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阅读素材：清逸 清拔 清远 清淳——学者袁行霈

人物阅读素材：清逸清拔清远清淳——学者袁行霈

清逸清拔清远清淳

李洲良

很早就想写点文字，表达对袁行霈先生的感念和敬意。可要说的太多，提起笔来一时不知从何讲起。

我曾在1984年本科毕业留校后被派到北京大学师从袁先生研修古代文学。第一次见到袁先生是在他新开的唐宋词研究课堂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一句话。他说，研究古代文学一定要找人品和作品都要好的，人品不好还研究，那有什么意思？看似不经意，却道出了先生学品与人品兼修的治学原则。

先生视古人为同道，做学问不是向别人炫耀，而是为了增进个人学养。恰如孔子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记得先生的授课地点位于五四操场边上的101阶梯教室。那时，先生住在北大西门外蔚秀园27栋204一担挑两居室，我租住在西门外西苑操场2号一户农民家的四合院里，相距不远。

幸运的是，几乎每次下课，我都能陪先生一边往回走一边交谈，途经未名湖边的小路，绕过红楼，到北大西门外分手。从落叶缤纷的深秋到微雪初霁的冬天，一路走来。每当夕阳西下，拉长了我们师生身影的时候，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

30多年过去了，但与先生的交往永远定格在记忆中。我赞同有学者以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来概括先生的人品和学品，但还可以再简练些。在我看来，先生的学品与人品一言以蔽之：清而已矣。先生把其自选集命名为《清思录》，可谓夫子自道。我以为清逸、清拔、清远、清淳是先生的治学特色，也是先生人格魅力所在。治学风格与人格修养那样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当代学者中并不多见。如果结合中国古典学术的当代型来考察，更能一睹先生的治学风范及其在当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 清逸

/

在艺术失语下创建诗学话语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代。从十年禁锢挣脱出来的中国学术在改革春风的沐浴下，开始回归学术本位，尊重学术规律已成为学界广泛的共识，并涌现出以《管锥编》为代表的开一代学风的巅峰之作。

袁先生此时正值盛年，面对来之不易的学术环境，经过冷静的思考，选择了一向被人忽视的诗歌艺术作为研究重点。

首先，选择诗歌艺术作为研究对象是文学回归艺术本位的时代要求。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十年浩劫中，文学作品的艺术研究处于失语状态。袁先生从事诗歌艺术研究带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意义。

其次，选择诗歌艺术研究意味着选择了艰难。古人谈诗说艺，即兴感悟，点到为止，缺乏系统的分析。今人论诗在畅言和寡言之间，难言和尽言之间，欲打出一条诗艺的通道且保持诗的灵性与慧悟，绝非易事。先生选择的正是这种艰难。

第三，如何揭示诗歌的艺术奥秘？早在1978年，先生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倡导横通纵通的研究方法。横通，是将文学与哲学、政治、宗教、绘画、音乐等学科打通，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纵通，是对研究课题的来龙去脉要有纵向的把握，对局部的问题也要做历史的、系统的考察。二者结合，仿佛由横轴、纵轴组成的坐标，对古代诗歌艺术进行精准的把握，即博采，精鉴，深味，妙悟，以打开诗歌艺术的奥秘。

第四，建构中国特有的诗歌艺术批评话语体系。先生曾说，做学问如下围棋，虽然是举棋落子一步一步走，但胸中须有满盘全局的观念。博采精鉴也罢，深味妙悟也罢，横通纵通也罢，归根结底，是在具体分析中国古典诗歌作品的基础上通观周览，摸索出一套符合中国诗歌艺术创作与鉴赏规律的批评话语。

先生一方面从微观入手，分析屈原、陶渊明、谢灵运、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苏轼、周邦彦、陆游诗歌的艺术构成、文学渊源以及诗人人格对其风格形成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宏观着眼，系统阐述了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的多义性，诗歌意象、意象及意象组合方式，诗歌意境的构成、特征、深化、开拓和创新。

