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反犹太揭密

希特勒反犹太揭密

很多版本的故事都说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仇恨犹太人。而事实上1919年（希特勒时年30岁）之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这一说法。唯一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就是希特勒的那本印了上百万册的自传——《我的奋斗》。他在自传中说自己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1923年11月9日的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被投入兰茨伯格监狱，并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书。正是这个囚犯身份让希特勒成为了民众心目中的英雄。而他自然不会错过这一美化自己行为的好机会，虽然那次暴动策划的水平令人实在不敢恭维。暴动失败了，希特勒锒铛入狱。此时的他十分不安，担心就此失去政党的领导权。他的党派虽然四分五裂，但是在1924年5月的帝国国会选举中还是和一些小党派一起取得了6**6%的席位。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希特勒认为有必要出一本书来指导革命。而出书的另一个目的则如1925年7月第1卷出版时的副标题所示：清算。

于是就有了这本真实度极其不高、语言又艰涩的“巨著”，充斥着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惯用语，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经历。不过这些内容都是为渲染希特勒世界观之大成服务的。有关他自己经历的记录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在读者面前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单是他的出生地布鲁瑙就已经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了。他写道，“那个地方位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边界。德意志的统一是我们这些青年人终生为之不懈奋斗的使命。”希特勒在林茨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那时的他就已经醉心于大德意志国家的理念。而在1909年至1913年居住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他“从一个弱小的世界公民转变成狂热的反犹主义者”。

奥匈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首都维也纳希特勒形成了这样一种价值观，那就是犹太人是“芽孢杆菌”，“披着腐烂的皮囊”，是“精神瘟疫”，“比从前的黑死病还恐怖”。④因为无论是卖淫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背后都有“犹太人”的影子。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写道：“我能记住几乎所有那些领导者的姓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奥斯特里茨、大卫、爱伦波根，这些名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⑤他还说，他已看穿了“那些关于政党目标和意义的错误思想的面纱”。“拨开迷雾就会发现社会民主的字里行间露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微笑的鬼脸”。马克思主义“否认人的价值，挑战民族和种族的意义，并由此剥离了人类存在的基础”。简而言之，希特勒在“维也纳经历痛苦的学徒生涯”时已经看到并总结了“犹太人问题的严重”。他认为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

希特勒将自己刻画成一个早期的反犹主义者。而所有希特勒传记的作者均几乎不加分析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不管是布洛克、费斯特还是克肖。费斯特认为，希特勒的反犹倾向早在居住于林茨的青年时期就已经形成。而在维也纳，希特勒作为边缘人则完完全全成为了反犹主义者：一个失败的艺术学生，在难民营里也屡屡受挫，对国家和社会不满。反犹主义实质上就是“希特勒流浪汉式的仇恨无的放矢的一种形式”，“他在犹太人身上终于找到了发泄对象”。约阿希姆·C·费斯特：《希特勒传》，64页。费斯特在他书中写道，希特勒加入了“反犹者联盟”，尽管后来的研究发现奥地利当时并不存在这个组织。

这种观点似乎离事实更近一些。因为林茨是大德意志思想的据点，而维也纳在20世纪初是欧洲反犹主义的中心。在那里，不同的反犹主义并存。传统的反犹主义源于基督教，因

为他们将犹太人看做“谋害上帝之人”；自由主义的反犹主义谴责犹太人的不宽容和与世隔绝；左翼反犹主义视犹太人为资本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代表；保守派人士则对犹太人的颠覆精神感到不安。从19世纪末就出现的反犹主义和以上这些看法或者偏见都不无联系，并且将所有问题都上升到种族的层面，以至于所有试图融合犹太人的努力都是徒劳。

在1910年的维也纳——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首都，有大约17.5万名犹太人居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来自东欧。而1857年时，维也纳只有6000多名犹太人。大德意志思想的领袖人物乔治·李特·冯·匈奈雷号召“滚蛋，犹太人！滚蛋，罗马教廷！”他发誓要建立大德意志民族国家。这里还有文才出众的基督教社会党成员、市长卡尔·吕格尔反对犹太人对社会产生影响。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维也纳，英国种族理论家张伯伦还出版了一部伪科学的“巨著”《19世纪之基础》。除此之外还有顾伊多·冯·李斯特和他的老师、《奥斯塔拉》杂志出版人约克·兰茨·冯·里本菲尔斯发表的关于神秘种族主义的文字，认为人类学研究支持捍卫欧洲领袖种族纯净的思想。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对这些观念深信不疑，符合早期希特勒传记作者认定希特勒早期即反犹的说法。

