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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时报编者按：当前，中国正处在由后工业时代迈向新经济时代的关键时期，各地、各行业都在努力探索科学发展路径，着力在转型升级上寻求突破。浙江作为改革开发的先发省份，也努力跟进这一进程，特别是浙江林业敢闯敢试，在若干方面形成了突出成果。为与读者共同分享浙江经验，本报从今日起，特别推出“探秘浙江现代林业发展路径”的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科学转型先发破局

——探秘浙江现代林业发展路径●开放创新篇

本报记者梅青何晓玲张健康

走进浙江，中国绿色时报记者见到的一幕幕、看到的一处处，都散发着“创新”的力量。

作为市场经济先发之地，历史再次赋予了浙江率先探路的使命。而浙江务林人当仁不让、不负重望，在迈向现代林业的历史进程中，勇于担当、大胆实践，走在了改革创新、科学转型的前沿。

浙江气魄，为什么云集如此多的第一

第一、领先、前列……

这些令人瞩目、饱含着让人敬意的并不普通的词汇，却在浙江不同层面的采访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及，成为让记者难忘的高频词。

我省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省级生态文化协会的省份；

浙江省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城市数量全国第一；

浙江在全省实现了林业法律援助全覆盖，成为全国“唯一”；

我省是全国第一个实现林农“零税负”的省份；

全国首个地级市碳基金专项出现浙江温州；

浙江省森林覆盖率达60.58%，名列全国前茅；全省林业社会总产值、林业产业总产值均居位居全国前列；

浙江省是全国闻名的竹业大省、木业大省、花木大省、森林食品大省、森林旅游大省……

浙江省林改工作全国领先，围绕“资本进山”、“风险防控”、“数字管理”、“服务林农”等内容深化改革，被国家林业局誉为“浙江经验”……

零零总总，不胜枚举，但可以看出，不论是生态、产业、文化三大体系建设，还是改革、民生、低碳等领域，浙江均有出色的答卷。

宏观层面好戏连台，各地“微观”的独创更是精彩不断。

始于2019年、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主体的安吉“美丽乡村”实践，打造了中国式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标准。

临安首创的毛竹林砻糠覆盖技术，形成的产业冲击，可使竹林产值提高10倍以上，亩产值可达万元以上。这项技术在全省的推广运用，每年产生19亿元的增值财富。

丽水以林权IC卡的创新和“把活树变成了活钱、把叶子变成了票子、把青山变成了银行”的林权抵押贷款“丽水模式”，走向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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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在国内首创市县联动森林资源监测技术，为国家开展森林资源“一体化”监测提供了借鉴……

浙江林业“书写”的众多“领先”和“独创”，让我们有太多的理由为之击节赞叹。毕竟，浙江是个国土面积不大的省份，但创新的“基因”却由小变大由大变强，并折射出令人惊羡的激越光芒。

“以占全国2.18%的林地面积创造了占全国11.15%的林业总产值”，类似这样的数据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挣脱思维的束缚，就有奋进的力量。

价值涤荡，寻找共同发力点

思路决定出路，思想创造价值。

可能，没有哪个地方像浙江省那样，有那么多的地方主政者以富有哲理的林业口号“号令”一方。或许，这正是浙江林业为什么会获得那么多第一的原由。

“造绿就是造福、增绿就是增富”，这句话出自绍兴市市委常委、绍兴县委书记何加顺之口。有人诠释说，这种造福增富的理念，最易让百姓接受，最能撩动人的神经。

“绿化是城乡唯一有生命的基础设施，绿化的投入是回报率最高的投入。”原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的这句名言，可以解读为“即然是最高回报，说明投入多大的力量和资金都不为过”。这与宁波市北仑区区长华伟提出的“像抓工业经济、抓招商引资一样抓绿化”的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杭州市余杭区委书记徐立毅提出“绿化就是‘种’景观的美化工程、‘种’环境的健康工程、‘种’摇钱树的综合效益工程”的理念，温岭市委书记周先苗倡导的“绿化就是文化、造林就是造福、增绿就是增收”的理念，海盐县委副书记姚沈良提出的“建绿就是建民生、增绿就是增经济、添绿就是添文化”的工作理念，湖州市南浔区区长吴继平倡导树立的“植树造林就是传承文明，改善生态就是改善民生，经营绿色就是经营优势”理念，都影响带动了一方。