1987年结集出版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的初步完成，体现出鲜明的袁氏风格。先生提出诗歌从语言到意象、由意象到意境、由意境到风格到人格的系统分析方法，既传承了古代诗话的鲜活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情趣，又将古代诗论感悟式的评点发展为系统的艺术分析的方法，并得到了学界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奠定了先生的学术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建立系统的艺术批评方法得益于自身的才情和悟性。他幼承家学，渊源有自来，翰墨书香，耳濡目染。考取北京大学后，受业于著名诗人、学者林庚教授等名家门下，学业精进。

先生对文学艺术有极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精准的把握力，这是源于长期浸润文学艺术所形成的慧悟。钱锺书说，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先生是学者，也是文人，他以文人之灵机慧悟洞彻古人之说，他的古代诗歌论著及后来的《论诗绝句一百首》的创作，赋古典以新义，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清逸之气，随意挥洒，左右逢源，如惊蛰过后的万物萌动，如秋水长天上的鹜霞齐飞，含英咀华，清灵秀逸，舒卷自如。

葛晓音先生说，听袁老师讲课是一种艺术享受。在我看来，读先生的文章又何尝不是艺术享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如此，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被程千帆先生誉为提要钩玄，敲骨得髓之作的《中国文学概论》又何尝不如此？

/ 清拔

/

在曰考曰证中加强理论思考

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期间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古典学术在另一个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国学研究的兴起，实证方法的提倡和学术规范的强化。大量关于作家生平、作品系年之类的杰出成果的出现，以及《全宋诗》等大型古籍整理出版，便是重要的标志。

从文学研究拓展为文献、文化研究，提倡有问必考，有疑必证，与20世纪80年代新锐的学术思潮相比，锋芒开始收敛，考据成为20世纪90年代主要的学术风尚。袁先生也从事考证工作，他的《〈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陶渊明享年考辨》等文章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细心。但他更敏锐地开始了新的理论思考。

国学的兴起，以1992年北京大学成立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为标志，袁先生担任中心主任，并于1993年创办并主编了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2000年，中心更名为国学研究院，先生任院长。

此后，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国学院，国学研究与普及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然而，这背后也出现了令人不无忧虑的两种倾向。一是对国学研究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二是问题意识的缺乏和对理论的忽视。

在这种情况下，袁先生开始谋划更大的学术布局，继构建以意象分析为特色的中国诗歌艺术批评与鉴赏理论后，又在以下领域有了新的理论开拓——

第一，撰写《中国文学概论》，试图从总体上对中国文学加以阐述。涵盖了各个时期、

各种文体，提出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论问题，如中国文学的特征，中国作家的地域分布等。该书上编总论中国文学的特点、类型、分期、传播和作家分布，下编分述各种文学体裁的渊源流变、风格特点。书中所列章节大都富有开拓性和启发性，形成了开阔的理论视野和隽永的诗意表达相结合的特点，用罗宗强先生的话说，是一本在观念上和建构上都有所创造的文学史。（《读书》1991年第8期）

第二，《中国诗学通论》（与孟二冬、丁放合著）突破以往的研究格局，以划时代诗学著作作为分期依据，把中国诗学史划分为六期，将中国诗学分为功利派和非功利派，并将中国诗学特点概括为实践性、直观性、趣味性三个方面。相对于以往的诗学史论著，有了很大的理论提升。

第三，主编《中国文学史》，体现了袁先生文学本位、史学思维和文化学视角相结合的文学史观。即以文学作品研究为核心，注重探索并描述文学发展变化的前因后果，寻绎史的规律，以文化学的视角考察文学，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成果和研究方法，在学科交叉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可以说，这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最有学术眼光和理论深度的文学史教材。

思想有多高，知识有多宽，决定学问走多远，学识决定学问。即使主张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乾嘉朴学也同样有立足小学以通经明道的思想观念。戴震《戴东原集》卷二云：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蹿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6页）思想观念对考证方法的引领不言而喻，而理论思想如果离开了严谨的资料支撑也会变得空洞空疏。

