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名家翻译思想解读

主要名家翻译思想解读

一、中国古代译论的特点：

1.经验层面的总结；

2.体现出了中国古典哲学和文论的特点

仅举几个中国文论中重要的学说

神韵说：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主张。为清初王士□所倡导。在清代前期统治诗坛几达百年之久。神韵说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神韵”一词,早在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说已出现。谢赫评顾骏之的画说：“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这里以“神韵”与“气力”并举，并未揭示出“神韵”的意蕴。谢赫还说过：“气韵，生动是也。”这里以“生动”状“气”，对“韵”也未涉及。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所说“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状,须神韵而后全”,也未超出谢赫的见解。唐代诗论提到的“韵”，大多是指诗韵、诗章的意思，不涉诗论。如武元衡《刘商郎中集序》说：“是谓折繁音于弧韵”，指诗韵;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说“韵外之致”,即指诗章。他的《诗品·精神》中所说“生气远出”,却可以看作是对“韵”的一种阐发。今人钱钟书说:“‘气’者‘生气’，‘韵’者‘远出’。赫草创为之先，图润色为之后，立说由粗而渐精也。曰‘气’曰‘神’，所以示别于形体。曰‘韵’所以示别于声响。‘神’寓体中，非同形体之显实，‘韵’袅声外，非同声响之亮澈，然而神必□体方见，韵必随声得聆，非一亦非异，不即而不离。”（《管锥编》）这段话对“气”、“神”和“韵”的概念以及它们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评点：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的一种形式。滥觞于南宋：

这种批评方式的特点是:发表意见比较自由灵活,批评者可以在全书卷首的序言或总批及每回总批中，对全书或每一章回的思想艺术特点发表见解；也可以在眉批和行批中，对某一叙述、某一事件、某一人物的具体描写，用三言五语发表看法、感想。一些作品，常常由于评点者的评点而大大扩大了影响。在明清的小说、戏曲、散文评点中，确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但也存在着繁琐为法、妄立名目的现象。

意境：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指抒情诗及其他文学创作中一种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是由主观思想感情和客观景物环境交融而成的意蕴或形象，其特点是描述如画，意蕴丰富，启发读者的联想和想象，有着超越具体形象的更广的艺术空间。

“意境”这一概念的思想实质可远溯到先秦哲学；这一词语却来自佛教术语；用于文学批评，形成文论术语，则始于唐代诗论，扩展于宋代以后。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更广泛用于各类文学创作。

先秦哲学的“意”、“象”和佛教术语的“意”、“境”：在先秦哲学里，阐述“意境”这一概念思想实质的术语是“意”和“象”，不谓“境”。“意”指人的思想，“象”指物的表象。表述“意”和“象”的物质媒介是“言”，即语言。儒家认为，“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周易·系辞上》）,即圣人创制物的表象和记录语言的文辞，就是为了完全表达人的思想；强调人对客观的能动作用。与此相反，《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认为天地间最大的声音是听不到什么的声音，最大的形象是看不到的形象。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以为天地间最美的事物是不用言语表达的。又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认为语言虽有表达思想的功用，但当人们真正对客观有所认识，往往只是内心体会，无需诉诸语言。老、庄强调人对客观的认识是相对的,有限的,不可能完全认识，也不需要完全表达。所以在物象与思想的联系、效用问题上，儒家要求“尽意”,力求使“意”、“象”完全一致,不容许产生不一致的别种理解;而老、庄只求“得意”,把“象”视为产生“意”的某种客体，人们从“象”所得的“意”可以不一致，有各自的体会。

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

“五失本”是：一、佛经词序多是颠倒的，汉译时改从汉语语法，容易失本；二、佛经文字质朴，而汉人喜欢文采，为适应汉语读者，译文作了修饰，容易失本；三、佛经的论述，往往不厌其烦，颂文更是翻三覆四，翻译时删繁就简，容易失本；四、佛经有“义说”类似汉人韵文后的“乱词”（总结），内容重复，翻译时被删除，容易失本；五、佛经讲完一事，要转说它事时，又将前事重提，然后往下说，翻译时，这些话被删除，于是失本。

“三不易”是：一、圣人是按当时的习俗来说“法”的，而今时代不同，要改古适今，很不容易；二、圣人的智慧和凡人的鲁愚有天渊之别，把千年前古代圣哲的微言大义传达给后世的浅俗之众，实不易也；

