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工的调查研究

关于农民工的调查研究

一：主题：关于农民工的调查研究二：目的：

了解广大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发现农民工在就业以及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三：步骤：

1.查阅农民工的具体定义，

2.从报纸或电视上寻找有关农民工的新闻、纠纷等报道。

3.采访在我的家乡打工的农民工了解情况。

4.制作问卷，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了解农民工的心声。

5整理调查资料，撰写调查报告。

问卷调查

年月日

1.请问您老家在哪？（）来常州多久了？（）2．请问您从事什么工作？（）

3还有其他亲人在常州吗？（）

4.为什么选择在常州打工？（）

5.对过去的2010年工作情况是否满意？（）

6.老板有没有按时发放工资？（）

7.有没有和老板签订劳动合同？（）

8.对劳动者合法权益了解吗？（）

9.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

衷心感谢您的合作！

百度上关于农民工的解释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群体。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是只后面一部分人。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狭义农民工的数量在1.2亿左右，广义农民工的数量大约有2亿人。

他们是农业户口，但从事着非农业的工作；他们生活工作在城市，为城市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在某些人心中农民工是贬义的，其实农民工并不一定是户籍在农村但到城市做工的一类特殊的群体。拥有农村户籍而在城市打工的人员，包括大中专院校毕业后户口在农村而在城市工作的中高学历人员，随着中国户籍制度的完善，将不再有城镇和农村户口的差别。农民工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同义词，城市发展经济的主力军。

社会学家，三农问题评论家艾军认为，在我国实施多年的实行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下，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实际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农业户口的工人。

红遍大江南北的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

由黑龙江小伙儿刘刚与河南商丘市民权县“大叔”王旭组合。

王旭，男，1966年出生，属马，。生于河南省商丘地区国营民权农场，。高中毕业，花45元买了自己的第一把吉他，唱费翔的歌。在农场里，年轻是的的王旭显得很异类，留小胡子，穿皮裤，烫发，颇有点“披头士”的味道。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王旭和志同道合的人组建了歌舞团四处走穴，通常“夏忙”完扔下锄头一走几个月，大儿子出生他都没守在老婆跟前。这样闹腾几年，儿子渐渐长大，王旭想尽一个男人该尽的责任，便回家重新拾起锄头做回农民。

在农场，他承包了十五亩地种瓜果，，2000年，经亲戚介绍，王旭到北京烧锅炉。年，他在北京和开封之间游走，卖过水果，水煎包，唱过酒吧……一直游历在生活的底层，王旭唱过太多的艰辛，但始终怀揣着对音乐的梦想。最终他还是拿起吉他，站在了北京的地下通道，每到周末，王旭都带着吉他，到地铁站演唱醉逍遥……

刘刚家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穆棱市河西乡三兴村。早年当过兵退伍之后去的北京。

农民工与雇主——不公平的“博弈”第一部分：双赢的结局

《法国民法典》第1711条规定：“雇佣，是指劳动与服务的租赁。”同法第1710条规定：“劳动力的租赁是指，一方当事人承担义务，为他方完成某种事务并由该他方向其支付经双方约定之报酬的契约。”[1]雇佣关系是市场经济得以存在的基本关系，雇主通过雇员的劳动获得更多的利润，雇员则得到了作为劳动报酬的工资。农民工与雇主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现有的结果是现有条件和力量对比之下的均衡，双方都达到了效用的最大化。

一方面，雇主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大批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发展。例如，从80年代后期起，港台资本纷纷将其劳动密集的加工业转移到广东、福建等沿海省

区。这种转移并不是简单的搬厂，而是港台资本、沿海地区的土地和农民工的结合，从而创造出极大的生产力。中国的劳动密集地产品如玩具、服装、鞋类、皮革制品等加工产品出口大幅度增长,中国出口的13亿双鞋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生产的。”[2]另一方面，农民工获得了满意的工资。在农业生产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进城打工已经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统计资料显示，有４０００多万农村人口的农业大省安徽，２００１年农村劳动力输出人数达到７００多万，比上年增长２０％，劳务总收入近３００亿元。２００１年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５４％。在宁夏、贵州和甘肃三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外出务工收入所占的比例已超过３０％，其中贵州省已有２２个县的劳务收入超过本县当年的财政收入。