袁先生自谦自己是研究文学史的，理论素养不高。但从《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到《中国诗学通论》，从《中国文学概论》到《中国文学史》，他完成了从诗学到文学从概论到史论的拓展，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在横通纵通视野下对中国文学的感悟与思辨，对中国文学发展演变内在规律和外在成因的寻绎，是对中国文学特质与格局的通盘考量。

这种视野与格局，在以曰考曰证为学术时尚的氛围中显得清拔而超迈！一如岩上之劲松，一任西风烈烈，我自青翠挺拔；一如远山之奇峰，纵使云遮雾断，依然壁立峭拔。

文学之外，先生还有更为高远的学术追求——对中国文化、文明的通盘思考。

/ 清远

/

在文化馈赠中敞开学术襟怀

进入21世纪，快速崛起的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引擎。经济大国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大国文化。中国古典学术正酝酿一次更大的学术型，即朝着构建大国学术文化体系的方向迈进。构建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介绍中国经验，传播中国智慧，并与世界文化开展对话、交流和交融，已成为当下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社会担当。

继中国诗歌艺术、中国文学研究之后，袁先生又开始了新的学术征程。他把学术目光瞄向未来，致力于建构与大国经济相适应的中国古典学术当代价值与传播研究，开始打造高端学术平台，组织全国优秀专家、学者致力于中华文明史、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与传播，并取得了标志性成果。

一是编撰《中华文明史》。作为第一主编，袁先生贯穿其文化馈赠的理念，将中华文明和灿烂文化馈赠给世界。在他看来，中华文明的特色具有阴阳观念、人文精神、崇德尚、中和之境和整体思维五大特点，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是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六点。该书将中华文明放到世界格局中考察，写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前瞻性和启发性，从而在总结文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启发读者思考未来文明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是一部浓缩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与经验并馈赠给世界的文明史。

二是成立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袁先生出任主任，将基地工作的重点放到推动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上，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如《中华文明史》四卷本出版以来，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在美国著名汉学家、华盛顿大学康达维教授主持下，历时5年译成英文本，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由稻畑耕一郎教授主持的日译本共八卷，也已于近期由日本潮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塞尔维亚文、韩文、俄文、匈牙利文译本，正在翻译中，明后年也将在各自国家出版。基地还编辑了《国际汉学研究通讯》，一方面介绍西方汉学研究前沿，一方面把国内研究状况介绍给海外汉学界，已经出版了12期。袁先生看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瓶颈是翻译水平，便安排基地于2014年举办国际汉学翻译家大会，加以推动。

三是主持中央文史研究馆编撰《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这又是一部多学科融合的大型学术著作，全国各地近千位专家学者历时8年通力合作完成。《通览》上溯文化源头，下迄辛亥革命，按我国的行政区划各省区市均有一卷，连同港澳台共34卷，大约1700万字。作为第一主编，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史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的坐标，一个是地域的坐标。一方面，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有多个发源地，其发祥与兴盛的时间也有先后之别。特色与时间不尽相同的文化板块之间互相交错、移动，呈现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文化地图，编织成中国文化的全景。《通览》被认为是填补了我国全方位、多视角研究地域文化的空白，为中国绘制了首部大型的分省文化地图，也是一部肩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命的大型学术著作，体现了学术性、现实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统一。

不用多举例，从文学研究到国学研究，从文化研究到文明研究，从历史意义上的时的研究到空间意义上的地的研究，从个人著述到集体书写，恰如汇百川而成汪洋，集风云而成气象，这一次次学术跨越和拓展，都与当代中国古典学术的递嬗同步，这种同步究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莫逆冥契，还是某种意义上的引领和示范？这要交给未来回答。但可以肯定地说，贯穿始终的是先生以现代的眼光对传统文化经典、文化精神的执着守望，是对复兴传统优秀文化并传播于世界的自觉担当！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说：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