无疑，领导的重视就是号令，就会激发创新的活力。

省委书记赵洪祝在省委十二次全会上形象地说到，除了床上不能种树外，其它地方都可以种树；

“种树就是种黄金、种人民币，种树就是种发展、种环境，种树就是种健康、种民心，种树也是种文化、种历史。”省长夏宝龙曾这样说。

以开放意识强而闻名的浙江省林业厅厅长楼国华说，高位的重视如春风化雨，促进林业发展的风起云涌。实际上，楼国华从2019年5月上任以来，就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传播生态文化上，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强调林业和绿化的重要性。

有人评价说，楼厅长的游说很独特，让人印象深刻，闻者深受启发，能使人很快行动。他曾说，“树”这个字本身就是“种树是对”的意思，你看“树”字的左偏旁是木，就是“种树”的意思，而右偏旁是“对”字。中国文字多是象形字，说明中国古人就一直延续着这一理念。他还说过，古树最是文明的象征，你看许多朝代和城市变迁了，但古树还留存并记录着历史，所以，我们种树就是种历史、种文化。听者往往顿感自己种树的行为是伟大的，所以，愿意种树而且会大

力倡导种树。

从上至下的社会价值涤荡，将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林业场。

于是，浙江省出现了全国少见的高层领导频频出席各种林业活动的场面。关注森林组委会每验收一个省级森林城市，都有省人大或省政协领导带队。省生态文化协会近年来组织的十余项活动均可见到省政府、人大或政协的领导的身影。

林业在浙江省的地位、份量由此可见一斑。

旋转舞台，沉淀绿色的财富

熟悉浙江历史的人都知道，改革开放后，浙江之所以从经济总量位居全国中游的省份一跃成为经济处于前列的经济大省，就在于他们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浙江率先涌现了全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其中，市场的兴起是浙江创造奇迹的密钥之一。

今天的浙江林业传承了这种基因，通过建立市场，把浙江的产品、浙江林业的声名以及开放的思维传播了出去。

楼国华厅长任职前曾任义乌市委书记，闻名世界的义乌小商品城在他任职期间品质得到大幅提升，形成了吸引全国各地20万经商大军、常驻外商上万人的盛景。进了林家门，楼国华也立志建立林业大市场。

近年来，浙江省通过林业体制机制创新，聚拢资金、技术、人才，激活人口、土地等资源要素，激发林业发展活力。据统计，2019年浙江省林业产业总产值为3154.8亿元，较上年度增加1190.7亿元，激增37.7%；今年林业产业产值预计仍将有较大幅度提升，将达3500亿元左右。

“大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林产品的繁荣，也呼唤着“大市场”的建立。

近年来，浙江省着力搭建市场营销平台，连续举办了4届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3届国家级和5届省级森林旅游节、8届中国(萧山)花木节、11届中国（金华）苗交会、1届中国（长兴）花木大会、4次笋竹产品省外推介会等活动，通过节庆展会等活动的举办，促进了以市场需求组织林业生产格局的形成。

一旦辐射全国的市场与林业生产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生命力，并成为助推浙江林业深层次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

再次出发，提质增量奏响新乐章

实现林业“双增”的刚性目标，是中国林业发展最紧迫的任务，浙江林业该如何走？

2019年10月，浙江省政府启动实施“森林浙江行动”，标志着浙江选择以绿色包容性的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浙江省“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省情，决定了浙江林业发展的重点在山区。但经过全省灭荒、绿化浙江的大规模建设，山上已“无地可绿”，林业发展的潜力只能转移到平原。

2019年3月，一场新的战役打响，浙江省将“扩面增绿”的重点锁定在平原地区，启动了“1818工程”——到2019年在平原新造林180万亩，使平原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原来的14.8%提升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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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地区扩面增绿不是件易事，人多地少、造林难度大、成本高。但浙江省的经济发展现实也到了平原地区该大力提升生态环境的历史节点。

浙江作为“长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正在向高收入经济体水平过渡。但以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也导致空气污染、水质下降、气温升高和城市热岛效应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无疑，林业承担重要责任。