但是奥地利历史学家布里吉特·哈曼在《希特勒的维也纳》一书中以及在她之前的美国希特勒研究者约翰·托兰都对希特勒在维也纳的那段岁月有与此相左的解读。他们对希特勒进行系统研究的结果显示：一事无成离开家乡的希特勒在维也纳虽然开始思考犹太人问题，但是他将犹太人看做一个独特的民族，其观点在根本上异于反犹主义者。他更多的是惊讶于犹太人在文化领域的成就，肯定犹太人的慈善机构。在他境遇一落千丈的时候，甚至于跟流浪人之能够证明希特勒在维也纳时期已经成为反犹主义者的唯一证据就是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奥古斯特·库比泽克所著的《希特勒，我青少年时的朋友》一书。该书说明哈曼是在杜撰。书稿在战时就已经写好，相关的章节是库比泽克之后增补进去的。1945年，他因为和希特勒的私交被美国人逮捕，在格拉森巴赫收容所关了16个月。书稿就一直在家里搁着，直到他被释放后又失了业，才将书稿彻底整理完成，但是缺少了库比泽克承认自己是反犹主义者的章节。哈曼认为库比泽克在书中将《我的奋斗》中所号称的反犹主义强加给了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希特勒。哈曼的结论是：“他真正的目的是想说他的朋友希特勒在青年时期就是反犹主义分子，而他则是被希特勒带入了歧途。”

基于很多的证据，哈曼打破了许多陈词滥调。“比如说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情结是因为一个犹太教授。还有更加轰动的说法，认为希特勒反犹是因为在维也纳利奥波德城被一个犹太妓女传染上了梅毒。而事实上1908年反犹主义者曾高举大旗反对维也纳歌剧院院长古斯塔夫·马勒，而希特勒却始终十分尊敬他并且推崇他为瓦格纳的阐释者。”哈曼还写道，“在朋友库比泽克的陪伴下，19岁的希特勒在雅霍达家里享受音乐之夜、家庭生活和犹太知识家庭的文化。他很喜欢这一切，从未表现出任何一丝反感。”早在歌剧院的底层站立区，希特勒就认识到了犹太人的文化之美。因为他自己也喜欢文化，所以可能对犹太人也有着景仰之情。除此之外希特勒有足够的理由对犹太善人们心怀感激。“他1909年流离失所时曾受到许多犹太社会福利机构的恩惠，从公共暖屋到免费施粥，从麦德林流浪人避难所到布里吉特瑙的流浪人之家。”哈曼如是说。

希特勒这个时期的朋友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他的既有看法。比如反犹分子莱因霍尔德·哈尼氏，当他后来听说希特勒是极端反犹的政治家时瞠目结舌。因为哈尼氏和希特勒在流浪人