/ 清淳

/

在守正出新中彰显治学风范

如果说，清逸展现了先生的才华和气质，清拔展现了先生的学力和识见，清远展现了先生的襟怀和魄力的话，那么，清淳则集清逸清拔清远于一体，正所谓腹有文章气自华，豪华落尽见真淳也。先生在学界声名日著而心淡如菊，清雅淳厚成为其治学为人的又一重要特征。

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守正出新。

何谓出新？先生说：学术上的出新，无非体现在三个方面：或者有新的材料，或者有新的观点，或者有新的方法。做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就可以称为出新。那么如何出新？先生说：出新不能离开守正，基础要稳，走的路要平正通达。只要基础牢固，有充分的资料作依据，可以大胆提出新的结论。但为了求新而故意用偏锋，或者故意抬杠，则不是学者的风度。

这里，先生提出正和偏两种出新方式，肯定前者不赞许后者。所谓正就是说要打好牢固的学术基础，勿求速成。正如韩愈所说，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与之相反，剑走偏锋，追求捷径，心浮气躁，刻意求新或故意抬杠则不是学术研究应走的道路和应有的态度。

与守正出新相伴的是以古为邻。著名史学家张舜徽先生说，吾与昔人近，吾离今人远，道出了老一辈学者在动乱年代里逃避尘俗亲炙古人的优雅生活。

袁先生以古为邻的态度正如杜甫所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他喜欢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王维的禅意，喜欢二王书法、宋元山水画，喜欢莫扎特的音乐、巴尔

扎克的小说……当然，他最看重的是与他从小结伴如影随形朝夕相处的老朋友——陶渊明。

先生对陶渊明的研究可以说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小时候，他听到陶渊明的故事就找到陶诗来读，后来着手研究陶渊明时，便兼顾他的为人和作品两方面。先生自述，研究陶诗和整理陶集已不仅是一项研究工作，而且是一种精神寄托，是我跟那位真率、朴实、潇洒、倔强而又不乏幽默感的诗人对话的渠道。

先生用20年的时间写下了《陶渊明研究》和《陶渊明集笺注》两部厚重扎实的著作，集陶渊明研究之大成，达到了新的高度。从目录、版本、校勘、笺注，到生平的考订、史实的考证、艺术的分析，可以说将全部的知识储备都用上了。

在先生看来，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是士大夫精神上的家园，他为后代的士大夫筑起一个精神上的巢，一道精神上的屏障，使他们求得精神上的安宁。

此后欲罢不能，先生又写出《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和《古代绘画中的陶渊明》两篇长文，出版了《陶渊明影像》一书，从传播学的角度进一步探讨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提出陶渊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的观点。

没有深刻的人生体验，没有对陶渊明其人其作的深切感悟，没有各门知识的融会贯通，是很难提出上述观点的。先生的陶渊明研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将会越来越得到尊重。

袁先生喜欢陶渊明的诗句：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他认为，做事不能不考虑功利，但功利主义不好，读书做学问尤其不能讲功利主义。追求和发现真理的过程是一种自我完善、自我满足的过程，快乐就在这个过程之中。

坚持守正出新的理念就是坚守治学的雅正之路，从而避免学术上的急功近利；坚守陶渊明的古训就是要始终保持清雅淳厚的心态，进而成为抵御当下浮躁焦虑的一道屏障。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又想起了30多年前的那一幕：上完课，我陪先生从五四操场边101教室走出，沿着未名湖畔小路边走边谈，绕过红楼，在通向西门的草坪上，夕阳余晖拉长了我们师生的身影……

2016年是袁先生八十华诞，祝先生学术青春永驻，生命之树常青！最后以一首小诗《未名湖畔行吟》来表达我的祝福——

道是无名胜有名，流觞曲水聚兰亭。

方塘半亩谁云小？跨海凭风掣大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