第二部分：结局中的不公平——农民工的权益受到极大侵害农民工工资的绝对额以及与城镇同类劳动者相比都明显偏低。“在城市和发达地区也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和两种不同的工资率，一个是当地人的劳动力市场，除工资外，还有住房、社保、教育培训等多种福利，另一个是外来农民工市场，除工资外，没有任何福利和补贴。”[3]“城市普通劳动力的价格高出农民工许多，如上海本地人与外来民工的用工成本比为5：1；南京为1.8:1。”[4]根据北京市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处统计，2002年北京市年平均工资为20728元，而根据李强教授的调查，农民工工资60%以上都在300-800元每月之间，相差悬殊。

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也可以看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需要大量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典型的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是农民转化为大工厂中的工人，是通过剥夺农村居民的土地、将农村人口驱逐到城市而实现的。正是这一过程，保证了大工业扩张时期的大量便宜劳动力供给和再生产。这一工业化趋势在中国也是不可扭转的，农民工工资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

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说，雇佣关系是在双方愿意的基础上形成的，现有的结果是双方力量对比之下的均衡，在保证经济效率最大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双方效用的最大化，要改变这一利益格局势必会影响到经济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没有有效的办法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并不可行），只有通过再分配即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来在尽可能的补偿农民工，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本文主要讨论雇主对农民工基本权益的侵害。

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历史同时也是早期产业工人的血泪史，在各种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存在的情况下，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极大侵害，中国也正在经历一个同样的过程，经济规律的严酷性，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以及中国特有的制度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的命运。

权益，在英文里的表达是rights and interests ，指的是公民或法人应该享受的、不容侵犯的权利和利益。在我国，国家依

法保护公民或法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在此，对农民工的权益界定为：农民工依法享有的不容侵犯的权利和利益，该权利和利益受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从国家那里得到救济。对农民工的权益依不同的标准可作不用分类，在此主要依权益内容的性质分为农民工的物质性权益和精神性权利。农民工的物质性权益是指能为农民工带来物质好处的权利和利益，主要包括农民工依法应该收取的工资、保险（养老、工伤、医疗等），要求工作环境的适宜和安全。农民工的精神性权益是指能为农民工带来精神好处的权利和利益，主要是指农民工应该享有的人格尊严和精神修养的提高。

在我国，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受到雇主的侵害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一方面，雇主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尽可能的侵害农民工的各种权益，另一方面，为了得到微薄而又没有保障的工资，农民工在恶劣危险的劳动环境中以及很少有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工作和生活，还要经常遭受人格的侵害。具体表现如下：

一、工资问题。具体表现在：A、不按时发工资，一般是按年或者季节发放，或者只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发给农民工工资；

B、以各种借口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c、加班后很少或者从来不给加班费。

◆新华社记者在京、浙、皖三省市随机抽样访问了80位民工，结果如下：[5]

按时拿工资：16.3%

年底一并拿到工资：11.2%

偶有工资被拖欠：32.5%

经常被拖欠：11.2%

从未拿过工资：28.8% （工资拖欠现象占到：72.5%）

◆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底开展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仅在23个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省、市（区），就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案件13000案件，涉及62.5万人，追讨拖欠农民工工资达3.5亿元。[6]

浙江省劳动部门对省建筑企业的调查显示，2002年10月发生农民工欠薪投诉就达77起，涉及375人，金额54万元；11月发生66起，涉及115人，金额30万元；12月前20天又有26起，涉及100人，金额14万元。

在广东省，进城务工人员有2629万人，约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然而，广东有64．4%的“三资”与私营企业存在拖欠工人工资、克扣拒发工资现象。2002年上半年，广东省已经查处5075宗拖欠工资案件。

二、人身权被侵害。

农民工的人身权，是指农民工依法享有的，与其自身不可分离亦不可转让的没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法定民事权利。人身权是农民工享有的最基本的民事权利，也是其他民事权利得以享有和行使的前提。

