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
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
《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的经典力作，作者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核心，在对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修正的基础上，运用交易成本、公共产品、相对价格等分析工具，建立了以经济史的经验性材料为论据的制度变迁理论，从而构筑起包括所有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
作者认为由于人类受自身生产能力和生存环境的约束，随着人口的增长将导致资源的稀缺，加剧资源利用的竞争，从而要求明确所有权，所有权的建立即激励机制的形成可促进经济增长，但在现有技术和组织制约下，所有权的界定、裁决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于是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供所有权保护和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国家规定着所有权的结构并最终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此外，由于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价值和信念，可以节约个人与社会达成协议的费用，以及约束个人行为的衡量费用，成功的意识形态更能有效的克服“搭便车”行为。
诺思把制度看成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
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可以在其中相互作用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关系得以确定，从而构成了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一种经济秩序。换言之，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制度在指导和决定经济活动时起到激励或抑制的作用，决定这一个社会基本的福利和收入分配。所以在诺思看来，一个可以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可以说正是制度变迁构成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而决定制度变革的主要因素不是生产力及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科学技术，而是人口变动。以早期人类社会发展为例，起初在资源丰富的情况下，人口可以大量繁殖，但自然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当人口增长一旦达到资源基础被完全利用的程度，那么人口的任何继续增长都会引起狩猎、采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下降，人们于是觉得有必要建立一种可以限制资源利用速度的所有权，并为之付出代价。所有权正是为更合理的利用资源而发展起来的制度。随着所有权的建立，农业生产逐渐发展起来，按所有权的效率来衡量，原始农业的专一所有权和狩猎的共有权相比具有显著优势。这样整个过程就是人类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的逐步转变过程，一万年前的农耕发明和经济增长的起点就在这里。作者主张，农业是发明并不是最重要的，专一所有权引起的激励机制的变化必然会创造出农业。同样，对于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也可以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予以解释，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是产业革命推动了经济增长，使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根本改观。而诺思独树一帜的提出，产业革命不过是经济增长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增长的起源可追溯到前几个世纪产权结构的缓慢确立，该结构为更好地分配社会财富和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为技术创新和扩散提供了刺激。总而言之，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才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诺思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的角度完整的提出了一套经济史理论，并用这套理论来考察自史前人类的经济生活至现代经济增长的漫长历史。其推导逻辑可总结为：人口增长导致制度创新，从而产生激励作用，进而推动知识、技术的进步。有意思的是这一过程恰好与马克思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相反，并以人口因素代替了生产力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诺思打破了传统叙述经济史的框框，真正做到用经济学理论去解释历史，赋予了经济史新的内涵。而这似乎正是国内经济史研究中所欠缺的。当然，书中也有
一些存在问题，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地方，如对农业起源模型的论述，作者显
然忽视了人类对农业知识的积累，预设农业已经是原始人类的可能性选择之一。国家起源理论也存在缺陷，它完全建基于对古埃及、波斯帝国、希腊城邦、罗
马帝国四个个案的分析，而后三个却都是次生态国家，这不能不让人们对它的
解释力度表示怀疑。
道格拉斯·诺斯，1920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42、1952年先后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他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他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的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提出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涉及经济、政治、社
