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商号权的法律性质

商号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我国现有立法的不足及理论研究上的误解，使得商号权的保护在我国实践中存在着许多问题。

商号权的法律性质

(一)、商号(权)、企业名称(权)、字号(权)的区分

关于商业领域经营主体名称，在现有的论著及立法中都存在着概念混淆的情况。有学者干脆认为三者是等同的，只不过是称谓不同罢了。事实上，它们有着不同的内涵。商号是企业以及其他商业主体为表明不同于他人的特征而使用的名称。企业名称是表明企业的注册地或营业地、商号、行业、组织形式等特点的全称。按照国家工商管理局1991年发布的《企业名称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名称规定》)第七条第一款，企业名称应当由以下部分依法组成：字号(或者商号)、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组织形式。

由此可见，商号是企业名称的法定构成因素。例如，“上海亿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公司的名称。其中“亿唐”是该公司的商号，“上海”属地理名称，“信息服务”属行业公有名称，“有限公司”是其组织形式。在所有的组成部分中，该公司只对其商号“亿唐”享有专有权，而不可能对地理名称“上海”、行业公有名称“信息服务”或组织形式“有限公司”享有专有权。

仔细分析产生概念混淆的原因，笔者以为对其他法域立法的错误理解、借鉴是主要的原因之一。根据美国的普通法，产品、服务或商业企业的描述性词汇，以及人名、合伙名、公司名或特殊地理位置的名称，如被法院承认它们在商业交易中普遍使用，即属于“商号”;在日本立法上，商号指的是商事主体的名称。其中，商人的商号可以是其姓氏、姓名或其他名称，而公司的商号通常是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或股份公司等;在德国，商号可以分为简单商号和组合商号，简单商号仅由一个姓名组成，而组合商号由核心部分(一个名称)和附属部分组成，两部分具有同样的意义和地位(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国家所指的“商号”在含义上是宽泛的，与我国的“商号”有很大的差别。实际上它可能相当于我国的“企业名称”，也可能相当于我国的“字号”。相应地，上述国家的“商号权”决不仅仅是我国的“商号权”(字号权)。有学者在引进这一概念时，没有仔细辨别从而造成了混淆。其次，《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将“tradename(商号权)”纳入工业产权的范围，却未对“tradename”做出界定，国内对此的译法林林总总，这也是导致概念混淆的原因之一。

按《名称规定》，在我国“字号”与“商号”是同意语。但笔者以为，两者还是有差别的。首先，在我国经营者用“字号”来标明身份古已有之，而作为法律概念的“商号”却是一舶来品。其次，两者的取得方式不同。“字号”在作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等特殊自然人组合的名称，其确立采用自由主义，可登记可不登记，且既可称个体工商户或个人合伙的自身，也可用于商业营业;而“商号”则是企业在营业时使用的名称，非经登记不可取得。

以上的区分并非纯语义的区分。《民法通则》第五章第四节是关于民事权利中的人身权的规定，其中第99条第2款规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有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值得注意的是，该款没有规定企业名称的“专有”使用权;同时，“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的规定又与人身权不得转让的民法原则相抵触。由此可见，我国立法更多地强调企业名称权是一种人身权而忽略其财产权利的性质。与此相反，一般认为商号权强调的是财产权利，如商号转让权、商号专用权等。

由于我国尚没有专门调整商号权的法规，本文论述中引用的有关商号权的法规将主要是调整企业名称的法规(正如前文所述，商号是企业名称的核心部分，这些法规自然对商号权适用)。

(二)、商号权是与商标权相邻接的一种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的划分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狭义的知识产权，可分为两类：一类称“工业产权”(Industrial property)，《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文本)第1条第2款规定：工业产权包括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服务标志、商号、产地标志或原产地名称和反不正当竞争;另一类称为“文学产权”(Literature property)，主要包括著作权及邻接权。另一种是广义的知识产权，按照知识产权本身的特性，将之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创造性成果权，包括发明权、专利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集成电路设计权、工业秘密权、著作权(包括计算机软件、著作邻接权);另一类是识别性标志权，包括商标权、商号权、地理标记权(即

原产地名称、货源标记)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涉及到的有识别性标记的权利。1992年4月“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东京大会持此种观点。

因此，无论按哪一种划分标准商号权无疑是知识产权的一种。它具有知识产权的一些共同特征，如无体性、地域性、专有性等。笔者以为，商号权是商标权的邻接权。这是因为：(1)商号与商标一样，其最终目的都是生产者、经销者用来区别不同主体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它有利于商号的拥有者增强其竞争能力，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使用商号与使用商标一样能起到表示商品或服务的来源或出处、保证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广告宣传的功能。(2)商号权与商标权的联系十分紧密，它们都是一种商事主体的专有权，可以转让，其侵权责任也非常相近。商号权的行使与商标权密切相关，有时不同主体间的商号权、商标权会产生利益冲突。

商号权是商标权的邻接权，但其与后者仍有不同之处：(1)商号权的实现不需要依附于特定的商品或服务之上，但必须依赖于生产经营该商品的厂商或服务提供商;商标权的实现则大多标志于特定商品或服务之上。(2)法律依据不同。确立商号权的法律依据是公司法或企业登记法等，商标权的产生依据则是商标法。(3)商号权比商标权更具地域性。二者虽然原则上都在注册登记国有效力，但商号权的效力范围更小一些，因为它只有在其所在的登记机关的管辖范围内有效力。(4)商号权无法定时间限制。商号权与商事主体并存，只要该主体存在，商号权就存在，而商标权有法定的期限。(5)保护程度不同。对商标权的保护更为

