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时代的七位宣教士
震撼时代的七位宣教士――剑桥七杰
“我已撇下凡百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稣，世上福乐名利富贵，本已对我如粪土…”这首歌是赵君影牧师的心声，也是剑桥七杰的心声。
他们都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有的是全国著名的运动能手，有的是贵族，有的晋升为军官，但至终他们放下了世上的享受，今生的名利，美好的前途，而踏上一条艰辛的路――往遥远的中国开荒布道。
纵然有人怀疑，有人讽刺：究竟他们怎样和艰难的中文奋斗，究竟在一个与基督教文化断绝的国家，每天接触着无知、迷信、拜偶像的人群，他们的虔诚能持续多久？但至终他们没有一个人退后。
一八八五年五月二日，他们从伦敦远赴中国的行动，大大震撼了那个时代，直至百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影响仍无丝毫减退。
板球手施达德
查理.施达德( C. T. Studd )出生于贵胄之家。他是剑桥板球队的队长。无论是打球、投球，在当时他都是首屈一指。投球方面，他更打破全国记录。
然而就是在他板球如日方中的时候，他放下了板球，决心前赴中国传扬主名。他的决定引起了大学的骚动，但他感悟到：“救赎意即…买回来?，所以如果我属于他，而我还占着不属于我的东西，那我就是贼，否则我就该放弃一切而完全归神。当我一想到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为他放弃一切，又有什么难呢？”
其实，施达德从未考虑过往海外宣教，他觉得英国已经够大了，但当他清楚确实神要他往中国时，他却毫不犹豫，将板球的专诚全放到基督身上。
抵达中国后，他先后在太原府、上海、平阳、隆安府等地作传道工作，并于一八八八年在天津跟另一位宣教士普丝丽.施德活小姐结婚，婚后四个小孩子也相继在中国诞生。由于健康恶劣，施达德不得不在一八九四年举家迁回英国，后来圣灵又催迫他往印度传福音。至一九零八年，他正计划重回印度，神却奇妙的将非洲的需要放在他心上。
虽然施达德不是终生留在中国的工场，但他却一生未离开过宣教的事奉。他开拓了非洲工场，且成立了环球福音差会，协助更多工人往非洲禾场收割。
司米德软弱变为刚强
司米德(Stanley Smith)一直在中国北方工作，他可以用流利的中文讲道。死的前一天晚上，他还讲道，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苏州逝世。
谁料到这样一位爱主，爱中国的宣教士，曾经是生活放荡，灵性浮沉不定的软弱基督徒？
他父亲是著名外科医生。司米德虽然十三岁已接受救主，但他一直陷于灵性的低潮。在剑桥念书的日子，他仍喜爱玩乐。虽然他热爱草地网球，游泳，骑单车，还是划艇手，但他仍感到生活无聊，不满足和没意思。他自认是个失败的基督徒。直至他明白要将自己全交给主，他生命才有转变，司米德很快就投入直接的事奉，一连串的露天聚会、下午茶点、医院探访、访问贫民。他还得着新的负担，就是到国外宣教。但不久他又再度软弱，灵性总是暴涨暴落，忽上忽下。他肯定不会流失，但他完全没有属灵的能力。即使当牧师，也只是一个平庸的牧师。
在一次和弟兄的交通中，他发现他受自我意志的拦阻很大，他只喜爱基督徒的活动，但最后的方面，他仍想自己决定。于是当晚他在日记上写上：“我必须把自己完全献上。”
他本来可以留在剑桥或往铝瑞得理学院接受圣职人员的训练，但最后他确定了中国是他一生的事奉，他也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中国宣教的道路！
西瑟、亚瑟.端纳两兄弟
西瑟.端纳(Cecil Polhill-Turner)排行第二，亚瑟.端纳(Arthur Polhill-Turner)排行第三，他们也是富家子弟。父亲是上校。按照当时的传统，二子要当骑兵，三子则作家庭牧师。
亚瑟.端纳虽然知道自己将来会当牧师，但他的生活丝毫不检点，他爱赌马，打牌，跳舞。直至在慕迪布道会中，他才真正决志。从此，他彻底与马、牌、舞断绝。他是校际运动的代表选手。他仍努力学习和运动，但他的目的是藉此见证基督。在七杰中，亚瑟.端纳是第一个蒙召往中国的。他一直在四川传福音，庚子事变与辛亥革命期间，他都在中国。
二哥西瑟是骑兵军官，又得过足球奖章，但他清楚神并非要他稳步地爬上陆军元帅的高位，而是要他前赴中国宣教。他的摆上并非受弟弟亚瑟影响，原来自从他独自参加“中国
宣教士聚会”后，他就决定去中国传福音。曾有一位长老极力劝他留下，原因是骑兵队很快就有机会遣往印度，在那里也可以作很多宣教工作。而他叔父白亨利伯爵也拦阻他，但西瑟毅然放下了升迁的机会，却远征中国山西，后来甚至深入西藏禁地。
炮兵少尉何斯德
剑桥七杰中，只一个军官是炮兵少尉狄克逊.何斯德(P. E. Hoste)，他受戴德生的影响很深。当他正考虑宣教工场的时候，戴德生写的小册子深深地感动了他：“中国三亿八千五百万人民(这是当时的人口数目)在死荫幽谷中，没有机会接触福音，回头想想我们元帅的命令，…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万民。?面对成群走向灭亡的人，还能袖手旁观吗？”中国也开始成了他的负担。
起先，当少将的父亲对他往海外宣教加以很大的拦阻，但后来父亲竟写信告诉他，不再阻挠他，这令他更清楚神的呼召。
戴德生曾向他强调远赴中国的危险和孤独，但何斯德毫不畏惧。想不到他后来还接续戴德生，作中国内地会的负责人。抗战时，他曾被日本人拘禁。他在中国住了六十多年，直至逝世前一年才离开中国，返回伦敦。
牧师成为宣教士??凯巴
