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著中国通史读书笔记

由《吕著中国通史》想开去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推崇吕思勉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吕氏之书“博通周赡但不够深密”1。这些特点在《吕著中国通史》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这里，我就《吕著中国通史》一书的优点做一个简要的探讨。首先，吕先生在写本书时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及学者的社会关怀意识。在上册文化部分，涉及到的内容是与一般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包括：婚姻、族制、财产、赋税、实业、衣食、货币、住行、教育和宗教等，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在研究中重视文化、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不是像过往的帝王将相史研究一样，把视野集中在上层，尤其是上层的政治领域，这点在同时代的史学家来说是十分罕见的。书中能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而不为其所限，较为全面的研究社会各个层面、诸多领域，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关于阶级的论述中，既看见了阶级剥削的残酷，上下层之间的不可变动性，又看到了盲动的阶级斗争的危险性，对社会的分析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可谓“成一家之言”。其次，吕先生在本书中有很鲜明的进化史观立场，弥补了传统史学对于社会变革的不足认识。梁启超说“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吕先生在《白话本国史》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因而“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换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2。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称《吕著中国通史》“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3。先生以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的社会现实为关怀，言论多有创造性。在论及婚姻家庭制度时，纵观历史全貌，语言家庭制度必将改革，男女终将平等：论及政体时推崇民主原理，但感慨中国无代议政体的历史条件，急转而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等等，都是本土性与时代性相冲撞而产生的火花。第三，是吕先生打破了通史书写的惯常体例形式而是以专题的形式来编排，易使读者了解一个制度、一个社会的历史变迁、沿革情况。吕先生在《吕著》绪论中写到：“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社会。（四）、因以

1严耕望，《治史三书》

2吕思勉，《白话本国史》

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传统的通史以断代为限，割断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难以达到推测未来，指示当今的作用。再加上“政治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于是先生决定更换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比方说上册第五章“财产”：“要讲中国的经济制度，我们得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1。先用鸟瞰的手法，揭示历史上经济制度的大纲，这样读者一看就明了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和财产所有权的演变情况。

由于通史浩繁，难以全盘涉及，幸而吕先生此书除了博通之外最大的优点便是其独特的视角与观点，在此，笔者主要想针对其中的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一、“汉化”与南方风气的转变，二、选举与贵族制的演变。

第一、“汉化”与南方风气的转变

“军事来说，一直是北方以节制胜，南方以强悍胜，直至东晋时才形成北强南弱的局面。”2直至三国时期，吴蜀的强守也部分基于南方风气的强悍。“而自东晋以来，此种风气，亦潜移默化，谈玄学佛，成为全国文化的重心。”3。江南在东晋以前为什么会形成强悍的风气？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由民族的经济方式、共同的生活经历所形塑。强悍风气的转变实际上体现了经济与文化类型的转变，精于农耕的民族会带有农耕文化的特性，而“强悍之风”则常常用来形容游牧民族或农业欠发达的民族。此观点的提出体现了吕思勉先生的敏锐、会通。但是，仍不能使我感到满足，为什么南方的风气在东晋时期会产生如此宏大的变化？清末刘光汉认为五胡乱华和汉族的南下以及南北水利便利与否是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虽然这种解释较为中肯，但是仍没有解释：衣冠南渡在何种程度上重新塑造了南方的文化？南方“闾里小人”与“冠冕君子”是否具有差异性？差异性究竟在哪？“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4从颜之推的对于南北方语言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南方的卿相士大夫文化与民间风俗是有差别的，颜之推是如何来评判这种民间与卿相文化间的差异性的呢？“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5衣冠南渡，在东晋之朝皆为士族，他们是汉文化的代表，而染吴越之气的闾里小人很明显是指没有完全汉化的吴越之地的少数民族土著居民，在颜之推看来他们是南方文化的污染源。“在北方剩余的汉族被认为是没有骨气之辈，他们柔顺的与新来的异族杂居一处，后来自然彼此通婚。”6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晋以来，对江南文化

1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绪论p4

2同上书P391

3同上书p412

4《颜氏家训》卷七《音辞篇》

5同上书

的称颂，很大程度上是对南方汉化的认可。而北方在五胡乱华以后长期处于少数民族（至少是汉化的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汉文化受到“夷狄”习俗的污染及异化，没能得到有效地传承与发展，而汉文化却意外的在南方扎了根。“汉以来特别是永嘉之乱后北人的大规模南迁，使南方经济得到加速发展，这不仅仅是南北要素的物理性相加，而是一种化学反应，即汉魏西晋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室南渡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与以江南文化为核心的南方文化兼容混合，最后演化为一种新的文化，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1正如吕先生所说“内乱是招引外族侵入中国的，又是驱逐本国人流移到外国去的。”而永嘉南迁大约是先生所指的第一种情况：“外国的文明程度低而人数少，而我们移植的人数相当多时，可以把它们完全同化。”