充分一些，有时即使在非故意侵权的情况下，商标权人也可获得救济;对商号权的保护则一般限于欺骗性冒充或其他不正当竞争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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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权人权属性

环境权人权属性一、环境权解读蔡守秋教授将环境权界定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就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承担的基本义务，即：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有享有适宜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1周训芳教授认为环境权是人人有在适宜于人类健康的环境中生活以及合理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2 环境权理论为世界所普遍接受体现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该宣言庄严宣布："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实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个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在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再次重申了环境权："人类处于普受注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3 我个人认为周训芳教授的定义比较具体，从精神和物质的角度对环境权实行界定，且与国际会议的宣言表述存有相通之处。他的定义是与环境权的内容密切相关的，更强调了其个性，个人比较倾向于这种表述。下文我们将结合环境权的内容、特征等结合来实行理解。二、环境权的内容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权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环境权一般指公民的环境权，即公民有享受适宜的自然环境的权利，广义环境权泛指一切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特殊法人-国家）在其生存的自然环境方面所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即国家、机关、团体和厂矿等企事业单位的公民，都有使用、享受其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的权利，也都有保护自然环境、防止环境污染的义务。4

周训芳教授认为环境权包括良好环境权和合理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权两个方面。良好环境权是人类的精神性权利，是当代和未来时代的人类个体和整体生活在一个适合于人类健康和福利的环境中的权利。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清洁产品权、环境审美权、环境教育权、环境文化权、户外休闲权等。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权主要是当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财产权利以及从事与自然资源相关的财产性活动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权、渔业资源捕捞权、狩猎权、采药权、伐木权、航运权、探矿权、采矿权、放牧权、生物物种基因权、生态资源收益权、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权。5 而吕忠梅教授认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公民个人生存和健康直接相关并与个人生活密切联系的阳光权、通风权、眺望权、安静权、达滨权、嫌烟权等；二是既与公民个人生存和健康直接相关又与公益性或与公共性密切联系的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风景权、环境美学权、历史文化遗产瞻仰权等。6 虽然学者们对环境权内容的理解各异，但是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环境权是以营造更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为终极使命的，不可避免得带有很强的"人类整体主观性"。周训芳教授关于环境权的分类是以人类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为着眼点，而吕忠梅教授则以私益和公益作为衡量的尺度，即使如此，他们在关于具体内容的表述上却有如此相似之处，且不说清洁环境权、清洁水权的完全一致，单单看周教授的"环境审美权""环境文化权"以及吕教授的"风景权""环境美学权"就具有完全的人类主观的烙印。如果说空气质量和水的质量能够有具体的评价标准（无论其是否被认为是合理的和公正有效的），那么环境是否是美的？怎样的环境才是有文化氛围的环境，才能满足人们过更高层次生活的追求？这些完全取决于个人意识，是个人的心灵体验，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此看来我们无法希求人人都为同样的环境叫好，更不可能站在非人生命体的角度上去看待周围的一切，环境权只能是人眼看世界的工具和产物。

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属性

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属性【摘要】尽管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刑法已先行一步、学界也多从行政法角度研究并形成了立法草案，但并不能影响或改变个人信息权为民事权利的基本属性。个人信息与个人人格密不可分，个人信息主要体现的是个人的人格特征，具有独特的权利内涵和边界，在主体、内容、对象等方面有别于传统的具体人格权，故个人信息权是一种新型的具体人格权。【关键词】个人信息权；信息自决权；具体人格权个人信息，是指自然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婚姻状况、家庭状况、教育背景、工作履历、健康信息、财务状况等任何单独或与其他信息比对即可识别特定个人的客观信息。现代社会，随着信息产业的发达与互联网用户的迅猛增长，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使得收集、储存、传输、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变得易如反掌，个人信息已经成为现代商业和政府运行的基础动力。然而，个人信息被不当收集、恶意使用、篡改乃至扰乱个人生活安宁的现象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也日益凸显，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显得尤为必要。为此，本文拟从民法的视角对此展开一些研究。一、个人信息权应为一种民事权利面对肆无忌惮的个人信息侵权，我国立法做了一些工作，如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出售、非法提供、窃取个人信息犯罪，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侵权责任法》也在第2条、第36条对隐私权和网络隐私权的侵权责任作出了规定。但是，以上规定过于粗疏且缺乏系统性，也没有明确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更没有确立个人信息权的民事权利性质。国务院信息办委托周汉华先生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大部分内容均为行政法法律规范，该建议稿所附的《立法研究报告》甚至将个人信息权利归纳为一种“新型的公法权利种类”。但是，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意旨在于规范有关个人信息的各种行为，保护信息主体的权利，并以本人权利为核心，从这一点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仍属民法范畴，个人信息权利主要表现为民事权利。民事权利本质上是指法律为了保障民事主体的特定利益而提供法律之力的保护，是类型化了的私人利益。简言之，民事权利的核心是一种私益。个人信息作为法律所保护的对象，信息主体对其个人出生、身份、工作、家庭、财产、健康等个人信息数据，享有支配、控制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此种支配、控制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本身体现的即是一种私益，这是个人信息能够成为民事权利的根本原因。个人信息蕴含着丰富的利益，其中蕴含的人格利益有关自然人的人性尊严、人格自由发展，应当形成权利外衣；随着社会发展，某些个人信息同样具有商业利用的价值，一般被称为“人格权商品化”现象，应当受到民法的调整，同样应当有一件权利外衣。明确个人信息权的民事权利属性，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性：

