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鉴赏研究性学习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研究性学习

第一篇：

中国古典文学概述

描述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内容和基本特征，首先要尊重中国古典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如其直接表现就是不同文体的消长，同时必须考虑其所表现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时代性、空间性差异。从此角度来看，中国文学在不同朝代表现为不同文学体裁的兴盛或衰落：尽管在同一时代，各种文体都存在并发展，但是，一个时代常常是一种特定文体特别兴盛。按照上述标准，我们大致将中国文学的发展划分为如下这些段落：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近代、现当代。

如果将审美界定为文学活动的本质特征，那么，在人类还没有使用文字记录之前，文学活动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后代才记载下来的原始神话和原始歌谣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学。神话传说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于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今天看来其认识是不科学的，却反映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发育，其强烈的情感体验和丰富的想像代表着中国文学精神的萌生。《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堰（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根据学者已有研究成果，人类在史前时期确实曾经遭受过大洪水的灾害，如何治理水患是事关当时人类生存的重要问题。这则神话将治水简化为父子二人的成或败，这种人格化、故事化的思维是人类原始文明时期的思维，也是人类审美思维的基本特征。《吕氏春秋·音初》记载的涂山氏《候人歌》和夏孔甲《破斧歌》，被认为分别代表着南音和东音的起源。

先秦文学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出现，并逐渐脱离巫术、宗教以及歌、舞艺术而独立发展，文、史、哲未分。

原始歌谣的进一步发展，后来就出现了《诗经》，当然《诗经》只是当时产生的众多诗歌作品中的一部分。《诗经》最后编订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作品，其产生地域广泛，主要在北方中原地区，约相当于今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以及湖北北部一带；作者既

有上层贵族，也有平民，可见是经过刻意的搜集、整理才编订成书。古代一直传说周朝有“献诗”、“采诗”的制度；汉代人还认为，《诗经》曾经过孔子的删定。其按照风、雅、颂分为三类，一般认为，这三者主要是音乐曲调上的区别，不过包含着内容上的区别：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就是各地区的音乐；雅，即正，指朝廷正乐；颂，则是宗庙祭祀音乐。这些诗歌作品被采集编订起来之后，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主要工具或教材，春秋时期诸侯国间外交使节往来应酬，往往赋诗言志，断章取义；其最早称为《诗》，因共有305篇而被称为“诗三百”，后来被称为“经”或“诗经”，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其内涵被重新解释，在汉代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不同朝代的学者解释差异也很大，有的理解或解释是牵强附会的。抛开后代人的解释来看，《诗经》所载录的诗歌深刻地揭示了西周初至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政治、经济、军事到世态人情、民俗风习，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快乐与悲伤。

雅、颂集中反映上层社会的政治文化活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歌颂先祖，具有史诗的性质。小雅则反映了朝廷君臣政治活动，如《鹿鸣》第一章：“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再现了君臣宴饮的热闹场面。“国风”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民间劳动生产以及日常生活。中国古代的种植农业起源很早，《豳风·七月》真实、丰富地表现了农民一年劳动过程和生活情况，种田、养蚕、纺织、酿酒、打猎、藏冰、修筑宫室，在看似客观的咏叹中流露出他们的哀怨和不满。《魏风·伐檀》则反映了劳动者在辛苦的劳作中对于剥削者不劳而获的讥讽。《诗经》还反映了当时的家庭生活和男女爱情，《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是思妇对久役不归征夫的深情思念，《邶风·谷风》、《卫风·氓》则是对于负心丈夫的声讨，当然更多的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歌咏：《周南·关雎》辗转反侧的单相思，《硕人》则是情人眼中出西施，《邶风·静女》则是约会不至的抱怨，《郑风·子衿》抒发了“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相似之苦，《秦风·蒹葭》在如梦似幻的景物之描写中表达了对于恋人的渴望。《诗经》诗歌艺术很质朴，在句式和章法上多采用复沓的形式，反复咏叹；其广泛使用以彼物比此物、触物起兴的比兴手法，如用雎鸠的成双结对来反衬人的孤独（《周南·关雎》）、用娇艳的桃花来比喻盛装而羞涩的出嫁新

娘（《周南·桃夭》）等非常贴切，而《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和《小雅·采薇》“昔日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描写，实际上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于后代诗歌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其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社会意识和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和长于比兴的艺术形成了偏重于抒情的诗歌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散发出恒久的魅力。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战国时期，在南方长江、汉水流域的楚国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兴起了楚辞，诸侯国互相兼并的时代环境和独特生活经历、个性品质，使得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屈原，名平，生活于战国后期。他出身于楚国贵族，曾任楚怀王左徒，具有很卓越的政治器识，“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忠君爱国却遭到奸臣嫉妒，昏庸的楚怀王、顷襄王听信谗言，屈原先后被流放到汉北和江南，最后投汨罗而死。《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诗。一般认为，诗题“离骚”就是遭遇忧患的意思；诗歌表现了自己政治上遭遇的不公平的待遇，批判了楚国政治的黑暗腐朽，抒发了忠君爱国的感情。全诗缠绵悱恻，感情强烈，迸发而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叙述了自己的出身与经历，自我剖解，表现“内美”的修养、安邦兴国的才华，但是，奸臣的诬陷和君主的昏庸使自己遭受冤屈，尽管如此，他仍然表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显示了坚贞的意志和顽强的抗争精神。后一部分进入想像世界，诗人先向重华（舜）陈述胸中苦闷，然后“周游上下”“浮游求女”，都没有遂愿，诗人在极度失望中准备放弃追求而远行，但是，一看到故乡、故国，他却难以远行。这些象征性的叙事进一步抒发了诗人的爱国之情，也揭示了诗人选择的艰难和灵魂的煎熬，显示了生命的深度，富有强烈的感染力。《九章》是一组抒情诗，包括《惜颂》、《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篇作品，内容和《离骚》接近，感叹身世，言志抒怀。其中《橘颂》赞美橘之“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的精神，其实是托物言志，自我砥砺。另有《九歌》有11篇作品，反