之家时曾发生龃龉，而理由即是希特勒喜欢犹太朋友们。希特勒最好的朋友是虔诚的犹太教徒约瑟夫·诺曼，一个来自下奥地利的铜器清洁工。他为希特勒提供了衣物，并给他钱花。哈尼氏说：“诺曼是个好心人。他很喜欢希特勒，而希特勒也很敬重他。”③希特勒应该跟哈尼氏讨论过反犹主义的问题，并且为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辩护。希特勒十分赞赏门德尔松和欧芬巴赫等犹太作曲家的艺术贡献。哈尼氏提到一个名叫西蒙·罗宾逊的犹太独眼钳工，来自加里西亚，隔三差五地给希特勒一些小额资助。他还提到一个卖明信片的名叫西格弗里德·勒夫纳的犹太人，来自麦仁，也与希特勒相熟。除此之外还有销售希特勒水彩画和素描的犹太商人阿尔滕伯格、兰茨伯格和摩根史泰恩。而后者还将希特勒引荐给犹太律师约瑟夫·范戈尔德博士。范戈尔德之后也开始资助希特勒。哈尼氏提到的这些希特勒的犹太朋友经哈曼查和哈尼氏的论断相关联的还有别的一些说法，比如一位匿名生活在流浪人之家来自布吕恩的男子说：“希特勒和犹太人相处得十分愉快。他曾说犹太民族十分智慧，也比德国人团结。另一个流浪汉卡尔·霍尼氏也如是说。鲁道夫·霍斯勒是希特勒在流浪人之家的最后一个同志。一战过去许久之后，他的女儿曾向他问起他老朋友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说，在维也纳的时候自己可一点儿都没有觉得希特勒仇恨犹太人。哈曼对关于希特勒在流浪人之家里的犹太朋友和非犹太朋友的说法作了一个总结，结论是：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相信“当年那个和犹太人相交甚好的希特勒在成为政客后会变成德国反犹的首领”。

早期的希特勒曾是犹太人的朋友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希特勒作为一个艺术家，自然会理解传统艺术观中的世界主义，即审美开放性。然而认为希特勒是维也纳仇犹分子的陈腐观念始终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希特勒在自传中这么说自己，布洛克、费斯特和其他一些学者也不加批评地接受了这一说法。而偏偏是哈曼和她的《希特勒的维也纳》不得不一再被当做他们说希特勒早期即是反犹主义者的证据。英国历史学家克肖反用了哈曼的观点。因为她的书出版在克肖完成研究的数年之前，因此克肖在书中必须要参考哈曼的研究成果。于是他在书中提到了哈曼总结的一些证据，然而却给出了颠覆性的结论。他认为：“也许希特勒正如他自己所言，在维也纳时期就开始仇恨犹太人。不过那会儿尚且只是个人观点的表达，而非一个思考成熟的‘世界观’。即使他在当时表现出了内心的仇恨，在那样一个被反犹主义深深毒害的社会大环境中也不会被人注意。而只要他还需要犹太人为他提供生活所需，就必须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甚至于要说出违心的话。这些话有可能就被理解成了他对犹太文化的赞叹。”

按照克肖的说法（当然他无法为自己凭空的说法拿出任何证据），希特勒仇恨犹太人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境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母亲的死。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就提出过这个观点。他甚至认为希特勒将母亲的死亡归咎于犹太医生艾德瓦德·布洛赫，因而开始仇恨所有犹太人。但是克拉拉·希特勒之死并不能佐证这一观点，因为希特勒一生都很尊重这位医生。从18岁开始他就和这位医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38年他作为“元首和帝国总理”搬到林茨时还赞赏地提到这位高尚的犹太人，并且日后帮助他移民去了美国。布洛赫医生在美国曾说，青年时期的希特勒一定还没有成为反犹主义者。他说：“他那会除此之外克肖还列举了造成希特勒仇恨犹太人的其他原因，如“拒绝、孤立和越来越严重的困境”。在20世纪初的维也纳，犹太人在经济、文化和媒体领域成就卓著，而

希特勒却始终只能混迹在社会底层。大部分生活在这个多瑙河畔的大都市里的犹太人都是中产阶级。从东边移民来此的东正教犹太人在维也纳也随处可见，他们十分窘困地生活在内城区或者利奥波德城的犹太人贫民窟，占那里居民总数的2/3。希特勒在维也纳所结识的犹太人也无非是两类人：一类是和他一样的穷光蛋；另一类则是出售他绘画作品或者是为他提供生活所需的小商人。希特勒为什么要仇恨这些犹太人呢？

可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如果不是从维也纳开始，那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是在他迁去慕尼黑的1913年5月吗？当然在这个巴伐利亚首府也有许多激进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分子。其联合会主席克拉斯在1912年用笔名出版了具有反犹倾向的《如果我是皇帝》一书，引起社会右翼人士的强烈共鸣。与此同时，慕尼黑当然和欧洲其他大都市一样也有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知识分子“反犹沙龙”。不过由于巴伐利亚的独立意识很强，大德意志的愿景在慕尼黑比起其他地方来没那么受欢迎。慕尼黑人多为天主教徒，宗教信仰的差异也导致他们对犹太人的反感。而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从东边迁来慕尼黑也使当地人产生自卫的心理。然而慕尼黑并非维也纳，反犹主义在这里还不算太出格。