生存权论读后感

《生存权论》读后感 □郭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摘要：生存权，指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和历史条件下，人们应当享有的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基本条件的权利。生存权作为人类永恒的话题，一直被学者们不断地定义阐释着。但是，原来对于生存权的理解，只是仅限于一些大而空的说理上，并没有具体鲜明地解释出生存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权，它包含了哪些具体的内容，正确理解它有何意义。关键词：生存权人权生存一、本书概述：全书分为四编，共 21 章，约 29 万字。从生存权的历史渊源、特性、定义、涵盖的基本权利（包括社会保障权、教育权、环境权和劳动权），到立法和司法中的生存权问题，都结合各国的法制建设，联合国的保障人权活动，特别是二战后日本国的和平宪法和有关的立法、司法实践以及违宪审查等活动，进行了透彻的论述。第一编为生存权总论。作者从生存权保障的性质和历史变迁引入话题，以各国立法为依据进行阐述，对生存权进行理论分析。并将生存权与平等原则进行比较分析，谈到行政国家的福利国家观点。作者提出，生存权的"具体性权利论"认为，日本宪法保障的就是"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此外还有"消极纲领性规定论"和"积极纲领性规定论（"又被称为"抽象性权利论"）。并且这两种学说有共通点：其一，是对超过"最低限度生活"以上的保障，应是属于立法机关裁量的政策性事项；其二，除了消极论之外，均把"最低限度生活"De 保障当作生存权的基础性部分，对此在宪法的规范上承认其法的意义。第二编为生存权的法的性质与内容。作者通过对不同理论学说："纲领性规定论"、"具体性权利论"的分析、批评与论证，以及对生存权的司法保障和违宪审查问题的分析，进一步探究了生存权的内容。第三编为生存权性质侧面的基本权。这一编是作者写得最具体的一编。作者从教育社会权入手，对教育权的各个方面深入分析，提到了教育条件的配备和教育内容，以及教科书无偿论与教育内容的问题。紧接着，作者又提到了一个当代最为重要的环境权的问题，分析了环境权的意义以及其与利益衡量的问题。最后，作者分析了生存权视角中的劳动权。这一点在后文我再继续进行阐述。

浅析行业协会规范的效力

浅析行业协会规范的效力内容摘要：社会法法律关系的关系人之准经济管理主体的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行业协会制定的规范对内有规制和约束的效力而对外的效力则并不明确。由于大部分的行业协会都是服务行业，其服务对象波及整个社会及成员，行业协会规范对外的效力必须得到明确。关键词：准经济管理主体，行业协会，契约作为社会法法律关系的关系人的准经济管理主体重要组成部分的行业协会，通过协调行业内部、行业之间和特定的 __或监督协会成员的 __活动，以追求整个行业或集团的总体利益。其制定一定的规范来规制本行业成员的行为，维护本行业的利益。但目前对行业协会制定的规范的效力问题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本文对此问题通过进行分析和比较得出自己的一些认识。一、对内效力 (一)行业规范性质——社会性契约契约是完全独立对等的单个人之间通过自由谈判缔结的协议，与契约以外的其他的人、事不发生任何关系。我们把这种契约称为个体

性契约，把这种契约理论称为原子化契约论，意即该理论将契约主体与契约本身都视为独立的原子。1个别性契约是一种完全契约，它表现为契约条款在事前可明确地写出，在事后能完全执行;当事人能准确估计契约执行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并在签约前预先加以协调处理; 一旦达成契约，必须自愿遵守其条款，若有纠纷、可自我协调，若协调不成，通过一个外在的第三方强制裁决和执行。美国契约法学者麦克尼尔(I.R.Maeil)认为民法把人们之间的交易关系看得过于表象化，以传统民法建立起来的契约制度与现代经济中交易的广泛联系是格格不入的，现代契约关系并不是“一锤子的买卖”，而是“安排交换于未来”的过程，他把这种契约称为关系契约，所谓关系契约就是“当事人之间在规划将来交换的过程之中产生的各种关系。”2麦克尼尔的契约定义摆脱了“承诺”的限制，把大量的非承诺性关系纳入了契约的范围，使契约与习惯、组织、社会性交换和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锁链，因此，我们可以把关系契约可以称作为社会性契约。社会性契约与个体契约相比，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主体不同。社会性契约是多方主体达成的契约。以行业规范为例，参加的主体是多个同一行业的企业，自愿受行业协会制定规范的约束，这个契约的参加主体是多个企业。而个体性契约只是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契约。

