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变化、曲折和成果
试论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变化、曲折和成果
摘要：我国的外交政策，其基本原则是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是我国对外交往活动的根本准则，是在外交工作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依据。严格按照这一政策准则办事，既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又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外交政策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外交成果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5月9日是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全球总体上保持和平稳定。但是，世界还很不安宁。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
作为互动中的国际社会的构成要素：国家，不可避免的要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发生接触、产生问题，这时候就需要一国拿出应对的对外政策做指导。对外政策是一国“对他国政府、政府问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NGO)和国际环境中的各种关系，有意或无意的给予影响的公共政策。”对外政策也称外交政策[1]。我国的外交政策，其基本原则是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是我国对外交往活动的根本准则，是在外交工作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依据。严格按照这一政策准则办事，既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又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党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基于历史的经验，也是基于现实的需要[2]。而曾经处于国际边
缘位置的中国，在逐渐崛起为世界中心舞台上的一个主要角色的过程中，在体制、政策和观念上也做出了很多丰富、调整和改进[3]。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60多年来，我国外交政策先后进行过四次战略性抉择、调整。大约每十余年一次的调整中，中国外交政策始终以维护国家利益、捍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为宗旨，在调整中，中国外交政策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
（一）开基立业的“一边倒”的战略
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际，在外交战略上所面临的选择，从理论上说主要有三种：一是同苏联结盟；二是同美国结盟；三是在美苏间保持中立。但是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格局已然形成，客观上中国外交战略选择的余地并不大，相互敌视的中美两国又不存在发展外交关系的可能性，面对两大阵营的对抗，中国不可能选择中间道路。所以新中国宣布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从理论上讲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从实践上讲也是唯一的选择。
（二）寻求独立的“两个拳头打人”战略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外交战略，是在中国实力有所增强和国际局势出现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团结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推进世界革命的外交政策。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被形象地喻为“两个拳头打人”。是由于中国受两面夹击的局面所困而致，也有“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4]
（三）顺时达变的“一条线”战略
70年代顺时达变的“一条线”的战略，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再次调整了对外政策，放弃了“两个拳头打人”，提出了联合美国反对苏联的“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当时，中
苏关系恶化并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面对苏联的威胁，对中国而言，摆脱孤立局面的突破口只有一个，这就是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抵制苏联的威胁。两害相权取其轻，虽然在60年代末中美关系仍然处于相互敌视状态，但相比之下，美国当时对中国并没有构成直接的威胁。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这个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于70年代初走向和解。由此，中国也就确定了新的对外政策方针，即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四）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
80年代，中国走向“独立的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战略。联美抗苏毕竟是特定形势下的产物，这个战略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联合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结果，使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纷争之中，也限制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行动的自由。80 年代以来，中国全面调整了对外政策，彻底改变了70年代实行的针对苏联的“一条线”的外交战略采取了“真正的不结盟的战略”。1982 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即在国际交往中，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是根据国际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注意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建国以来最深刻、最成熟的一次，对直到今天的中国外交都产生着重大影响。
苏东剧变后，两极格局终结，冷战结束。为加强联系，促进合作，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党的十五大提出“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要寻求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从双方长远的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加以解决。所以，在世纪之交，中国陆续同一些世界大国或地区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新时期中国与世界大国或地区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具有以下特点: 1.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发展友好，互不对抗；不针对、不损害第三国。2.着眼大局，面向未来，不因分歧和矛盾影响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3.推动以经济贸易科技交流为重点的各个领域的合作。4.
