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为什么很快两次崛起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战败者，但为什么德国总是很快崛

起

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是一个铁与血的历程。那是以武力为后盾，以战争为武器，借助铁腕手段，自上而下实行强制统一的过程。但是，任何民族的统一历程，战争不是其唯一的有效的手段。如果说，普鲁士德国依靠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那么它的崛起和强大，绝不单单是依靠战争，依靠枪杆子。更有其丰富复杂的内涵，并给后人以启迪。

第一：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以合纵连横之术，远交近攻，孤立敌人，实施各个击破。首先在外交上立于不败之地。

俾斯麦明白，妨碍德意志统一的不仅是各邦国的领主势力，封建贵族。还有从国家利益出发，不希望一个统一强大的德意志出现的法国、丹麦、奥地利和俄国等。而事实上，只有战胜这些列强，取得军事上的优势，才可以消除与资产阶级进步党的“宪法纠纷”，使其建立议会制，内阁对议会负责的共和民主期望落空，并借此强化王权，以无比的权威，赢得容克地主和百姓的支持拥护。历史赋予了俾斯麦这样的时机。因为1860年前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土耳其背后的英法削弱，一向由俄国扶持，对抗普鲁士的奥地利在战争中没有支持俄国，转而支持英法，双方关系恶化。英国深恐路易·波拿巴独霸欧洲，于是支持普鲁士。波拿巴则坐等普奥之战，以坐收渔翁之利。俾斯麦正是巧妙地利用了各国之间这样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予以各个击破，先后对丹麦、奥地利、法国开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而树立了空前威望，促成了国内反

对派的噤声和内部空前的团结统一。

第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在共有的利害关系，统一的经济物质基础上的政治联合体，才有可能成为稳固的，相互不可或缺的统一国家。

这一改革的关键是以普鲁士为领导的关税同盟的建立。德国各邦权衡切身利益，不得已做出这一决定。首先是各邦的财政需要，国库空虚和财政赤字造成大多数邦国严峻的维系难题。为了消除关税壁垒，实行税制改革，增加税收，促进商品流通和工业发展，德意志各邦国意识到，必须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机构，在邦国内实行统一的税制、税率，以协作互惠，互利互赢。于是，以最早实行关税改革的普鲁士1818年的税法为蓝本，开始制定统一的关税政策。参加同盟的各邦国之间从1834年起废除全部关税。在对外贸易方面，倾向自由贸易，但对从英国进口的棉织品和呢绒等则课征保护性关税。关税同盟还致力于统一货币、度量衡制度和商业法规。于1838年和1857年签订一些专门协定，开始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票据，实施共同商业章程。其后关税同盟先后与荷兰、希腊、土耳其、英国和比利时签订了商业协定，得到国际承认，国际地位很快得到巩固。

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贸易和经济体。关税同盟的建立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它也促进了19世纪德国产业革命的发展。

关税同盟的建立是各邦基于经济政治诸多方面考虑，某种程度上抑制分立主义思想的结果。它的产生既不具备向现代社会发展的明确思

路，也不单纯是传统的封建复辟。它不是德国未来民族统一体的大胆设想，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德国经济统一的形成，逐渐打破了德国分立主义力量，并最终为德国的政治统一创造了物质前提。

俾斯麦的作用则在于对关税同盟的灵活利用和掌握，使其构成德国民族统一不可忽略的因素。俾斯麦非常重视关税同盟对普鲁士的政治价值，也明确表示要通过普鲁士领导下的关税同盟建立政治统一的物质基础的思想。但他从来不把关税政策看成是孤立的问题，而是把它臵于普鲁士全局政治的考虑之中。应该说，单纯的关税同盟并没有决定意义，它只有通过政治家理智而谨慎的判断，灵活而巧妙的运用才具有政治价值。俾斯麦和威廉一世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以柏林为中心，把铁路网由此通向各个邦国，构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的紧密联系，实际上用一张蜘蛛网般的交通网络紧紧把德意志南北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

第三，德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上帝赐予德意志民族的福祉。早在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完成德意志统一以前，德国的思想文化界就升华了启蒙主义。使充满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和狂飙突进运动成为那个时代哲学文化的顶峰和终结。177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不久，处在分裂状态和封建领主统治下落后愚昧的德国就开始了自己真正的思想启蒙，到1832年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狂飙突进运动的旗手歌德辞世，德意志基本完成了启蒙的第一阶段。德国哲学的先哲康德、戏剧家莱辛、音乐大师贝多芬、哲学大师黑格尔、费尔巴哈、诗人荷尔德林、席勒和许多世界级的重量级思想文化人物都出身和活动在这个时

期。也是这个时代玉成了他们，因为他们活动的时代正是世界历史发生着波澜壮阔的激烈变革的时代。正如哥德曾经在一次谈话中所说的那样：“我所以得天独厚，是因为我出生在世界大事纷至杳来、方兴未艾的年代。”这个年代就是1776年北美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席卷欧洲以及他的失败等等世界大事。

