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期末考试简答题考试范围整理版

《中国教育史》考试范围简答题整理版

第一章：原始社会的教育

一、原始社会教育的特点：

1、教育不是专门的社会活动：与生产劳动结合紧密，还没有固定的场所和教师。

由生产和生活经验丰富的老人，结合着社会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的实践，把生产经验、技能及一些生活常识，直接传给下一代社会成员自觉地接受教育，成长为符合社会要求的人。

2、方式原始：言传身教，口耳相传，模仿为主。

3、局限性与发展性：内容简单，在变化中。

原始教育内容十分简单，基本限于一些原始的生产劳动、社会生活、宗教活动方面的内容，但虽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原始社会的教育内容也呈动态发展。

4、公共性和社会性：相对公平。

整个原始社会所要求的，全体社会成员都要学习，而进行教育也是社会公众的事情，同时，由于原始社会财产共有，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社会成员都平等地接受一定的教育。

第二章：夏商周的教育

一、简述六艺：

(1)“六艺”教育的内容：

礼、乐、射、御、书、数。

①礼、乐。礼是指周礼，类似政治伦理课，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政治、伦理、道德、礼仪等各个领域，包括了整个宗法等级世袭制度、道德规范和仪节。乐教也是西周官学中的主要科目，类似综合艺术课。当时乐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它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实际上是各门艺术的总称。礼乐教育成为西周六艺教育的中心。

②射、御。类似军事训练课；射指射箭的技术；御，指驾驭马拉战车的技术。

③书、数。类似基础文化课；书是文字；“数”是指计算。

(2)“六艺”教育的影响：

①是西周教育的内容和标志，

②符合教育规律的历史经验，对其后的教育家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教育也影响至深。

(3)“六艺”教育的特征：

①既重视思想道德，也重视文化知识；

②既注意传统文化，也注意实用技能；

③既重视文事，也重视武备；

④既要符合礼仪规范，也要求内心情感修养。

第四章秦汉时期的教育

一、简述王充的教育思想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身“孤门细族”，王充不崇拜权威，怀疑神学化的儒学，广泛阅读百家之书，采取批判态度，独立钻研。王充的著作现存的仅有《论衡》，他对教育作用，教育目的、内容和学习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1)人性论与教育目的观

王充与董仲舒类似，也把人性分为三种：有生来就善的，是中人以上的人;有生来就恶的人，是中人以下的人;有无善无恶，或善恶混杂的人，是中人。但人性的善恶，并非受命于天，而是由自然的“气”构成的，人性“秉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生来就恶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使恶为善。总之，在他看来，人的善恶在于教育。因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发挥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要作用。

(2)教育的培养目标

王充理想的培养目标是“鸿儒”。他把人才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鸿儒”，能独立思考，著书立说;第二是“文人”，独立思考能力略逊，但文才尚佳，善于写一般的奏章公文;第三是“通人”，文笔谈不上，但能博览古今，知识渊博;第四是“儒生”，连博览也谈不上了，只能掌握一门专业(一经)，从事教学而已，这是人才的最低档次，只比没文化的俗人强一点。可见王充特别推崇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其次是文才，再其次才是知识的渊博程度，最看不起专经传授的教师。这固然是出于他对当时经学教育的强烈不满，但轻视一般传授知识的教师，也是片面的。

(3)教育内容

王充认为，不能仅学儒学，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思想僵化，思路狭窄;他认为凡是人类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文化知识都应当学习，应当“博通百家”。

(4)论学习

1.学知与闻见

谶纬神学迷信“圣人”，认为“圣人”的知识是先天具有的，由“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能力，王充对此提出反驳，认为知识是在学习和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才有的。

2.思考与求是

针对当时的人迷信书本、古经而提，认为书中的知识不一定都是真理，分辨知识真伪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思考并到实践中检验。

3.问难与距师

这是对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盲从、迷信学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强调治学一定要有“问难”精神。问难不同于一般不明白时的提问，而是质问，提问者是经过个人思考，有自己的看法的。问难的对象没有限制，甚至可以是圣贤。说明圣贤也不可能事事正确，也并非每句话都无懈可击。而弟子当时不知问难，后人又盲目附和，使义理不明，损害的正是圣贤之道。“距师”，即与师保持距离，也就是不能完全附和老师，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距师并不是拒师，王充更没有彻底否定孔子等圣贤的意思，他提倡的是追求学术真谛的精神，是勤于思索、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当时独尊儒术及师道尊严盛行的环境下，更是具有反潮流的突出意义。