建立元首互访、总理会晤、高级官员磋商、热线联系或其他的沟通协调机制。中国与世界大国或地区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中国外交战略的新思维，也是未来国际格局建立或发展的方向。虽然目前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具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还缺少具体内容充实，但它毕竟建立了比较健康的沟通协调机制。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一种认识上的变化。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将会大大减少制约因素，使中国在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加快发展。
如今，中国外交已全面走向成熟；虽然，中国的外交面临多极化的国际局势，但是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核心问题，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国的外交形成了新的安全观与新的外交战略。[5]
二、各时期战略中的曲折
在新中国成立时，根据中国当时面对的国际环境、国家安全和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中国领导人决定了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中国实施对苏“一边倒”政策在防御美国侵略、改善周边环境、加强安全防务、获取经济援助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已有很多论证。然而这并不代表是中国在实施对苏“一边倒”政策时，就一位的听苏联老大哥的指挥，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据理力争[6]。建国后不久，苏方曾提议在旅顺为在日俄战争中阵亡的沙俄官兵建立永久纪念馆，周恩来严词驳斥：日俄战争是一场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在世时曾斥责过沙皇政府的侵略行径，现在要搞这种纪念物，不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拒绝了俄方的无理要求[7]。 1950年2月14日，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莫斯科近
两个月的艰苦谈判，签署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立时或在确定期限内收回中国在《雅尔塔密约》及1945年8月国民政府所签署的《中苏条约》中所丧失的除外蒙古以外的重大权益，从而彻底清除了外国在中国所享有之不平等特权，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处理“中间地带”[8]外交的第二个层面是与周边的民族主义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锡兰(今斯里兰卡)、阿富汗、尼泊尔、柬埔寨等国冲破美国的压力，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由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在近代有着共同的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命运，双边关系在总体上是友好的，但也因为历史的、边界的或民族的原因而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冲突。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执行了“修睦四邻”的原则，主张各国根据共同的利益，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根据这样的原则，中国顺利地处理与邻国间一些较棘手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60年代，世界进入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新时代。美苏力图保持两极格局，但两大阵营内部的独立自主倾向却大有发展，西欧、日本对美离心力日益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内容出现中苏分裂对立，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第三世界力量大大增强。中国领导人判断“帝、修、反”正在进行反华大合唱，决定了“两条线”既反美又反苏的外交战略，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新的内容和特征。中苏关系从友到敌的过程，有其客观原因，也存在着主观上的错误。实践证明，中共对于苏联修正主义的理论批判，不少正是其本身左倾思想路线的表述。从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的恶化，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9]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滋长起来的“左”倾思想不可避免地逐步渗透到外交领域，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情况更为严重，这对于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过分的强调意识形态限制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
余地：“以苏划线”的做法，将很多本来可以交结的朋友推至敌方；过度宣扬世界革命，甚至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作为普遍真理向各国革命者强行推广，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质疑和不满；中国公开支持和报道周边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反政府武装斗争的做法，[10]也引起这些国家的猜疑和反对，甚至导致双边关系的紧张或濒临破裂等等。至60年代末，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恶劣。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格局出现新的变化。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实力地位大损，内外交困，不得不采取收缩性的全球战略调整。苏联趁机发动攻势，加紧扩张军备，美苏冷战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态势。除了美苏两强外，西欧、日本、中国以及第三世界力量日益发展起来，世界开始出现多极化的趋向。中国领导人根据新情况和自身的安全和政治经济需要，迅速作出了战略大调整。第一，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表明中国已将决定外交战略的意识形态因素退居次要地位，将国家安全利益提升居于首要地位；第二，结束中美间“20 年交恶”的历史，利用美国借助中国对抗苏联挑战的心态，邀请尼克松访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实现了联美抗苏的战略目的；第三，构筑“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总战略，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与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这一外交战略的大调整决定了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新内容和新特征，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成为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压倒一切的任务。美苏争夺的重点始终是在欧洲，中国本可利用这一态势，扩大自身在美苏间的外交活动空间，而在实际上却是被美国玩弄“中国牌”，热衷于对苏的“缓和”；西欧虽然也有联华制苏之意，但更想“祸水东引”，颇有重蹈远东慕尼黑的味道。中国虽然对于美、欧牺牲中国，与苏联做交易有所警惕，也采取若干行动表示反对，却终未能完全取得全球外交上的主动权。中国的反苏战略在第三世界也难以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中国“以苏划线”的做法，
使中国在第三世界的一些老朋友或与中国疏远，或倒向苏联。中国为了获取第三世界国家和某些第二世界国家对于中国反苏战略的认同，曾从各个方面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中国建立联美反苏战略关系的行动，也往往使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对中国发生误解，从而削弱了中国在第三世界内部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中国执行“一条线”外交战略，在周边外交实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迅速得以正常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执行的“一条线”战略，处处以“反苏”为标准划线，也使中国的国家利益付出了一些不必要的代价。如在处理对日关系正常化以及中美建交的过程中，以及对一些周边国家或第三世界提供经济援助过程中都有所反映，值得好好总结。三、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成果
当前，虽然冷战后一直萦绕在周边地区的“中国威胁论”阴影，作为中国战略依托的周边环境复杂性日增，但是不断强大的中国客观上增强了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11]