映了楚地的巫祭文化风俗，其中《国殇》表现了爱国将士奋勇捐躯为国杀敌的英勇顽强；《湘君》、《湘夫人》刻画了神鬼幽微绵渺的爱情，后者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凄茫的秋光水色，和湘夫人望穿秋水、望眼欲穿的心理相配合，构成了优美、惆怅的意境。《天问》是一首奇特的诗，对天发问，列举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探讨宇宙社会万事万物变化的内在规律。这首诗既是屈原在“忠而见谤”后对于社会公平性的质疑，也是可以说代表了人类逐渐告别蒙昧的理性思考。

屈原之后还出现了深受屈原影响的楚辞作家群，如宋玉、唐勒、景差等。宋玉的《九辩》继承了《离骚》的抒情传统，在秋景的描写中把个人的身世之悲和对国家命运的关怀之情联系在一起，情景交融，感人至深。

屈原及其楚辞创作是楚文化开出的奇葩，在形式上、艺术上有着自身的特点：句式自由变化，多用“兮”字；多使用象征意象，最典型者就是象草、美人，想像力丰富，辞藻缤纷富丽，感情热烈奔放。屈原本人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坚持真理、九死不悔的人格情操和爱国爱民的精神品质，对于后代知识分子人格有着深刻的影响。屈原及楚辞的兴起是承接《诗经》之后先秦诗歌的二度繁荣，风、骚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和传统。

先秦文学除了诗歌之外还有散文这一流脉，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记事文字，后人载录的《尚书》和《春秋》则是完整的记言、记事文。《左传》、《国语》、《战国策》代表着历史散文的成熟；从《论语》、《墨子》到《孟子》、《庄子》再到《荀子》、《韩非子》则反映说理文的发展及其成熟。

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还不能算作完整的文章，《尚书》所载录文献有些虽然在产生时间上和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比较接近，但是它们经过后人追述、整理，已经是结构完整的文章，单独成篇，主要是帝王的讲话和训令，文字古奥典雅。《盘庚》记录商王盘庚迁都于殷遭到臣民反对，他为说服众人而发表训辞，在后人看来语言古朴艰涩。《春秋》本来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记载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它按时间顺序编排、叙述历史事件，虽然语言简约，但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往往在字里行间寓褒贬倾向，追求含蓄、言外之意，古人称之为“皮里阳秋”，表现出作者维护周礼、

反对僭越的思想立场，后代文章家赞之为“春秋笔法”。《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传说是左丘明为传述《春秋》而作。记事基本与《春秋》重合，但内容详尽，作者还直接表达对于历史事件、人物的评论，具有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其叙事最突出成就是描写战争，一般不局限于战争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的性质、起因及其后果，显示出作者高超的政治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例如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和《曹刿论战》。《国语》主要是春秋时期的国别史，是各国史料的汇编，记言多于记事。《战国策》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春秋》、《左传》、《国语》较多地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战国策》更多地表现出纵横家的思想。其突出成就是刻画了一系列士人形象，栩栩如生，如纵横之士苏秦、张仪，勇毅之士荆轲、聂政，高节之士鲁仲连，等等。《战国策》的语言长于铺陈排偶，议论纵横，铺张扬厉，大量使用寓言故事，文采华赡，文风横肆。

《尚书》中的记言文字，如《盘庚》已具有说理因素。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王纲解纽，分封制度解体，诸侯纷争，议论蜂起，百家争鸣，出现了以说理为主要特征的诸子散文的繁荣。《论语》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生前言行的记录，各篇短小简约典雅，记事记言中贯穿着一定的主题。《先进》篇“侍坐章”详细记载了孔子与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的谈话过程，叙述清晰，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各不相同的思想性格，言近旨远，词约义丰。《墨子》仍然是语录体，不过，已经显示出向专论过渡的迹象，主题集中，篇幅加长，层次井然，结构完整。《孟子》则载录了孟子辩论的情况，反映出孟子刚正不阿、大胆泼辣的个性；《孟子》长于论辩，使用逻辑推理，善于使用寓言、比喻、排比，气势充沛。庄子的批判精神和追求自由的思想，赋予《庄子》突出的文学品质，而《庄子》寓言丰富，想像奇特，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瑰伟奇丽，富有表现力。《荀子》和《韩非子》都是系统的专论。

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以其开创性的深邃思想，引导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具有经典的意义，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它们还不是自觉的文学创作，但是叙事的简约、说理的透彻对于后代文学影响深远。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王朝，结束了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的局面，确立了一人独尊的皇权专制，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无论是秦朝的焚书坑儒，

还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逐渐也被定于一尊。在这样的环境中，文学活动既表现出一定的实用性、功利性倾向，也表现出那个时代特有的自信之心和磅礴之气。

赋继承了多种文体因素，借鉴了楚辞、战国纵横策士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文风以及史传散文的叙事手法，还融入了诗歌因素，成为一种新的文体，介于诗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汉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终汉之世骚体赋亦绵延不绝。枚乘的《七发》标志着用对话结构篇章、长于铺陈、辞藻丰富、“劝百讽一”的新体赋――大赋的正式诞生，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子虚赋》代表着新体赋的最高成就，两篇赋都歌颂汉朝天子的声威。西汉后期辞赋代表作品则有王褒的《洞箫赋》和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东汉初班固的《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张衡有《二京赋》。继承西汉贾谊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扬雄《逐贫赋》创作传统，东汉抒情赋勃兴，纪行赋代表作有班彪的《北征赋》、蔡邕的《述行赋》；述志赋则有张衡的《思玄赋》、《归田赋》和赵壹《刺世疾邪赋》，《归田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描写田园之乐的作品，也是第一篇比较成熟的骈体赋，代表着赋体文学向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转化。