费斯特在书中写道，在施瓦宾艺术家云集的小酒馆，希特勒结识了新的朋友，“那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邂逅”。那里的人多偏左翼，抵制反犹主义。希特勒自认是艺术家，于是觉得反犹的立场不太符合自己的身份。所以在那段时间内没有人认为希特勒是反犹分子或者经常把犹太问题挂在嘴边。为什么他在极端反犹的维也纳没有萌发出仇恨却偏偏在这里成为反犹分子呢？希特勒在他的自传《我的奋斗》中理所当然地给出了答案。他在书中写道，他在这个和种族主义维也纳相差甚大的城市“考虑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犹太教的关系。……从1913年到1914年，我第一次在演讲中断言德国将来的问题就是要消灭马克思主义”。

直到1914年的夏天，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也没有任何改变。那个时候他主要以画水彩画和铅笔素描为生，只能勉强糊口。不过那时的他已经感染上了极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有图为证。照片拍摄的是希特勒于1914年8月2日在慕尼黑奥登广场上和主战的人群高唱爱国歌曲。在那一刻，没有人关心谁是犹太人。

基督徒、犹太教和无神论者同仇敌忾奔赴战场。而且社会上似乎传递出这样的信号，那就是德国的犹太人已经被大众同化了。比如工业界的瓦尔特·拉特瑙被任命为战备原料部部长；雷德尔·阿尔伯特·巴林成为帝国采购公司的负责人。战争经济中很多要职都由犹太人出任。从前犹太爱国者们因为受歧视而不能被提拔成为军官，而这个问题在那会儿也不复存在了。很多犹太士兵相信，战争中的忠诚将为他们赢得最完全的社会认同。10万名犹太士兵中有12000人在战争中为国捐躯。

当战争在西线开始进入消耗战和恐怖的阵地战时，反犹浪潮再度抬头。战场上流传着犹太人当逃兵的说法，以至于普鲁士战争部长阿道夫·维尔德·冯·霍恩波恩于1916年10月下令统计德国陆军中犹太士兵的人数。历史学家纳鸿·提姆·吉达尔认为这次普查的目的在于说明前线非犹太士兵远多于犹太士兵，而犹太士兵逃跑的情况要远比非犹太士兵严重。不过这次统计什么也没有说明。统计结果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开，而新任战争部长海尔曼·冯·施泰因在1917年1月对德国犹太人协会说：“犹太士兵和犹太市民在战争中的表现并非是我前任下令统计的动因，两者扯不上什么关系。”“犹太士兵普查”在极力申讨奥斯维辛集中营罪行的今天看来，无疑是德国反犹激进化的里程碑事件，但事实上其和后来的屠

杀犹太人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希特勒1919年成为政治家之后，他的有关犹太士兵在陆军中所发挥作用的论调就与事实相悖了。1920年4月，希特勒在慕尼黑HB啤酒馆发表演说，指责犹太士兵是“胆小鬼”和“逃兵”，反对“前线犹太士兵”这一称谓。在《我的奋斗》中，他说犹太人是“逃兵”，是“失败者”。不管是在他家乡的战场、在贝利泽尔野战医院（1916）、在慕尼黑的疗养院（1917），还是在柏林休假期间，希特勒在所有的场合都极力抹杀犹太士兵在战争中的贡献。这还不够，他在律师界和经济界都散布犹太人的坏话，说他们像蜘蛛般“要慢慢吮吸干人民的每一滴血”。

费斯特认为，希特勒的反犹情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断滋长。希特勒清除犹太人的计划在1916年就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费斯特在传记中写道：“他对逃兵十分生气……（在家乡的战场上）发现犹太人伪善、自私、发战争财。他认识到在维也纳听到的那些都是真的，这些恶劣行为的背后都有犹太人的影子。”于是他为自己的苦闷找到了发泄的地方，那就是那些让他看到世界丑恶的人：应该被捉12000个到15000个送进毒气室的犹太人以及一些记者和政客。

