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政治及道德伦理

视觉政治及道德伦理——纪录片《麦收》引起的争议

作者：周佩霞马杰伟单位：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来源：《传播与社会学刊》

关键词：麦收视觉政治道德伦理┊阅读：308次┊

（《麦收》剧照）

苏珊?桑格（2007）在其《论摄影》一书的开首就指出：

人类无可救赎地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老习惯未改，依然在并非真实本身而仅是真实的影像中陶醉。但是，接受照片的教育，已不同于接受较古老，较手艺化的影像的教育。首先，周遭的影像繁多，需要我们去注意。……摄影之眼的贪婪，改变了那个洞穴─我们的世界─里的幽暗条件。照片在教导我们新的视觉的同时，也改变扩大了我们对什么才值得看和我们有权利去看什么的观念。照片是一种观看的语法，更重要的是，一种观看的伦理学。

“看”（seeing）是所有视觉文本的基本构成。摄影、录像、话剧、绘画等都牵涉视觉感官的运用。“看”使视觉文本陷入视觉性（visual?ity），以可见性（visibility）和凝视（gaze）作为现代权力行使机制的关系中（Foucault, 1977）。要处理“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马克思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已经不足以应付，我们需要全面审视看的行为中的全部结构关系或可能条件（Bal, 2003）。另外，我们需要苏珊?桑格所谓的观看伦理学，去处理影像泛滥的问题。吊诡的是，当视觉性被理解为权力工具的同时，质性研究方法学却出现了大量以视觉方法去解决“再现危机”的问题。我们如何理解这两种对影像权力的不同诠释？质量研究方法学强调的伦理学准则又是否适用于视觉文化研究？本期的“视觉?文本”栏目，以近期备受争议的中国独立纪录片《麦收》为个案，探讨视觉文本作为传播方法及方法学上面对的限制、挑战和可能性。

《麦收》与视觉政治

《麦收》纪录的是一个女子从农村到北京从事性工作服务行业的遭遇。影片在香港举办的“华语纪录片影片节2009”放映时，遭到多个团体抗议。反对者的意见，可以分为文本的生产、传播渠道以及接收三方面探讨。生产方面，导演被认为严重违反了纪录片道德操守，以影像欺凌及剥削弱势群体。反对者指出，除了女主角签署同意书外，导演未有征询其它出镜者的同意，其所拍摄片段将作纪录片用途，并在世界各地影展公开放映。影片中甚至出现出镜者拒绝入镜的片段，反映导演侵犯别人私隐。同时，导演被指控并未有保护出镜者的人身安全，影片中清楚呈现了性工作者的容貌、女主角家乡及北京工作地方的名称和位置等信息，在性交易非法的中国社会，这等做法使片中人暴露于受刑责的危险当中；同时在意识保守的社会里，曝露片中人身份可能导致她们及其家人受到歧视和伤害。至于发放渠道方面，反对者指出纪录片影片节主办单位应该作把关人的责任，而“一个关怀社会和重视艺术自由的把关方式，绝非过滤官方不欢迎的内容，而是要保护片中人”（邓小桦，2009）。他们要求在导演未有处理受争议点之前，影片节暂缓放片或撤片。另外，一些反对者指出，观众有责任拒绝、抵制侵犯人权的作品，并指出当导演仍未处理性工作者的个人信息时，观看影片的行动将会令被拍摄者承受更大的风险。

