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海权思考

关于大国崛起中海权因素的几点思考

姓名刁胤钧学号103010096

摘要：西方大国近代五百余年的兴衰历程和近代中国屈辱史表明，海兴则国强，海衰则国弱。在全球化和陆上资源日益枯竭的时代，海洋正日益成为人类生存和未来发展所依赖的生命线，然而当代中国海洋主权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挑战，面对日益严峻和频繁的海权冲突，积极构建新时期中国海权观和中国海洋大战略尤为迫切。现实和未来中国和平崛起必须依托海洋大战略，提升海权和海洋意识，强化海洋强国战略重视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和权益保障，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持久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关键词：海权大国兴衰美国经验海洋战略和平崛起

海权与大国命运

海权( sea power) 即海上实力，是由“权力”概念发展而来。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权力的基础在于掌权者得以行使权力的各种资源。掌权者带入权力关系的资源之所以能转化为采取行动的能力，其关键在于:集中于掌权者手中的资源正是权力对象所缺少的资源。在控制资源上的不平等是权力关系的基础。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占有可以用来对他人使用权力的手段或资源并不保证事实上如此使用”。

在国家权力的基础及其转化过程中，海权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权力基础来看，马汉认为一国海权的发展受制于六个基本条件:海陆地理位置、沿海自然条件、领土面积及海岸线和港口特点、人口数量及从事海洋相关事业的人数、民族特点和习性、一国政府特性及其政策。此外，他进一步将国家海权的发展概括为一个相互关联并不断延伸的链条:“工业—市场—控制—海军—基地”。由此可见，海权“是一国的海军、商船队、基地和海外殖民地等的总和，是一国征服和使用海洋的整体力量”。从权力转化来看，海权的权力运用就是充分运用海权的要素资源保障国家安全、增加国家财富。由此可见，一国海上实力的大小不仅受到该国客观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同时也是该国国民性及其政府政策的产物。

纵观世界历史，海权与国际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马汉通过对近代欧洲海上争霸史，特别是17、18 世纪英国崛起的历史进行研究后认为:海权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控制海洋、掌握海权是海岛国家强盛和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他认为，海洋的机动性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海洋的自由通达特性，对海洋的控制就意味着国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获得了重要的权力。海权的争夺突出地表现在海军的较量上，而对海上贸易航线的控制，则成为实现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因素。“合理地使用和控制海洋，只是用以积累财富的商品交换环节中的一环，但是它却是中心的环节，谁掌握了海权，就可强迫其他国家向其付特别税，并且历史似乎已经证明，它是使国家致富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如果要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那么就意味着该国必须拥有海军优势和掌握制海权。“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

海军优势的争夺不仅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和大国的兴衰，而且直接关系到国际格局的演变。海权是各国及洲际互动不可缺少的因素，海上霸权的更替与国际政治中的长周期密切相关。16世纪以来，在为期约100年的每个长周期内都会出现一个海上霸权国，其存在对维持国际秩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将世界体系中的大国兴衰看作是“海权国”与“陆权国”之间的博弈。他们指出，在全球战争中，世界领导国率领的海洋联盟总是以压倒性优势

击败了大陆挑战者联盟。在他们看来，海军力量的大小是区别地区大国与世界大国的重要标尺。“要想拥有全球性的强国地位，海军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在过去的500年中，能够称得上世界大国的只有九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俄罗斯(苏联) 、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至少曾经拥有世界战舰的10 %。而其中，只有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能成为世界霸权国。因为它们曾拥有的战舰占(同时代) 世界大国战舰总量的一半以上，或者其海军军费开支占世界海军开支的一半以上。而且这些海上霸权国都分别主导了各自时代的海军技术革新，如葡萄牙的多桅帆船、荷兰的麦卡托航海图、英国的战列舰、美国的海军航空学等。

在发现大国兴衰与海军的密切关系后，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进一步将自己的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和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经济K曲线的高涨区间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十多年的对照研究。他们发现:世界霸权国不仅都是世界海军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它们同时也是世界经济领先产业的主导国。例如，1430～1494 年世界领先产业是黄金贸易，1494～1540年世界领先产业是印度香料贸易，而葡萄牙在这两个产业中都居主导地位。也就是说，通常一个长周期中的霸权国正是与其相对应的两个康氏长波中领先产业的主导者。由此可见:一个海权国家要成就世界霸权，不仅需要足够强大的海军，而且还必须是世界科技的创新国，必须主导世界经济领先产业。因此，海权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而且还涉及到国家发展战略问题，“经济海权”与“军事海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美国崛起中的海权支持