威廉.凯巴(W. W. Cassels)在剑桥毕业不久，就成了英国国教副牧师，他在贫民中工作，然而神让他看见他的工场并非英国，而是遥远的海外。自从他感到海外宣教的呼召后渐渐地清楚，神赐他的负担是中国。
但他要往中国的决心，很快就受到考验。他母亲竟然亲自找戴德生，请求他不要接受凯巴作宣教士，原来他母亲有七个儿子，而凯巴是她唯一留在英国的儿子。结果是神自己挪开了这些障碍，最后他母亲竟写信给戴德生：“这条路已够艰难，如果我加以阻挠，那我不就成了神好儿子的坏母亲？…神己带领他走上这条路，虽然不合我的意，但我须跟上，愿神赐福他，也赐福你们的工作。”
凯巴先在上海，然后往中国西部，直至一九二五年逝世，他很少离开这里。
宁肯宣教，不要大笔财产??章必成
章必成不只放下了世上的享受，他更放弃了大笔财产。当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英伦的大哥，由于没有儿子继承业务，想给章必成大笔财产，但条件是要他放弃中国，放弃宣教，回英国打理房地产业，章必成毅然拒绝了。他宁愿镇过镇、村过村，艰辛地旅行布道。一次他甚至在炎热的天气中，和戴德生走了近一千英里路。他爱中国的热诚，甚至感
动了儿子，后来儿子长大了，也加入中国内地会，而他自己也就是死于儿子的宣教站??中国宝宁。
章必成是大家庭中的三子，父亲是男爵。自少他就在基督教活动和敬虔的气氛中成长，但他却徒有基督徒的外表而无属灵的实质。在慕迪布道会真正信主后，他也曾一度软弱。幸好，这只是短暂的情况，退后反倒叫他更迈向前，以后他更爱主！而神也就拣选了他完成他所托负的使命。
剑桥七杰分别是：查理?施达德 C. T. Studd，狄克逊?何斯德 D. E. Hoste，威廉?凯巴W. W. Cassels，司米德 S. P. Smith，西瑟?端纳C. H. Polhill-Turner，阿瑟?端纳 A. T. Podhill-Turner，章必成 M. Beauchamp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社会*人文*时政*热点 2009-12-24 14:40:14 阅读519 评论0 字号：大中小订阅
1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湘雅医院，齐鲁医院，协和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2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
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5 传教士与最早的东学西渐
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29）。“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们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一八九八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一九一一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一九二０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7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
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8 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
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我国最早创建规范的手语并建立最早的聋哑学校的是西方传教士。?
1887年(清光绪13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聋哑学校，并搜集中国聋人手势，同时将手指字母传入中国。这是我国手语应用和聋人教育的开端。
9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麻风病人就要被烧死，圣经中基督曾经多次治愈了麻风病人，成为传教士们的榜样。1921年，美国传教士爱伯特和意大利传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创建云南省麻风病院，以后伯格理在云南，在以后其他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风病院，给他些被家人，邻居抛弃的可怜人带来希望。
以上是我匆忙之间搜集到的资料,只是大海中的几滴水.与传教士有关的中国之最还有很多,比如.最早把阿拉伯数字，几何学，天文学，各种现代科学等介绍到中国的也是传教士。希望支持的朋友们补充。
我认为,传教士们为中国走向文明进步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所有群体，他们是对中国的近现代化贡献最大的一群人。我们中国人不是忘恩负意的民族,有良心的中国人应当纪念这些与我们无亲无故的人为我们所做的.
当然,之所以他们有这么大的能量,并不是因为他们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他们有耶酥的生命,有十字架的榜样,他们是天上来的种子,他们带着耶稣基督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