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主持人的语用转型

新媒体时代主持人的语用转型

互联网带来技术手段的改变和传播观念的创新，包括传播方式以及各种传播符号的变异，其中“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传播手段，随着社会语境、媒介的变化而转变。如何从语用转型推动主持人转型以适应媒介的发展，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主持人语言与时代语境共变

主持人语言与时代语境这两个“变数”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这就是“共变”。《节目主持语用学》作者应天常指出：“任何语言形态都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所谓文化语境，是指影响语言变化的特定社会氛围，包括时代精神、知识范型、价值体系等等。这种氛围渗透于人们的认知与感受，由普遍存在的求同内驱力形成一种需要、一种压力，从而无形中规定着公共语言的一般形态和语言范型。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作为一种最鲜活的存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存在，适应并研究这个存在。”

二、传播形式和节目内容变化推动主持人语用转型

（一）传播形式与传播手段的变化

在传播形式上，电视传播经历了由单向传播转化为以介入、融合

模式为特征的双向互动传播；互联网又以全新的互动和立体化传播，发展成为人们获取影视剧、电视节目等视频内容的媒体平台，形成多向传播高度融合的全媒体时代。

在语言形态上，播音员与主持人身份在经过“播音涵盖论”与“主持取代论”之争后，播音员不可避免地向主持人蜕变、转化，话语操作也从文本操作、文本加工操作转变为纲目文本、意图文本。主持人的语用形态从复现型、加工型转变为本色、能动的纪实性语言形态，语用方式则由播报体转化为谈话体，由静态播报转化动态演播，语体风格也由书面语改为口语体。更大的变化是话语内容——政治话语强势形态逐渐减弱，精英独白脱离语境显得另类小众，而平白通俗的市民话语、方言、网络语等，以其鲜活、流动的语言形态与主流话语并列、抗衡甚至胜出。在媒介整体的变革中，语言以其生活的逻辑自由演化，丰富着电视传媒的语言形态。

（二）节目形态与节目样式的多样化

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在“主持人泛化”方面有成功的尝试。节目中参赛歌手承担了“主持人”的串联任务；主持人演变为歌手的“经纪人”；导演出现在镜头前。再如浙江卫视推出的真人秀节目《奔跑吧兄弟》，节目中似乎没有明确的主持人，控场转换语言串联由参加节目的演员合作推进，使节目内容更真实、自然，更具期待感和参与性。竞技或比赛的节目内容又造成一定的悬念，增强了节目的娱乐性。可见，在媒介变革中，新的电视节

目形态对原有的节目进行翻新和升级。同样的节目类型出现了差异化，如选秀类节目，又衍化出音乐类、语言类、体育类和综合技艺类等分支，又如同是声乐选秀，有新人之间的竞赛、有职业歌手之间的竞技等。电视节目的多样性使主持样式、风格出现了多元、变异、转型的新趋势。

（三）主持人话语操作方式的变化

新媒体时代语用方式的变化是电视观念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主持人必须摆脱“以文为本”的桎梏，语用方式和语用风格从“口语化”逐渐演变为现场性的语言形态。这就使话语操作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的特点是文本超越式的即兴式口语表达，这种节目播出“共时性”言语行为的关键是主持人的“语境化”能力。应天常在《节目主持人语用学》中谈到：“‘语境化’是交际言语的基本要求。社会语言学研究说明了由语境决定语言代码的本质属性。其中典型代表之一就是语言学家伯恩斯坦阐明的‘限制性’(HC)代码和‘精心策划性’(LC)代码之间的差异，由于代码不同，词汇、语法和语音都会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就是经过‘语境化’处理的表达。”主持人面对的语境是流动的，不是固化的，对在公共视野里展现言语行为的主持人来说，这个要求更高、更难。主持人的语用行为经过了精心“语境化”处理，对“语境参数”做了全面的考虑，才能显示语用构思的独到之处。简言之，所谓“语境化”，就是对自己的表述作“适境适体”（体，语体、得体）的处理，这就是语境意识。而“语境化”包括两个完全不同但互

有联系的过程：一个在组织内部（内部语言编码语境化），一个在组织之外（外部语言表达语境化）。

具体的说，第一过程是内部语境化，担负的功能主要是语言编码，依据个人过去的经验(经过程序化处理)，或是个人神经系统的结构(固有语境)，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第二过程是外部语境化过程，其依据是语用行为发生的环境，包括节目场景构成、节目情境、所处社会文化心理语境。