崛起有别于普通意义上的发展，它是指“一个大国的综合实力快速提高并对世界力量格局、秩序和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以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目标。”美国从1783年建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用了160多年的时间就迅速崛起为拥有最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遍及全球的世界大国。在此过程中，海权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海权的发展推动了美国国内商品的出口，保护了美国的海外经济利益，加速了美国经济的崛起。

在早期的商业竞争中，列强并非完全依靠技术和经济实力，而往往诉诸武力攫取特权，实行排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维护本国商品在占领区的市场份额。正如马汉所论述的“无疑，纯粹的商业竞争完全是基于工业和经济效率。然而，不管一个民族在这个方面如何表现上佳，它也只会在无力操纵事态时才愿意依靠效率进行竞争。一旦有了权力，它就会使用权力，而之所以未能这样做就是因为它未控制某片土地。于是就有了两种结果:一是一些国家力图占有某块地区;二是占有者倚助武力来保住已到手的地盘。”因此，拥有海权一方面可以使商品贸易通道保持畅通，免除海盗和敌国的劫掠;另一方面海权作为一种工具，通过瓜分海外殖民地可以拓展海外市场，正如“鸦片战争”和“柏里叩关”一样。因而，尽可能地保护商业和贸易对整个国家的财力至关重要。尤其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崛起，其利益必然是全球性的，海权优势是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正因如此，早在1887年马汉就在《加勒比海与墨西哥湾的未来战略》中提出了“一个国家的商业(即商品输出) 和海军的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从长期看，美国出口贸易量与海军的成长也呈正相关关系。

其次，海权成为美国争取独立、扩张领土、维护统一的重要工具。

1776年北美独立战争时期，临时的大陆会议没有海军，主要依靠商船武装。正是在当时的同盟国法国的帮助下，以法国精良的63艘军舰决定了1781年的约克镇大捷，才最终迫使英国通过1783年的《巴黎和约》承认美国独立。原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的范围仅限于北

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至大西洋沿岸的一条狭长地带。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间，美国通过征服、吞并、购买和外交等手段将版图向西一直扩展，成为横跨北美大陆、东西两面临海的大国。1898年并吞夏威夷后，美国面积达3618467平方英里，是最初的11.2倍多。在此过程中，是美国海军在伊利湖和香普兰湖的胜利，打破了英国企图建立遏制美国向西扩张的印第安屏障国的幻梦。从而结束了英国人策动的印第安人的反抗行动，并控制了加拿大，确保美国不再受英国的侵扰。在1846～1848年对墨西哥的战争中，美国的太平洋分舰队和本土舰队起了积极的作用。南北战争期间，北方凭借一支大约拥有700艘舰船的舰队，对叛乱的南方实行了成功的海上封锁，从而最终挫败了依靠向欧洲出口农产品来购买武器和必需品的南方，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再次，海权成为扩大美国政治影响力，实现美国国际战略目标的有力工具。

1823 年美国提出《门罗宣言》，一方面试图排除欧洲列强染指美洲事务，另一方面意在加强美国对美洲新独立国家的影响和干预。于是，强大的海军成为美国外交中的得力“大棒”。1898 年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并打败了西班牙。这场战争的胜利使美国成为世界主要海军强国。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有什么事件标志着美国崛起成为一个主要强国，那就是1898 年的美西战争。”正是凭借美西战争的胜利，美国在远东的势力急剧上升，并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不仅利用海权工具大肆扩展自身的影响，而且将它作为削弱英国霸权的工具。早在一战刚结束的1918年，威尔逊就提出包涵“公海航行绝对自由”、“消除一切经济壁垒”及“民族自决”在内的“十四点原则”，矛头直指英国。二战期间，美国大力宣扬反殖民主义，并迫使英国接受将民族自决列为国际法准则而写入《联合国宪章》。美国正是通过鼓励英国的殖民地独立，瓦解了英国的海权支柱———海外基地这一环，从而削弱了英国的海上霸权。

美国的海权兴起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美国海权的兴起具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动力，它沿着工业—市场—控制—海军—基地这一链条不断延伸。