会和意识形态诸多方面，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他本人并因在制度变迁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如我们所知，任何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上，伴随着方法论的革命，本书也不例外。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在方法上为诺斯对历史材料进行实证分析提供了便利，宏观经济学以及由此而后形成并完善起来的国民
经济核算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所有这些都成为经济史学家分析历史的强有力的
工具；新古典理论在理论上为他对历史分析进行归纳提供了“哲学”基础，新古典的价值判断、道德伦理和理论规范成为诺斯新经济史学的理论“精髓”。
关于本书的内容，书名《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给出了一个概括性的说明，根据诺斯自己的论述，“‘结构’一词指制度框架，‘变迁’一词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尽管在书中论及了经济、政治及至社会诸方面的结构与变迁，不过，对此作者均是通过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去解释、说明的。
在本书的结构方面，作者分三篇来论述。第一篇为理论部分，也是全书的基础和精华部分，在这一篇，作者系统阐述了他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并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历史中的经济组织进行了分析；第二篇为历史部分，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来分析历史，进而以历史的发展演变来验证理论，本篇分析了两次经济革命及其结果、古代世界经济的变迁与衰落、封建主义的兴衰、近代欧洲的结构与变迁、产业革命和1789-1914年美国经济的结构与变迁；第三篇是理论与历史的结合部分，也是全书的总结部分。
对历史变迁问题的解释，作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存在的缺陷分析，指出个人在试图推动社会变化时所承受的净成本是由他们感到的不公正和异化来度量的。当个人深信一个制度是非正义的时候，为试图改变这种制度结构，他们有可能忽略这种对个人利益的斤斤计较，当个人深信习俗、规则和法律是正当的时候，他们也会服从它们。所以变迁与稳定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新古典理论的个人主义理性计算所产生的偏差。
对经济
事实上，上述两个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第二个目的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产权，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建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些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国家基础结构的创立旨在界定和实施一套产权，并指定统治者代理人的权力代表。由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与统治者并不一致，因此统治者要设立一套规则以图迫使他的代理人与他自己的利益保持一致。然而，代理人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受统治者的约束，因为存在着统治者权力扩散。统治者提供的服务有着不同形状的供给曲线，某些服务是纯粹的公共品，而另一些则具有典型的U型成本曲线。保护的成本曲线与国家的军事技术有关，当保护的边际成本等于增加的税收时，它可以确定一个“有效率”的政治-经济单位的规模。
一个经济包含着不同集团的活动，统治者将界定一套产权，通过监督与测量每个环节的投入与产出，来确保它对每一个不同的经济实体的垄断租金最大化。投入与产出范围的考核成本将决定不同经济部门的不同产权结构，因而这种产权结构依赖于考核技术的水平。哪里资源测量成本高于收益，哪里就会存在公共产权。
统治者总存在与之竞争的国家或本国内部的潜在统治者。替代者越是势均力敌，统治者所拥有的自由度就越低，选民所保留的收入增长的份额也越大。选民也许会以某种代价转向某个竞争的统治者或支持在现存国家中某个统治者的竞争者。前一种选择依赖于相竞争的政治单位的结构，后一种选择取决于相竞争选民的相对暴力潜能。
上述国家模型提出了施于统治者的两种约束：竞争约束与交易费用约束。两者通常造成无效率的产权。作者把两种约束结合起来解释无效率产权的扩展，实际上，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它推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冲突的。
一个国家的内在是不稳定的，信息费用、技术和人口的变化都是明显的影响不稳定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统治者终有一死。提高一个选民集团谈判力量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可以导致规则的改变以给这一集团更多的收入，或者，这一集团的选民可以迫使统治者放弃一些规则的制定权。军事技术的变化是古代和中世纪多元化政府和代议制政府发展的主要根源，而现代国家管理的变化与源于第二次经济革命的相对价格的根本变化相关。
不稳定是一回事，变化与调整的发生过程又是另一回事，产权结构的改变是大集团行动的结果，搭便车有时会妨碍大集团的活动。搭便车揭示了历史上国家的稳定性，抵触国家强制力的个人成本通常源于对国家规则的漠不关心与顺从，而与压制无关；制度创新通常来自统治者而不是选民，这是因为后者总是面临着搭便车的问题，对统治者来说，既然他没有搭便车问题，他就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相对价格的变化；革命将是由统治着的代理人或由相竞争的统治者或列宁主义式的少数精英发动的宫廷式革命；在统治者是一个集团或阶级代理人的地方，某些成功的