在省长的主导下，“1818工程”强势推进。工程实施两年半，全省已造林110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2.5个百分点。平原大地已初显绿色葱葱、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量的增长点突飞猛进的同时，质的飞跃更令人欣慰，浙江林业“双增”将质与量的统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难看出，浙江省的“提质”之路是如此的坚定有力。

实施森林抚育工程。浙江省森林资源丰富但总体质量不高，乔木林平均每公顷蓄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1.5%。怎么提“质”？浙江省整合了3.99亿元资金大力实施森林抚育，促进“大树”形成。两年来的大幅度投入取得突出成效，森林蓄积连年大幅度增长。

根据监测，浙江省森林总蓄积量从2019年以来每年增加1200万立方米。而且有效地消除了火灾、病害的隐患，促进了森林健康，提高了碳储量。

开展千万珍贵树木发展行动。珍贵木材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特需的战略资源，在浙江呈现出利用范围广、资源消耗大、进口费用高等特点，为提升山林绿化、彩化、珍贵化，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大一笔财富，省林业厅2019年启动“浙江省千万珍贵树木发展行动”，之后连续3年累计向全省11个市64个县(市、区)赠送南方红豆杉、浙江楠、浙江樟、红豆树等20余种优质珍贵树木容器苗1113万株，营造珍贵树木林14万亩。今年又启动了“全省珍贵树种进万村行动”，用4年时间，在全省2万个以上的行政村种植珍贵树种2000万株以上，加快推进林业经济转型升级。

梳理浙江林业发展的态势，能够探寻其开放进取的内在逻辑，那就是不断寻找新的突破口，不断拓展发展新空间，不断创新发展模式。或许这种解放思想、敢于创新的精神，就是浙江林业实力、活力、竞争力爆发的谜底。

生态资本崛起，后工业时代浙江的新目标

——探秘浙江现代林业发展路径●生态资本拓展篇

本报记者吴兆喆何晓玲张健康

面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压力，浙江工业、渔业、小商品业的经济优势逐渐削弱。在十字路口前，浙江经济是继续领跑，还是徘徊不前？

如果能够在新产业、新模式、新发展方式等方面领先，即使传统的GDP指标优势不再，浙江照样可以在新的路段上领跑。

对此，浙江省委、省政府树立了新目标——建设森林浙江。这就意味着，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将喧嚣街巷建设为宜居之都，使生态资本的崛起成为浙江转型发展的试金石。

万名干部下乡驻村，绿色发展始于矛盾破解

“生态浙江是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始终坚持的发展理念，也是浙江未来的发展方向。”浙江

省委书记赵洪祝在多次会议中都会把发展落脚点放在“生态”上。

就浙江经济转型而言，不管是推进山林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还是推进绿色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其根本要素都是生态资源攀升，并实现生态资源到生态资本的转变。

然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浙江面临着和其他省份同样的问题，山林分到了一家一户，在分散而广阔的资源格局中，如何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

“下乡驻村，让干部深入山区林区解决存在的山林矛盾，解决资源有效利用的问题，为森林资源‘扩面提质’扎实基础，为林区可持续发展探索方法。”浙江省林业厅副巡视员王章明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永嘉县柴皮村和青田县平溪村争抢了50年之久的“野坑山”山林权属纠纷，就是在干部下乡驻村后解决的。

“野坑山”的争议面积为1308亩，由于历史原因，上述两村经常为林木的归属发生械斗。2019年，这一山林纠纷案被列为全省十大热点、难点纠纷案例之一。为彻底解决这起纠纷，仅2019年这一年中，省里就两次，两县4次召开协调会，县林业局领导、山林办的干部20多次蹲点入村进行调解，最终使长达50年之久的山林纠纷得到了圆满解决。

在所有山林纠纷中，浙江省林业厅政策法规处处长吴晓平认为，“最难解决的要数‘插花山’纠纷”。

金华市与丽水市接壤，金华农民王某一直在外做生意，林改后，他发现临近城市丽水市农民张某的林地在他的自留山上，于是找村委会讨说法。由于缺乏原始凭证，省林业厅、省司法厅，金华市林业局、丽水市林业局，以及两位村民所在的县、乡、村三级干部，先后6次会谈，对王某和张某进行调解，并走访农户、分析自留山证及现场踏勘，才妥善解决了纠纷。