正如马汉所指出的，“海权的历史，从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这些事情无外乎三个重要的方面，即“生产—航运—市场”。生产是基础，海军是其正常运转的安全保障。从1812年战争开始，特别是南北战争后，随着西部开发的全面深入，美国工业化迅速推进，经济高速增长。从而为海权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可以并不过分地说，自从内战开始至今，美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有效地专心致志地致力于造就海上霸权之链条的所谓第一个环节。”经过这段时间的发展，在1860～1914年间，美国出口额就从3. 34亿美元增加到23. 65亿美元，增加了6倍多。大量美国农产品越过大西洋涌向欧洲。在工业方面，1859～1909 年间，美国加工工业产值增加了约10倍，19世纪80年代初跃居世界第一。在世界工业中的比重由1870 年的23 %上升到1913年的36 %。随着美国工业的快速成长，它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迅速崛起。美国工农业的崛起就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挤占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市场，为对贸易和市场施加影响和控制，一支强大海军的崛起也就成为必然。

第二，美国海权的扩展是循序渐进的，由近及远逐步提升。

建国初，美国海军的主要目标是保障东部沿海港口与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贸易通道畅通。奉行“不仅要使敌人离开我们的港口，而且要使敌人远离我们的海岸，即所谓的积极防御。”当时美国海军关注的重点是加勒比海地区尤其是古巴。早在19世纪30～40年代，美国历届政府都在尽一切努力阻止古巴落入英法等欧洲强国手里。《门罗宣言》的发表意在巩固美国在美洲的势力。其起草人约翰·昆西·亚当斯并不否认，这个宣言的首要目标就是古巴。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美国迫切需要开拓海外市场，向亚洲渗透。为此通过美西战争，将古巴变为自己的保护国，并占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同时美国于1898年将夏威夷

正式吞并，并于1899年和德国签订分割萨摩亚的条约，占领了土土伊拉岛及若干小岛。1903年11月美国在巴拿马城策动政变，使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独立，并立即与巴拿马签订条约，获得了运河开凿权和管理权。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大大便利了美国对拉美和亚太地区的控制。这样，沿着本土—巴拿马运河—威克岛—关岛—菲律宾这一岛屿链，可以清晰地展示美国海权由近及远的扩展脉络，成为美国势力向远东及世界延伸的桥梁。

第三，政府的积极推动。美国海军是在独立后10年才组建的。

直到19世纪初，美国还在向阿尔及尔、的黎波里和突尼斯交纳贡金以免除海盗的侵扰。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为世界海权霸主，一方面如上所述，是经济发展竞争的必然产物，但另一方面也和美国政府的积极推动政策密不可分。尤其是在19世纪80年代后，美国政府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加强海军建设的重要性。马汉的“海权论”成为理论依据，美国政坛中的一大批人物，如本杰明·特雷西、亨利·洛奇和西奥多·罗斯福等都是海权论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为此政府大量拨款建造军舰，1890年的海军经费为2200万美元，只占联邦政府支出的6. 9% ，而到1914 年，海军经费上升至1. 39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支出的19%。同时，美国还制定了《海军法》，从制度上加以完善以推动海军建设。

美国还大力扶助商船和航运。早在1789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两项法律对美国船舶进口货物实行较低的关税率，而对外国征收较高的船舶吨位税和入港税。在政策扶持下，到1854年，美国已经在造船学、造船厂和航海术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此后，美国又于1916年颁行《海运法》，承认海运公会合法性，使其不受反托拉斯立法的制约。1936年的《商船法》更是以直接的补贴及政府援助方式，扩大美国商船队的规模并提高其效率，以巩固美国海权的根基。

第四，处理好与当时海权霸主英国的关系，充分利用机遇跳跃式发展。

海权不仅是一个经济、军事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战略问题，它与国际政治密切相关。法国著名海军上校达里厄认为“海军的每项规划，如不考虑同大国的关系，又不考虑本国资源所能提供的物资限度，就会立足于一个虚弱不稳的基础之上。外交政策和战略是被一条不可割裂的链条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海军战略是一部民族战略、一部民族战术。”对此，马汉也强调“在军事计划中必须包括政治和国际关系”。为此他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应以对加勒比地区的政治统治、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合作和欧洲地区的政治回避为基础。其核心是灵活处理与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的关系。1814年《根特条约》的签订开始了英美和解进程。尽管双方的摩擦不断，但从此并未再次发生战争。此后，美国利用英俄矛盾，适时提出“门罗主义”并得到英国的支持。在美西战争中，美国又利用当时英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境地，以在非洲和远东事务中支持英国反对德法俄为交换，将英国拉往自己一边。“正是英国的友好行动，使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预定目标得以顺利实现。”但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对美妥协，既有民族渊源、文化认同及外交技巧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实力的增长所致。

