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影响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影响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各个时代的文化精华通过不断的沉淀、积累。其变革是在近代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新文化运动为解决传统文化危机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因此，在变革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在有些方面还不够彻底。面对社会变革的趋势，面对中国的对外开放，特别是西方社会思潮的大量侵入，其影响极其深远，除了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外，还必须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有利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变革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是在近代中国积重难返、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在新文化运动为解决传统文化危机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因此，在变革过程中存在着带有当时历史特点的局限，表现出变革的不彻底性，而且这些历史特点和不彻底性深深地影响着日后的文化建设。

一、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历史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最大特点是直到近代的一脉相承。但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面对列强的侵略和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传统文化却不得不发生深刻的变革。正是这“不得不发生”，使变革呈现出如下的历史特点：

第一，激情有余，理性不足。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到近代却陷入了深深的文化危机，在寻求解决民族危机的同时，人们也从文化上寻找和选择中国文化的发展模式。

由于中国的大门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打开的，外来文化的涌入使时人一时难以阻挡，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则被浓缩到百年之中，面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超常规态势发展的局面，经过数千年发展而高度完备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难以适应，出现了诸多矛盾：“华夏中心”观念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党同伐异的门户之见、唯我独尊的道统意识与近代思想解放、兼收并蓄的历史潮流和学术走向的矛盾，复古的发展观与近代的社会变革的矛盾，传统的价值与学习近代科学技术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冲突等等。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暴露出自身的种种弊端。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讨伐声中，匆忙转向新文化，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正如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所言：欲求国家之生存，“不可不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

谓平等人权之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这种急迫心理的驱使下，往往对中国传统文化所遇到的近代危机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分析，文化批判的功利色彩较浓。

第二，简单否定，两极思维。由于对传统文化的近代危机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分析，更出于现实民族救亡的需要，文化自觉运动的参与者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对传统文化简单否定的倾向。

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鸦片战争以后的民族救亡，先人们是循着“利器”到“改制”和“化教”的程序进行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文化变革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人们“只有西方文化才能拯救民族危亡”的简单思维习惯。因此，对原有文化信心不足，社会整体的文化心态开始失衡，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潮得以蔓延。而当西方文化并没有开出民族救亡的良药，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西方文化陷入尴尬境地，人们又反诸旧有文化，如其后出现的新传统主义。

综观近代文化论争，无论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由于正如严复所言的“体用不二”，表现出非此即彼、两极偏向。毛泽东在评论五四运动时也指出：“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

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不彻底性

具有上述历史特点的近代传统文化变革，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呈现出不彻底性。这些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的主体性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凸现和弘扬。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存在着从人身依附到经济依附到政治依附，依附于至高无上的皇权及其代表皇帝。因此，封建礼教论(主要是“三纲”说)、君权至上论、权术论、帝王意识等便应运而生，侵袭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个人没有一个回归自我的历程，总是把自己归于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为君主、祖宗、子孙而活，为“道德”而活，独不知自己为何物。严重贬低人的尊严和价值，压抑了人性。由于在传统文化改造过程中的匆忙性，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分析和梳理，使原本就缺乏个体自觉的国人缺失个性觉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窒息了文化发展的生机，政治的高压代替了理性的精神，盲目的崇拜取代了精神家园的建设。

第二，尚人伦、重感情的文化传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尚人伦重感情，曾使人们对个体、家庭、邻里、朋友的情感体验上升为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命运关

怀的激情和信念，因而有利于精诚团结，保持和发扬爱国主义的情感传统。但由于尚人伦的价值取向，只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而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对自然的改造，正如鲁迅所说的，中国人发明火药是放鞭炮的，中国人发明罗盘是看风水的。没有科学技术发明、发现的智慧。而重感情如果局限于狭小的圈子里和低层次的境界上，就会出现裙带关系、门户关系、尊卑关系等，形成拉帮结派和“窝里斗”，带来不正之风，不利于规章制度的贯彻，不利于法律秩序的建立和维持。