“让‘插花山’告别历史，是林业部门跨区域‘作战’的重要战术，省林业厅出面协调跨区域的插花山的交换，不仅稳定了林农情绪、稳定了社会秩序，对于激发林农营林积极性，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政府公信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吴晓平说。

据省林业厅统计，林改以来，浙江全省共调处解决各类山林纠纷9878起、涉及争议面积258万亩。山林纠纷的有效化解，加强了林农间的沟通、合作与自律，促进了森林资源稳步增长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37亿带来1855亿，公益林创造的价值陡增50倍10年是一个节点，10年是一次跨越。为提升森林资源，夯实生态资本，浙江走过了许多省份不曾走过的关于公益林发展艰难探索的10年。

全省40%的山林建成生态公益林、中央财政和全省各级财政累计投入省级以上公益林补偿资金37亿元、全省为公益林配备2.1万名专职护林员、28个县建立了护林员野外巡查GPS考勤系统……

浙江省政府有关领导表示，生态公益林建设是深化“森林浙江”的实践，已成为浙江林业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惠农最广、生态功能最强的生态工程、德政工程、民生工程。

从省政府批准《浙江省生态公益林建设规划纲要》，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建设生态省的决定》，省政府颁布《浙江省公益林管理办法》，到省级公益林扩面工作拉开帷幕，10年间，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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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林范围增至4000万亩，省财政用于公益林建设的投资超过5亿元，省级以上公益林的最低补偿标准也由最初每亩10元增至19元。

浙江全省各地纷涌的公益林造林办法、措施和经验，也令社会各界目不暇接。浙江省林业厅生态中心主任李土生告诉记者，长兴县为解决通道绿化中地、钱、苗从哪里来的问题，对重要道路和水域采取了租地建绿的办法，政府每年支付土地租金560万元，建成了7000多亩的森林屏障。

解决了地的问题，迎面而来的便是如何让管护到位。毕竟公益林建设的关键点在此，只有严管、慎管才能确保森林资源持续增长。

为此，浙江在成立三级公益林管护机构的基础上，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了2.1万民护专职护林员。李土生说，护林员的选拔异常严格，“通过村民自荐和村两委推荐，乡镇（街道）审核，笔试、面试，林业局确认，体检、公示等环节才最终确定”。

同时，浙江专门研发了护林员GPS巡查考勤系统，可以随时随地掌握护林员的出勤信息和野外巡山线路，出勤结果直接与护林员工资待遇和年终评优挂钩。

“带上GPS巡山，感觉就像电影里的特工一样，不管去了哪里，上级的监控系统都能对你准确定位，谁还敢缺勤、偷懒？”长兴县护林员刘宝胜打趣地说。GPS系统也增强了山林地块间巡护人员的联系，一旦发生警情，能够迅速集结队伍增援前方。

高度的重视换来了高速的发展，全心的付出换来了全面的提升。10年间，生态公益林区每万亩平均发生森林火灾次数仅为0.016起、发生面积3.579亩、在灾面积1.965亩，且逐年呈下降趋势，分别比非公益林区减少了351.8%、308.7%和299.3%。

据省林业厅在全省分布的11个生态定位站检测系统分析，2019年省级以上公益林在涵养水源、固土保肥、固碳释氧、净化大气、减轻灾害等方面，发挥的生态效益高达1855.52亿元。

目前，浙江省委、省政府已将公益林建设保护管理工作，纳入对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省”建设、新农村建设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

“叶子”变“票子”，林地实现资源到资产的嬗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山林被人们称为“绿色银行”，然而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这只是自己的固定资产，如何让活树变现钱、资源变资本、林权证变股权证成了新的焦点。

浙江省于2019年5月1日实施的《浙江省林权出资公司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打破了这一桎梏，林农手中的林权也可以像现金、房产一样作价投资开办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林权出资赋予了山区农户‘靠山吃山’的新含义。”吴晓平认为，这项政策进一步盘活林业资本，促进林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为林业产业化发展注入新动力。

记者从安吉县林业局了解到，安吉以林权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合作社、公司注册成功，激活了林地、林权这些“沉睡”多年的资本。林权作价出资入股，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起来，推进了林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进程，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林地产出率，作价出资入股的林地每亩产出已平均高出原来的200元以上。