保证期间纠纷风险的防范化解

保证期间纠纷风险的防范化解王树茂一、风险提示我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分别规定了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期间及效力。虽法有明文规定，但保证期间给金融机构的贷款带来的风险仍很多。诸如：案例一：该案保证人乙、丙应否担责？ 1996年6月6日，甲在某信用社借款13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乙为甲的保证人，约定保证方式为一般保证，同时，丙也为甲的保证人，未约定保证方式。乙、丙均未约定保证期限。借款到期后，信用社于1997年6月1日向甲、乙、丙主张权利未果，于1997年7月1日向某人民法院起诉，该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让甲承担偿还13万元借款本息的直接责任。乙、丙对甲借款13万元的本息承担一般保证责任。该案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已在上诉期间内以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甲起诉时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本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为由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乙的上诉理由成立，应当免除乙的保证责任，据此对一审判决依法进行了改判。案例二：超过保证期间保证人签字是否承担责任？ 2001年6月6日，某市华丰商业银行（下称华丰银行）和甲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由华丰银行贷给甲公司300万元，贷款期限为6个月。甲公司提供了保证人乙公司，乙公司与华丰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双方约定保证期间为3个月，乙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华丰银行依约履行了贷款义务。贷款到期后，华丰银行于20O2年6月6日向甲公司和乙公司发出催款通知书，其主要内容为“甲公司于2001年6月6日在我行贷款300万元，已逾期，请贵公司在接到此通知后30天内积极还款。”甲公司在借款人处签字，乙公司在保证人处签字。2003年6月6日、2004年3月6日，华丰银行分别发出上述内容的催款通知书，甲公司和乙公司分别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华丰银行在催款无望的情况下，于2004年8月6日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甲公司偿还300万元借款本息，乙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风险提示上述案例中，案例一因保证人乙、丙的保证方式不同，保证期间的作用也就不同，导致了乙免除保证责任；案例二是华丰银行在超过保证期间后给借款人、保证人发出催款通知书，保证人甲公司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的效力如何，直接涉及保证人甲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当然，对华丰银行的影响也就更大。贷款人金融机构的风险，都是因为保证期间惹的祸。因此，作为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掌握保证期间，化不利为有利，防范化解因保证期间带来的风险。

矿山开采相关法律

矿山开采的相关法律采矿权可以转让，但不能出租，承包开矿是可以的，承包方只负责开采，没有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发包方付劳务费。转让方缴纳税费： 1、营业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只转让采矿权，不转让矿井等财产，不应征收营业税；根据现行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规定，对多种经营公司转让的不动产、无形资产和动产应分别缴纳营业税和增值税，考虑到部分机电设备（如变压器、防爆开关等）与矿井连在一起不可分，为了避免划分，对多种经营公司随同转让矿井时所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以及转让矿井时所转让的机电设备等一并按“销售不动产”税目征收营业税。 2、企业所得税，按照企业所得税的规定缴纳相关税费，25%。 3、印花税，按照相关规定缴纳印花税。购买方缴纳税费： 1、印花税。购买方在实际生产中缴纳的税费： 1、增值税：17%/3%。 2、印花税：0.03% 3、附加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10%左右） 4、资源税：每吨/每方0.5-20元 5、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产资源补偿费金额= 矿产品销售收入×补偿费费率×开采回采率系数开采回采率系数=核定开采回采率/实际开采回采率

相关法律规定 1、根据我国矿产资源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矿产资源不得出租。因为我国的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市场主体仅取得对于矿产资源的用益物权，即矿业权。因此，此处的“矿产资源”应指矿业权。出租矿产资源的，出租采矿权的，对卖方、出租方、出让方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下的罚款。 2、国土资源部制定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允许对矿业权进行出租，与上位法相冲突。 3、《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规定，矿业权出租是指矿业权人作为出租人将矿业权租赁给承租人，并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行为。矿业权出租应当符合国务院规定的矿业权转让的条件。矿业权人申请出租矿业权时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以下材料：（1）出租申请书；（2）许可证复印件；（3）矿业权租赁合同书；（4）承租人的资质条件证明或营业执照；（5）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有关资料。该规定还将矿业权承包纳入矿业权出租管理，规定《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颁布前已经签订承包合同的矿山企业应按本规定关于矿业权出租管理的规定，补办有关手续。 4、由于《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的立法层级较低，司法实践中一般将矿业权出租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因此，矿业权出租法律关系存在被法院认定为无效的风险。【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8.29）第四十二条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矿产资源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违反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的，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152号] 1994.03.26）第四十二条依照《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处以罚款的，分别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论公民环境权的实现(一)