从秦到西汉是中国古代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时期，《文心雕龙》所论列散文诸体在汉代都已成立。秦国的吕不韦招集门客杂取诸家思想而编辑成《吕氏春秋》，李斯以游士身份上书秦王《谏逐客书》，辞采华美，排比铺张，挟纵横策士遗风，兼具汉代大赋之丽。汉初以黄老思想为统治政策，并且分封诸侯，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战国士风，议论时事，政论文流行，陆贾著《新语》，直陈政事；贾谊《过秦论》见解独到，感情充沛，语言流畅；晁错《论贵粟疏》立论深刻；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撰成《淮南鸿烈》，宣扬道家思想，博奥深宏，多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说理，颇有文学性。司马迁出身史官家庭，关心时事，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勤学博览，漫游调查，完成了体制宏大的通史巨著――《史记》。《史记》是一部开创性的史书，发凡起例，其纪传体奠定了我国古代正史的体制形态；其见解深刻、独到，“寓论断于序事”（顾言武《日知录》卷二十六），总结了三代至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经

验与教训，具有批判精神。《史记》也是一部感情充沛的文学作品，其“本纪”、“世家”、“列传”描写人物最为生动，如项羽的刚愎自用、刘邦的机制灵活以及无赖（《项羽本纪》），性格鲜明；文章构思精妙，结构缜密，互相照应；司马迁将个人悲剧性的生命体验渗透在客观的史学描述之中，行文中包含强烈的感情色彩，具有浓郁的悲剧氛围和突出的传奇色彩，如《屈原贾生列传》，画面宏阔，意蕴深邃，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影响深远。东汉初班固缺少司马迁的刚烈个性，其在前人基础上完成的断代史《汉书》与《史记》疏荡往复、轻灵多变的笔法不同，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评品人物平实合度，为后代史书示范。东汉中后期出现大批政论著作，代表者如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以及崔寔《政论》等，延续西汉传统，议论时事，但文章气势稍弱。

汉代一直有不自觉的歌唱，如刘邦《大风歌》、刘彻《秋风辞》，而很迟才出现作诗，文人只是用心于辞赋，政府受到采诗说的影响而设立专门的机构“乐府”广泛采集民间音乐，或娱乐，或观风知政。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继承了《诗经》关注现实的传统，呈现了当时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以及当时人的生命意识。《东门行》反映了百姓为饥饿所迫铤而走险；《陌上桑》揭露、讥讽了官吏的贪淫；《上邪》表现了爱情的热烈。《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梁代徐陵编纂的《玉台新咏》，是汉代民歌，它反映了汉代的家庭矛盾，是一曲爱情悲剧，篇幅巨大，叙事生动，是古代少有的长篇叙事诗。汉代乐府民歌是《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代表着叙事诗的成熟，在五七言诗歌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东汉大一统政权的崩溃，政局动荡，三国鼎立，南北分割，门阀纷争，思想解放，儒学失去一尊地位，玄学兴起，佛学传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生了巨大变化：生命意识高涨，“人的自觉”导致了文学的自觉，认识到文学的抒情本质，自觉追求形式美；作家的个性在文学创作中得到比较充分的表现；文人创作重心由辞赋转向诗歌，诗歌逐渐成为主流文学体裁，五言诗流行。

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但实际权力掌握在曹操手中，汉朝名存实亡，无论政治还是文化，此时实际是魏晋南北朝的开始。随着曹操逐渐统一北方，当时优秀文人先后汇聚于其幕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

的文学集团，除了曹操与曹丕、曹植父子之外，有王粲、刘桢等，其中知名者是“建安七子”。他们成长于乱世，不再拘束于儒学，思想通脱、务实，他们的诗歌以五言为主，内容丰富，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悲剧色彩以及突出的形式美追求是他们创作的时代风格，这也是古人所称颂的“建安风骨”的内涵。曹丕的《燕歌行》是最早的成熟的七言诗；曹植是建安之杰，其《洛神赋》表现洛神凌波微步的轻盈，寄托政治怅恨，显示出杰出的文学才华。曹魏后期，易代之际，权臣争权，政局黑暗，出现了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阮籍忧谗惧祸，其《咏怀诗》语涉时事却出言玄远，风格含蓄蕴藉。西晋建立之后，出现太康诗人群，诗风繁缛。左思《咏史》诗，抗议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抒发寒士的不平。西晋末期，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东晋偏安江南，玄佛合流，玄言诗大盛。晋宋之际，陶渊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从田园中找到了精神的自由，开创了田园诗这个诗歌类型，创造出古典诗歌史上最早成熟的诗歌意境，他还将自然提升为诗歌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其代表作；谢灵运由写意到摹象，发现了山水之美，山水诗从玄言诗中逐渐独立出来。在刘宋“元嘉三大家”中，鲍照不同于贵族出身的谢灵运、颜延之，他根据自己在门阀社会中遭压抑的生活体验学习民间乐府，创作了以七言为主的组诗《拟行路难》，表达寒士的愤懑，具有奇矫凌厉险俗的风格。晋宋之际一反玄言诗“质木无文”，承续建安以来“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探讨诗歌的形式美及其创作技巧，到了南齐永明年间（483－494），以沈约、谢朓、王融等宫廷文人为代表的“竟陵八友”，自觉地将声律和对偶等技巧运用于诗歌创作，探索声律配合和谐的内在规律，创造出新体诗，后人称之为“永明体”；永明体诗人并没有留下特别优秀的作品，相反，齐梁宫廷文人使用这种语言技巧创作的宫体诗浮靡轻艳，价值不高，但是，它是汉魏古体诗歌向格律诗发展的一个突破。当诗歌和南朝宫廷生活日渐颓靡沉沦，北方却流行着淳朴、刚健的民风及其民歌，所以，从梁朝宫廷流徙到北方的庾信意外地承担了南北文风融合的历史使命，他饱尝分裂时代特有的人生不幸，却创造出“穷南北之胜”（倪璠《庾子山集题辞》）的文学硕果，《拟咏怀》诗二十七首叹恨羁旅、忧嗟身世，南朝诗歌的清绮与北方文化的刚劲结合起来，确立了诗歌革新与前进的方向。