规则要设计得使在统治者死后革命或巨变的机
会最小。上述几点有助于解释历史上国家结构变迁及其稳定的大部分根源。为解决搭便车问题，需要构造一个意识形态理论。
对历史中经济组织的分析，需要结合国家理论来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在这一部分作者首先举例说明市场交换，接着解释企业（或者其他科层组织）存在的原因，然后说明历史上的经济组织。作者通过举每周去地区公共集市买桔子的例子，说明了人们必须能够度量一种物品的数量，因为它是一种排他性的财产并具有交换价值；信息费用由于买者和卖者大量存在而降低；机会主义受到成员众多的竞争的约束；私人所有者之间通过市场契约转让的产权必须是排他性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必须是可度量的，而且必须是能行使的；国家作为第三种当事人，能通过建立非人格化的立法和执法机构来降低交易费用。
作者接着分析了科斯、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以及詹森和梅克林对企业的不同解释，指出，生产费用（来自规模经济）和交易费用两者是科层组织的优势。
由于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的形式不同，其履约所需的资源费用也不同；这些履约费用由在替代性组织形式中的考核费用和协定执行费用构成。在执行契约中也存在费用，如对契约一方损失和伤害的考核费用，惩罚规则的制定以及对受损失一方的赔偿。为了考核损失，首先必须对实绩进行考核，所以契约应包含详尽的说明，规定出能显示实绩的交换特征。对损害的惩罚和补偿的规定不仅需要立法、司法和执法机构，而且受到行为的道德和伦理习俗的极大影响。专业化和分工程度越高，从最初生产到最终消费者的整个生产环节就越多，考核费用也就越多。科层组织取代市场首先是因为在班组生产中出现了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以对班组个体成员实绩的高度考核费用为代价的。
在分析了国家和经济组织之后，作者接下来分析了意识形态与搭便车问题。人们在最低程度上假定，每个人的个人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协调。这些习惯、准则和规范最初是从家庭，然后通过教育过程和其他机构取得的，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由“普通”的知识来指导和这些知识基本上是理论性的时候，意
识形态就努力使个人和团体的行为方式理性化。显然，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是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导引，从而使决策简单明了；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试图去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新的理性。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实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实拥护，作者举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的例子来说明。
任何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维持一个现存秩序的成本涉及对现存体制合理性的理解，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如果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旨在使人们相信现存的规则与正义是共存的，使人们出于一种道德感来遵守这些规则，成功的反意识形态的目标就是使
人们确信不公正是现存体制的一部分，只有人们参与改变现存体制的活动，一个公正的体制才能到来。
对意识形态分析的最后，作者指出意识形态在解释大量的现实变化方面也有根本性意义。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对推进交易费用分析具有根本意义；通过政治和司法程序进行资源配置为意识形态决定决策过程提供了大量的契机；意识形态占主导作用的最明显例证是独立的司法活动；运用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来解释长期变迁的需要同样是迫切的。
第一篇的最后对前面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一个有关西方经济史的总的看法。作者首先对古典的、新古典的和马克思的理论要点进行了归纳，指出这些模型的不足。在本书的框架中综合的吸收了这些理论的思想精华。
首先引入了人口扩张，它是过去百万年来普遍存在的长期趋势。技术的连续性导致马尔萨斯理论的危机，收益减少和生活水平下降可能会对降低人口增长有所作用；排他性公有产权的建立扩大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并且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组
织形式——国家去界定、裁决和行使产权；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状况同军事技术水平一
起决定国家的规模和特征以及经济组织的形式
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保持意义形态一致性的费用与信息成本成反比，而与相对价格的稳定成正比。
第二篇是历史部分，集中考察西方经济的长期结构变迁，它们的作用是指出这种经济史观的前途。
第七章和第八章分析了第一次经济革命以及其
组织结果。大约1万年以前，人类已开始定居农业，人类扩大资源基数的能力的提高导致了根本性的经济革命，从狩猎和采集向定居农业的转变，被称为新石器革命，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进程，大大加速了学习过程。书中用比较静态经济模型考察可以用来解释第一次经济革命的条件，得到了3种变化可以解释从狩猎业向农业的过渡，这3种变化分别地或共同地发挥作用，狩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劳动力规模的扩大都会导致人类从单纯的狩猎者逐渐向农民转变。
狩猎的公有产权与农业的排他性公有产权的差异是解释第一次经济革命的关键。应根据共有产权的框架来考察狩猎部门，应把农业部门视为排他性的公有产权来加以管理。两个部门的不同类型的产权确实使技术的变化逐渐导致劳动向农业部门转移。考古学家提供的证据表明，狩猎业向农业的转变需要很长的时间，它的发生是持续的人口压力的结果，人口压力会导致史前人类所开采的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发生变化。