论公民环境权的实现(一) 摘要：厦门PX项目是一个有巨大经济利益预期的项目，但在当地大多数公民保护环境的呼声中最终败下阵来。由此事件引发的有关公民环境权相关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公民环境权是一种特殊的新型人权，我国原有的权利救济方式对其并不适用，因而这种权利一直未得到足够的保护。着重讨论在行政规划中如何实现公民环境权，并提出观点：政府公共治理理念的更新、规划过程的透明化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是公民环境权实现的重要途径。关键词：厦门PX项目;公民环境权;实现 1厦门PX项目事件 2007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政协委员联名签署提案，建议厦门PX项目迁址，一石激起千层浪，从此“厦门PX”引起媒体和民众的广泛关注。 PX（Paraxylene，对二甲苯）是生产PTA(精对苯二甲酸，广泛用于纺织)的上游原料。由台资翔鹭集团旗下腾龙芳烃企业投资的厦门海沧区PX项目，是厦门目前最大的化工项目。2004年2月，该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批准，并在2005年11月正式开工，原计划于2008年投入生产，每年工业产值有望达人民币800亿元。随着PX项目建设的加快，厦门市民反对的呼声越来越烈，大量有关该项目靠近人口稠密区，存在爆炸或泄漏等安全隐患（这种危险性并未得到明确证实）的信息通过网络、手机短信、媒体等形式被广泛传播。2007年6月1日和2日，超过5000名厦门市民在厦门市政府门前表达反对诉求，厦门市政府被迫宣布该项目缓建，并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进行环境影响评估。2007年12月5日，厦门市政府公开的环评结论认为海沧南部空间狭小，区域空间布局存在冲突，在海沧南部的规划应在“石化工业区”和“城市次中心”之间确定一个首要的发展方向。同年12月底厦门举行的市民代表座谈会上，大多数市民代表再度表达了反对意见。此后，福建省和厦门市政府决定顺从民意，停止建设PX工厂，将该项目迁往漳州古雷半岛兴建；厦门市将赔偿翔鹭集团损失，并在发改委批准后进行迁址工程。 2公民环境权的相关理论环境权是指人类或其他有关主体对于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自然物质因素所享有的各种权利以及由此所承担的在他们之间产生的各种义务。公民环境权既不是财产权也不是人格权，而是由生存权发展而来的、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新型人权。它具有自然性、不可缺乏性、不可替代性、不可转让性、稳定性、母体性等。本文所指的公民环境权是从国内实现机制讨论的，其主体只限于“公民”，不包括“国家环境权”与“法人环境权”。公民环境权的内容包括实体权和程序权两方面。实体权是指与公民自身利益相关的权利，具体有：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采光权、通风权、眺望权、优美环境享受权等。程序权主要是指公民有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环境监督权等。公民环境权理论提出后，其内容在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中已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美国和日本的立法中是最先确认该权利的，另外如南斯拉夫、葡萄牙、波兰和俄罗斯等，已经将其上升为宪法中的一项基本人权，瑞典、希腊等国则在宪法中体现了保护公民权的内容。我国在《宪法》第26条中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以国家义务的形式总体确认了公民的环境权，但我国宪法的规定是不可以作为裁判依据用于具体的案件的。公民环境权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是因为该权利与其他公民基本权利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第一，公民环境权不是一项纯粹的民事权利，而是一项公法意义上的权利，环境权保护对象如空气和水等是无主物，是人类共有财产，没有人对其享有所有权，公民对于环境要

民法总则视野下个人信息权的内涵与外延(20170615)

民法总则视野下个人信息权的内涵与外延云南实力律师事务所田映钧【摘要】民法总则首次在民事基本法层面对个人信息权作出明确规定，但受限于“总则”这一属性和定位，所作规定较为原则。鉴于此，本文试从定义、主体、客体、内容、性质、权利救济等几方面明确个人信息权的内涵；在此基础上，从对个人信息权的合理限制、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区别的维度，对个人信息权的外延作初步探讨。【关键词】民法总则个人信息权内涵外延 2017年3月15日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这是我国首次在民事基本法层面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回应了强化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呼吁[1]，也是民法总则的亮点之一。但受限于作为整部民法典“总则”的属性和定位，上述条文对个人信息保护只作了原则性规定；加之民法总则即将在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对个人信 [1] 2017年5月9日“两高”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典型案例时也提到：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推进，信息资源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与此同时，个人信息泄露问题严重，个人信息安全成为一个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从2009年2月至2015年10月，全国法院共审结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969起，生效判决人数1415人。

息权的内涵与外延进行进一步探讨，对正确适用民法总则、切实加强个人信息权的保护显得必要而迫切。一、个人信息权的定义目前对于个人信息权尚无权威的定义，包括上述民法总则条款也未对此作出明确界定。综合多位学者观点，得到较多认可的一种定义是：个人信息权，指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依法享有的支配、控制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2]。二、个人信息权的主体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当然由民事主体享有。民法总则规定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个人信息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即基于自然规律而出生和存在的生命个体。法人和其他组织不能作为个人信息权主体，它们的相关信息可通过转化为专利、商标和商业秘密等予以保护。尽管事实上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在数量、内容、质量和利用价值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并不影响法律上每个自然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应平等享有个人信息权。三、个人信息权的客体个人信息权的客体是个人信息权所指向的对象，即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3]。主要包括自然人的姓名、住址、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家庭成员信 [2] 例如全国人大代表吴晓灵、周学东等提出的《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议案》也采纳该定义。 [3]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公民个人信息”所作的定义。