随着文学自觉而来“以情纬文”、为文求丽的倾向不仅表现在诗歌之中，辞赋也开始抒情化、小品化、美文化，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皆情韵悠长；大赋也出现诗化，抒情写景，情景融合，如谢惠连《雪赋》、鲍照《芜城赋》、江淹《恨赋》和《别赋》、谢庄《月赋》等，如《别赋》写恋人分别：“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庾信《哀江南赋》，题目取自传说是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庾信自述此作“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与其晚年诗同调。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诗歌、辞赋乃至实用性的散文都普遍追求对偶、典故、辞藻等的使用，发展成为骈体文，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论创作中的心物关系：“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英乱飞。”语言的排偶流畅与诗情、画意正相益得彰。

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一直占主导地位，表现在文学观念上讲究美刺比兴或文以载道，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追求个人抒情，追求美文，实在是中国文学史发展难得的一段曲径；尽管其流荡而忘返，过犹不及，大多数作品思想性不高，其理论上探索的意义大于其实际创作成就，但是，考虑其对于唐诗的前驱意义，我们不能不认可魏晋与六朝文学的特殊贡献与价值。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军事强大、思想兼容并包、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时期，隋朝是其序曲，五代乃其尾声。隋唐五代的文学具有鲜明特征：正是在上述背景上辞赋被诗歌取代，退居次要文体，出现了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并诞生了“盛唐气象”，同时，一种新的以燕乐为背景的音乐文学――曲子词诞生并完成了文学化，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文言形式的传奇出现并繁荣；散文发展改变了六朝以来美文化、纯文学化的趋势，回归“古文”传统。

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诗歌是其“一代文学”的标志。唐诗的发展存在不同的段落，历来有四唐说或五唐说，就是将唐诗历程大致划分为四段或五段，

四唐说包括初、盛、中、晚，五唐说是在盛、中唐之间增加一个转折过渡阶段。初唐诗歌创作是一直延续着六朝宫廷诗风，以宫廷帝王为中心，讲究诗歌技巧，完成了近体诗的诗体建设，而宫廷斗争一部分文人抛离歌功颂德的创作惯性，“文章四友”和沈、宋才创作出他们最好的作品，同时，科举制度的实行调动了寒士的参政热情和希望，初唐四杰和陈子昂都是在此背景下走向历史的前台，他们自觉地批判宫廷诗风，将北朝文学的刚健之气和南朝文学的清新明丽、汉魏风骨与六朝绮丽结合起来，迎来新的诗歌时代。开元十五年前后，盛唐诗歌群体出现，创作《春江花月夜》的张若虚等“吴中四士”是盛唐之音的先声，他们风流潇洒，浪漫不羁；王维、孟浩然等表现了山水田园的静谧明秀之美，高适、岑参等表现了边塞生活的瑰奇壮伟、豪情慷慨，这两类题材分别代表了盛唐诗人人格追求的两个层面――既追求精神的自由、人格的高洁，也追求建功立业。“诗仙”李白以其天纵之姿挥洒笔墨，信笔琳琅，喷玉吐珠，呼风唤雨，追求个人实现，展示了盛唐人特有的豪放飘逸、自由奔放，其诗如行云流水又变化万千，如出水芙蓉。盛唐诗歌唱理想，精神浪漫，激情洋溢，气象高华，骨气端详，清新自然。天宝后期，社会矛盾激化，终于引发了安史之乱，盛世如落叶飘零，使用如椽巨笔反映这场历史转折的是“诗圣”杜甫，他带着盛唐人的热情和责任直面惨淡的人生，忧国忧民，将律诗内涵丰富的长处充分开掘出来，创作出《春望》、《蜀相》、《登楼》、《登高》、《秋兴八首》等名作；直接表现战火中涂炭的生灵，创作出以“三吏三别”为代表的“诗史”作品。稍后活跃于京城的大历诗人群，因社会衰败而心绪彷徨，气骨顿衰，偏爱夕阳秋风。中唐中兴，与此呼应诗坛上出现了追求新变的风气：韩愈、孟郊、李贺等，师承杜甫奇崛、散文化的创作经验，崇尚奇怪，甚至以丑为美，形成了韩孟诗派；白居易、元稹以及张籍等，则学习民间乐府，追求通俗甚至世俗，形成元白诗派，怪与俗构成了中唐诗风相反相成的两极。最终牛李党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这三大矛盾彻底消耗了王朝元气，长庆以后，中兴成梦，诗人不得不无奈地放弃追求，放逐自我，自甘沉沦，在男女之情中寻找寄托，在苦吟雕琢中打发时间，在歌咏黄昏中消耗生命，最终迎来了唐王朝的终场，李商隐、杜牧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代言人。