与此同时，美国利用英国实力的相对衰落，迫使英国放弃“两强标准”。最终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与英国在主力舰上的平等地位，并确立了对日优势。一战和二战中，美国利用远隔欧洲大陆的地缘优势，采取“推卸责任”战略，消耗欧洲列强。在二战中并不严格遵守“先欧后亚”战略原则，而是时时采取灵活的“两洋战略”。经过二战，英国海权大势已去，1939 年英国商船队的船舶数量和吨位大约是美国的2 倍;到1945 年，英国商船数只及美国的一半，吨位相当于美国的37%。二战结束时，美国拥有1250万军事人员，其中海外驻军750万人，1200艘大型军舰组成的舰队，实力远远超过英国皇家海军。战后美国正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海权霸主。

对于中国的思考

中国曾经是世界领先的航海大国，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一直为世人所传颂。但自明代后

期以来，统治者采取“怀夷”和“抑商”的不公平海外贸易交往政策，导致了中国在航海业及海防事业上的衰落。最终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八旗军士不敌西方的坚船利炮，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洋务先驱们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从而丧失了东亚海军大国地位。建国后，人民海军建立，中国再次迈出了海权崛起的步伐。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升，海权问题再次受到瞩目。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海权观有别于西方。首先，尽管国际体系文化从“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的演变极其缓慢，但当前的世界体系与美国崛起时相比已经有了巨大改变。历史的发展既有继承性的一面，更有变异性的一面。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历史现象机械地套用于当前的国际现实。其次，在现今的国际关系中，军事能力与商品市场扩张之间的关系已经远没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那么密切。海军曾经是国家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工具，但是现在已经仅仅成为国防军事战略的手段之一。再次，在“军事海权”地位相对下降的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海权”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作用不断上升。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国际海洋制度框架之下的各主权国家平等享有的海洋权益成为其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过，在中国海权发展中，美国的某些经验仍值得借鉴。

首先，应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权的作用。国家发展战略是最高层次的战略，是全面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总体战略。经济发展是其核心内容。从深层上讲，中国近代以来的海权衰落是小农意识的产物，是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因此，海权的兴盛必须增强民族的“海洋性”。马汉曾明确指出“，海权历史，就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一个在21世纪不能充分利用海洋的民族肯定无法在新一轮的国际较量中胜出。利用海洋的便利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摆脱“边缘化”，是发展中国家海权观的精髓。从这一点上讲，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开放是海权兴起的源泉，更是国家崛起的保障。

其次，海权的发展必须从源头，即工业生产环节开始培育，开发海洋，增强综合国力。不是“世界工厂”的大国不可能拥有超强的海权。“经济海权”包涵两层含义:一是指积极利用海洋这一交通方式，拓展海外市场、引进海外先进的技术和资金等生产要素，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二是指运用最新科技对国家拥有管辖权范围内海域进行合理有效的经济开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的相互依存不断深化，国家安全的领域大大扩展，寻求安全的手段日益多元化，加强对话与合作成为寻求共同安全的重要途径。依靠战争武力手段掠夺资源和市场的做法已不可取，海军的发展主要是出于防御自卫目的。“获得进入新兴市场的机会变得比控制实际领土更为重要。”技术和效率的领先是商品占领市场的关键。因此，经济的发展与国防的建设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

再次，海权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前中国海权发展中的关键是“一点一线”，即台湾和石油运输线。在政治上，作为一个参与国际事务的大国，中国还面临国内统一的问题。在经济上，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如何应对相互依存之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是必须加以关注的。台湾位于中国沿海的“中心线”位置，又是前出太平洋的战略要地。对中国的海防至关重要，而且它是美国对华海上遏制的第一岛链的中枢，台湾的统一无疑将大大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研究，到2030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预计每天将达1200万桶，其中990万桶的石油需要进口。而进口石油的绝大部分来自中东地区，因此保障石油运输安全对于维护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为此发展与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友好关系、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应成为中国发展海权的重点之一。

最后，正确处理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是中国发展海权问题的核心。正所谓“强国的实力可以遏止弱国提出要求，原因并不在于弱国承认强国统治的合法性，而只是

因为与强国相争实非明智之举”。在目前“一超多强”的格局下，美国的超强地位在短期内是没有国家可以挑战的。因此，中美之间的对抗对于弱势一方的中国在战略上是不可取的。有学者指出，中美之间的格局是海陆各持一方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的有限海权不会对美国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然而，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加以遏制的背景下，中国海权的发展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此外，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许多的海上领土争端，依照国际法，公正合理地和平协商解决是我们的原则和首选，但同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海军的建设，以捍卫国家主权，反击侵略。国际政治中，在谈判桌上起根本作用的仍然是实力，而且往往是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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