有关《麦收》的争议与道德问题，可以理解为视觉再现的政治。[1]跟所有再现文本一样，视觉再现渗透着权力关系，它是权力的角力场。但是，视觉再现的权力运作方式，并不仅透过符号结构去建立及强化意识形态，它还建立在再现的“可见性”。傅柯是指出可见性作为权力机制的重要人物。他以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所设计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说明，现代社会是如何利用可见性作为社会监控的工具。在全景敞视的设计下，被禁闭者无需看到看守者，却已把看者的凝视内化到身体，并对身体与心灵实施规训。权力的运作，就是在可见性的想象与内在化的凝视两种相互平衡的力量下进行。在现代大众传播的社会中，摄影机充当了全景敞视监狱的角色，发挥着视觉机器的监察功能。一方面，电影和电影“制造了一个更为‘机械的……虚构关系’，而且其‘征服’也同样被内化了”（安妮?弗莱伯格，2003：331）。事实上，弱势社群如女性、同性恋者、非白人族裔等，就经常在电影、电视文本中的虚构关系下被加以边缘化。另一方面，视觉再现以可见性进行社会监视。脱离社会规范的主体，要么隐没于媒体中，要么被呈现为危险的、不道德的、颠覆社会秩序的、无用的人。无论是以凝视或可见性作为手段，视觉机器的运作均是建立在看与被看的关系——即“看”的可能性条件，而观看者往往被视为掌握更多权力的一方。[2]但是，可见性却是视觉再现特有的权力生产模式。事实上，《麦收》反对者所争议的就是性工作者的可见性。他们认为，当导演与观众透过摄影机去观看性工作者的生活时，后者就在被看的过程中，已经受到前者的权力宰制，而性工者们的可见性，将会导致她们陷入更严峻的法律机器和意识形态的道德审判的权力政治。在这一意义下，可见性对弱势社群造成另一种意义的“再现的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但是，可见性是否一定是权力控制者对无权力者的操控与宰制？可见性是否可以转化成为弱势社群的政治资本？怎样的可见性才合符道德原则？

视觉再现的伦理道德

其实，可见性并不一定是政治控制，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为弱势社群充权（empowerment），问题是被再现的主体在哪里被再现、如何被再现，以及对再现的控制权。在主流媒体中，边缘弱势社群面对的是再现不足的情况，它们经常不被看见，要么就是带着标签、歧视、同情、怜悯。另类或独立视觉媒体如纪录片，为边缘社群提供了被看见和自我呈现的机会，透过再现冲击既有的社会界线。因此，被看不一定是被压迫；相反，正如研究方法学利用视觉方法及视觉文本去解决“再现的危机”的问题，视觉再现可被视为再现主体自我发声和充权的手段。所谓“再现的危机”，是Denzin & Lincoln（1994）分析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学历史发展的第四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期”（traditional period, 1900-1950），受到实证主义影响，这时期的研究以追求客观事实为目标。第二阶段是“现代主义期”（modernist period,

1950-1970），后实证主义是此时期的重要典范，研究者把研究放在内在与外在有效度的框架中，并致力于质性方法的规格化。第三阶段是“领域模糊期”（blurred genres, 1970-1986），这一阶段无论在理论取向、资料搜集及分析策略上都出现多元化的现象，录像也成为数据搜集方法之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进入“再现的危机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1986-1990），这一时期的研究进行了诠释学的范式转向（interpretive turn），研究者开始对文本再现的有效性、研究者自身在道德和知性上的合法性（legitimation）和研究的实践性（praxis）提出质疑。他们不再以为自己比作为研究对象的“他者”更加优越，同时反省研究的政治含义。面对这些挑战与提问，研究取向转而寻求新的道德论述和技术，希望透过实验多元的再现和书写方式，追求众声表述（multi-vocality），使从前噤声的群体，得以呈前其认知角度。视觉方法如摄影、录像、视觉民族志甚至是多媒体，成为再现“他者”主体性的有效工具。影像兼具客观现实与主观建构的特性，使研究对象的经验以一种更根植于社会脉络的、批判的及合作的方式被诠释。

当然，视觉方法或其它实验式的研究方法并不能解决“再现的危机”之中正当性及实践性的问题。事实上，视觉研究方法往往要设计一套更严格的伦理守则（Pink, 2007: 18-20; Ruby, 2000: ch. 5）。不少质性研究触及弱势社群，他们在公众视域之中，往往是“能见度”低或被扭曲理解的一群。研究员用视觉工具再现他们的主体，必然会触及视觉政治——研究员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再现弱势主体，若不介入“可见性”的实践，作为研究员也许是失职的。但一介入视觉政治，就必须面对道德的挑战。未经同意的视觉纪录，会被视为侵犯私隐的不道德行为。那什么样的视觉纪录与再现才是合符道德原则？研究者又可怎样平衡视觉的美学需要和道德伦理要求？