中国在塑造自我形象的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便是在强势角色与弱势角色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在周边花费的战略资源、精力很多，周边国家一边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益，却同时又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感到警觉和不安，并借助外部大国的力量制衡中国的影响。虽然中国的周边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亚太国家对中国仍然缺乏信任。[11]面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中国有必要展示自己的文化软实力。还提出了亲、诚、惠、容四字“周边外交新理念”：亲，所要求的是中国要对周边国家亲如一家、睦邻友好，指的是中国要与周边国家积极发展伙伴关系；诚，所要求的是中国对周边国家要以诚相待、取信对方，指的是中国对待周边国家要采取真正友好的态度；惠，所要求的是中国要对周边国家互惠互利、让利于人，指的是中国同周边国家经济交往要有来有往、厚
往薄来；容，所要求的是中国要对周边国家宽厚包容、求同存异，指的则是中国面对周边国家应当展现更为博大、更加开放的大国胸怀。倘若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充分地得以落实，则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必将进一步地得以贯彻，中国的国际认同度必将获得更大程度的提升。[12]
今日中国之外交目的，是习近平所宣示的中国梦。他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欲使本国外交有所作为，首先有必要对本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作用具备清醒的认识，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是权力，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中国确认了自身的大国地位，要更好地发挥其负责任大国作用，那么中国需要与其他大国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显然自不待言[12]。
近年尤其是2010年以来，同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朝鲜所在朝鲜半岛局势又开始出现剧烈反复。中国和朝鲜半岛自古就存在一种天然的特殊联系，两者可谓唇齿相依，利益攸关。每遇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之时，中国无一例外地都会被卷入其中，朝核问题爆发以来的历史更是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有很多人认为向朝施压有可能破坏长久以来建立的中朝友谊。但这大可不必，即使按照平等相待的原则，不能过度干涉朝鲜的内政，中国也摆脱不了履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重要责任。向朝施压并不意味着像国际上某些大国一样采取单边主义的霸权行径，相反，此举正是表现中国珍视中朝传统友谊，以及为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人民谋福祉的深切情怀。[13]中国始终致力于劝和促朝鲜返回谈判桌上，进行六方会谈，终于使会谈获得进展，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也是大有进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欧洲一体化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密特朗时期，《欧洲联盟条约》正式将欧洲政治合作进程改造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规定在重要决策上实行一致同意原则。1998年欧委会即发表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的政策文件，将对华关系提升到与美、俄、日同等重要的水平。2003年欧盟发表首份《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战略合作伙伴。在同年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上，双方决定共同致力于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中国上升的国际地位在使中欧反对单极世界的战略目标下得到巩固和提升。[14]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顺利发展。中俄双方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和两国人民永远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坚定意愿和决心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基础上，实现两国、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
中国同中亚邻国及蒙古的互利合作保持了积极的发展势头。2001年6月，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宣告诞生，掀开中亚合作的历史篇章。成立11年来，上合组织在多个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经贸领域，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由2001年的121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1134亿美元，增长了近9倍；能源领域，中俄原油管道正式投入运营，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实现双线通气并稳定运营；安全合作发展迅速，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
中国和东北亚重要邻国韩国、日本的合作也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发展态势。三国贸易额已从1999年的1300多亿美元跃升至2011年的6900多亿美元。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日本、韩国最大贸易伙伴。中日关系几经波折，但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通过双方努力，两国关系逐渐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为新世纪中拉建立长期、稳定、全面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良好开局。中国与拉美国家高层互访的增强，有力地增进了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相互了解与合作。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发展顺利。中非合作论坛的各项后续工作
顺利推进。中国支持非洲国家成立非洲联盟和制定“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在新世纪实现非洲复兴发展的宏伟目标。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南非等国总统也相继访华，中非传统友谊进一步增强。
中国与南亚合作稳步推进，中国和南亚地区各国的关系也取得积极进展。中国已经成为南亚重要的区域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观察员国。中印两国同为亚洲大国和发展中大国。坚持中印友好、深化战略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方针。作为名副其实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巴关系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到去年11月11日下午，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闭幕。在北京APEC会议周期间，中国在“主场外交”中取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从美国对中国放宽商务、旅游及留学签证，到中俄签订西线天然气协议；从中韩完成自贸区的实质性谈判，到中日就改善关系达成四点共识……所有成果都印证了此次北京APEC峰会的主题——“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
中美：两国同意新的签证安排，学生签证有效期由目前的一年延长到五年，商务和旅游签证将延长到十年。
中俄：两国签署西线天然气协议。双方要如期推进东线天然气管道建设，尽快启动西线天然气项目，积极商谈油田大项目合作。
中韩：两国完成自贸区协定实质性谈判。建立中韩自贸区具有里程碑意义，将有力促进亚太区域一体化。
中日：双方已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发表四点原则共识，希望日方切实按照共识精神妥善处理好有关问题。
中越：双方要共同努力，把双边关系转圜势头巩固好，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海上问题。
得益于建国近70年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实施，中国有利的维
护了世界和平与稳定，并已经取得了喜人的成果，相信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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