第五章魏晋南北朝

1.九品中正制的优点和不足，其影响如何？

优点：梁朝史学家沈约说它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胄高卑”。

魏晋初期，中正官由朝廷任命，他们在考察品评本地人物时，还比较注意人才的优劣和舆论的褒贬。加上九品正中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形成的有中正品评和吏部授官的体系，两者各自独立，相互制衡，能够防止走后门、任人唯亲等腐败现象发生。因此，刚开始，九品中正制的确做到了曹操所提倡的不拘贵贱，唯才是举，赢得了时人的好评。（人得其所，才适其用）九品中正制的优点在于设置了比较科学的选拔人才的体系，系统化的体系应用在实际操作当中方便中央自上而下的管理。同时，九品中正制也有效安抚了世族的不满情绪，维护了统治阶级利益的统一性。特别是在曹丕刚刚建立魏朝初期，稳固了人心，维护了朝廷上下团结一心的稳定局面，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重大举措。

弊端：1.人才集中中央；2.难以识别人才；3.考察选举混乱；4.助长门阀政治“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虽然名为中正,其实不中不正”、“贵贱士庶,划分清楚”

（天下凶凶,但争品位,不闻推让）

由于汉朝选才之权集中在皇帝、中央和地方高官之手.当时被举者占四分之三是现任官吏,造成平民儒士中之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特别在东汉后期,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令流弊百出,察举制度亦因此遭到极大的破坏.汉时期对被举者年龄的限制,普遍偏高,这并不一定是好现象,因为此举无疑是对于青年才俊仕途的压抑.

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

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影响：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其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

2.简述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颜之推（531一约595）字介，南北朝时梁人。祖籍琅琊临沂。其家世传《周官》、《左氏》学，早承家业，博览群书。曾任梁朝散骑常侍、北齐黄门侍郎、北周御史上士，隋朝太子学士等官职。他是当时著名学者，长于文词、音韵、训治、校勘之学。著有《颜氏家训》二十篇，后人以为家教规范，流传极广，在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关于家庭教育

颜之推极为重视家庭教育，这是因为，当时官学衰落，家庭教育成为士族教育的重要方式。为维护士族的社会地位和儒学传统，他总结了自己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丰富经验，以教育子孙，形成了他的教育主张。(一)实施早期教育

他认为家庭对儿童的教育应及早进行，最好从胎教开始。纵然做不到胎教，也要及早从幼儿教起。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婴幼儿时期是教育的最佳期，这时施加教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幼年时期，性情纯洁，未染恶习，比较容易接受

影响，可塑性大，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可以免去以体罚纠正恶习的工夫。他认为，俗语说“教儿婴孩”这话是对的

（二）把爱子和教子结合起来，反对溺爱，偏爱

他认为疼爱孩子是人之常情，但如何正确处理爱与教的关系却无共同认识。他认为教子切不可溺爱，不可“无教而有爱”，如果“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反奖，应诃反笑”，一旦养成习惯，再进行纠正制止，将会“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他强调教子要严，甚至可用“楚挞，惨其肌肤”，主张对于子女要爱得其所，爱得其法，把爱护子女和教育子女结合起来，就可获得“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威而生孝矣”的效果。他在反对对子女溺爱的同时，也反对偏爱子女。他说：“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多所以祸之。”偏爱子女也是溺爱的表现，除对被偏爱的子女会产生上述溺爱的各种恶果外，还会引起不被偏爱的子女的强烈反感和抵触情绪，还会造成子女间的矛盾，甚至导致骨肉相残的悲剧。颜之推这种强调爱与教结合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用体罚以教子的方式，则是不可取的。

（三）父母应以身作则，注意环境习染对子女的影响

他认为父母应善于以身作则，作出榜样，供子女仿效，这非常重要。他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上辈品德作风好，下辈处于这样的家庭中．会随风而化。要求子女成为孝子，首先父母应成为慈父慈母；要求子女语言正确，首先父母的语言必须正确，否则将对子女产生不好影响。与此相联系，他还强调环境习染对子女的影响。他说，“人在年少，神情制定，所与款押，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是以与善人居，如人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人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因此他要求必须审慎地看待子女左右的人，以防导入歧途。慎重地选择师友，发挥教育的积极影响，潜移默化，是家庭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