Denzin（2002）对于研究方法学提出的发展方向，或许可以为视觉再现的种种伦理学疑难提供参照点。在“再现危机期”后，质量研究方法经历了第五阶段“后现代实验时期”（postmodern experimental moment）（1990–1995）和第六阶段“后实验阶段”（post-experiment）（1995-2000）。在这两个阶段中，研究者致力开拓不同的书写方式，议题上亦倾向种族、性别、阶级政治的研究。我们正在身处的第七阶段，是承接上两个阶段的追求，并强调美学与伦理的结合。受到女性主义的影响，第七阶段要求的伦理道德及美学框架强调的是“我与你”（I-thou）的关系，这是一种对话美学，要求人与人之间不断作道德对话，并在对话中实践个人与社会责任。Denzin指出，对话美学为人类解放提供新的想象，它体现充权的道德力量。这种思想推动下，研究者跟研究对象合作研究愈来愈多。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进行道德对话，或提出人权和社会诉求，或为“他者”在大众媒体的限制下，提供释放自我的机会，从而实践批判研究追求维护人类尊严和改革社会的目标。

其实，视觉人类学研究早已利用视觉方法介入社会，推动社会运动（Pink ed., 2007）。在这些项目中，研究主体的可见性并不是剥削，而是一种政治资本。影像使他们拥有再现的机会，在被看见的过程中，研究主体不单跟研究者，也跟观众进行道德对话。

虽然《麦收》并不是一个学术研究项目，但是有关该片的争议，大概可以沿着Denzin提出的美学道德准则的线索追问下去：《麦收》是否作出了道德对话？出镜者是否同意被拍摄？我们可以设想，假如再现对象是同意拍摄的，那道德对话至少存在于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的关系上。但这种对话如何可以从生产者与文本的关系扩展到社会中，从而产生社会效应？呈现方式、渠道以及对环境风险的评估就成为重要的考虑点，它们直接影响视觉文本是作为对话的延续，还是消费式凝视的剥削。

（作者简介：周佩霞，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影像文化及创意产业。马杰伟，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城市文化、视觉民族志。）

（原载《传播与社会学刊》第9期）

[注释]

[1]有关《麦收》的论争，可参考〈抗议《麦收》：反对影像成为欺凌工具〉，取自

https://www.360docs.net/doc/bf6031054.html,/2009/05/521.html、赵珣（ 2009）、邓小桦（2009）。

[2]不过，要注意的是，以看的行为的可能性去理解视觉性的权力时，非视觉文本亦可具有这种由看与被看生产的权力关系。

[参考文献]

安妮．弗莱伯格（2003）：《移动和虚拟的现代性凝视：流浪汉／流浪女》。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页 327–340）。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赵珣（ 2009年 5月 21日）。〈纪录片的道德界线〉。《信报财经新闻》，第 34版。邓小桦（ 2009年5月 31日）。〈办电影节还需承担与胸襟谈抗议《麦收》放映风波〉。《明报》，第 8版。苏珊．桑格（ 2007）。《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原书 Sontag, S. [1977].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Bal, M. (2003). Visual essentialism and the object of visual culture.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 2, 5–32. Denzin, N. K. (2002). Confronting ethnography’s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1, 482–490.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1994),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1st ed.). London: Sage.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 Sheridan, Tr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Pink, S. (2007). Applied visual anthropology: Social intervention and visual methodologies. In S. Pink (Ed.), Visual interventions: Applied visual anthropology (pp. 3–28). New York, Oxford: Berghahn Books.

Pink, S. (Ed.). (2007). Visual interventions: Applied visu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Oxford: Berghahn Books.

Ruby, J. (2000). Picturing culture: Explorations of film and anthrop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责任编辑：姬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