三、释迦牟尼升仙不久，其大弟子阿难等人出经时反复斟酌，兢兢业业，而今由凡人来传译，又事隔千年，更谈何容易。

道安理论的核心，是要忠实于原文，力求合乎原文原意，反对蚀文灭质，削胡适秦。

鸠摩罗什的“天然语趣”

与道安同一时期，他一改前人的直古风格，主张义译，他的译作有“天然西域之语趣”。他是在中国翻译史上最早提出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的重要问题。自罗什诸经出，然后我国的翻译文学完全成立。

玄奘的“既须求真，有须喻俗”和“五不翻”

玄奘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他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我国佛经的三大翻译家。他是我国第一位把中国文化典籍向国外介绍的人。他的翻译原则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玄奘的“不翻”，就是用音译（transliteration）。有五种情况：一、神秘语；二、多义词；三、中国没有的物名；四、久已通行的音译；五、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如“般若”一词显得庄重，“智慧”就显得轻浮了。

马建忠的“善译”

马建忠的善译理论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可以概括为以下三大标准：一、译者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三、译文与原文毫无出入，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够达到与读原文相同的感受。他的译论已经涉及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等，特别是最后一个标准，应视为“等值翻译”的鼻祖。

严复的“信、达、雅”

“信”对于原文意义的忠实；“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使译文易解；“雅”讲求美学价值，也就是要找到适合于译文的完美的形式。

严复（字：几道）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对我国的翻译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沈苏儒先生在《论信、达、雅》书中说：“历史已经证明，‘信、达、雅’理论80年来一直在对我国的翻译工作其着指导作用，至今还有它的生命力。许多学者先后提出过各种不同的翻译原则（标准），但看来还没有一种能够取代它，……我的浅见总觉得并没有超出信、达、雅的范畴，在理论深度上或尚不如。”

林纾的意译

康有为有诗云：“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喜剩灵光经历劫，谁伤正则日行吟。唐人顽艳多哀感，欧俗风流所入深。多谢郑虔三绝笔，草堂风雨日披寻。”这首诗中，康有为充分肯定了林纾的翻译，把他和严复相提并论，“并世数严林”。

尽管林译漏译误译处处皆是，但他的译文很受欢迎。钱锺书说，比起那些“忠实”的译文，林译更加吸引人。林纾不懂外文，但他是一个深得“古文义法”作家，他的助手译意，他便以作家的灵感加以再创造，自然流畅，引人入胜。至于“讹”（误译错译），他早把责任推得干净：“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达卿有讹错，均出不知。”（《西利亚郡主别传·序》）

林纾（字：琴南）四十四五岁，在逛石鼓山的船上，开始翻译。他不断译书，直到逝世，共译170余种作品，几乎全是小说。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为通俗、较为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

总之，林的译意，自成一家，是翻译领域的奇葩。

鲁迅的“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鲁迅先生主张“直译”但不是死译。针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主张。事实上，鲁迅是主张“信”、“顺”兼顾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来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能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且介亭杂文二集》）。

瞿秋白的“对等概念”

瞿秋白相当偏激，他主张翻译“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文”，“翻译绝对不容许错误”。瞿秋白提出的翻译标准是：“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讯》）这就是当今美国的奈达（Nida）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瞿秋白的提出比他早60多年。

陈西滢的形似、意似与神似

陈西滢从美术创作和临摹中，悟出了翻译的三种境界——形似、意似和神似。在《论翻译》中陈西滢对这三种境界阐述得很精辟。在中国翻译理论史上具有创见意义，他将翻译理论与文艺美学结合起来，直接启示了傅雷等人译学理论的形成，是“现代中国翻译界一帖对症的良剂”（曾虚白语）。

矛盾的“再现意境”

早在1921年，他就提出翻译中的“神韵”命题，曾拿绘画来与翻译相比。可以说陈西滢、傅雷的翻译观受矛盾的启示。

矛盾最精辟的译论，是他创造性地提出：再现意境是文学翻译的最高任务，让译语读者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的享受。

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

当代著名学者、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先生认为：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全集》、傅雷的《巴尔扎克选集》和杨必的《名利场》为20世纪中国三大名译，是传世之作。

傅雷的译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当代翻译界享有很高的盛誉。而他的翻译观，在中国译论史上也独树一帜。

许渊冲把傅雷的翻译观总结为如下四点：一、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二、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三、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无论如何要叫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文；四、只要有人能胜过我，就表示中国还有人，不至于“廖化当先锋”，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

