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稹_遣悲怀三首_的争论

元稹的《遣悲怀三首》被选入《唐诗三百首》以后，就成了广为人知的名篇。《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孙洙评之曰：“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这种看法也随着《唐诗三百首》而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事实上这组诗并未得到众口一词的高度肯定，对它的否定或批判性意见也曾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遣悲怀三首》的否定，主要是从作品和作者这两个角度入手的。先看前者。《唐诗三百首》成书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七十多年以后，潘德舆在其《养一斋诗话》（此书初刻于道光十六年，即1836年）卷3中就表示了与孙洙针锋相对的意见：“微之诗云‘潘岳悼亡犹费词’，安仁悼亡诗诚不高洁，然未至如微之之陋也。‘自嫁黔娄百事乖’，元九岂黔娄哉！‘也曾因梦送钱财’，直可配村笛山歌耳。”至于后者，则可以陈寅恪先生成书于上世纪50年代的《元白诗笺证稿》为代表。陈先生在此书中设专节《艳诗及悼亡诗》，从元稹的品行入手对其《遣悲怀三首》作了严词批评：“‘惟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所谓‘常开眼’者，自比鳏鱼，即自誓终鳏之义。其后娶继配裴淑，已违一时情感之语，亦可不论。惟韦氏亡后不久，裴氏未娶以前，已纳妾安氏。……夫唐世士大夫之不可一日无妾媵之侍，乃关于时代之习俗，自不可以今日之标准为苛刻之评论。但微之本人与韦氏情感之关系，决不似其自言之永久笃挚，则可以推知。”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一向是人文并重，所以上述两种观点也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不同意见呢？

元稹《遣悲怀三首》原文如下（诗题一作《三遣悲怀》，今从《全唐诗》与《唐诗三百首》）：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第三首中提到的“潘岳悼亡”，是指晋代诗人潘岳哀悼亡妻的《悼亡诗》三首，这是被萧统选进《文选》的名篇。顾名思义，“悼亡”本是哀悼亡者的意思，但从潘岳作《悼亡诗》开始，“悼亡”成了哀悼亡妻的专有名词，诗人哀悼其他人时是不用这个题目的。潘岳的三首悼亡诗都是五

言诗，每首的篇幅都在二十句以上，清人陈祚明评曰：“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剌剌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采菽堂古诗选》卷11）潘德舆说“安仁悼亡诚不高洁”，大概也有此意。若与元稹诗相比，潘诗显然较为典雅、深密，比如第一首中写人去室空情景的一段：“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相对而言，元诗的“针线犹存未忍开”之句就显得浅近简单。潘德舆说元诗“陋”，当即指此而言。但是，人称“元才子”的元稹为何要把这三首诗写得如此明白浅显、直如口语呢？我们不妨再读几首元稹的其他悼亡诗。韦丛卒后，元稹一连写了好多首悼亡诗，在今存元氏诗集中，《夜间》一诗题下自注云：“此后并悼亡。”陈寅恪先生认为从《夜间》直到《除夜》的十四首诗（包括《遣悲怀三首》）都是悼亡诗，甚确。这些诗作的语言风格并不都像《遣悲怀》这样浅白，例如《夜间》：“感极都无梦，魂销转易惊。风帘半钩落，秋月满床明。怅望临阶坐，沉吟绕树行。孤琴在幽匣，时迸断弦声。”就相当典雅庄重。至于《空屋题》中的“月明穿暗

元稹像

隙，灯烬落残灰”，《城外回谢子蒙见喻》中的“寒烟半堂影，烬火满庭灰”，都与潘诗甚为相似。可见元稹并不是不能写出像潘岳那样的悼亡诗来，《遣悲怀三首》的浅显风格是他有意为之的结果。悼亡诗本该是对着亡妻的独白，正像夫妻之间的日常对话，肯定是随口而出的平常话语，何“陋”之有？

顺便交代一下，有的学者认为《遣悲怀三首》是在韦丛逝世多年之后才写成的，陈寅恪先生曾以“今日俸钱过十万”一句为据，认为韦丛亡时元稹正在洛阳任监察御史，其月俸远不及十万之数，所以此诗作于元和十三年（818）元稹权知通州州务时，距离韦丛之卒年（809）已有九年之久。赵昌平先生更认为作于元稹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即在长庆二年（822），那就是事隔十多年后的追思之作了（见赵昌平《唐诗三百首全解》）。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卞孝萱先生在其《元稹年谱》中以坚实的考据证实了《遣悲怀三首》是在韦丛去世的当年写成的，一则元稹以监察御史分司东台，其实际官俸可近十万之数；二则元诗写成之后，白居易随即作《答谢家最小偏怜女》等诗和之，而白诗是元和五年所作。白居易的诗集是他本人生前所编，后来保存得相当完整，其编年是相当可靠的。因此元稹的《遣悲怀》不可能是多年之后的追思之作，而是突遭丧妻之祸后直抒胸臆而成。