人身权具有非财产性、不可转让性、不可放弃性、法定性、

绝对性和支配性等特征。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人身权进行不同的分类：以权利主体是否为自然人为标准，可以将人身权分为自然人人身权和非自然人人身权；以人身权的客体是人格利益还是身份关系为标准，人身权可以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

在此主要讨论农民工的人格权和生命健康权。

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固有为维护自身独立人格所必备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在人格权方面，主要表现在农民工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人格权受到侵犯。农民工由于一开始便受到许多制度上的不平等对待，这就必然带来对他们众多的心理歧视。一些企业经营者无视农民工的人格尊严，习惯以粗暴、野蛮的方式对待他们。有的私营企业主甚至以打骂、体罚农民工作为重要的管理手段。同时，农民工的隐私经常受到侵犯，对农民工进行搜身、性骚扰的时有发生，甚至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如广州一钻石厂因发现一包共4粒钻石的半成品丢失，而强行对103名工人其中有80名女工进行脱光衣裤检查，连内衣和短裤也不例外。一些女工一边脱衣服一边哭，此举严重侵犯了打工者的合法权益[7]。

生命权、健康权，是指自然人维持生命和维护生命安全利益的权利。在生命健康权方面，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职业病总在侵害着他们，工伤事故也累累发生在他们身上。因开挖隧道他们中有些人得了“矽肺病”；因生产箱包他们中有些人得了白血病；一些挖煤民工、水泥厂民工、采矿民工整天在粉尘

飞扬、污浊甚至有毒的空气中工作，健康没有丝毫保障。如2002年4月发生的河南省商城农民工矽肺病事件，河南省商城县四顾墩乡的壮劳力纷纷奔赴江苏宜兴一乡镇，在那里的私人石英砂厂打工。他们每天的任务是先将三四十斤重的石英岩用小榔头敲成小石块，再用粉碎机把小石块轧成碎沙，然后用震动筛过滤。在他们工作的厂房里根本没有任何防尘装备，工人们也没有配戴任何防尘面具。造成159个农民工地了矽肺病，至少超过7人死亡。

[8]同样的事件还有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矽肺病事件，至少造成21人得了矽肺病。[9]在工伤事故方面，尽管关于整个中国伤残农民工的数据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据报道，1998年仅深圳市发生农民工工伤事故就有12189件，其中90%以上是断指、断掌或断臂。[10]

由于没有正式而有效的渠道来寻求帮助，农民工往往通过非正规甚至违法的渠道来寻求自己的利益，这大大影响了城市的治安和稳定。工资拖欠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导致农民工犯罪，“据统计春节前北京的抢劫偷窃案件中有三分之一是和农民工没有按时拿到工资有关的”。[11]2002年7月中旬，北京五天内发生四起民工攀登工地塔吊事件，均因劳资纠纷，最后均以民工爬下塔吊而告终。

我们对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无能为力，但我们应该可以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不仅仅从维护城市稳定出发，更重要的是从维护社会正义以及法律的尊严。

第三部分：竞争条件差异——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原因分析

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博弈归根结底是双方在利益上的争夺与权衡，以求实现各自在现有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农民工与雇主之间也是如此，双方之间存在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直接影响着农民工与雇主之间的博弈。西方经济理论关于雇主与雇员关系的理论有两种，一种认为企业的组成形式是契约式的，雇主与雇员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雇主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雇员则以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为目标，因而双方没有共同利益可言，其结果是双方在博弈中在现有条件下各自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另一种理论认为企业的组成形式是家庭式的，雇主与雇员同处一个屋檐下，存在共同的目标，所以双方有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同追求的利益，继而实现各自效用的最大化。农民工与雇主之间的利益关系比较复杂，当然不能说二者之间的利益完全一致或者没有一点共同利益。农民工流动性大，通常在一个劳资关系下处的时间比较比较短，不太稳定，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挣钱，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农民工与雇主之间似乎没有多大的共同利益，双方很大程度上只存在利益的争夺，于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双方在一种不公平的博弈条件下，其导致的博弈结果只能是，农民工的权益（利益）受到侵害，虽然在经济学家看来在现有条件下已经实现的双方效用的最大化，但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利益均衡。