钱锺书的“化境”说

钱锺书是中国当代博大精深的大学问家。他学贯中西、涵盖古今。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钱锺书的“化境”为我们指出了翻译的最高理想。任何一个翻译工作者都应该追求这个理想。当然，作为翻译标准或原则，这个要求太高了。他自己也说：“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然而，倘若把这个“化境”比作一座高山的顶峰，我们努力去攀登，即使只能到达半山腰，也该别有一番风景。许渊冲的“化学”

许渊冲曾经说过，文学翻译不仅是“化”字，简直是“化学”。他的“化学”具体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既“三美”、“三化”、“三之”。

“三美”是：翻译要做到“音美、意美、形美”；

“三化”是：翻译要做到“深化、等化、浅化”；

“三之”是：翻译要做到“知之、乐之、好之”。

1997年11月1日，在北京的国际翻译学术研讨会上，许渊冲先生说了三句话：一、关于理论与实践。二者如有矛盾，应以实践为主；二、关于科学与艺术。翻译理论不是客观的科学规律；三、关于创作与翻译。21世纪是世界文学时代，文学翻译应该提高到和创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例：

李煜词《乌夜啼》

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

留人醉，

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Spring’s rosy color fades from forest flowers Too soon, too soon.

How can they bear cold morning showers And winds at noon?

Your rouged tears like crimson rain Intoxicate my heart.

When shall we meet again?

As water eastward flows, so shall we part.

刘重德的“信、达、切”

刘重德的三字原则，明显是对严复三字原则的改进，目的想避免人们对于“雅”字的争论。

他说：

信——信于内容。

达——达如其分。

切——切合风格。

但以“切”代替“雅”是否真的解决了百年争论呢？目前仍有学者对此怀疑，有的认为“切”字降低了标准，用之于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就不尽合适。“切”字很容易成为翻译艺术的绊脚石。

张今的“真、善、美”

张今先生在《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欣赏和译介文学作品的标准——真、善、美。认为这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科学的翻译标准”。

真：是真实性原则；善：是思想性原则；美：是艺术性原则。

广西大学的周仪教授认为：这一原则受“信达雅”的启示，从理论的深度和文字的贴切性看，尚不如“信达雅”。而且，把严复的“雅”也摔进了他的思想性原则“善”中去，这是理论上的混乱。再有，“真善美”的标准政治意味太强了，总令人想起社会主义道德。张今先生认为：“翻译标准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存在过任何一种超时代、超阶级的翻译标准。每个时代，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文学翻译标准。我们的翻译标准是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翻译标准。”照此逻辑，严复的“信达雅”是封建主义的翻译标准，奈达的“动态对等”是资本主义的翻译标准，费道罗夫的“等值论”是修正主义的翻译标准，张今先生的“真善美”是社会主义的翻译标准。

【中国翻译理论小结】

我国的传统译论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我们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模糊性。以严复、傅雷、钱锺书为例，他们的译论具有高度凝聚性，又有一定的模糊语言的特点，因而引起各家不同的阐释；二、没有涉及微观剖析，对翻译过程无法深入，评论的客观尺度难以掌握，因而使得各派译家和评家各抒己见，互不相容。

西方的翻译理论

西方古代译论的特点：

1. 经验层面的总结；

2. 概念相对清晰，完整；

3. 但带有古代西学话语的特色，如风格、文体

泰特勒的“三原则”

18世纪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lexander Tytler, 1747--1814）提出三大原则：一、译文应该完整地传达出原作的思想（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ete transcript of the original work）; 二、译文的风格与笔调应和原作性质相同(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that of the original); 三、译文应与原作同样流畅(A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

泰特勒在翻译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他的许多精辟的见解对我们是有启示作用的。我们不难发现泰特勒的三原则和严复的三字原则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有人甚至认为严复是受泰特勒的影响。

阿诺德的风格论

阿诺德(M. Arnold, 1822—1888)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翻译评论家，以评论荷马史诗的翻译、与纽曼的论战而闻名。他在1861年发表的《评荷马史诗的翻译》一文，是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阿诺德的翻译思想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一、自然界的某种美，是存在于整体而非分散的各个部分，诗歌的优美蕴藏在风格与声调里，而不是在分散的单字上；二、要揭示原作的风格，译者必须抓住作者的创作个性，决不能用自己的世界观去代替原作者的世界观；三、语言自然性原则。必要时宁可牺牲对原文文字的信实，也不冒产生古怪与不自然的效果的危险。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西方译论的特点：