_生存权论_简评

《生存权论》简评罗耀培《生存权论》一书是日本国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宪法学教授、比较法研究所所长大须贺明撰写的一部论述生存权问题的专著。全书分四部分,共21章、约29万字。从生存权的历史渊源、特性、定义、涵盖的基本权利(包括劳动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和环境权),到立法和司法中的生存权问题,都结合各国的法制建设,联合国的保障人权活动,特别是二战后日本国的和平宪法和有关的立法、司法实践以及违宪审查等活动,进行了透彻的论述。本书作者从社会福祉的高度,上溯1919年德国的《威玛宪法》,1936年的苏联宪法,近及二战以后1946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日本国宪法》,1947年的《意大利宪法》以及1977年的苏联宪法等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独创性的比较研究,深受日本和国际宪法学界的称誉和推崇。本书在1984年出版后,1987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中国有关方面正准备翻译成中文出版。生存权为人类的基本人权。各国的志士仁人早就提出过种种设想。洛克在《政府论》中就曾主张:“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均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在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也声明:“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①从这些早期的关于人权的论述中,人们不仅看到了政治自由的权利,也看到了对涵盖生命权、健康权和其他文化、社会生活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生存权的初步概括。二次大战开始以后,鉴于法西斯暴政的肆虐,在大战结束前夕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又宣告:“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促成大自由中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其中“无所恐惧”、“不虞匮乏”、“社会进步和较善之民生”都是有着保障“生存权”的涵意。在1948年12月的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人权宣言》第3条也曾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22条更进一步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在宣言的第23条至第27条的8条中,又分别就工作权、休息权、健康权、教育权、文化生活和科研创造权等广义的生存权内容分别作了详细的规定。这说明生存权的保障,早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大事。在有着5000多年文明的古老中国也不例外。孔子的“仁政”主张,“仁者人也”,②“仁者爱人”③,“庶”,“富”“教”④等设想,孟子的“民贵君轻”、“暴君放伐”⑥“保民”⑦思想,所谓:“五亩①②③④⑥《孟子?尽心下》。《论语?子路》。《论语》。《中庸》。《英国法典》。

浅论国际信用证业务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关系

浅论国际信用证业务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关系摘要：信用证是国际支付的主要方式，在我国进出口贸易收付汇方式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从法律角度对国际信用证业务作了剖析，提出信用证具有银行信用、独立文件、单据业务、书面凭证的法律性质；开证申请人与开证银行之间，开证申请人与受益人之间，中介银行与受益人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开证银行与中介银行之间通常是一种代理关系。关键词：国际支付，信用证，权利义务国际信用证业务的法律依据是国际商会制定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世界各国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均须注明依此统一惯例开立，在发生纠纷时有关法院依此惯例裁决。我国法律也明示承认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我国其他涉外法律中也都作了关于适用国际惯例的规定。这些规定为中国金融机构从事涉外贸易、金融活动与国际惯例接轨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审理涉外经济纠纷提供了依据。一、国际信用证业务的法律性质依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号文本第一部分“总则与定义”，笔者将国际信用证业务的法律性质归纳为如下四点： 1、是一种银行信用信用证是银行有条件的付款承诺。信用证是一种银行信用，是开证银行用自己的信用为进口商的商业信用作担保，但开证银行的这种付款信用保证是有条件的，即受益人（出口商）必须完全遵守信用证条款规定，提交符合要求的单据。信用证开出后，开证银行负第一性的付款责任，是主债务人，即只要受益人（出口商）通过有关银行交来单据符合信用证条款，开证行不管进口商能否付款给它，都必须对受益人或指定银行付款。这不同于一般担保业务中银行只负第二性的责任，即是在被担保人不付款情况下银行才代为付款，更不同于托收业务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即能否收款银行不负任何责任，只是代为办理。信用证是以银行信用为基础的“有条件的银行付款保证”。这种支付既可以由开证行直接办理，也可以指定另一银行付出，或授权另一银行议付。开证银行或其代理人在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保证，要求以提供“在表面上完全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为唯一的条件”。在信用证业务中，一家银行在不同国家设立的分支机构都被视为另一家银

保证期间性质的相关问题研究

保证期间性质的相关问题研究保证期间是保证合同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法律对保证期间的规定不甚明确。对保证期间性质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诉讼时效是不同的期间制度，有其不同的制度运行方式。保证期间与除斥期间也有一定差异。就保证期间的性质来看应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行使期间，即失权期间。标签：保证期间；性质；失权期间保证，是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期间是保证合同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虽然规定了保证期间，但是对于什么是保证期间、保证期间的性质、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问题，均未有明确规定，学术界对上述问题也存在较大的争议。关于保证期间的法律性质，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研究： 1保证期间的概念如何界定我国法律文件中最早出现的相似于保证期间的概念，是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的“保证责任期限”的概念。1995年制定的《担保法》正式确立了保证期间制度，但同样没有定义保证期间。学术界对此大体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保证期间就是保证责任期限，是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起迄期间。反对观点认为,保证期间不能等同于保证责任期间。理由是：保证责任期限起始于保证责任的产生，并随保证责任的消失而中止。而保证期间是指根据保证合同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推定的保证人能够容许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最长期限。两者的含义并不相同。笔者认为，责任期间一语的法律含义是指责任人应当承担责任的期间，而保证期间并不是保证人实际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明确区分保证期间和保证责任期间，表现了法律用语的精确性。第二种观点认为，如果当事人设定了保证期间，则保证期间经过（期限届满）会导致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向将来消灭，但保证人仍然应当向债权人清偿他在保证期间内所担保的债务。也就是说，保证期间的法律意义是确定保证责任范围的标准。德国法上的保证期间就是这种用于确定保证范围的期间，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均有类似的规定。在这种制度下，决定保证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时间不是保证期间，而是诉讼时效。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所说的保证期间与我国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的性质是不同的。我国法律规定，在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在一般保证中），以及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在连带责任保证中），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也就是说，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保证期间的经过具有免除保证人保证责任的效力，而不是确定保证范围的效力。为示区分，可以将这种约定期间称为保证范围期间。在我国法律中，只有当

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7)