导致农民工处于不利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决定于市场环境、农民工与雇主的自身条件、政府以及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

一、劳动力市场

雇主与雇员之间从建立劳资关系时起就开始了一种谈判，农民工与雇主之间也是如此，这种谈判就是双方力量的对比与权衡，谈判的目的当然是各自利益的争夺，而双方之间的力量对比是受一系列因素影响的。

第一，不同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农民工与雇主之间的力量对比，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力资本的供与求。当人力资本供过于求时，农民工处于劣势，当供不应求时，农民工才可能处于优势。一方面，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中的一般人力资本严重过剩，这种一般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了某些大城市里的大毕业生，而盲目涌向大城市处在一种明显劣势地位下的农民工，就更是如此了。城镇的下岗失业人员给城市就业带来巨大压力，２００２年３月末，城镇失业人数为７００万人，加上尚未就业的下岗职工，约有１４００万人[12]。世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我国1999年的城市失业率为9．5％，预测2000年为10．5％[13]。城市下岗失业人数本来就大，一般都会在保证城市再就业的前提下再提供给农民工工作的机会，而且有些城市还明文规定一些工作岗位不能招用农民工，让本来就拥挤的民工流更加显得拥挤不堪。而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用“富余劳动力”或者“剩余劳动力”本身就不合适，在

城市就应该叫“失业”“下岗”？就应该保证再就业？而农民就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2000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有12亿6千5百多万，其中农村人口有8亿多，农村劳动力4亿9千8百多万，在传统农业中务农的劳动力也有3亿5千5百多万人，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只有1亿4千多万人，即只有30%的农村劳动力在本地或外地的第二、第三产业中就业。而按目前的生产方式和市场需求，传统农业实际需要的劳动力是1.5亿左右，留在农村的3亿5千多万劳动力，有2亿左右的青壮年可以划入“剩余劳动力”的行列。[14]这些所谓的剩余劳动力不甘心一辈子守着自己那块贫瘠的土地，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因为他们一年的辛勤劳作甚至不堪生活的重负，要填饱肚子，还要交各项农业税（人头税，各种提留，公积金等），孩子的学费，所剩无几，所以他们怀着进城挣钱的执著信念和对城市雾里看花的了解，简单而匆忙地开始了他们的打工生活。他们的选择很容易理解：在城里打工在怎么累，怎么苦，也比在家里种地强。面对低下的农业生产效益，沉重的负担，他们宁愿选择背井离乡。90年代中期，四川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一年打工仔打工妹邮寄回来的现金高达3亿5千万元[15]。1997年至少有3400万农民在全国县城以上的城市打工，全年打工收入将近2000亿元，平均每人5462元。当年平均每个进城农民工仅寄回和带回的现金就超过农村劳动力平均收入水平的25%。[16]全国平均的农民纯收入之所以还能保持低速增长，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民工的收入。

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在乐天知命，无论从哪方面，进城打工对他们都具有诱惑力，所以，成千上万的农民涌向城市，造就了城市里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力的供过于求使得他们只能处在一种劣势地位，成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

第二，一个地方的产业集中度也决定着农民工与雇主的谈判力。当一个地方某产业集中度较高时，从事该产业的劳动力人数就多，因此，同一种工作岗位的可替代人员就多，如果你不想干，自然还有许多人可以替代你，在一个农民工较多的大中城市里，产业集中度一般都比较高，更何况农民工干的大多是非技术性的体力活儿，谁都可以做，这就更加对他们造成了威胁，使他们更多的时候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没有考虑的余地，所以，雇主可以不给他们任何法律上的保证，可以将他们的劳务费压到最低，甚至可以无视他们的应有权利和生命。