与现代语言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认为翻译学从属于语言学。

费道罗夫的“等值翻译论”

费道罗夫（Fedolov）是苏联翻译理论家，苏联翻译理论界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翻译理论概要》（1955）中提出“等值翻译”的理论。

等值翻译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一、译文与原文作用相符，即表达的思想、内容等值；二、译者选用的语言材料等值，即语言与文体的等值。

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上，费道罗夫指出：把一切要素加在一起是得不到整体的，而要表

达整体就需要有意识地牺牲一些东西。翻译技巧的前提不仅仅是要善于保持某些东西，而且还要善于牺牲某些东西。

我认为，一个好的翻译家就是在这“得”与“失”之间保持最佳平衡。

费道罗夫的“等值翻译论”是20世纪50年代翻译过来的，在我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奈达的“动态对等”

奈达(Nida)是当代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是西方现代翻译领域成果最丰的杰出代表。他的功绩在于：一、把信息论与符号学引进了翻译理论，提出“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二、把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翻译理论中来；三、在翻译思想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益（读者反映）原则纳入翻译标准之中。

奈达的“动态对等”可以概括为：译文对译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应与原文对原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大体相同。

为了达到“动态对等”的效果，奈达提出四条原则：一、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二、译文与原文的文学体裁所起的作用一致；三、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译文将用于什么样的环境。纽马克的“文本中心”

钱锺书在给许景渊先生的信中写到：“……该刊物创办时，曾邀兄为顾问之类，兄敬谢不敏，得免挂名，而承每期寄赠，故先睹大作。Newmark书较Nida书更切实用，而国内无知者；……”（《钱锺书文集》2003，北岳文艺出版社）。

谈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都要提到奈达和纽马克。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两位出色的代表。他们的理论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

奈达对翻译的定义是：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纽马克的定义为：What’s translation ? Often, though not by any means always, it is rendering the meaning of a text into another language in the way that the author intended the text. 我们发现奈达的定义是狭隘的，它侧重翻译的交际功能，而纽马克的定义则有较广的适应性，他强调的是文本及其意义。直到现在，奈达仍然坚持“翻译就是交际”（Translating means communicating）。奈达定义中的message类似口译理论中的sense，它包含其后的meaning ,style，仅仅限于交际层面。所以奈达的meaning和纽马克的meaning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后者具有很广的内涵，它可以包括：conceptual meaning（概念意）、connotative meaning （引申意）、social meaning（社会意义）、affective meaning（影响意义）、reflected meaning （反馈意义）、collocative meaning（搭配意义）、thematic meaning（主题意义）。

纽马克运用了布来尔(Büler) 和雅各布森(Jacobson) 等语言学家对语言的三大功能的划分理论，即语言的表述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 ，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 和号召功能(vocative function) ，创造性地提出了“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 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严肃的文学作品（如抒情诗、短篇小说、戏剧）、权威性的宣言、自传、散文和私人信函以表达思想为主，因此，应注重语义翻译；科技文章以及其它的号召性文本以传达信息为主，应侧重交际翻译。文学翻译是最为复杂的，“语义翻译”在纽马克的理论的占重要地位，但是要综合利用“交际翻译”。纽马克认为语义翻译是艺术，而交际翻译则是技术。所以，他认为翻译既是艺术又是技术。我们也同意纽马克的观点。塞莱斯科维奇的“翻译释义理论”

塞莱斯科维奇（Seleskovitch）是世界著名的口译理论家，长期担任巴黎高等翻译学校校长。她与后任校长勒代雷合作，于1984年发表《释义理论》，提出了：翻译释义法。

理论认为：翻译的对象不是语言，而是借助语言来表达意义。翻译的任务是传达交际意义，而语言只是理解意义比不可少的条件。翻译是人类的交际行为。翻译的对象应该是信息，是意义，而不是语言。

一般认为：翻译包括两个过程，一是理解，二是表达。而释义理论把翻译分为三步：理解——脱离原语语言外壳——重新表达。

七十年代之后：

西方现代译论引进了语言学、文化学、交际学、社会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成果，具有新颖性、严谨性、概括性。

结论：

1. 应该客观地评价各种译论，不要做价值判断；

2. 认清中西译论，特别是古代译论的不同特点；

3. 中国现代译论紧步西方之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