三、新媒体语境下主持人语用转型新样态

主持人最主要的能力和创作手段是话语操控、语用策略等问题，因此，在新媒体时空下主持人转型的核心问题是语用转型，是主持人随时代变化不断更新语言观的语用思维的变化。

（一）主持人口语操控

第一，口语语用方式。口语的风格样式是多样化的，从语体上分为日常口语体、正规口语体和典雅口语体。主持人根据节目语境可以将不同语体融合运用以适应节目的需要，但它最显著的交互性语言特性（谈话体）符合媒介传播模式。朱光烈认为，电视的本质是“人际口头语言传播通过电视技术的放大”。随着新旧媒体与受众互动交流的不断深入，口语的人际性和交流性进一步拉近二者之间距离，受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同时口语交际中求简求省的天然趋向，在新的节目样态中进一步得到发展。如今主持人口语策略更具生活化、故事性和悬念性，口

语表达追求短语、新词、实话，表述方式亲切、质朴，举实例、说实话，而且不拘泥于固有的语言概念，以适应时代变化和发展的需要，用新观念、新角度，创造性介入一些新的词汇，例如跨界、瘦身、房市、客串、作秀、裸官、粉丝等。

第二，方言和外来词杂糅。口语杂糅方言以及外来词逐渐融入人际交流并广泛运用于生活，在全息媒体时代，方言对媒体语言形态的影响力不可小觑。改革开放初期粤语在全国流行，“老公”“打工”“炒鱿鱼”“哇噻”等粤语词广为流传，同时大街小巷播放着粤言歌曲，之后台普（台湾普通话）成为语言时尚，人们的口语交际中出现如“考量”“关爱”“愿景”等一些词汇，以及语音语调上模仿台湾腔。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泉州电视台闽南语频道出现大量的方言节目。杭州的《阿六头说新闻》、上海的《老舅娘》、湖北的《有么子说么子》、重庆的《雾都夜话》和《生活麻辣烫》、湖南的《越策越开心》等方言节目都成为当地家喻户晓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节目。

第三，网络流行语丰富了主持语汇。信息时代互联网催生了网络语言，这种新的语言形式简洁而生动，成为信息时代网民交流沟通的社会用语，备受青睐并引领语言潮流。如今如果你不知道“洪荒之力”“点赞”“秒杀”“给力”等等网络语，说明你落伍了（Outdated）。网路语已然成为人际交流中重要的语言元素，影响着社会生活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社会学家已经归纳并研究这些词汇所折射出的社会心态，例如“正能量”反映公众积

极向上、充满信心的状态；“拼爹”反映大众对社会不良现象的不满，甚至人们透过网络流行语揣测其背后隐藏产业变革等信息。

第四，语言游戏与娱乐功能泛化。北京卫视的新锐语言竞技真人秀节目《我是演说家》和爱奇艺的说话达人秀节目《奇葩说》，一个是演讲的语言形式，一个是辩论的语言形式。节目都是在语言游戏中追求娱乐元素呈现娱乐效果。语言的游戏功能在新媒体空间下被拓展和强化，比如谈话类节目“看”别人聊天，电视发挥了话语的“游戏功能”形成人际传播融合大众传播的一种节目形态。王希杰教授指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也是人们娱乐和游戏的工具”。比如《女人永远是最佳辩手》的语言表述：“大家想一想，作为一个男人咱们输，输掉了一生的比赛，可是咱们赢，赢得了什么呢？那是一颗可爱的、俏皮的甚至有一点蛮横的，但是从不遮掩、从不伪装的少女的心啊。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一颗愿意陪伴你到终老的真诚的少女的心更宝贵的东西呢？所以人生的辩场女人永远是最佳辩手，男人总是输、女人总是赢，那是因为——爱。”这一段话，语境紧贴生活，语态诚恳自然，语言平实真诚，有效地调动受众的情绪，满足观众的心理需求。又如谢娜是典型的娱乐节目主持人，她以一种娱己娱人的主持风格赢得观众的喜爱，谢娜的主持个性在网络节目《我滴歌神》得到充分的发挥，她所擅长的风趣随意的语言以及搞笑多变的主持风格在这个节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有评论

说：谢娜成为来往于新旧媒体之间游刃有余的主持人范例。（二）主持人语言的个性化和差异化

第一，在多媒体竞争的格局下，节目追求差异化，以体现节目的独特性，这成为节目生存的主要因素。节目的独特性融合着主持人的主持风格和个性特点。应天常在《节目主持人通论》中谈到：主持人的个性体现包括内隐和外显两部分，内隐表现在思维方式、观察视角、审美感受以及生命体验的独特性上，外显则是指外貌形象、语言表达、仪态举止等。因此，主持人的语言表达直接决定着主持人的魅力指数和个性化审美层次，是屏幕角逐的重要制胜法宝。央视主持人敬一丹、白岩松、董卿等人的个性表达让观众耳目一新，几位新闻节目主持人以个人特有的修辞方式和表述风格成为个性主持的典范。例如白岩松思维缜密、逻辑清晰、视野开阔、见解独到，他的语言很少就事论事，即便是一事一议也绝少泛泛而论。他那种多事一议以及特有的词汇表述，为观众提供事件的大背景使人尝到一种俯瞰的快乐，其语言的坚实与锋芒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白氏主持风格”。而另一位坚持不说“正确废话”的敬一丹，却以她温和的形象，质朴、真诚的主持风格赢得观众的信任。在接受杂志参访时她说：“我不用最高级词‘人人’‘所有’‘一切’”，也不用祈使词‘必须’‘应该’，我一定要把事情说到人上来。不管冲突是什么，我看到的依然是人。”