这些文字其实都是虚构的文学作品，而非事实。因为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希特勒在一战时期就开始仇恨犹太人。他和慕尼黑的房东珀璞夫妇以及另外一个名叫恩斯特·赫普的见习法律工作者有着为数不多的信件和明信片往来。他写到前线的情况，认为自己马上就要到英国去了。对于前线部队的挺进，希特勒有些没有概念。他写道：“我希望我们能够去英格兰。部队驻扎弗朗德恩时希特勒写信叙述了他的经历，从战斗突击、排山倒海的炮弹到残酷的失利以及活着归来的愿望，信中反映的都是普通士兵阿道夫·希特勒的思虑。

唯一一次政治表达出现在一封长达九页的信的结尾，那是1915年2月5日的一封信，希特勒写道：“我经常思念慕尼黑。我们都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赶紧彻底结束这一切，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中间幸运的人能够重回我们纯洁的家乡。为此我们几十万人每日都承受着痛苦和流血牺牲，与全世界的敌人战斗。我们不仅粉碎了德国的敌人，同时也粉碎了我们内心的国际主义。这比任何胜利都更有价值。”

希特勒说他希望“粉碎人们内心的国际主义”，这听起来很无助，或者说是无知。他在日后坚信“国际主义”是犹太人的标志，但是在此时他还没有想到那么多。而克肖认为可以将此看做希特勒仇恨犹太人的表达。市井小民希特勒不满“内心的国际主义”是因为德国各州之间不够团结。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其自传此处可信，因为有很多证据可以佐证），巴伐利亚很多人都指责普鲁士将他们卷入了战争当中，这是没有道理的，巴伐利亚也是德国的一分子。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191页。希特勒从部队寄回的信言辞简单，还伴有许多笔误。这些信反映了他从在奥匈帝国时就产生的简单想法：德意志民族是一家，应该拧成一股绳。

昔日战友也无法印证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开始仇恨犹太人了。他被战友们称为“画家”。他们回忆说，除了具有比较突出的民族主义情结之外，希特勒对政治并没有什么兴趣。而民族主义情绪在参加世界大战的士兵中是极其普遍的。他只是一个想在长官面前展现自己的小兵，希望得到认同，得到他人生中几乎没有经历过的认同。马克思·阿曼，时任巴伐利亚第二步兵团上士，后为弗兰茨—艾尔出版社社长（出版了《我的奋斗》）。在纽伦堡

审判时他坚称，希特勒在一战时没有表达过政治立场。恩斯特·施密特是希特勒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他说自己不记得希特勒曾经就“犹太人问题”发表过什么观点。另外一个战友说，有关犹太人问题，希特勒在一战时最多也就是说过几句拾人牙慧的话。而在一战后移民美国，后又被希特勒接回德国的伊格纳茨·韦斯滕基尔希纳则说，他从没有听出希特勒要做“恶事”的意思。

希特勒战友的审判书中写道：他们所有的人在一战中都未曾预料到1918年后希特勒会如此的仇恨犹太人。团里的副官弗里德里希·维德曼在战争中与希特勒朝夕相处，1918年之后他们失去了联络。后来他在报纸上获知了昔日战友希特勒成为了政治家并且是狂热的反犹分子。维德曼写道，他思考了很久，是什么原因让希特勒如此狂热地反犹。然而，他始终没有找到答案。但他认为：“一战期间同犹太军官的接触可能会对希特勒的变化起到些许作用。”他说，因为团里的犹太人都很勇敢。维德曼还描述了希特勒作为帝国总理时如何帮助一个因为“雅利安条款”而失去法官职务的犹太连长的。他说：“希特勒对那位军官还记忆犹新，他下令允许这位军官将钱汇往国外。‘他是一个勇敢的军官，请让他得到自己的钱。’希特勒简短地说。”

