,青年将促使美国传统文化衰落并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文化或曰‘青年亚文化’,即后喻文化。后喻文化相对于前喻和前喻文化来说,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文化。”⑥周晓虹称这种“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为“文化反哺”⑦,李新华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互喻文化”⑧的概念。“互喻文化”即不同代之间互相学习的文化,但这种互相学习并不平等。可见代与代之间的联系是一种不平等的相互作

用。

由于这种复杂的代沟问题,媚俗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下一代可以媚上一代之“俗”,上一代也可以媚下一代之“俗”,这种复杂的“代际互媚”实际造成的是对媚俗产生根源的拆解。不同代之间互相学习的内容必须经过各代文化机制的监察以决定拒绝还是接受,于是媚俗那种“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单维机制便遭到了破坏。

媚俗虽然强大,但在大众文化中不能不遭遇尴尬,这也正是它的脆弱之处。所以没有必要过分粘滞于媚俗的贬义,我们应当关注它的脆弱之处所彰显的生机。

当然,我作这种理解并不是主张人们认同媚俗。我们的确应当反对昆德拉所说的那种媚俗,因为它能扼杀我们的创造力,破坏“生活世界”的丰富性,使我们不自觉地远离生活的本真,一头撞入“虚浮”不能自拔。但当我们大张旗鼓地反对媚俗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大张旗鼓”地肯定某种与媚俗相悖的东西。我们的反对是一种“有意”的行为,而我们在“众声喧哗”中的肯定就不见得是“有意”的行为。如果“肯定”变成了“无意”,那与媚俗又有什么区别?我们拒绝生活的单一而否定媚俗,但须知媚俗也是自生活的基源处生长起来的,我们可以反对,但不必悲观。

注释:

①②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孟湄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第174页。

③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唐晓渡译,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165页。

④参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2页。

⑤同上书,第233页。

⑥转引自周怡《代沟理论:跨越代际对立的尝试》,《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5年第2期。

⑦参见周晓虹《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青年界》1988年第1期。

⑧参见李新华《青年与成年:未来社会的二元结构》,《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3期。

(本文作者系暨南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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