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

浅析罗兰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

摘要：本文从对罗兰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入手，通过并不透彻的阅读，得出一点心得和见解，希望能对罗兰巴尔特及其著作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关键词：写作、语言结构、风格

一、作者简介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文化评论家，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家中，罗兰·巴尔特是一位独具特色的理论巨匠，开创了研究社会、历史、文化、文学等深层意义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及历史的方式。一般地，把他的学术思想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的探索时期。在这一时期，罗兰·巴尔特在接受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深受现代结构语言学的影响，对语言结构与写作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已经初具结构主义思想。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零度写作》。第二个时期是他的符号学与结构主义时期。代表作品为《符号学原理》、《论拉辛》、《神话学》、《批评与真实》、《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在这一时期，罗兰·巴尔特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理论。第三个时期是罗兰·巴尔特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转向的时期。以《S/Z》、《作者之死》、《文之悦》、《符号帝国》、《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和《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为代表，罗兰·巴尔特从对文本写作语言静态结构的建构转向了动态的、颠覆性的文本解构主义思想，更加关注的是读者在阅读与鉴赏过程中的参与式的、颠覆性的愉悦和享受。

《写作的零度》是罗兰·巴尔特早期的代表作，也决定了他后来的理论趋向和毕生的思想主题。“写作”在20世纪中叶之后，成为法国思想界特别关注的问题，罗兰·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一书的出版，是“写作”正式成为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的开始。

二、《写作的零度》概述

《写作的零度》一书是罗兰·巴尔特的第一本专著，是针对萨特的《什么是文学》一文而写作的。在本书中，罗兰·巴尔特回答了萨特提出的三个问题：什么是写作？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这种回答不仅标示着两位思想家之间文学观念的不同，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的确立，从而开启了在法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内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对立。

第一部分

（一）什么是写作

罗兰·巴特认为，语言结构是某一时代一切作家共同遵从的一套规定和习惯，它贯穿在作家的言语表达之中，但是却并不赋予它任何形式。风格则在文学之外，因为形象、叙述方式和词汇都是从作家的身体和经历中产生的，并逐渐成为艺术规律机制的组成部分，所以，风格往往浸入到作者个人的和隐私的神话中，它和社会没关系，但却又要向社会显现，它属于个人，而非进行选择和对文学进行反省的结果，是作家深刻的记忆，成为文学习惯的私人部分。

语言结构是作家的可能性。而风格则是一种必然性，体现的是作家个体的性情。处在语言结构和个人风格两者之间的，就是写作，作家正是在写作这一领域才真正显示自己的个性，才真正介入文学。语言结构和风格都是对象，写作则是一种功能。写作穿过了语言结构的封闭性，永远在语言之外。因此，在同一时代的语言结构之内，却存在着风格迥异的写作方式，一种写作方式的选择表明了一种可能选择的自由。比如有的作家不生活在一个时代，但是他们却又同样的写作方式，而有的作家尽管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运用着相同的语言，但却有着不同的写作方式，比如格调、叙述法、目的、寓意等。这些同一时代的写作虽然彼此不同，但是却可以进行比较，因为它们都是作家对写作的形式的社会惯用法和他对所承担的选择的思考。所以，写作在本质上形成了形式的伦理，也即是社会性场景的选择，作家只能在这个场景内来决定如何确立自己的语言的“自然”。因此，写作的自由仅仅是形式的自由。作家的写作是思考“文学”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扩展“文学”的一种方式。写作是一种含混的观念，它一方面产生于作家和社会的接触，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种悲剧性的逆转，是作家从社会的目的性返回到创作行为的工具性根源，历史并没有向作家提供一种能够被自由消费的语言，而是促使他去要求一种被自由生产的语言。因此，一种写作的选择及其责任表示一种“自由”，这种自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不具有相同的限制。作家并未被赋予在一种非时间性的

文学形式的储备中去进行选择的自由，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与“传统”的双重压力下确立的。

（二）政治的写作

罗兰·巴特认为，写作绝对不是交流的工具，它是一种“空的记号之流”，它处在语言之外，是一种反交流。他把革命写作、马克思主义写作和思想式写作都归入政治写作之中，这也是一种价值学写作。在这种写作中，它的任务就是把行为的现实性和目的的理想性结合起来。革命写作是一种夸张的姿态，真理由于自己所付出的流血的代价而变得沉重，所以它为了要表现自己就需要戏剧性的夸张的形式本身，不仅丰富了历史，还滋养了一切未来的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写作的形式的封闭性既不是修辞学夸张，也不是来自某种叙述技巧，而是来自一种象技术词汇一样专门的和功能性的词汇，它的写作是单义的，每个字词都紧紧地指示着某种原则，所以常用的词汇就是“意味着”，它不是中性词，而是展示一种准确的历史过程，像代数符号一样被置入括号的一套先前的假定。它是一种有价值判断的语言，是以被判决的形式表达的一种事实，是强加于读者的一种谴责性的直接的读解。当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伸展到文学意识领域之后，就产生了介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他既获得了一种道义承担的理想形象，又把自己的写作看作是一种行动，这就是思想式写作。语言在这种写作中不占主导地位，却致力于成为道义承担的记号。但是这种写作又具有一种双重性，因为文学性在这里尚未完全消失，所以这也导致了它的自我的异化。最终它和政治性写作一样，肯定了“警察世界”，并且构成了一种共谋的关系。