二、关于士大夫教育

（一）揭露士大夫教育的腐朽空泛

颜之推出身于士族，在士族社会中生活，但他对于当时士族子弟依仗门第高贵，游手好闲，不学无术，庸碌无能，知识浅薄，即使读一些经书，也只能“空守章句，但确师言，施之世务，范无一可”的风尚，极为愤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说：“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父私宴集，谈古赋诗，塞墨低头，欠伸而已。……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

他认为当时士大夫教育严重脱离实际，培养的人缺乏任事的实际能力。有的虽能品评人物但“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嫁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有的虽可著书写文，但“博士贾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食古不化，烦琐而不得要领。他对这种腐朽空泛的士大夫教育和浮伪之弊，揭露犀利，批判深刻，切中要害，垂戒后世，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很有影响。（二）培养“德艺周厚”的专门人才

颜之推认为教育要为国家培养实际有用的人才。他经长期观察，认为国家政事需要六种人才：一是朝廷之臣，二是文史之臣，三是军旅之臣，四是藩屏之臣，五是使命之臣，六是兴造之臣。对个人来说，要成为六方面全才是困难的，那就应受专才教育，将来专搞一职。但不论哪一类人才的培养，全要做到“德艺周厚”，

这是对人才的基本要求。其“德艺”的基本内容，除强调儒家五经外，还主张兼及“百家之书”并要求广泛接触社会实际生活，应学习农、工、商、贾各种技艺和知识，包括书、画、数、琴、棋、射、投壶等，以及农业生产知识；主张“涉务”增广生活经验，注重经世致用的知识。他的这种士大夫教育主张与当时士大夫教育现实形成鲜明对立，表现了他的独到见解，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三、论学习

颜之推身为士族之后，深受家业熏陶，加之自己博览群书，好学不倦，学问之长终有所成。他吸取前人治学经验，结合自己体会，提出许多关于学习的重要见解，对于在学生徒或自学成才者，无不具有指导意义。

（一）学习目的在于修身利行

颜之推强烈反对当时士人学习只为夸夸其谈或博取一官半职，而主张“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13]。譬如性情素骄奢，素鄙吝，或素爆悍的，要使其心有所知，目有所见，心开目明，自可有利于改正自己的缺点。如果心无所知，目无所见，而要他能行是不可能的。只能言，不能行，学与不学是一样的。学习目的就在于“修身利行”即“修身以求进”，“行道以利世”[14]由他借古人来批判当时上大夫的学习目的说：“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和世，今之学为己，修身以求进。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

[15]

（二）早教与晚学

颜之推认为，人的一生都要珍惜时光，不失时机地刻苦努力学习。自幼“固须早教”，及至成者，体性稍定，尤应抓住时机，加倍努力学习、磨炼，以成就一种事业。如果早年遭遇坎坷，失掉学习机会，“犹当晚学，不可自弃”。他指出不少古代名人如曾子、荀卿、公孙弘等都是“早迷而晚痛”，“老而弥笃”，终有所成。因此他说：“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16]这种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三）虚心与勤勉

颜之推认为学习活动是要“多智明达”，“所以求益”补自己的不足，因此他强调要有虚心的态度，不能稍微有一点学问便自高自大起来。他说：“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17]他还强调学习要勤勉努力，反对“高谈虎论，左琴右书”，反对“优闲”。他认为即使迟钝的人，只要勤学不倦，也可以达到精通和熟练的程度，“钝学累功，不妨精熟”。他认为只有勤勉，才能“博学”；只有勤勉，才能对知识“皆欲根寻，得其原本”。他这种主张虚心和勤勉的学习态度的论述，是有价值的。

（四）眼学和切磋

颜之推从其治学体会出发，认为学习最重要的是不要道听途说，专信“耳受”，主张“眼学”，即亲眼直接观察获得知识。他说：“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18]在他看来，专靠耳闻得来的学问是值得怀疑的，耳闻未实，眼见为真。他还主张“好问”和“切磋”，推崇《学记》中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说法，提倡在师友间互相切磋。切不可“闭门读书，师心自是”。他认为在学习上好问求教，与良师益友共同切磋研究，相互发明，能够较快地增进知识而避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