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仔细研究了希特勒在军队的升迁之路。他的结论是，希特勒在一战时期并不仇恨犹太人。“其之后的政治观点和种族教义在一战参军时都无从察觉。”就连克肖在提到约阿希姆斯塔勒的研究时也不得不承认，“希特勒在他一战战友的记忆中并非一个反犹主义者”。但是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和布洛克以及费斯特一样，更愿意相信那些基于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产生的固定套路、陈词滥调。克肖认为没有理由认定希特勒“编造谎言，将1918/1919年才产生的念头移植到之前”。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克肖引用了巴尔塔萨尔·布兰德迈尔的话，他也曾是希特勒的战友。在他1932年出版的回忆录里写道，他“不明白希特勒为什么把犹太人称做所有坏事的幕后操纵者”。但是另一件事证明了他的话有多不可信。1918年，希特勒被团指挥官安东·冯·图波夫少校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

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讽刺。让屠杀犹太人的罪魁祸首获得勋章的居然是一位犹太陆军中尉。这位名叫胡戈·古特曼的军官在1918年5月推荐希特勒授勋。而铁十字勋章颁发给一个普通士兵是很少见的。团里的副官古特曼许诺两个传令兵（其中一个是希特勒），如果他们能将一封信送到前方就给他们颁发铁十字勋章。这两人做到了，而古特曼并不能够轻而易举地兑现他的诺言。“他努力游说师长两个月，终于为这两个传令兵争取到了一级铁十字勋章……”欧根·唐豪瑟尔如是说。他的说法与希特勒的其他战友不谋而合。假如希特勒真的是反犹分子的话，古特曼还会为他争取勋章吗？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能够说明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给希特勒授勋之后不到三周，1918年8月底，他被派到古特曼的家乡纽伦堡出差一周，参加一个培训，尽管他当时已经获准9月10日到27日休假去柏林。对他这次出差没有更多的说明。战后古特曼得以及时地移民美国，化名亨利·G·格兰特。他似乎也不喜欢提起那次希特勒为何去纽伦堡出差。是他随便找了个理由给了希特勒一个额外的假期，远离前线的痛苦吗？

希特勒浓墨重彩地极力叙述他在帝国首都慕尼黑的岁月，但是对他在纽伦堡的那次停留却绝口不提。同样被尘封的当然还有授勋的始末和古特曼这个人。仅有的一次例外是在二战中同一个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和巴伐利亚战功勋章的中尉对话时希特勒说：“当时我们团

里有一个犹太人，叫古特曼，是个胆小鬼。他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这实在是太令人气愤了，简直是耻辱……”

巴尔塔萨尔·布兰德迈尔也在其文字中写道，古特曼是一个胆小的伪军官和一个不讨喜的长官。但是因为布兰德迈尔日后得到了希特勒的诸多支持，所以他的说法不能为克肖的观点进行有力可信的佐证。后者认为希特勒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是反犹分子了。但是布兰德迈尔为什么要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古特曼进行不实的叙述呢？而且他仅仅是针对古特曼，没有提到团里其他犹太战友，比如布特法斯队长、罗森塔尔中尉、罗森克朗茨中尉、弗里格尔中尉以及内尔中士。了解《我的奋斗》和希特勒之后世界观的布兰德迈尔是故意将希特勒塑造成早期反犹分子的吗？他故意贬低古特曼是因为他知道希特勒会为自己要靠犹太人才能得到铁十字勋章而感到尴尬吗？

直到一战结束，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都没有变化。克肖则认为希特勒的反犹思想在一战末期到达了顶峰。当时他因为英国人在弗朗德恩的毒气攻势失明，在梅—前州（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简称。——编者注）的帕斯沃克医院治疗，经历了革命和战争的尾声。克肖写道：“德国军事上的溃败让希特勒愤怒。此时，从维也纳时期就埋下的偏见和恐惧彻底爆发了……”克肖再次参考了《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希特勒将帕斯沃克的那场革命看做一次叛乱。来到帕斯沃克的革命者被“一小撮犹太青年”所领导。他们并非来自前线，而是来自一个“淋病医院”。他们来此的目的就是披上“红色的抹布”（共产主义的标志。——译者注）。当革命之势蔓延开来，希特勒想明白了。他认定这是“无耻的背叛”，而藏在社会民主党、破坏者、失败者和痞子流氓背后的幕后黑手就是犹太人。他由此得出结论：跟犹太人没有什么可协商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206页。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描述的战后情绪应该又是后来建构出来的，而且经过刻意的渲染。其情在他描述得知战败的“恐怖消息”时可见一斑。战败让希特勒仿佛落入了地狱，他写道：“霍亨索伦家族失去了德国皇冠，因为我们的祖国成立了共和国……但是现在又要宣布我们必须要结束这场长期的战争。我们输了战争，于是必然将承受残酷的压迫，要靠胜利者的恩典度日。我们相信敌人的宽宏大量而要求停战。我实在是无法忍受了。……我无法接受这个局面长期继续下去。我眼前一片漆黑，踉跄地走进卧室，跌进我的床。我将头埋进枕头，脑中仿佛烈火在燃烧。自从在母亲去世时坟前痛哭之后，我再也没有掉过眼泪。”