“安吉已有6家以林权作价出资的公司注册成功，其中林权作价出资总额1.488亿元，占注册资本的69%，出资林地面积19947亩，实现了‘叶子’向‘票子’的转变，使传统林地承包经

营获得了更高层次的运转平台和空间。”安吉县林业局局长杨国荣说，随着这些公司的不断壮大，人才、信息、技术、产能等诸多生产要素向林地流动，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林权作价出资为释放林地潜能搭建了广阔平台。

像迎来了新的朝阳，浙江省各地的林农纷纷通过组建专业合作社，实行“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把分散的小农经营组团为市场主体，通过以合作社为融资主体向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申请，增强了融资的可操作性。

据浙江省工商局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已登记土（林）地出资的农民专业合作社788户，汇集土（林）地12.3万亩，土（林）地出资金额4.2亿元；登记林权出资的公司8户，已出资林地2.5万亩，作价金额1.58亿元。

浙江绿色经济崛起的实践给人启示：只有把生态资源作为资本要素去实现保值增值，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合一的综合效益最大化，从而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拓展新的经济发展空间。

“以小搏大”，浙江创造林业产业发展奇迹

——探秘浙江现代林业发展路径●产业升级优化篇

本报记者李松龄何晓玲张健康

年产值突破3000亿大关，林产品及木材相关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百亿美元大关。

以占全国2.18%的林地面积创造了占全国11.15%的林业总产值。

何等魄力，让浙江“逆势高飞”，从一个林业资源小省转身成为林业产业大省？

浙江林业厅厅长楼国华一语道破：“用好每一寸土地、每一根竹木、每一点资源，激活各类林业生产要素，就能实现林业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奇迹”。

传承先发优势激活后发潜力

楼国华接受采访时曾说，浙江林业产业发展和浙江的经济发展一样，先发优势极其明显。

坐拥全省70%的山地面积，浙江人敢想、敢干，早早打起山林的算盘。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农民根据市场的需求，合理利用资源，研究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林产品。

全国未动，浙江先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传统产业打下的厚底子，让浙江林业产业赢在了“起跑线”上。

如今，竹产业为浙江带了300多亿元的年产值，总产值和出口创汇均位列全国前茅；木材加工业已在浙江发展了2万多家企业，年产值600多亿元，形成了人造板、地板、木门、家具、木竹玩具工艺品等特色产业集群；森林食品成为浙江最具潜力的资源，全省山核桃总产值现以超过25亿元，香榧总产值达7亿元，油茶总产值实现12亿-13亿元；花卉苗木产业同样每年能为浙江创造406亿元的财富。

传统产业的蓬勃发展激活了后发潜力产业的无穷活力。浙江省林业厅产业办主任康志雄表示，近几年，浙江省森林旅游和野生动植物驯养与繁殖等产业发展势头尤为迅猛，逐渐成为浙江林业产业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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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浙江提出像抓毛竹、油茶等产业一样抓野生动植物产业，率先出台了驯养繁育利用示范基地管理办法和浙江省野生动植物产业发展规划。

据浙江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站余根连科长介绍，浙江充分发挥政策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安排专项资金扶持龙头企业，加速推进产业发展。

在“十二五”规划中，浙江野生动植物驯养与繁殖产业的目标是产值达到100亿元。然而，正当“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这一产值就已达到了93.8亿元。1年的时间离5年目标仅一步之遥。

被视为朝阳产业的森林旅游业，近几年的发展势头同样不可小觑。

2019年，浙江省森林旅游人数突破1亿大关，森林旅游收入达288.7亿元；10年增加了13.7倍，年均增长速度达30.9%。

从木业、竹业、花卉苗木、森林食品再到野生动植物驯养与繁殖、森林旅游、造纸，浙江林业形成了七大优势产业，一、二、三产齐头并进，涌现出了一批林业经济强县。

目前，浙江全省有83%的县（市、区）林业总产值超过10亿元，其中8个县超过100亿元。

政策扶持给力金融服务助力

发展林业产业，最重要的是让山区的农民富裕起来。而靠林吃饭的浙江农民，腰包似乎特别“鼓”。

2019年，浙江农民年收入中有1/4来自林业，在9个重点林区县，这一比例也随之扩大到60%。

富民，再一次叫响浙江林业产业的名声。

联手致富强于“单打独斗”，山林分家到户，浙江鼓励组建林业专业合作社，通过大力培养龙头企业，吸引民间资本，引导社会各界、工商业主投资林业。

2019年，浙江率先在全国开展省级林业龙头企业、省级林业示范性专业合作社的认定工作。以典型带动，推动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高产出需要高投入，想发展，钱从何而来？