他们亲历了这些历史事件，成为了世界历史进程的见证人。而德国哲学正如黑格尔所言：“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一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德国哲学家们作为时代的产儿，用他们的思辨语言把握并表现了那个伟大时代的精神。而德国哲学具有思辨性、辩证性和体系性等显著的特征。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叔本华、尼采的超人思想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从理论上论证了变革封建制度的必要性。为俾斯麦自上而下的的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它的不彻底性体现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既要求革命又害怕实际斗争，既反封建又向封建势力妥协，也促使了德国政治的变革并非是一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实现民主和共和。由于改型中的封建王朝以其铁腕人物领导了这场变革，所以不可避免地使德国成为军事贵族占主导成分的，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专制，为军国主义产生，世界战争的策源地的诞生开启了潘多拉的匣子。

第四，从16世纪以来，由于分裂，德意志民族在欧洲人眼里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活力的民族。正是这种长期受屈辱、

受轻视的状况激发了这个勤劳、守纪律、注重效率的日耳曼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并使之内化为普鲁士崛起的力量源泉。这种精神，促使他们向外国学习先进的事物，大力兴办教育。邦国中最大的王国普鲁士树立了这方面的楷模。为贯彻民族主义教育，1717年，普鲁士就开始实施义务国民教育，是全世界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1763年，德皇弗里德里希二世颁布《学校法规》，强制5－14岁的儿童必须上学，否则要面临刑罚处罚，并任命老兵为校长，对学生进行准军事训练。这一切都为日后普鲁士组建纪律严明的高素质军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809年洪堡出任普鲁士最高教育长官后，推行教育制度改革，更成为德国后来二百年的科学、文化、基数发展的基石。1810年，威廉二世以仅有的家财成立柏林大学，罗致人才，建立实验室、图书馆，作为世界上第一所新制大学，影响了整个十九世纪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柏林大学将科学研究确立为大学的职能，吉森以及其他大学又将这一职能给予强化和拓展，极大地促进了德国大学的科学研究，最终把德国科学推向了世界的前列。

在普鲁士，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据统计，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各主要国家中，德国的文盲率是最低的，德国人无论在读、写、计算能力上，还是科学理论的实际运用方面都要领先于欧洲各国。这样高素质的国民不仅推动了德意志思想文化的发展，涌现出无数杰出的大师级人物，而且使德国的科学技术后来居上。由于德国各大学进行改革，德国人很乐意从大陆近邻法国人那里接受新科学、特别是化学，科学事业迅速发展起来。所以，到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科

学事业显然已经至少在数量上名列前茅，赫尔姆霍茨从数学和力学角度出发，独立发现能的转化与量上的守恒。1833年，数学家高斯和物理学家韦伯发明了电磁指针电报机。1861年，德国物理学家赖斯制成了第一台电话机。1867年，德国西门子制成自激式直流发电机。1876年，德国奥托研制成功第一台实用的煤气四冲程往复活塞式内燃机，1892年，狄塞尔发明了结构更简单、燃料更经济的柴油内燃机。1895年德国伦琴利用改进的真空管发现了X射线。德国制造业似乎也比英国制造业更善于吸收科学资源，能够同时交叉完成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美国一样，德国以电力技术和营运高速发展经济，到十九世纪晚期，国民总产值已趋于世界第二、欧洲第一，超过了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第五，威廉一世的父亲腓特烈大帝是一个军事天才，他继承了乃祖条顿骑士团（中世纪东征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骑士的军事组织）的军事专制传统，以纪律严明、教育素质高，严以治军，全民皆兵，使普鲁士成为了一个完全军事化的国家。他虚心学习，勇于接受新生事物，从启蒙运动主将伏尔泰那里接受了启蒙主义思想，致力于改进司法和教育制度，鼓励宗教信仰自由，并扶植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到1786年他去世时，普鲁士已经成为欧洲强国之一，其行政机构的高效率和廉洁为欧洲之首。几代普鲁士国王励精图治，以朴实、节俭、勤奋作风率先垂范。使德意志官吏严于自律，廉洁奉公，以恪守职责，讲求效率、服从命令为道德准则和军人天职。在十九世纪空前的民族分裂局面下，造就了一个社会有秩序、中央有权威、政府有效率、军队有战力的普鲁士王国。才得以铁与血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并成为世界军事政治经济格局中历

经波折而不可摧毁与衰落的大国强国。

第六，丛表面上看，统一的德意志是一个容克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其阶级压迫和阶级矛盾必然异常严酷。但事实不尽其然。由于帝国是一个高效率的廉洁执政的国家，为了使全民族牢固地统一在德意志的旗臶下日趋强大，同时化解社会问题，淡化阶级矛盾，平衡社会各阶层人们之间的关系。德国率先实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福利政策。该政策为了促进个人的功能发挥和使之获得最低的生活水平，避免社会分配不公、贫富严重分化而动乱不安，由政府和社会慈善团体提供一系列项目、好处和服务。通常包括四个因素：收入补贴计划、健康、教育和福利服务。俾斯麦执政以后，强化了这一措施。通过1883年、1884年和1889年的法律，建立了直至今日对德国的社会福利保险业产生影响的3项除了工人也包括部分职员在内的义务保险：医疗保险、事故保险以及当时被称为伤残保险的老年保险。1911年，上述各项保险一并归入除此之外还实施供养死难者家属的孤寡抚恤金的帝国保险法。迄今为止，德国是世界上福利制度最慷慨的国家之一，一个四口之家的补贴每月可以达到1600欧元，但同时该国却面临着高失业率。政府为了社会安宁，宁可冒部分懒惰者安享高福利不事生产的风险，仍然坚守着这一制度。这也是德国社会除战争因素始终保持稳定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