六朝后期以来，散文骈体化，初盛唐只完成了诗歌革新，散文领域依然骈体流行。天宝后期，李华、萧颖士等人重新提出重视政教的文学主张；到了中唐，

韩愈、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将文风改革与政治改革结合起来，提倡“不平则鸣”，要求散文表现现实人生遭际，成为当时儒学复兴思潮的重要部分，产生了巨大声势，骈体文才退出文坛。六朝后期文、笔之辨析，是纯文学观念发展的结果，而韩愈等使用“古文”、“文章”代替“文”，重新回到杂文学传统，这显然是一个倒退，却奠定了此后古代散文发展的方向和格局。

词体的出现与词体文学的成熟是唐人留给宋人的最大“礼物”。通过北朝少数民族引进，燕乐进入中原，词本来民间歌伎是配合燕乐歌唱以娱乐，选诗配乐、依调填词，都是为了歌唱；中唐以后，城市经济的发展，文人沉沦于下层社会，接触歌伎，熟悉词体，并加入词的创作，同时，又难免使用诗歌创作的思维稳定、改变词体，完成了词体的文学化，使得词体成为一种长于抒情――特别是艳情的新的诗歌样式，西蜀花间词代表着词体的文学化，如温庭筠和韦庄词；南唐词代表着词开始文人化，如李煜词。传奇小说是在六朝志怪、杂史杂传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其产生的关键是六朝初唐之际前述文体要素的文学化、审美化，于是，诸文体要素逐渐脱离其原先实用功能，融合、转化成一种和诗歌、辞赋一样的反映现实人生、抒情写意的纯文学作品，代表作如元稹《莺莺传》、白行简《李娃传》、陈鸿《长恨歌传》、蒋防《霍小玉传》以及李朝威《柳毅传》、沈既济《枕中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等。

唐代文学以诗歌的成就最高，从而确立了“诗国”之誉。唐诗以及其他文体的变化、演进都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结果，其富于理想色彩，更抒情，更外向，一旦时过境迁，其文体必然发生变化，比如传奇在宋代作为一种文体虽然存在，却失去了独特的艺术神韵。

宋代有鉴于唐代武人干政、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广开科举之门，同时，印刷术发明，共同造成了文人队伍的扩大与文化的普及，日常生活的优遇降低了个人追求的理想性，和唐人的高歌理想相比，宋人难免流露出一种平民性或世俗性，这集中表现为宋诗的文化品格；外侮不断、积贫积弱的时局，使得文人更加关心政治，追求文学与政教的关联，形成了宋代散文中正、平和的品格――上述特点其实是中唐以来诗、文发展趋势的放大。心理上不再有出、处矛盾的宋代文人，在宋代城市经济的畸形繁荣背景下，将目光投向生活，曲子词自然引发了他们的兴趣，吟风弄月，儿女情长，是他们的享受，也是他们的创造。

宋诗是自觉的从学习和模仿唐诗开始的，从宋初到北宋中叶，他们先后选择白居易、姚合、贾岛、李商隐、李白作为典范进行学习；直到发现了韩愈和杜甫，他们自觉地学习杜、韩并放大其艺术经验――题材向日常生活倾斜，表达上追求散文化和议论，描写细致，从而建立起宋诗风范，这个工作是由梅尧臣、欧阳修等人完成的。梅尧臣《东溪》诗中名句“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描写刻露，偏离唐诗的丰情神韵，枯涩之中颇见老健，以思理取胜。苏轼是古代罕见的艺术全才，他的诗歌善用比喻，纵意所如，触手生春；对人生持有达观的态度，能够超越困难、解脱苦难，如《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发现妙理和乐趣，如《饮湖上初晴后雨》所写，湖上初晴，水光潋滟，可是“后雨”，但是，他却没有计较，反而发现了雨中西湖的美：“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漠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风景美丽多姿，也表现了诗人宽容平和的襟怀和热爱生活的积极态度。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是在苏轼的影响下出现的，苏轼才情卓绝，随意挥洒，而黄庭坚则将其艺术经验规则化为技巧或法度，刻意生新。南宋时期，山河破碎的形势改变了江西诗派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兴四大诗人”陆游的爱国诗歌、杨万里“诚斋体”的活泼自然，范成大的田园生活等，都以全新的艺术特征丰富了宋诗的面貌。南宋后期，“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重新回归晚唐体，以姚合、贾岛为师，表现清邃幽静的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格局狭小，是末世之音。宋元之际，金戈铁马、保家卫国的生活造就了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等爱国诗，堪称宋诗的绝响。

词是宋代的“一代文学”。词在唐代尚属于“艳科”，到了宋代则发展为主要文学样式，增加了艺术表现力：宋初的小令较多；柳永则大规模写作慢词，反映市井生活。苏轼《水调歌头》、《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密州三曲”等，则“以诗为词”，极大地拓展了词境，提升了词的文学品位，开创了豪放派。周邦彦讲究技巧和规则，格律谨严，代表作《兰陵王·柳》抒发漂泊之感，今昔回环，情、景、事交错，备极吞吐之妙。两宋之际，李清照巾帼不让须眉，强调词“别是一家”，追求词体的本色当行，表现复杂、细腻的情感，代表作如《声声慢》。南宋中叶，辛弃疾“以文为词”，抒发人生苦闷，进一步拓展词境，留下了《摸鱼儿》、《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等名作；其田园词也是重

要的创造。岳飞、张孝祥、陆游的爱国词也重要的艺术珍品。姜夔、吴文英等词人则讲究艺术，抒写怅晃迷离的儿女情长，前者代表作是《扬州慢》表现黍离之悲；后者词作被称为“七宝楼台”，幽约深微，但失之雕琢。

