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经济》读书笔记与书评

从要素禀赋结构的变迁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读书笔记

书名：《解读中国经济》

作者：林毅夫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12月字数：338000

写作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国外学界经常论断中国经济因未依照其主张的理论进行改革，虽取得耀眼成绩，但不可持续，并且崩溃在即。中国因为理不直气不壮，承受着诸多不该有的压力。作者认为，根据中国的现实，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以严谨的分析、浅显易懂的语言，帮助国外各界了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走向，中国经济学家责无旁贷。任何经济现象背后都有自己的逻辑，因此，解读中国经济并非不能有模式，只是必须有新的模式。

阅读时间：2015年10月

阅读背景：

作为一名经济系的学生，今年秋季学期的《中国经济史》是我的必修课。经济学史的研究要兼顾史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在第一节课的课堂上，孙老师强调了历史学的意义和功能：“我们并不是直接从历史中汲取解决我们目前事件中的问题，我们只是要知道在那个历史当下人们为什么做出那样的选择，那样的选择是博弈的产物，恰恰展现了历史的复杂，能够给我们一种启发。”也即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将这种必然性具体化为几个问题即：是什么造成了李约瑟之谜，决定了及中国经济曲折的发展路线？又是什么让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几十年内完成了史无前例的腾飞壮举？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否能够持续？林毅夫先生以实证的精神，透过具有极强迷惑性的经济现象，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他独树一帜的观点。

一、研究方法

作者使用的理论研究方法是假设——演绎法。

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在解释和阐述观点的步骤为：发现经济史学问题——提出假设——结合经济数据证明假设成立或不成立——若成立，则在相似条件下寻找另一段历史的经

济数据进行验证；若不成立，则驳倒该假说，并剖析假说存在的问题。将这种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在经济问题研究中，作者比较成功地得到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解释系统。

二、研究问题

作者在书中集中讨论了两个主要问题：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因素，和中国是否有继续发展的潜力。细化到具体问题上，作者讨论了李约瑟之谜的成因、农村改革的争议、城市改革的遗留问题、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还讨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真实、应该用投资还是消费引导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两个问题所触及到的根源实际上是同一个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经济因素及其变化支持着经济的发展，即发展经济学的根本问题。

三、主要观点

林毅夫先生的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四大内容：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产业技术制度内生。这四大内容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在作者解释中国经济所遇到的各个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本书中述及前三者，在此概括如下。

首先，作者认为要素禀赋结构是经济体的一个初始属性。经济学概念的要素即导致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L）和资本（K）。自然资源受国土面积的限制可以视为给定；人口的增长速度因受到自然规律的约束非常有限，在较短的时间尺度内亦可视作给定。于是，在三种生产要素中，变动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资本。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富裕，即人均占有的资本量的提高，于是，K/L就成为一个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衡量指标，经济发展也极其高度地抽象概括为要素禀赋的提高。

上文述及，劳动力制约于超长期时间尺度变量——人口，而资本的可变性要大得多。所以要实现经济发展，就要进行资本的积累。要提高资本的积累速度，就要提高剩余的积累速度。这就涉及到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产业结构。在附加值高的产业结构中，用同样的生产要素可以获得更大的产出，从而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而高附加值的产业依托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有两种形式：技术引进和技术研发。对于像中国一样拥有“后发优势”的国家来说，技术引进的成本更低，能更快速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其次，作者认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是完成同样一个生产任务，不同经济体所面临的机会成本不同。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就是经济体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异质性。以中国为例，中国在进入世界市场之初缺乏资本但

却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而世界市场的主导者大多是资本密集型经济体，计入国际分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和比较大的产量占据更大国际市场份额，获取更多的利润。但显然这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长期持续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势必会导致利润的下降，更多的剩余被其余要素的提供者剥削。所以，将利用比较优势得到的利润资本化，提高要素禀赋结构，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就能够以“小步快跑”的形式完成经济转型，迅速实现经济现代化。

再次，在要素禀赋结构的基础上，作者还提出了“自生能力”（viability）的概念。自生能力是指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不需要外力的扶持保护下，即可预期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一个没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它的存在一定要有外在力量的保护和扶持，否则不会有人去投资，或是由于一时判断错误投资后也不会长期经营下去。

根据微观经济学知识，在没有保护和扶持的状态下，一个企业将面对一个预算硬约束；与此同时，企业自身的性质将决定它的等产量曲线——即同一产量下不同要素的所有组合方式的集合。预算硬约束的存在会促使企业去考虑如何分配预算购买要素才会使企业达到最大产出，而这又涉及到企业所处经济环境的要素禀赋结构。在这一环境下某一要素越丰富，那么它的价格就越低，企业的要素购买组合就会发生改变，在总成本不变的情况下达到了最大产出。不同的企业对要素的偏好是不同的，同一产业中不同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对要素的偏好是不同的，不同产业对要素的偏好更是千差万别，但是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其外部环境的要素禀赋结构是相对确定的，在这种状况下，注定有一类产业的一个生产区段是回报率最高的。处于这个生产区段的企业，就可以被赋予较强的获利能力，具备很强的自生能力。