在种种不利条件下，在农民工和雇主不公平的博弈下，最终博弈的“均衡”结果也就不难理解了。穷天下之声，我们也只能表达我们对他们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不满和关注，然而尽天下之辞，我们却永远也无法完全体会到他们的苦，无法让他们的心声具有某种震撼力，更无能改变他们目前的可悲命运！我们只能希望会有更多的力量来关注他们，倾听他们的心声，然后，到某一天，他们的境况会改变，能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实现真正的均衡公平的博弈！！

二、农民工与雇主条件对比

1、文化素质。雇主的文化素质虽然没有相关的统计资料但几乎可以肯定其平均水平要高于农民工，而且他们对相关业务以及各种信息远比农民工熟悉。下面的关于山东省外出务工农民状况的调查显示，从文化构成看，文盲半文盲占1%，小学占9.5%，初中占63.5%，高中占16.9%，中专占7.5%，大专及以上占1.6%，初中及以下劳动力占到了总数的74%[17]）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较低，认识问题的能力、对问题认识的深度、解决问题的能力远逊于雇主。众所周知，个人的素质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美学素质。四者之中，与博弈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科学文化素质，而农民工却恰恰在这方面最为缺乏。首先，其意识低，没有充分认识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往往以“人生地不熟”、“打赢了官司也是输”的固有观念忍气吞声。其次，他们缺乏的基本概念。比如其程序、策略以及信息收集的方法。而且农民工多数都还很年轻，有的还是初中刚刚毕业的孩子，社会经验和阅历远远不足。

2、周边环境。环境对人的生活和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它是人们获得精神、人力、实物等各种支持的源泉，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归属感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里，环境对人们来说尤其重要。雇主一般在自己的居住地工作，他们有在这一环境中生活多年的经验，熟悉周边环境并在这一环境中有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有的雇主甚至跟当地政府官员和执法部门关系暧昧；而农民工则背井离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很少有自己的支持网络，这

样便产生了不安全感，使他们不敢于争取自己的权益，面对雇主的侵害忍气吞声。

3、组织力量。雇主是资方，本来就处于强势地位，这里主要谈农民工的组织力量。

（1）正式组织。雇员最重要的正式组织是工会，美国劳动经济学家罗纳德-伊兰伯格（R-G-Ehrenberg)认为:"工会是一种集体组织，其基本目标是改善会员的货币和非货币的就业条件。”（罗纳德-伊兰伯格1991）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已经成为能合法的代表工人进行集体谈判，争取和维护工人的各种权益的组织，是工人自己与雇主和政府对抗以维护自己权益的主要组织力量。但在农民工当中，工会组织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更没有起到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作用。徐增阳、王洪江2000年5月在广东省中山市某村对一个玩具厂中的78名农民工的调查中只有8人参加过工会，这也反映了农民工中工会建设的现状，因而在与雇主博弈的过程中农民工也就失去了自己最有力的组织武器，势必在博弈中处于劣势。农民工没有建立工会组织有各种各样的原因：1、国家缺少立法和行动方面的支持。2、农民工没有成立并运作工会的能力，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3、农民工的流动性太强，工作变换频繁，很难建立起稳固的、连续性的组织。4、多数农民工外出打动的目的不过是增加收入，补贴家用，他们最终的归宿仍然在农村，因而缺乏建立和参加工会的积极性。

（2）非正式组织。由于缺乏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中国人思想意识的特点，农民工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亲戚朋友或者是老乡介绍的。“我们发现，中国农民工在流动的方式和方向上存在着另一种重要现象：即在某一个大中城市、某一社区、某一工矿企业、某一建筑工地或某一行业中，往往集中了农村某一地区的某几个村庄的人群。”[18]工友中的亲戚朋友和老乡群体自然成为农民工最重要的组织。不可否认，这一组织在给农民工以归属感、农民工之间的互济和与雇主对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它存在着众多的缺陷，首先，没有正式的组织系统和行动规则，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和随意性，其次，没有法律地位，很容易被雇主或者政府以各种借口压制。