宋代散文沿着中唐散文的道路而发展，历来说“唐宋古文”，其实，宋人的成就超过唐人。“唐宋八大家”中，六家出于宋代。中唐韩、柳提倡“古文”却彻底抛弃了骈体文的艺术经验，最终造成了晚唐骈体文的卷土重来。欧阳修等既采取古文作为主要的文体，继承古文的章法、句法等技巧和叙事、议论等功能，同时也反对刻意追求古奥、艰涩，突破了传统的文类界限，兼容了及其他文体的艺术经验，主动吸收骈体文在辞采、声律方面的长处，议论、叙事、抒情、写景水乳交融，提升了古文的表现力，开辟了古文发展的广阔道路。宋代散文风格丰富多彩，大家个性鲜明。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秋声赋》和《醉翁亭记》、曾巩《墨池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都是千古名篇；即使是短章小品，也写得诗意盎然，如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神情散淡却意味隽永。宋文整体的风格是趋于平易畅达、简洁明快，在韩文之雄肆、柳文之峻切之外开辟新境界，更加自然，更加贴近生活，更加贴近读者。

唐、宋文学历来并称，就是强调宋代文学对唐代文学的继承性，宋人学习了唐人却又发展了唐人，最终建立了自家面貌，无论诗、词、文，这不似处正是宋人的成就所在。

蒙古人的铁骑所向无敌，彻底踏破了南宋的复国之梦。元代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异族统治，不仅改变了中原的政治格局，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文学的巨变。大一统的政治促进了多种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客观上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蒙古族的征服者地位和草原文化特性，不仅冲击了中原的文明秩序，也消解了士人的精英意识。在如此特殊的背景下，散曲、杂剧勃然生发，叙事文学渐成主流。

元杂剧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戏剧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元代的戏剧活动，分为南北两个戏剧圈。北方戏剧圈以大都为中心，流行杂剧。代表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等。南方戏剧圈以杭州为中心，南戏与杂剧两个剧种相互辉映，代表作家有郑光祖、乔吉、高明等。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分别成为杂剧文学“本色派”和“文采派”的代表，并且成为戏剧文学史

上的经典。元末，杂剧开始衰微，产生于宋中叶的南戏复兴，以高明《琵琶记》为代表的五大南戏，为明清传奇奠定了基础。

元代的诗文创作比较平淡，虽仍在继承唐宋诗文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乏善可陈。散曲是元代抒情文学的新生力量和主流文体，分小令和套数两种。小令是单支曲，套数是由两支以上宫调相同的曲子联缀而成的组曲，也称套数、散套。散曲的形式比传统诗词更为开放自由，表现力极强。散曲的前期作家主要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张养浩等，风格以本色质朴、豪放泼辣为主；后期作家主要有张可久、乔吉、睢景臣等，风格以婉约蕴藉、典雅清丽为主。

元明之际，社会动荡，但国家不幸诗家幸，此时的文学创作呈现繁盛的局面，《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水浒传》的出现，从文体而言标志着长篇章回小说的成熟，从内容而言反映了这是一个崇尚英雄、人心思治的时代。这个时期的诗文创作同样具有较浓厚的社会现实意义，以高启为代表的“吴中四杰”记录了时代创伤；文学家兼政治家的宋濂、刘基，其明道致用、辅君化民的观念渗透于文学之中，为后人确立了道统轨范，同时其诗文思想也为后来的拟古之风打下了基础。明代政权建立后，朱元璋完成了由中央集权到君主集权的转变，政治上实行特务统治、思想上实行文化箝制，使明代前期文学创作整体上陷入沉寂。至明中叶，随着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具有离经叛道色彩的王学左派兴起，精英文人与市民的关系日益密切，文学的创作与接受主体形成一致的“世俗化”倾向，因而明代文学整体上仍是以通俗文学和叙事文学为主，小说、戏剧占据了文坛的主流。

明代中叶以后小说创作出现高潮，表现为题材广泛、体裁多样。长篇章回小说中，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公案小说等各种题材自成系列。其中吴承恩的《西游记》以奇幻美和诙谐美，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世情小说《金瓶梅》一改向历史和传说取材的习惯，把眼光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且以文人独立创作的方式出现，开创了新的表现方法，实现了审美观念的转变，成为古代长篇小说的里程碑。

明代短篇小说的主体是文人模仿民间话本创作的拟话本。代表作品有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警世通言》，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二拍”。这些拟话本侧重反映市民生活和市民趣

味，思想上打破了封建道统极其封闭的状态，文学上向描绘社会的世情小说转变。明代文言小说的创作也比较活跃，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都曾广泛流传。

戏剧方面，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渔的《浣纱记》、王世贞的《鸣凤记》三大传奇问世，一扫明代前期戏剧创作的道学气和八股气，打开了新局面。《宝剑记》以林冲故事为题材，使剧坛风气趋于刚烈。《浣纱记》是第一部用昆腔写作的传奇剧本，成为戏剧声腔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鸣凤记》直接以时事入剧，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给明后期传奇创作带来影响。明代戏剧创作的高潮当属汤显祖的《牡丹亭》，这是继元杂剧之后的又一高峰。该剧公开向封建礼教挑战，唤醒人们追求个性自由的意识，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它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华丽典雅的曲辞、幽微细腻的心理刻划，在艺术上带给人们震撼。《牡丹亭》之后较有影响的传奇作家作品有：孟称舜《娇红记》、吴炳《粲花斋五种曲》等。

明代的杂剧在体制上颇有革新，不再严守一本四折的要求，也不限定只用北曲。康海的《中山狼》、徐渭的《四声猿》较为著名。

明代中叶以后的诗文基本上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交锋中发展。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在弘治年间打着“复古”的旗号开展文学革新运动，嘉靖年间的唐宋派起而攻之；嘉靖、万历年间，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继承、发展复古主义，随后有以袁宏道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反击，他们以文学发展观为利器，倡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后湖北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继续高举反对复古的大旗。明末，复社、几社等文学团体出于现实需要，再次提出复古主张。