第二，主持个性在新的媒体环境得到进一步释放。主持人在追求个性、展现自我价值普遍的文化心态下，主持个性得到进一步的

释放和发展，主持风格更加张扬、真实而坦诚，语用方式个人标签式的个性化语言也更加突出。主持人不再苛求语音等外部形式，而是以各自已经形成的语型、语典来表达，展现一种平实和自然。其中最能体现个性化语言风格的节目类型就是脱口秀。例如《晓松奇谈》是一档网路脱口秀节目，旨在“谈奇闻说今古”，这是典型的文化节目，而高晓松的外貌气质完全不是中国传统概念中儒雅持重的文人形象，他手里拿着的一把扇子和鼻梁上的一副眼镜又无一不彰显着“文化”二字的内涵。他常在生活化、形象化的口语中嵌入文词雅句、方言性口头禅和英语，例如在《南明悲歌》一集出现的语句：“内阁就是皇帝办公室”“内阁首辅其实就是办公室主任”“布衣立谈成卿相”“昔日王谢堂前燕”“陶渊明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科举竖起了这么宽一条SocialLadder，向上阶梯”，看上去是随性侃侃而谈，内容突出一个“聊”字，主持人聊历史、说趣闻，谈史论道，内容纵横兼备，贴近生活，口语表述中不时引经据典，凸显知识性和信息量，展现了一个感性而真诚、博学且求真的读书人状态。他独特的个人魅力和个性化语言风格赢得了一批铁杆粉丝。此外，主持人的个性魅力和语言特色成为节目收视率的关键。东方卫视的《金星秀》是一个更具特色的脱口秀节目。节目中非常有个性的主持人金星以语言碰撞进攻型主持风格，说热点话题、访热门人物。她每次出现都能成为焦点，引起关注和期待。她的主持热情似火、咄咄逼人、不掩饰、不造作，她的犀利提问常常造成接受访谈的

明星嘉宾局促、紧张，从而引发观众的兴趣，成为节目一大看点。（三）语言的艺术性和专业化

第一，主持人语用方式多元化表现。它包含吸收和借鉴其它艺术形式的语言元素，如相声、戏剧等语言表现方式。采用相声的“抖包袱”颠倒岔说，误会曲解，引申发挥，天一脚地一脚，看似语言无序“无厘头”，实则服从节目的特点和娱乐的效果。

第二，主持人必备之才——口才。孟非的语言智慧、汪涵的语言幽默，有人这样评价他们：“汪涵的语言风格十分玲珑幽默，博君一笑，看似不经意的潇洒，却是透着四两拨千斤的智慧。而孟非的语言特色是浸润了文化功底，话语落处值得反复思量和回味，风格大气，到处透着沉淀积累……高超的语言表述让人拍手称赞的同时产生思考和回味，成为效仿的范例。打破播音腔，是因为这样的言语刻板不自然，但并不代表语言不需要规范，只是在形态各异的传播时代，关注的角度发生变化，不再将“字正腔圆”作为衡量主持人的标准。“口才”是一种创造性的说话技巧和说话艺术。这种创造性口语表达的才能在新媒体空间下得到普遍提升，主持人语言编码的高超技巧、“语智”和“言语修辞”等语用操控能力，都成为衡量主持技艺的标尺。

第三，传播语言融入专业知识。美国学者约翰·梅丽尔和拉尔夫·格温斯坦1971年提出一个著名的EPS循环说，认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如果以传播方式来进行划分，大致分为精英文化（E）、大众文化（P）、专业文化（S）三个阶段。大众传播的研究者们

根据这一设想，结合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态势，做出了媒介系统将变得更专业化的推断。今天从媒体发展的历程来看，正是遵循了这样一条轨迹，如电视频道专业化、电视栏目专业化，主持传播也因“窄播化”“细分化”趋势加剧而出现更加专业化的倾向。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推进主持人的专业化进程，自媒体节目的崛起更凸显主持人专业化优势，例如国内首档财经脱口秀节目《吴晓波频道》，节目立足财经领域，深入经济动态、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等问题。话题和内容决定主持人语用的知识性和专业化，但主持人语用策略仍是建立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层面，既要考虑到传播信息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专业特性，又要考虑传播的人际性和口语化特点，同时节目还带有主持人的个性特点和语用习惯。吴晓波虽然是南方口音，带有明显的地域方言习惯，但受众似乎忽略其声音形式，关注点聚焦在内容信息，这一点也揭示了语言是“内容的负载体”的功能要素，即受众关注语言所传达的“内容”。