三、政府的作用

政府是对博弈双方产生影响的最主要的外部力量，政府的职责在于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博弈环境、制定和维护博弈的规则、管理和监督博弈双方、维护博弈双方力量对比的均衡以及博弈结果的公平等。劳动部门人士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高达１．５亿，相对于城市每年新增的数百万就业机会而言，可以视为无限供给，要多少有多少。这使农民工处于极为不利的市地位，加上自身文化素质低，几乎不可能通过“劳资博弈”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政府必须作为第三方力量，严格执法。在我国，由于政府对民工潮认识的偏差以及社会转型时期制度建设的滞后性等原因，在农民工与雇主这一对博弈对手之间政府并没有充分发挥

自己应有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歪曲的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政府的表现加剧了农民工在博弈中的劣势。

政府作用发挥欠缺的表现：

（一）、思想认识方面。政府尤其是吸纳外来民工的城市地方政府对外来民工认识的偏差使政府对民工的管理不仅没有给农民工带来方便，反而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民工的利益。最初，政府对大量涌入城市的民工潮持恐慌和排斥态度，因而在管理中也给农民共设置了种种障碍，如收取高额的管理费用、收容遣送制度等。据李强教授2000年底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8.4%的农民工曾经被城市工商、税务、治安管理人员等查抄过，比例超过了1/4，问题确实是很严重。[19]近年来，政府对民工潮有了新的认识，对民工的管理也在社会舆论等各种压力下减少了对民工的侵害，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取消了对农民工的大部分收费等。但政府仅仅做到不给农民工添麻烦是不够的，还要争取维护农民工的权益，为农民工创造福利等，政府也开始有这方面的尝试，如北京市建立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虽然没有什么效果，但毕竟代表了政府的可贵的态度。

（二）、制度供给。在社会转型时期，制度的建设往往滞后于现实的生活变化，大量民工涌进城市是政府始料不及的，在短时期内很难建立与之相应的制度，来规范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保障民工的权益，各种相关法律法规的欠缺使雇主有更多的机会和借口来侵害农民工的权益。

1、缺乏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工仍然主要通过非正规渠道获得工作，通过关系寻找工作必然使就业渠道变窄，大大影响了农民工获得有效的就业信息，但亲戚、老乡、朋友等关系也使农民工可以互相帮助或者联合起来与雇主对抗。对农民工来说最致命的是他们大多数都没有与雇主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王毅杰/倪云鸽的一项调查表明，受雇农民工和单位签过劳动合同的只占15.6%，都没有签的竟有70.4%，[20]如果没有劳动合同，农民工与雇主的关系便缺乏法律的支持，雇主侵害农民工权益的机会成本便会很低，这也大大刺激雇主侵害农民工的权益。

2、法律法规不完善。由于法律政策不健全或者是法律政策本身就有不公平的地方，同时实施起来也有问题，从而导致雇主肆意侵害农民工权益，而另一方面又不能使雇主得到应有的惩罚。

在我国虽然有部分法律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此外，《劳动法》、教育法等部门法规也对公民的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受教育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民理所当然地应当享受与当地人平等的就业权、同工同酬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同样的人格尊严权。

但是，事实表明，法律只对公民的权利作了笼统的规定，对

于如何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以及这些权利受到侵犯该如何追究、如何补救等问题却出现了缺失。而另一方面，很多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制定和没有及时的完善。

在规范劳动力市场和用工制度方面，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尽管有的地方制定了局部性的法规，但在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的标准。《劳动法》在规范劳动力市场和用工制度方面是有很大欠缺的，只在第三章《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体现对劳动力市场的规范，而没有在宏观层面对劳动力市场做出比较全面的规范，而目前我国又没有独立的一部法律法规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规范的。而局部性的法规在规范劳动力市场上缺乏全国统一的标准，有较大的局限性。

法学理论界认为“有权利必有救济”，而我国法律体系中所缺乏的，正是对广泛的公民权利没有规定完备的救济方法。对农民工来说，法律规定他们享有很多的权利，但事实上一旦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得到救济的渠道却有限，他们的弱势地位使他们在诉讼只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救济措施仍然需要极大的完善。

四、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

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大大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社会意识决定社会行动，这种意识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使政府出台对民工的歧视性政策以及对关于农民工的问题不重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雇主侵害农民工权益的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