汉化对于少数民族自身来说意味着什么？历史告诉我们：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往往成也“汉化”，败也“汉化”，在接受汉文化之初，异族首领往往显出汉化的励精图治之风，和宽容、极富远见的政治胸怀。如隋文帝、忽必烈．．．．．．然而在该民族被基本汉化后，渐失游牧民族的彪悍之风，不由得显出萎靡之状。这些往往为后来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所深感忧虑。“弘历强调，再不能对满人中的无赖之徒表现出特别的仁慈了。在本朝初年那个伟大的时代，道德水准要高得多，这样的人似乎还值得改造。但随着满人人口数目的增加，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渐染恶习，浮靡嚣薄，诸失国初浑厚之风’。这些人‘希图安便’，已经‘几与汉人无异”2。在乾隆眼中，深受汉化的满人已经失去了游牧民族自身的诚实、勇敢、节俭、毅力，堕落的与汉人无疑了。这当然不仅仅只是乾隆一个人的忧虑，至少代表着大多数被汉化的少数民族首领共同的心声。汉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在古代乃至近代常常被用来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它究竟包含着那些具体内涵呢？首先，我们从少数民族的视角来看，至少包括农业耕作方式，及农业剩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活跃的商业。从异族首领对东晋以来被日益汉化遂成最具汉文化特点的江南的又献又恨的态度可见一斑。“江南士民风尚本来便浮靡喜事”，再加上官吏姑息放纵，遂致“渐染日深”，以至于达到“牢不可破”之境地3。

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首领对于繁荣的商业所产生的道德败坏有着如此深刻的担忧，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也显现出了相同的忧虑。孔子、韩非子、墨子．．．．．．尽管政治主张不同，但是对于这个背弃三代以上美好品德，一心逐利的社会都显示了不满以及改革的意图。孟子主张“平均地权”，韩非子主张“节制资本”，一个关注农业，另一个则把焦点放在工商业上，然而，本质上都是反对农业迅速发展过程中所必然伴随而来的兼并和资1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

2孔飞力，《叫魂》，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p96

本扩张现象。这种试图把“乱世”扭转回“小康”时代的改革尝试一直延续到王莽时期，正如先生对王莽改革的评价中所说的那样：“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稍微失败。因为王莽所行，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意见，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意见”1。战国以来私有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三代以上的原有社会组织形式，产生出与封建列国时期相异的思想、伦理、经济形式，因而被孔子看做是“乱世”。封建时代是井田制基础上的伦理本位社会，“统治者阶级的精神，最要紧的有两种:一是勇武，二是不好利”2。这大约是由社会经济形式与封建时代的贵族政治所决定的。“在政治体制不尽完善的贵族政治的国家中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情形，即贵族们虽然富有，却不允许他们任意花费：与节制精神相悖的奢侈是必须摒弃的，因此，在这种国家里只会有得不到任何财富的极为贫穷的人以及非常有钱但不得任意花费的富人”3。孟德斯鸠所论述的贵族政治与奢侈的关系在我看来同样的适用于对中国的封建时代的分析，在生产力水平极为有限的上古时代，很难让人相信纣王能够奢侈到哪里去，无非是喝喝酒、吃吃肉，不要说与后世的皇帝相比，就单单是石崇、王恺之流也必然使其相形见绌、望而兴叹了，可是，为什么就被后世历久弥新的定性为惨无人道的暴君典型，而不可翻身了呢？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贵族政治下的社会保留了“大同时代”氏族社会的烙印，“当此时代，只有所谓君大夫，原是征服之族者，拥有广大封地，收入甚多，与平民相悬绝。此外，社会各方面的情形，还无甚变化．．．．．．然则社会的内部，还是和亲康乐的，不过在其上层，多养着一个寄生者罢了”4。此社会是谓之“小康”，社会内部仍保留着一定程度的公有成分，并在此经济条件下形成了节俭、互助的时代精神。而纣王的奢侈行为是与当时的伦理道德精神所违背的，自然成为万夫所指的罪恶典型。这也是三代时期的伦理道德的构成要素。春秋时期齐桓公葵丘会盟，相约各国不准把水祸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在经济上相互合作，在政治上维持宗法统治，这些在商业繁荣、资本迅速扩张的战国时期都被看作是匪夷所思的，更不用说打着仁义之师旗帜而终于败北的宋襄公了。达恩顿在《屠猫记》中说过，“当我们无法理解一个谚语、一个笑话、一项仪式，或一首诗时，我们便知道自己正触及某些事物。选取文献中最使人难以索解的一面进行考察，我们或许可以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战国时代的人难以理解宋襄公的行为，嘲笑他痴傻，实际上是不明白春秋时期与之相异的意义体系。封建时代的伦理本位社会向战国、秦汉的资本社会转变，封建