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7年2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7月27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6月24日法释〔2017〕1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正确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探矿权、采矿权等矿业权纠纷案件，应当依法保护矿业权流转，维护市场秩序和交易安全，保障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作为出让人与受让人签订的矿业权出让合同，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请求确认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受让人请求自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载明的有效期起始日确认其探矿权、采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矿业权出让合同生效后、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颁发前，第三人越界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勘查开采，经出让人同意已实际占有勘查作业区或者矿区的受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四条出让人未按照出让合同的约定移交勘查作业区或者矿区、颁发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受让人请求解除出让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勘查开采矿产资源未达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

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权及其法律保护

【法宝引证码】 CLI.A.1231018 原文链接： https://www.360docs.net/doc/a86182816.html,/qikan/452a51a3892fc3675f6d1b1d4bd63e41bdfb.html 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权及其法律保护?期刊名称：《江西社会科学》 ?期刊年份：2017 ?摘要：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能参与信息的发布与传递，云计算和社会化媒体等技术促进数据融通与共享，有必要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来保护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权与在其基础上产生的财产权不同，人格属性仍然是其本质特征。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宜采用“基本法+特殊法”的立法保护机制，在立法上应当确立个人信息权及其权利与义务的内容；明确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及其界定标准，针对不同类型个人信息进行分层保护；采取有效救济措施，切实保障个人信息权；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完善配套制度。 ?作者：陈奇伟刘倩阳 ?分类：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大数据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权法律保护人格权 ?期号： 9 ?页码： 187 数据是对客观世界的测量和记录，是真实的背书。“大数据是指那些大小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尺度，一般的软件工具难以捕捉、存储、管理和分析的数据。”{1}(P1-6)与用于测量的传统数据不同，“大数据”侧重于记录、处理与建立大数据样本，并挖掘数据集成的相关个人信息，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一切事物都可数据化。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平台就是依靠实时记录日常的业务流、顾客流等数据形成大数据分析源，通过云计算技术精准处理数据信息，及时准确投放市场定位正确的产品与服务，才成为了互联网市场中的“巨无霸”。集数据来源型主体[1]与数据分析型主体[2]功能于一体的第三方经营主体是大数据时代的主体发展趋势。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采集与记录变得碎片化，覆盖全面、实时动态、成本低廉。搜索引擎实时记录浏览痕迹，杀毒软件扫描分类硬盘信息，智能穿戴侦测用户身体指标，购物平台窥探个人购物习惯，“监视”已不再是属于政府权力机关和通讯运营商的“专利”。微博、微信、QQ、 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络平台逐渐普及，社会群体参与信息的发布与传递，社会化媒体成为网络谣言和人肉搜索的温

浅析洛克法律思想

浅析洛克的法律思想中文摘要：洛克欧洲著名的法律思想家，在欧洲法律史上是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天赋人权”原则的论证，也是洛克社会契约论自然法思想的核心内容。创立了近代分权学说，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关键词：洛克；社会契约；分权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 ～ 1704 年），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光荣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主要的政治法律思想家，近代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一生著书有：《论宗教宽容》、《政府论》上、下篇和《人类理智论》等等。一、自然法理论（一）、社会契约论伊壁鸠鲁最先提出了，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契约这一观点。在古典法盛行时期，第一阶段以格老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普芬道夫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旨在建立一种普遍理性的法则，以便使个人更“安全”的理论。第二阶段以洛克、孟德斯鸠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试图通过设置防止政府违反自然法的有效措施，反对政府独裁与专制，突出个人自由的价值。第三阶段以卢梭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追求对人民主权和民主的坚决信奉。同霍布斯一样，洛克的自然法思想也是通过社会契约论来表现的。不过，霍布斯是为绝对集体政治辩护的，这不符合英国资产阶级胜利后的需要，因此，洛克重新对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作了解释。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自由状态”，“平等的状态”，人们在自然法的范围之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不需要受到其他人的意志的许可和干涉，然而一切权利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在他看来人们享有自然的有利条件是相同的，不存在所谓的从属和受制关系，他说:“在这种状态下, 虽然人具有处理他的人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 但是他并没有毁灭自身或他所占有的任何生物的自由。”①因为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的, 虽无政府和法律, 但却不是放任状态, 自然状态是一种为人人所遵守的，理性的自然法对它起支配作用。他指出自然法是一种理性的法则。他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在他看来，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是自然法赋予人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权利，即自然权利，包括平等权，自由权，生存权，财产权。洛克指出人们的这些权利是由自然法规定的、天赋的“自然权利”，合乎理性和人

行业协会自治权性质探析(一)