第三，崇道德、尊祖宗的文化传统的弊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革除。过分推崇道德，忽视法律制度的建设，重人治寄希望于一个开明的君主，轻法治或法治难以贯彻，同时由于“尊尊、亲亲、恭恭、敬敬”，丧失自我独立性、自主性和个性特征，带来保守和复旧。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崇拜先哲圣贤及其经典理论的文化心理并未彻底根除，滋生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表现为“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

三、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文化变革，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无疑是有着深刻的影响的。但由于变革的历史特点及其不彻底性，深深地影响着其后的文化建设。

首先，文化建设上的两极对立思维仍有影响。五四以后，

胡适大力提倡“整理国故”，目的是为了还中国文化以“一个本来面目”，是为了“打鬼”、“捉妖”，把中国传统文化妖魔化。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陈独秀，在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文化时，也只强调文化的时代性、阶级性，忽视了它的民族性，没有摆脱简单否定的思维方式，把传统文化比作一堆“粪秽”，把胡适、章士钊之辈辛苦研究《墨经》与名学视为“在粪秽中寻找香水”，把国故研究比作“在粪秽中寻找毒药”。又如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左”的思潮日益严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全民批孔。全盘否定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结果不仅没有根本触及封建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消极影响，相反，个人崇拜、道德主义、平均主义、人治等旧的思想、旧的传统却以新的形式形成某种程度的泛滥。

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出路问题的争论，也深受其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转型时期的到来，出现了较为复杂的文化现象，提出了许多新的文化重建构想，大致有：中体西用、以夏变夷、全盘西化、西体中用、回归传统、复兴儒学、哲学启蒙、彻底重建等等。这些方案，在理论构建的价值导向方面，有着不同的旨趣。其中中体西用、以夏变夷、回归传统、复兴儒学诸论，尽管彼此之间也有着重大的思想差异，但如果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精神、方向来看，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

上看，这些主张的共同立足点，是保持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就其思想实质而言，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而全盘西化、哲学启蒙、彻底重建等主张，尽管彼此之间也在理论旨趣和价值取向方面有着重大的区别，但其欣赏西方价值观，要与传统彻底决裂，走向“蔚蓝色”，则是大体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以上两种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正是传统的非此即彼，非破即立的两极对立的二元思维的现代表现，没有正确把握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其次，理性不足的急功近利的文化批判，既妨碍了对传统文化较为冷静的反省和扬弃，又妨碍了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合理吸收，使文化建设目标取向不甚明确。

由于没有对近代文化危机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分析，近代的文化变革就不能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与此同时，也未能对西方文化的合理成分进行吸收，同样不能正确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是建立在超稳定的自然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近代文化面临的危机，从根本上是由于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冲击，从而动摇了传统文化的基础所致。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同时，一定的文化又反作用于它赖以形成和发展的政治及经济的基础，但是这样的反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近代文

化变革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决定论的倾向，使得对文化反作用的认识被不恰当地强化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是由于中国文化的落后，西方的强大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大，所以要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要“废除汉字”，这样的认识误导了人们，使文化建设本末倒臵，不去探索如何建立新的文化来适应变化发展了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相反却以不断的“文化革命”去改变当下的现实，或以另外一种形式的文化取代之。

同样的原因，使得近代的文化变革不能正确处理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也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如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尚有不够全面之处，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未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盛行，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连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实际都不去好好研究，当然更谈不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和结论不顾时间、条件的变化，生搬硬套，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每一个历史大变革的关头，都面临着文化抉择和文化建构的任务。“五四”时期如此，20世纪80年代也如此。面

对社会变革的趋势，面对中国的对外开放，特别是西方社会思潮的大量侵入，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被再次提出。关键是什么基础上为求什么目的?为使我们的文化取向和文化建构有实质性的突破，除了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外，还必须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唯其如此，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社会主义的文化。因为“五四”前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还是不清楚的，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是被迫近代化的。而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已成为国人的共识，这也为我们建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的文化取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在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继续改造，同时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