四、主持人语用转型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个性表达中的理性意识

主持人从被动的机械式语言形态转变为流动的纪实性口语形态，主持人个体“我”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主持人在节目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语言回归本色、追求个性是当前主持创作的趋势和潮流，然而主持人的个性不能“随性”，

更不能“任性”，不能脱离理性意识。在天津卫视《非你莫属》节目中，主持人张绍刚与女嘉宾的“争锋相对”“唇枪舌战”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观众直言，“主持人要有个性，但个性过头是对受众的蔑视”，这是由主持人角色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

应天常认为，“节目主持人作为公众性社会角色，无论在镜头前还是镜头外，始终依附于公共社会生活，所以应该有清醒的社会知觉，不应把自己看作超脱尘世的自我，而应是‘社会的自我’，是个体对自己被他人关注的意识”。观众又是怎样认定主持角色呢？“主持人置于舞台，好比法官置于法庭”，这或许代表观众对主持人角色的普遍认知。对天津卫视《非你莫属》节目的是非曲直尚且不论，但该事件再次警醒主持人角色不可忽视的社会性以及主持人所具有的荧屏权威。即使从个性及自我角度出发，也不能忽视主持人是带着人格面具的“自我”，他所扮演的是社会和媒介所需要的特定角色，主持人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超我”，应该抑制“本我”的冲动，对“自我”进行监控，从社会环境、道德规范、价值取向等方面自觉完善。

（二）语言格调的自觉意识

主持人的语言格调是和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思想和精神。主持人的语言行为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语言活动，其语言风格和语言情调有较广泛的的传播效果，对社会语言面貌产生重要影响。在休闲文化和节目娱乐化语境下，主持人用语追求娱乐效果，选择口语表达的丰富性和趣味性，但伴随多样化和通俗化的口语形态，

出现了语言庸俗化甚至低俗化态势，这与新世纪以来社会的“整体性俗化”造成群体评判性文化思维的弱化有关，给平俗文化制品大行其道创造了条件。2016年人民日报一篇《媒体用语要有“三条线”》的文章引起热议，2017年初又一篇《别让粗鄙网语拉低文化品位》文章被多个媒体转载。文章指出，为了彰显“紧跟时代”“贴近生活”的接地气姿态，一些传统媒体不惜降低新闻的严谨度和规范性，一味迎合潮流、猎奇追风，用网络流行语甚至粗俗语言搏取眼球、哗众取宠。文章认为，目前最需要关注的是传统媒体三大关口的“失守”——标准打折、格调下降、把关缺失。

选择一种语言就是选择一种文化价值。口语平易、通俗，但是平易不等于平淡，通俗不等于庸俗，生活化不等于随意化。主持人用语是经过提炼、剔除杂质的口头语言，这体现了语言的文化精神，应是主持人的自觉意识。主持人在节目中嵌入式引用网络流行语是时代的潮流，也是媒介的必然趋势，然而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形态，网络语混杂多变，如何使其成为媒体主持人语言新元素，增强和丰富主持人语言结构和语用方式，并且在应用中加以鉴别和规范，起到引领全民语言生活的作用，是一个值得媒体和主持人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语言文化恒定的语用策略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从《汉字英雄》到《诗词大会》再到《朗读者》节目的热播，文化类节目回归大众视野，并

引起广泛兴趣。崇尚智慧是受众的普遍追求，人们评论主持人的妙语连珠，评论选手的才华横溢，评论嘉宾的诗书才情，语言的文化特质、文学气息成为新的度量计。尤其是《朗读者》带来全民朗读的热潮，节目的成功除了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气息外，节目主持人也成为节目的最大亮点。一句“腹有诗书气自华”，是对董卿的评价，也是对主持人的一种期待，或许这是流行文化潮流的不断推行和演变过程。一个理性的社会最终还是会回到对文化根基的守护上，从这个角度出发，主持人语言的文化因子和文学语汇将成为不变恒定的语用策略。主持人的语用转型不仅要“转”，还要“升”——提升语言的素养和文化修养，以适应媒介的变革和时代的变化。

语言是一条河，永远在发展和变化的生活轨迹中流淌，就如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所说，“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应用”，语言研究永远滞后于生活的实际运用。而主持传播的语言样态也将在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与变化中产生新的流变，这一切都体现一种新的语用形态的形成，或许它还处在一个初级的阶段，但必然会改变主持人的语用方式、改变主持人的演播形态以及掌控驾驭方式。因此可以说，主持人转型的核心问题是主持人素质的提升和语用转型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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