行业协会自治权性质探析(一) 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以行业协会（tradeassociation；industrialassociation）为代表的社团大量涌现。行业协会自治权的性质是一个直接与行业协会立法相关的命题。本文将从行业协会自治权的权源、行业协会自治权的权力内容和行业协会自治权主体的特征展开分析，试图对行业协会自治权的社会权力性质进行论证。一、从行业协会自治权的权源分析关于行业协会自治权的权源，学术界一般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行政委托；二是法律直接授权；三是会员之间的契约。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对行业协会自治权的权源与行业协会权力的来源作出区分。行业协会权力的来源源于上述三种方式，但是行业协会自治权的产生只能是最后一种方式。因为，行业协会自治权仅仅是行业协会权力范围之一，行业协会会员通过契约形成的行业协会章程是行业协会的“法律”，是行业协会行使自治权的依据。前两种方式下获得的权力不属于行业协会自治权的内容，它们实质是行政委托关系或行政授权关系，在这两类法律关系中，行业协会处于行政受托人的地位，或者就是一个法律授权的行政主体，并且，对于前两种方式获得的权力，行业协会在行使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或行政委托授权来执行。如法国的商会和德国的工商会，其产生即是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它们均具有公法人的地位，因此其拥有的权力具有更多的国家意志，也更具有国家权力的特征。再如我国体育法授权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对本项目的运动员实行注册管理，注册会计师法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合格，并对从事审计业务工作两年以上的人员进行注册管理。律师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体育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律师协会等行使的这些权力实质都是行政诉讼法的规制，我们在对行业协会自治权的性质进行研究时，应首先将这些行政性权力与行业协会自治权区分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论证清楚行业协会自治权的性质。其次，行业协会自治权如何因会员间的契约而形成，魏静先生在其《商会自治权性质探析》一文中运用了詹姆斯·S·科尔曼的“法人行动者理论”进行了详细的诠释。笔者认为运用该理论对行业协会自治权进行解释稍显牵强。因为在科尔曼的理论中，法人行动者的范围过于宽泛，“现代社会中的法人行动者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富于权势，它们已经控制着几乎所有国家中的大部分社会资源，从而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类重要行动者。”国家、商会、工会、股份公司等只要是非自然人，都可以用法人行动者加以概括，这些法人是否具有盈利性？是公益法人还是私益法人？法人行动者与个人行动者之间是权力关系还是权利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仍然是不确定的，魏静先生的分析并不能论证行业协会自治权的权源，也不能就此得出行业协会自治权就是一种社会权力。笔者认为，运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分析和解释行业协会自治权的权源和性质将更加合理。尽管卢梭所建立的社会契约论是用来阐释国家的产生以及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理论，但我们可以利用该理论来分析行业协会与会员之间的关系。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国家和政府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时会出现失灵，从而产生人民通过新的社会契约规制社会秩序的需求，这种新的契约基础上的共同体，即是各种自治性社团组织。行业协会会员之间为了防止不正当竞争、限制竞争等相互损害的行为，同时有效抵制来自外部特别是国家权力的不当干预，协会会员就必须联合起来，以集体的力量解决这些问题从而谋求共同发展。而这种联合就是通过其所有成员的一致契约达成的。为什么行业协会会员将权利让渡给了行业协会就转变为权力？有学者认为，“严格地说，人民让渡权利形成公共权力只能通过政府程序和法律形式进行，不可能通过协议或者章程约定。”1]（P161）但是，契约产生的权力归根结底是因其内部的民主机制产生的。“行业组织自主管理的涵义是同一行业的企业或同一职业的成员通过民主程序制定行规行约并共同遵守，即实现了‘自愿’与‘强制’的统一。通过民主程序制定行规行约是全体成员的自愿选择；而共同遵守则是自愿选择之后

论保证期间一word版

论保证期间一提要保证期间是保证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探讨和研究保证期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谓保证期间就是指保证合同当事人的约定或依法律推定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保证人能够容许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最长期限。保证期间既不是诉讼时效亦非除斥期间，而是保证合同中当事人约定的“失权条款”上的期间。本文对保证期间的理论与相关立法进行较为深入地探讨，并对立法提出若干修改建议，以期对完善我国立法和实践有所裨益。一、引言保证，属于人的担保，是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 .保证制度，不仅具有促进交易，确保交易安全的作用，而且还更有利降低交易成本。保证制度的完善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交易的信用水准。在保证制度中，保证期间是保证合同的一项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保证责任的存废。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对保证期间的规定却未尽合理与周详;学界虽从96年来对此有所探讨，但深入系统全面研究者甚少;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保证期间的有关法律问题认识也不尽相同，造成同一类型的案件判决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因此，本文试图从我国保证期间的产生渊源及创设保证期间制度的本旨入手，对保证期间的分类、性质及其与诉讼时效的关系进行阐述，旨在求得对该问题的较深认识，并希望这将对保证制度的立法与实际操作的不断完善有所裨益。二、保证期间的概念

1994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1994)8号)第10条、第11条规定了“保证责任期限” .这是我国法律文件中最早出现相似保证期间的概念，但其并没有明确定义保证期间或保证责任期限的概念。1995年颁布《担保法》，正式从法律上确立了保证期间制度，其中涉及“保证期间”的一共有6条，即第15、22、23、25、26、27条，但同样也没有对保证期间做出定义，而仅对保证期间的订立和效力做出原则性规定。保证期间的界定与保证期间的定性，一直是学界中非常有争议的问题，而如何界定其定义与保证期间的定性密切相关。故准确界定保证期间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保证期间的定性和正确适用。然究竟何谓保证期间?笔者认为，所谓保证期间就是指保证合同当事人的约定或依法律推定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保证人能够容许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最长期限。在保证期间中，债权人应当向债务人提起诉讼或仲裁(在一般保证中)或向保证人(在连带保证中)主张权利。逾此期限，债权人未提起上述主张的，证人则不承担保证责任。可见，保证期间构成债权人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关于保证期间的概念，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第一，保证期间原则上由保证合同的当事人自由约定。“从合同关系自身来讲，合同及其法律所保护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信赖与期待，实现意思自治的理念”，这同样适用于保证合同。《担保法》第15条把“保证期间”的约定作为保证合同的一个基本条款;当合同没有确定或确定不明确时，按合同漏洞的补充原则由法律加以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