明代诗文领域最富有时代气息和艺术价值的是晚明小品文，代表作家有公安三袁、王思任等，集大成者是张岱，作品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嫏嬛文集》。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异族统治的时代。满清政权采取了严苛的文化专制来控制社会的文化思想，以消弭激烈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与此同时，经历了鼎革之痛的文人反思社会历史，思想上转为理性务实。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了清代文学的发展。

清代文学整体上呈现集大成景象。诗歌领域表现为流派众多，理论总结丰富。清代的诗歌，除了黄宗羲、顾炎武等移民诗人，基本上是沿着拟古的路线发展，清初的钱谦益开宗宋一脉，其后有查慎行、厉鹗，再后是翁方纲，提出重学问、重义理的“肌理说”。吴伟业则开宗唐一支，王士禎创立“神韵说”主盟文坛数十年，此后沈德潜倡导以“温柔敦厚”为准则的“格调说”。能够独立于拟古时风之外的诗人主要有袁枚所代表的“性灵派”和郑燮、黄景仁等。清代的散文发展则比较单纯，除了侯方域等清初三家，基本上就是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的天下。

清代的词坛相对于元明，显得极为兴盛，以词名世的文人很多，如：以豪放为主的陈维崧，“南唐派”纳兰性德，以及“浙西派”的盟主朱彝尊、厉鹗，和“常州派”的主将张惠言、周济等。“浙西派”崇姜（夔）、张（炎）之清空，“常州派”倡比兴寄托，理论上各有所重，影响较大。

清代文学的主流仍然是小说与戏剧。清代小说尤以长篇小说成就最高。曹雪芹的《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则代表了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最高成就，对晚清的谴责小说影响极大。清代的短篇小说成就较高的是蒲松龄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和纪昀的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前者为才子之笔，后者为智者之笔，各有特色。

清代的戏剧成就主要出现在前期。清初重要的作家作品有：李玉与“苏州派”，代表作《清忠谱》。李渔《笠翁十种曲》，代表作《风筝误》。康熙年间，先后出现了清代的两大名剧——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合称“南洪北孔”。两者均为历史剧，借儿女之情谱兴亡之恨，民族意识比较浓厚。这是古典戏剧文学最后的辉煌。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学进入近代。这是古典文学向新文学过渡的时期，也是充满了变革要求的时期。文坛上龚自珍首开风气，魏源、林则徐等受其影响，创作根植于社会现实，表现出炽烈的爱国激情。此后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政治家、思想家们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口号，进行诗文革新运动。表现出振兴国家、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精神。辛亥革命后，以柳亚子为代表的文学团体“南社”成立，较有进步思想。与此同时，诗坛上也有

“宋诗派”、“同光体”等复古流派在活跃。散文则有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桐城”余绪。近代词人则有称为“晚清四大家”的况周颐等人。

在传统文化格局中不入正统的小说，随着西学东渐的风气而身价百倍，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文坛上影响较大的是《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四大谴责小说。近代戏剧文学的成就体现在戏剧改良上，传奇、杂剧创作体制上有突破，题材的政治性比较强。诞生了新的剧种――话剧。

我作为一名中学生，要了解优良的中国古典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新时代的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文化。

第二篇：

中国古典文学与社会发展变革

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滔滔画卷，悠悠长河，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国度一直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中国古典文学这在我看来是最为珍贵的文化瑰宝，也如同中国的悠久历史一样充满魅力而令人陶醉其中。中国社会数千年的遥遥历程，风风雨雨，也深刻的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并必然的烙印与其中。

从上古至“五四运动”前这段中国古典文学长卷，给我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而所衍生出的文学艺术正是文明古国及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璀璨明珠。作为中国青年，用时代的眼光理性的学习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最宝贵的部分，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下面，就让我们轻启这尘封已久而又始终缭绕民族文化之根的第一页，关于中国上古神话……

上古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那时还没有文字。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典文学是从那时开始的，文学以口述的形式传承下来。我们的古人可能是出于对大自然的不理解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或者是一种类似于对历史信仰崇拜的原因，创造了许多神话故事，包含着古人对世界本源的看法。这些神话故事多以“天”的形式展开，叙述一个个关于天的，神的故事。几千、上万年过去了，当

我们还小的时候，就已经在床头听大人们说了很多诸如“女娲补天”“夸父逐日”“黄帝与炎帝”的故事。我们谁也说不清，这些故事是不是就是一种历史的口述传承形式，只不过夸大了些，那些美妙动人神话中的神话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祖先呢？

而先秦，这里主要指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开始正式进入文字记录的时代。这个时期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第一个辉煌时期，也是我国历史最具传奇色彩，最吸引人的时期。从社会发展角度看，这时候的中国很不太平，十年一大战，三年一小战，各路诸侯，相互攻伐，战乱不断；可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那个时代的文学水平却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而先秦文学上最令后人关注的便是古代散文和诗歌，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各种思想交汇在一个时代。像《孟子》《庄子》的说理散文，《左转》这样的叙事散文。以及被后人推崇为古典文学经典的《论语》这样的语录散文，教人君子之道，言简意赅，含蓄隽永，此类许多著作在同一时代争相绽放。孔子这位儒家学者在后来几千年直至现代，都可谓家喻户晓，不过可惜他所倡导的儒家思想成了后来帝王用来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我看来本不是强调等级差别，而是注重各尽其责，有上帝的归上帝，有凯撒的归凯撒。直到后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千年封建枷锁便再也打不开了。但总的来说，诸子百家所写的各类文集还是给社会以积极意义的。另一方面，先秦时期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先后耸峙着两座高峰：一是诗经，相传是孔子收集成册，从内容分风、雅、颂，从手法分赋、比、兴，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名句数不胜数；二是楚辞，楚辞代表人物即屈原和“貌比潘安，才比宋玉”中的其弟子宋子渊。楚辞打破诗经四言以主的句式，多见长句，形式多样且带有鲜明的楚地特色，是诗歌发展的一大标志。概之，“诗经”居北，古朴苍茫，俯瞰着一泻奔腾的九曲黄河；“楚辞”居南，瑰丽雄肆，拔出于流贯南国的万里长江。先秦时期，文学作品多关心国家社会和民生，其时代进步意义及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当时间的指针指向秦汉的时候，中国社会及其文学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秦始皇统一江山后，实施的一系列暴政，导致民不聊生，各地起义不断，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这时候，谈文学创作？在不知道今日入塌明天安能活着醒来的情况下谈什么文学？正是因为社会动荡，而且“焚书坑儒”的“教训”十分深刻，以至