1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p89

2同上书，p65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的时代精神过去了，社会阶级以贫富分。商业资本的发展完全打破了原有的伦理道德体系，游士在列国之间奔走，全无道德意识。商业的繁荣、资本的发达遂成为汉农耕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大量剩余）所不能避免的。而少数民族较之落后，往往保留了氏族社会的公有制度，在均贫、尚勇的道德约束下，其统治者难免视汉化为畏途，犹恐腐化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我们可以相信东晋以来，江南与江北在经济文化上体现出来的对立实际上不是地理空间的对立，而是更深层次领域的发展水平上的历史性差异。

第二、选举与贵族制的演变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显著地差别：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期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时期。”1其中，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是由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的转变。这又与选举制度密切相关，由魏晋到宋朝，选官制度经历了九品中正法向科举制的转变，科举制的考试内容又经历了由带“人格主义”、“抡才大典”倾向的帖经、诗赋向“实务主义”的策论与经义的转变，科举取试成为主要的选官手段。在此过程中，贵族的政治、社会势力逐步消退，直至晚唐诗人刘禹锡有感而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对于内藤湖南的观点，吕先生在本书选举一章中也做出了回应（但极有可能是不自觉的回应）。“在官吏登庸法上，看做唯一选拔人才之途，怕还是宋以后的事”2。内藤湖南主要针对的是唐宋时期选官制度与贵族政治的关系。在魏晋之前呢？追溯到三代时期，选官制度经过了怎样的演变？它与贵族又有怎样的相关性？这些问题在吕著中国通史中却得到了较好的回答。

“选举制度，在三代以前，是与世袭并行的”。吕先生认为俞正燮在《乡兴贤能论》中对于三代时期的选官制度说的最好。“古代的选官，是限于士以下的，大夫以上是世官，也就是贵族世袭制”3。一方面上层政权是由征服部落所占有的，不容许被征服部落去染指。另一方面，在士以下之地方，保留了专制制度未兴时期的原有民主制的残余，这就形成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与差异，上层政治是世袭与专制的，下层社会却是选举与民主的。“专制政体兴起后，只是把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加于其上，而于此等团体固有的组织，并未加以破坏，所以其首领还是出于公举的，不过专制的

1《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译》第一卷，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年，p10

2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p117

政府，也要加以相当的参与干涉罢了”1。随着世袭贵族的腐化，主政者开始由乡间选用贤能，这就是《礼记·王制》中所说的制度，“是乡论秀才，升诸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诸学位，曰俊士。既升于学，则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2。这就使得乡间的选举制度不断地向上层政治领域扩散，如同吕先生所见，政治总是服从于社会的。贵族政治地位的衰退在战国时期达到高潮，“君主和游士相结合，以打击贵族。”这点我们从很多战国时期游士的言论中都可以的到证实，在此不多例举，只举出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李斯的《谏逐客书》：“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3至西汉之时，遂成布衣将相的局面。

上层政治领域确是如此，乡以下的组织机构状况是怎样的呢？贵族是否就至此消失在中国的政治、社会舞台之上呢？我们以今天的知识来看，当然知道，答案是否定的。魏晋乃至隋唐又重新回到了贵族制，“王与马共天下”君权与贵族权力在可能的范围内达成了又一次的协调。很多学者在论及魏晋时期门阀贵族势力的膨胀时都归结于陈群的九品中正制，但是，一种政治制度的确立往往是建立在社会的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之上的，而不是基于某个天才级的人物的一时灵感，政治作为社会的反应，往往具有滞后性。我们可以猜想，至少在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确立以前，贵族的势力就已经在社会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要全面了解魏晋时期贵族势力的消长，我们不得不回溯到两汉时期的社会状况。九品官人法规定：在各州置大中正，各郡设中正，依据品行，将所管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并通过乡评在政治上给予相应等级的官职。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贵族的特殊地位分为社会性和政治性两种，前者是自然形成的并通过乡评得以体现，后者是通过官评在累世公卿基础上形成的。至于，到底是社会性决定政治性还是政治性超越社会性呢？内藤湖南没有给出一个恰当的解释。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两汉时期具有政治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一个阶层：“三老”。三老在两汉时具有“非吏而得与比吏”的特殊身份，“三老的这一身份，使他们在民众的心目中，被视为自己身边最具亲和力同时又最具权威（并不一定最具权力）的官方代表，而在国家一方，他们作为国家有意树立并未法令所认可的地方社会领袖，是基层社会中政府可以信赖的首席民意代1同上书p112

2《礼记·王制》

表。”1这大约是由刘邦创立的。三老是“由国家通过选任程序和相关待遇使地方社会合乎条件的自然领袖（地方豪强）成为国家认定的地方社会权威。”它代表了政府的意识形态要求，在地方上起教化的职能，渐渐地，作为由政府所认可的地方性领袖，三老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这种社会性不断地有与政治性相结合的趋势，最终在魏晋时期通过品评郡望而与仕途官职相结合。这与三代时期地方社会向上层政治扩散的情况类似。却对贵族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前者，直接的促使了贵族势力的下沉，后者，却滋长了贵族门阀的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