自生能力与比较优势都共同决定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但是侧重点不同。首先，自生能力侧重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而比较优势侧重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其次，比较优势只能应用于开放经济，而自生能力在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中都能够适用。在自生能力的概念基础上，一个国家必然会有一个最优的产业结构。而如果在政策的扭曲下强行背离最优产业结构，企业将会背负政策性负担，失去其自生能力；如果政府还想让这些事去自生能力的企业生存下去的话，就要加以扶持，即自己背起自己创造的政策性负担。这是作者在解释国有企业改革遗留问题的观点理论基础。

四、对解决实际问题的启示

1、农村改革及其相关问题

在农村改革后，面对粮食需求的日益提高，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如何最大程度满足人们对粮食的需求？在供给方面有两个对策可以加以考虑。第一种方法，让农产品充分市场化，使其价格随着需求的增长而增长，消除市场信号扭曲，让农民真正有利可图，激发其生产积极性从而扩大产量。第二种方法，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农产品可以分为土地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粮食属于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根据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关系，中国在粮食生产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能适度地进口我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里农产品，把部分土地解放出来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就可以扩大出口，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对资源配置的改善。另外，政府方面也应有所作为：如果要振兴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农业，必然要加大对农业的资本要素的投入。

三农问题是当今中国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结为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实际上农民收入可以反映在农业生产的要素结构K/L上。不妨大胆假设：减少农村人口，并加快对农业生产技术研发和实践的投资，让农业生产资本替代化，不仅增加了需求，还提高了农业的要素禀赋偏好。具体的实施的方法就是鼓励农民进城。这一方面让一部分生产者变为消费者扩大需求，另外一方面也刺激了另一部分生产者对新技术的投资需求，由进城农民打通了信息渠道，新技术得以研发。应用新技术之后在需求量和供给量都扩大，而生产者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每个生产者的获益自然增多，收入水平自然提高。

2、城市改革及遗留问题

城市改革所针对的是计划经济“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下的改革。“三位一体”即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行政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的制度体系。作者的理论体系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城市改革的道路如此艰难。在计划经济实施前夕，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现状是：剩余少，可供出口的产品少，资金分散难以集中。而重工业的建设也有三个特点：建设周期长，技术依靠进口（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次性投入巨大。于是就构成了重工业优先发展与要素禀赋结构的巨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扭曲要素价格，将农业剩余集中于工业生产，最后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大批在开放市场后不具有自生能力却占有巨大资源的僵尸企业，以及严重失衡的产业平衡关系。而东亚奇迹的主角——东亚四小在发展初期没有足够的国力来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计划，反而因祸得福，率先腾飞。这给经济管理者的启示就是要顺势而为，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发展比较优势的产业才能在市场中站得住脚，否则政府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3、国有企业改革

上文已述及，国有企业存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没有自生能力。过去，国有企业因为国家的战略需要而建立起来，资本过度密集，处于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行业，这一类问题可以统称为“战略性负担”问题，因为这是由国家发展战略所造成的企业负担。还有一类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存在的国有企业，在改革之后“冗员”的负担越发沉重，造成了一种社会性负担。

无论是战略性负担还是社会性负担，都是政府加在企业身上的政策性负担，造成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政策性亏损。政府要对企业的政策性亏损负责，就会给予企业政策性补贴（比如市场准入、税收、银行资金等方面的优惠）由于国家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就不清楚所谓的亏损的具体数额，给企业造成了可以瞒报亏损的“预算软约束”条件，造成“窟窿越来越大”的现状。

解决方法无疑是卸去政策性负担。社会性负担要从企业中剥离并由政府承担，防止亏损的扩大；战略性负担则要是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除去涉及国家命脉的产业（国防等）由财政拨款补贴并由国际直接监管外，其余企业应鼓励以比较优势发展，形成自生能力活化国有资产。不能形成自生能力者应当破产处理，防止亏空的扩大。

五、评述

为了更加客观地评价林毅夫先生的理论体系，我对比阅读了《林毅夫先生若干观点批判》（宋圭武，2015.7.25）。该文章主要对林先生的三个观点进行了学术性的批判：1.公社低效率的原因是监督成本高；2.家庭承包制是农村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原因；3.科举制度是揭开李约瑟之谜的钥匙。

经重新研读，撇开宋先生对林先生观点的扭曲，林先生的这些观点确实值得商榷。不难发现林先生对三个问题的认识都是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批判：公社低效是因为重复博弈的可信威胁的丧失；从计量经济的角度承包制的确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科举制度的导向让中国没有产生科学革命，进而没有技术革命，没有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些观点我并不认为它们是错的，而是太过“经济学”了。林先生的确是一位令人钦佩的经济学家，但是当某些经济学问题与社会学问题纠缠到一起的时候，仅仅用经济直觉和经济理论进行判断和研究或许显得过于单薄。另外几篇关于林先生观点的评述虽有褒有贬，但是也大都认为，林先生的观点虽然充满了对经济基础进行考究的逻辑思维，但也因此缺少了一些对上层建筑的关注，以至于没有发现许多问题的核心。

综上所述，林毅夫先生的《解读中国经济》是林先生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构

造出的转型经济理论体系的具体阐释。林先生以敏锐的经济直觉，严谨的经济思维和不懈的实证精神，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提出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式。在吸收他的理论观点的同时，也应当保持批判的态度，对经济基础构造背后的上层建筑多加关注。经济学的研究理应是全面的，不应以点带面、挂一漏万，这也我是在阅读之余的一点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