秦代文学成就甚微，可能也就李斯写的政论散文稍有看头罢了。不过幸好后来出现了强大的汉朝，强大到我们这个民族都随着这个朝代而姓。由于春秋战国近五百年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充分准备，汉朝的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社会长期稳定，统治时间较长，文学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其中最大类的闪光点便是辞赋和史传散文，代表人物两司马，即《凤求凰》的与卓文君私奔的西汉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也许是年代久远，又或是对那强大汉帝国的好奇，我们对汉代的故事总是充满兴趣，那脍炙人口的段段佳话常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当然，汉文学中政论散文和民府诗歌也是其文学史上的标识之一。可以说，汉文学的辉煌一是深受先秦高度文化发展潮流的继承趋势，而最重要的还是因为社会发展变革中不断进步的原因。而秦代的统治时间较短，又政治黑暗，社会矛盾突出，注定了文学这种高度依赖于社会土壤发展的文化不可能有何亮点，另外秦代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重要的对中国文学发展造成阻碍的时代。

当汉朝衰败后，从魏（即三国）晋到南北朝这段时期，朝代不断更迭，战争遍布中华大地，满目疮痍。可以说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可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个时期的文学标志主要是五七言古近体诗。魏初出现的“建安风骨”以三曹、建安七子为其代表。其中曹植才华横溢，作品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他的文学造诣似乎与生俱来，令人好生嫉妒，用谢灵运的话说：“天下之才有十斗，子建占了八斗”。另外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位我认为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女文学家之一的蔡文姬，她人美文美名美，不过红颜薄命，命运悲惨，连代表作都叫《悲愤诗》。他们的作品以五言诗为主，风骨遒劲而慷慨悲凉。与此同时，他们创作上的个性化十分明显，曹丕曾指出“文以气为主”，这里的气，指文人的个性气质。把文人主体精神上的独特禀性溶入到文学作品中，这是伟大的突破，也是我十分喜爱的风格。而后，魏末晋初，出现的竹林七贤，作品风气清淡，辩论理性，多玄言诗而著称，史称“正始之音”。那个年代，流行的是士族门阀制度，阶级矛盾突出，寒士不平成了重要主题。他们的作品就像陶渊明生在乱世中写的《桃花源记》一样，成了生活的寄托，确是悲哀。在南北朝时期，乐府诗歌继承了汉代的发展，使之发扬光大，先后有南朝抒情长诗《西洲曲》，北朝叙事长诗《木兰诗》等，包括齐梁出现的新体诗永明体的许多作品，都更加贴近了社会层面。总而言之，

魏晋南北朝却是乱世当道，但文坛个性化、美文化，多元发展，各放异彩，这个时期在文学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走向繁荣的过渡时期。同样，从社会发展变革的角度上看，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已蓄势待发，正准备迎接中国最强大的时代来临……

随着隋唐的建立，中国结束了长达几百年的南北分裂，南北文化合为一流。唐初的贞观之治使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推向了发展的巅峰，中国历史也随之打开了新的一页，隋唐的文学发展也随之达到了文学史上第二个大发展高峰。这次文学的辉煌爆发酝酿了上千年，不管是什么也再挡不了这次文学大潮流的倾泻，更何况大唐的强大稳定及开明政治给予了如此好的土壤。唐文学的最高峰便是唐诗的出现，小学语文教育课本里的第一篇古代文学作品便是唐初四杰之一骆宾王的《鹅》，我们中国人从小最早接触的古典文学就是“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如此音乐般美妙的诗歌。而那时的文学大家多如繁星，最亮的那几颗当属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其中刘禹锡所作的《陋室铭》是我最喜爱的古典文学作品，其仅以八十一字运用了多种写作手法，且韵律感极强，文本身折射出的陋室精神留芳千载。而这些文学家可说是中国文学明星，他们及其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不过，唐中叶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这时出现的“大历十才子”的大历诗及晚唐的怀古咏史诗都由原来轻快的语调变得灰暗和无奈。文人不能改变国家命运时，也就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们是国家文化之根的继承者，一损俱损。在唐代文学史上，当诗歌文学高度繁荣时，散文的文体之风改革—“古文运动”也随之开始，而这次改革是伴随着中唐人士中兴愿望的政治改革开始的。“不拘泥于文章的形式，不追求辞藻华丽，复兴儒学，反对骈文，提倡古文”是这次改革的目的所在。最后，这次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改革运动成功了，可唐朝的衰败却没有停止。可以说，社会发展变革对文学的发展影响巨大，可文学发展对社会发展变革是没有决定作用的。在诗歌发展繁荣，“古文运动”成功的同时，唐代小说新体式唐传奇应运而生，另外还出现了通俗文体，俗称和变文，这对我国文学渐渐由雅而俗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总之，唐文学发展辉煌，成就也同样非凡，不过，中国古典文学史上这一伟大文学发展高峰并没有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