正是“暴力潜能”在政治经济单位内部和之间的配置对古代世界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实绩产生了最主要的决定性影响。国家具有使其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相应规则，并具有实施规则和与其他国家竞争的强制力。宗教在使统治着的强制力合法化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地理位置在限定国家的发展和国家规模变化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军事技术方面的因素解释较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生存能力。
古代世界财富和收入分配，是我们探讨经济变迁与衰落的起点，因为城邦内外围绕财富分配而展开的斗争是经济变迁与衰落的根源。应用第一篇
的理论分析的结果：变迁的动因是对改变这一体制直接感兴趣的风云人物；古代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增长由于日益加剧土地的相对稀缺性而诱发了变迁；以征服和革命形式出现的变迁受到统治者或其代理人的怂恿；国王、篡权者和改革者都会用激励方法取悦于追随者；奴隶制的兴衰反映了它获利能力的变化；古代世界经济活动的变化轨迹有时是战争、混乱及由此产生的产权无保障的结果，有时是一种关税和贸易壁垒方面变更的结果，但更为常见的是技术扩散和改变相对价格的结果；各个帝国的官僚政治反映了一种在统治者与其代理人之间一直存在的冲突；政治稳定的主要危机来自于王位继任问题。
第十章分析了封建主义的兴衰，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消亡，西欧逐渐形成，并建立了能够带来足够的秩序与稳定的政治经济结构。教会在文化传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人口变化和战争在解释有关结构转变中起关键作用，战争是政治单位的规模和结构的决定因素，人口变化则通过影响土地和劳动相对价格，从而在改变经济组织和产权中起决定作用。
从1450年到1650年这两个世纪的显著特征是，大范围的探险、开发和贸易以及向新世界和印第斯的殖民，危机范围和政治-经济单位的结构转换。扩张的最终结果是使世界其他地区和西欧国家成为一体，短期结果是扩大了市场，增加了获利的机会，反过来又构成了对于实现这些机会所必需的结构转换的政治压力。欧洲的扩张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并入大西洋国家产生了两种结果：从宗主国延伸来的制度和产权奠定了殖民地地区后来的发展模式；贸易格局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也有助于形成大西洋国家本身的发展格局。17世纪的危机是破坏性的战争，晚期中世纪世界特征是循环，经济扩张与经济收缩交替出现。书中考察了法兰西、西班牙以及英国、荷兰的历史，来说明产权变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作者对产业革命自己的认识，认为产业革命是创新率的加速器，创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统年代（1750-1830年），正是较充分界定的产权改善了要素和产品市场，其结果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结果在市场规模扩大以及发明的产权得到更
好的界定，从而提高了创新收益率的同是，创新成本得到根本性的降低。作者认为产业革命始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的扩大迫使人们用较好地确定的习惯法来约束企业家，也诱发了组织变化，组织从诸如家庭和手工业生产的纵向一体化走向专业化。
第二次经济革命产生的第一步是科学法则的提出；第二步是产业革命期间科学家与发明家之间的知识交流；第三个重要步骤是产权的演变，它提高了私人收益率，并使之更接近于社会收益率。作为第二次经济革命特征的技术突破时，再生产中替代人手和人脑的自动化机器的发展、新的能源的产生和物质的根本性转换。第二次经济革命使政治不稳定和经济依附成为专业化的代价，大规模非人格化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诞生是实现第二次经济革命生产潜力的基本前提，但付出的代价是意识形态的异化。
第三篇将历史与理论相结合。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个人行为的特征构成了制度的约
束。行为约束包括禁忌、规则和戒律，某些约束对所有的社会有共同的制约作用，而其他一些约束则是为利益主体在不同的环境下所设定的。宪法是基本法则，与执行法相比，它更难已修改。规则的设计要考虑可见的服从成本。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是构成制度约束的一个主要方面，它得之于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正是宪法与相互关联的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的结合，构成了制度稳定的基础并使其变迁缓慢。
第一次经济革命产生了国家，建立其经济秩序的政治约束以及专业化扩张与劳动分工。在职业分工大量形成以后，国家仍然具有个人交换的特征，它的局限是由技术存量的局限性决定的。军事技术的重大发展导致了国家规模的增长，随着国家规模的增长而来的是代理费用增长以及制度创新费用的增长。意识形态的差异构成现存国家内部和国家间财富与收入分配中的冲突的另一个基础。
第二次经济革命带来的专业化的收益造就了20世纪西方世界社会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生活。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不稳定结果来源于新环境中各
个不同团体机会成本的改变。从职业分工中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变化强化了从民族差异中产生的各异的意识形态。在分工收益与分工成本间不断发生的冲突，不仅是经济史中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的根源，而且也是现代政治、经济实绩问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