（三）小说的写作

罗兰·巴特认为小说和历史在19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功，建立了自足的世界，有自己的幅员和界限，并在其中安排自己的时间、空间、任务以及种种的物件和神话。它们都是叙事。叙事体是纯文学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叙事的可理解性，所以它是有关宇宙演化、神话、小说和历史的虚构时间。这里的世界是被虚构的、被制作的、独立自足的线性排列，表现的是一种秩序，在它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造物主、上帝或者叙事者。这也说明，小说是明显的谎言，它用形式的辩证法遮掩着谎言本身，所以小说和某种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性神话相关联，小说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定产物：小说赋予想象物一种真实性的形式保证，但又在这个对象身上留下了一种双重性对象的含混性，这个对象既是似真的又是虚假的，而这是西

方艺术中一直存在的一种程序，将虚假等同于真实。比如说20世纪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就把自己的价值看作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而这正是神话机制之所在。

写作中的第三人称其实也在生产一种神话，只不过更隐蔽，因为它“是一种在社会与作者之间的可理解的契约记号”，而且它也是以作家喜欢的方式去建立世界的主要手段。

第二部分

（一）资产阶级写作的胜利与断裂

根据前面的分析，罗兰·巴特认为，古典语法使法语摆脱了一切语言学问题，“样式”的多样性和风格的变迁属于美学问题，而非结构问题。法国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获胜时期完成了一种工具性、修饰性的写作，它以自身功能之外的外在事件来修饰自身。这种古典写作是一种阶级的写作，所以表现为一种少数派的和特权阶级的语言，明晰性成为一种价值，在资产阶级时代发展出了关于人的本质主义的神话。但是三件历史事实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普遍性的神话破产了，那就是欧洲人口统计学的反转，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和自由主义幻想的破灭。从这时开始，写作开始多样化了。每当作家在探索一种复杂的字词的时候，质疑的恰好是文学存在自身，所以当现代主义显示在多样性的写作中的时候，正好是其历史日暮穷途之时。

（三）写作与革命

莫泊桑、左拉等人的现实主义写作是源于福楼拜的“亚写作类”，这种写作充满了写作制作术中最为绚丽多姿的记号。他们试图逼真地再现现实，使写作和自然相一致，所以精心地在字词上做文章。但是他们只是强调模仿和表现，因而不过是些无风格的艺匠而已，他们只是建立了关于事物的一种理想的可理解性，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写作。而法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实行的也是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写作，对符号进行机械的安排。

（四）写作与沉默

罗兰·巴特认为，存在于资产阶级遗产内部的艺匠式写作，并没有打破任何秩序，作家只是在语言中寄予一种热情，表面上强调写作就是写作，但实际上他们暗中损坏文学语言，瓦解作家的套语和习惯表达，试图在形式中去寻找一种新的语言状态。这种语言的骚乱创造

了自己的规则，而这种混乱的语法又导致了社会性语言在这里的解体，语言的解体导致了一种写作的沉默。这种纯文学陷入了一种失写症，脱离开作家的一些技术性思考和习惯套语等杂质的字词，不对语境负责了，变成了一种单一性的行为，具有一种孤独性和纯洁性。

但是脱离文学语言的努力中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创造一种白色写作，它摆脱了特殊的语言秩序中的一切束缚，是一种新闻式的写作，一种中性的写作，毫不动心的写作，这种透明的语言首先在加缪的《局外人》中开始使用。写作消除了语言的社会性和神话性，而代之以形式的中性和惰性状态，它不同于福楼拜式的艺匠的写作，不同于马拉美式的沉默的写作。而是承认古典艺术的首要条件：工具性。但是这并不是说成为意识形态利用的工具，而是作家面对新情境的工具，是一种以沉默来存在的方式。

（五）写作和言语

罗兰·巴特以一百多年来法国文学的创作为例说明，作家并未注意到有各种不同的说话的方式。而现代文学的梦想就是建立“与社会语言的自然性相结合的一种文学语言”。很多作家在真正的文学的语言插入了下层社会语言的成分，但这些只是一种戏剧性的装饰。而从普鲁斯特之后，文学把社会看成是一个自然世界，力图把它复制下来，这样文学就变成了一种清晰的传达行为，而没有超脱自己的语言结构。所以，建立在社会言语之上的文学摆脱不了一种限制了它的描述性质，问题涉及的还是古典式的表现，文学并没有得到超越。

三、影响

罗兰·巴特一生都被“写作”问题纠缠。作为20世纪文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写作”在西方世界，尤其是英美文论界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写作的零度》一书中那种过于精炼的表述而未能使之更加令人详尽易懂的缘故。而对他自己并不太重视，别人却谈论较多的“零度写作”，也存着诸多的误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写作观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学观的确立，写作已经不再可能成为一种政治的承诺、自由的承诺。这本书也成为结构主义文论的经典，而后来他提出的影响甚大的“作者之死”、“文本的快乐”等理论都能从这里找到自己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