韦丛之父是韦夏卿，官至太子少保，元和二年卒。韦丛是韦夏卿的幼女，故元稹称她为“谢公最小偏怜女”，这是活用东晋才女谢道韫得其叔父谢安赏识的典故，意谓韦丛是出自名门的大家闺秀，又得其父爱怜。韦丛于贞元十九年（803）与元稹结婚，当时元稹初入仕途，任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官居九品，俸禄较薄，故元稹家境相当贫寒。而当时的韦夏卿正任太子宾客的显职，所以韦丛嫁给元稹，真可谓“下嫁”。潘德舆对“自嫁黔娄百事乖”一句大为不满，说：“元九岂黔娄哉！”这可能是因为黔娄是古代以安贫乐道著称的贫士，与元稹的身份和行为颇不相合。其实，一则元稹当时确实比较贫困，他在《祭亡妻韦氏文》中说：“逮归于我，始知贱贫。食亦不饱，衣亦不温。”即使语有夸张，当离事实不远。而且古人称道黔娄，经常涉及其妻。例如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因为据《列女传》的记载，黔娄之妻是与黔娄一同安贫乐道的伴侣。所以元稹自称黔娄，也含有表彰韦丛安贫乐道之意在内。这样的写法，无可厚非。

《遣悲怀三首》的文字非常浅显，虽然诗中也有一些典故，但一则都是熟典，二则都用浅近文字直接叙事，并不难懂。像第三首中的第三句：“邓攸无子寻知命。”邓攸字伯道，西晋人。永嘉年间中原大乱，邓攸携带一子一侄仓惶南奔，兵荒马乱中无法同时保全两个幼儿，因侄儿

是亡弟的独子，为保全亡弟子嗣，便舍弃亲生儿子而独携侄儿逃到江东。没想到后来邓攸竟终生无子。时人哀之，说：“天道无知，使邓伯道无儿！”韦丛卒时年二十七岁，只留下一个年幼的女儿而没有儿子，所以此句一方面是慨叹自己无子，一方面也有惋惜像韦丛那样的善人竟无子嗣的意思在内。“知命”在这里是知道命运的意思，赵昌平先生解作“五十而知天命”之意，与诗意游离，与元稹写诗时的年龄也不合。从整体来看，《遣悲怀》的文字真像口语一般易懂，清人陈世镕评之曰：“悼亡之作，此为绝唱。元、白并称，其实元去白甚远，惟言情诸篇传诵至今，如脱于口耳。”（《求志居唐诗选》）确实，元稹诗的总体成就远不如白居易，但《遣悲怀》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成功之处正在以浅近的语言表达深挚的情感，深衷浅貌故感人肺腑。潘德舆讥笑“也曾因梦送钱财”之句“直可配村笛山歌耳”，这是士大夫自命高雅的偏见。村笛山歌，正是产生于民间的天籁之音，其价值还在典雅高华的庙堂诗乐之上。况且金圣叹说得好：“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己，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与家伯长文昌》）元稹丧妻之际，悲从中来，发声一恸，遂写出其“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己必欲说出”的《遣悲怀》来。此时此际，哪能顾得上字斟句酌、布局谋篇？顺便说一下，“也曾因梦送钱财”到底指什么而言，赵昌平先生说是指“焚烧纸锭”，我觉得可能是说因梦中闻韦丛之语而馈赠钱财予他人（亲友、婢仆等），这才与上句“尚想旧情怜婢仆”互相紧扣。当然这两种解法都能说通，很难确定究以何者为是。