事实上和其他目睹了前线无数死亡的数百万士兵一样，希特勒在战争结束的初期应该会有些高兴才对。因为战争终于过去了，而他依然活着。而德国战败并且即将落入敌人之手，这在当时作为普通士兵其实是无从知晓的。他们（也包括希特勒）只知道在贡比涅森林签订了停战协议，并不知道德国彻底失去了战争资源，将无力对抗它的敌人，也不太了解陆军的指挥权已经落入副总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之手，而他陷入了困境，因为政界下了最后通牒要求结束战争。结束战争，将领们就摆脱了责任，就好像他们跟这几年发生的战事完全无关一样。

普通士兵们只知道德国陆军已经十分疲惫了，供给跟不上，而敌人的反坦克武器在战场上越来越占有优势。他们还知道前线位于敌国腹地。因此，停战之后德国要将占领的领土——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及莱茵河左岸地区——拱手让出，这一点让这些自认为不败的士兵们

难以理解。从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关于一战历史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士兵们到底有多么的难以理解德国提出迅速结束战争意味着什么。

德国皇室的垮台对希特勒来说并不算是“可怕的消息”。1918年11月11日在比利时斯帕曾做过一个针对西线军官的调查。结果显示，批准了《十月宪法》、让专制的德意志有了议会的德皇对前线军人来说完全无足轻重。他们既不反对皇帝，也并不打算为效忠皇帝而作出任何牺牲。他们当然也不会为了捍卫帝制而进行一场人民战争。他们受够了战争，也受够了战争他们对新的共和国冷眼旁观，但并不拒绝。对于家乡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知道得不多。身在帕斯沃克医院的希特勒也一样。从俄国传过来的革命让人感到困惑：革命者成立了水兵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还有号召总罢工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然后首相巴登亲王单独宣布德皇退位并且将自己的位子让于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于是一天之内宣布成立了两个共和国——艾伯特的同志菲利普·谢德曼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即魏玛共和国。——译者注）和斯巴达克团的卡尔·李卜克内西成立的“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个要求民主议会制，而另一个则要求所有权利归苏维埃，和俄国同志共进退，并且要求认同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德国多数派社会民主党（MSPD）和军队联合，在权力角逐中占据了有利之势。最终，他们和反对他们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组成临时政府。极左的斯巴达克联盟则被排除在这个临时政府之外。

前线士兵和数百万名德国民众都对国家在短时间内发生的戏剧性的变化来不及反应。德国人感到混乱与不安。在前线战斗过的兵士，不管是毫发无损的还是落下伤残的，都预感到可能自己之前在战场上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言：“所有的牺牲、数月的饥饿干渴都白费了。那些充满恐惧然而又坚持职守的日夜都白费了……”对希特勒而言，战争让他走出困境，让他得到认同。他没有故乡，德国陆军就是他的故乡。现在他不得不问：历史要将他扔回战前那种令人绝望的生活吗？或者一切又会变得不同吗？这个问题才是让大病初愈的希特勒揪心的，而非追问到底谁是战败的元凶。“背叛前线”、“犹太人是罪魁祸首”，这些国家社会党日后的煽动套路在这时候还没有在希特勒以及其他大多数士兵脑中存在，他们要面对的是将要从战场回到一个和战前完全不同的世界。

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