那么，历代论者对元稹的品行不无微词，这是否会影响读者对《遣悲怀》的接受呢？首先，前人对元稹人品的批评存在着不实之词。事实上元稹只是在仕途上稍有躁进之心，不像其好友白居易那样乐天安命而已。在反对宦官专权、反对军阀割据等方面，元稹与白居易一向志同道合，互相支持，这正是他们的友谊终生不渝的根本原因。元稹对待爱情似乎不如白居易那样专一，他早年曾与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就是《莺莺传》中崔莺莺的原型）恋爱，后娶韦丛为妻，韦丛卒后又先后纳安仙嫔为妾、娶裴淑为妻，因此常得“薄倖”之讥。但学界对此看法不一，例如吴伟斌先生就有专文驳斥“元稹薄倖说”（详见其《元稹考论》）。我认为即使元稹在爱情上不够专一，也不影响读者对《遣悲怀》的喜爱。因为至少在写《遣悲怀》时，他的情思是绝对真挚的。此外，人们也注意到元稹在《遣悲怀》中信誓旦旦地说“惟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但不到两年就纳妾安仙嫔，安仙嫔卒后又迎娶裴淑，似乎言而不信，陈寅恪先生就责备他“已违一时情感之语”。但平心而论，韦丛卒时元稹年方三十一岁，又没有子嗣，在当时的社会里，要让身为

官员的元稹从此独身，近于苛求。况且“惟将终夜常开眼”虽是用鳏鱼之典，但是此典原有二义，《释名·释亲属》云：“无妻曰‘鳏’。……愁悒不寐，目恒鳏鳏然。然其字从鱼，鱼目恒不闭者也。”陈寅恪先生说元稹“自比鳏鱼，即誓终鳏之义”，诚有所据，但也不妨仅取“目恒鳏鳏然”之义，将此句解作终夜难眠之状，而不必看成是从此不娶的誓言。从元稹的诗句来看，重点也在“终夜常开眼”。至于元稹后来另行婚娶，则与写诗时的悲痛心情并不矛盾，也不应影响读者对此诗的接受。吴伟斌先生举苏轼的悼亡名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为旁证，说苏轼在王弗去世三年后另娶其堂妹王闰之为妻，写《江城子》时正与王闰之在一起生活，这并不影响他在词中追悼王弗的情感之真挚，很有说服力。

《遣悲怀三首》成为悼亡名作的原因何在？前人多有论说。例如清人周咏棠说：“字字真挚，声与泪俱。骑省悼亡之后，仅见此制。”（《唐贤小三昧续集》）陈寅恪先生也指出：“专就贫贱夫妻实写，而无溢美之词，所以情文并佳，遂成千古之名著。”的确，这三首诗只写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回忆夫妻间的日常生活，二是抒写丧妻后的悲痛心情，字字真诚，绝无虚饰。由于“贫贱夫妻百事哀”，所以回忆得最多的是与韦丛成婚后捉襟见肘的艰辛生活，这当然使身为丈夫的元稹感到万分愧疚。第一首的中四句絮絮叨叨地细述种种生活细节，活画出一对“贫贱夫妻”的窘迫情状。如果细读，则“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二句写韦丛勉力打理全家生计之艰难，而“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二句则写夫妻在贫苦生活中相怜相惜，辛酸中又蕴含着几分甜蜜。正因如此，“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二句表面上语气平淡，意思也有点凡庸，但字里行间蕴含着深哀巨痛，感人至深。元稹所写当然是他独特的痛切感受，但正如金圣叹所说：“作诗须说其心中之所诚然者，

须说其心

唐代壮健的妇女，担当了大部分的家事。这幅唐李寿墓出土的壁画中，有推磨的，有挑水的，有抱小孩的，还有持盘的、拿碗的，甚至还有母鸡和小鸡，把日常生活中的后院情形充分地表现出来，从中可以看出妇女在家庭中的辛劳。

中之所同然者。说心中之所诚然，故能应笔滴泪。说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读我诗者应声滴泪也。”（《答沈匡来元鼎》）元稹追怀亡妻时的巨大遗憾，典型地写出了人生的一大缺憾：当你的生活条件获得改善之后，最应该与你分享的人却已不在人世。在元稹此诗之后，我们又读到了欧阳修在《泷冈阡表》中回忆其父亲的两次慨叹：“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昔常不足，而今有馀，其何及也！”以及陆游在

《喜雨歌》中对未及看到丰年的穷苦百姓的悲悯：“斯民醉饱定复哭，几人不见今年熟！”还有郑板桥《乳母诗》中的“平生所负恩，不独一乳母。长恨富贵迟，随令惭恧久！”尽管他们追思的对象各有不同，但作为人生缺憾的性质却是一样的。《遣悲怀三首》就是一组既说出了“其心中之所诚然者”，又说出了“其心中之所同然者”的好诗，它们永远感动着千千万万的读者，这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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