在专业大户、林业合作社和林业企业需要金融扶持的关键环节，浙江总能第一时间作出反应：2019年，为缓解林业中小型企业融资担保难，成立了全国林业行业第一家担保机构——浙江信林担保有限公司；

2019年，成立杭州信林评估咨询有限公司，破解了金融机构与林业企业信息不对称难题；

2019年，为推进全省林权抵押贷款工作顺利开展，全国第一家具有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资质的省级专业评估机构——浙江信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成立；

2019年，通过整合这3个金融服务平台，成立了省内唯一的全省性林权交易平台——华东林业产权交易所；

2019年，为有效解决林业小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成立全国首家林业行业性小额贷款公司；

今年5月，浙江率先在全国出台允许林权作价出资林业企业、专业合作社登记政策，林农手中的林权像现金、房产一样也可以作价投资。

通过担保、小贷、银行推荐贷款等多种模式，浙江已为2500多家林产品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社提供绿色融资产业服务95亿元。如今，浙江已有45个县开展了林权抵押贷款业务，贷款银行

增至12家，累计发放贷款102.88亿元。

农民都高兴地把林权证比喻成“信用卡”，更高兴的应该是丽水的林农。

丽水通过建立“林权IC卡”档案，将林权信息、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数据与金融系统对接。40多万丽水林农，拿着IC卡就能直接到银行贷款，免去了林权抵押贷款工作中评估难、耗时长等问题。

政策扶持给力，金融服务助力，浙江林业产业成为农村的支柱产业，林农将青山变“金山”，叶子变“票子”，资源变“资本”，腰包怎能不鼓。

搭平台“引进来”抢市场“走出去”

产值高，因为销路畅。销路畅，因为平台大、策略好。

从搭建平台吸引买家走进来，到抢占市场带着产品走出去，浙江“内外结合”，既扩大了浙江林业知名度，又加速推动了浙江林业产业的飞速发展。

国际级、国家级、省级，浙江为林产品搭建了各类平台。特别是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中国森林旅游节、中国（萧山）花木节已经成为全国林业的品牌盛会，更成为浙江林产品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窗口。

借助义乌全球小商品贸易中心的优势，浙江打造了我国规格最高、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林产品贸易盛会——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每年11月，全国各省（区、市）和境外30多个国家的企业来到浙江进行交流与合作，成为浙江林产品走出中国，走向国际的重点跳板。

目前，浙江举办了4届义乌森博会、10届森林旅游节和8届中国（萧山）花木节，都取得巨大成效。

只“静”不“动”并不符合浙江人的性格。

今年3月，天津市胜利广场上演了一幕“抢”笋竹的热闹场面。来自浙江重点发展竹产业的县（区、市）长充当起了“推销员”，仅半小时的卖力吆喝，笋竹产品就一抢而空。

这场由浙江省林业厅牵头，名为“笋竹产品华北行”的活动，为浙江竹制品企业搭桥铺路，不仅让天津老百姓了解和认识了笋竹产品，也为浙江的竹产品打开了天津市场。

“笋竹产品要做大做强，就一定要走出浙江，打入北方市场。”楼国华说，这已经是浙江连续第4年“组团”北上。

2009年，浙江“笋竹产品东北行”去到哈尔滨；2019年“笋竹产品西北行”去了西安；2019年又在郑州举办了“笋竹产品中原行”。浙江的笋竹产品在北方不仅大受欢迎，企业也从中尝到了甜头。如浙江东光食品有限公司连续4年参展，2019年，公司笋产品的销售额是3000多万元，其中北方市场销售额占了六成左右。浙江菜篮子食品有限公司笋产品在北方市场的销售额达2800多万元，是2009年以前的5、6倍。

通过“走出去”的方式，浙江竹产品逐步扩大北方的销售市场。2019年，浙江的笋竹产品在北方市场的销售额近10亿元。楼国华表示，北方市场空间巨大,为浙江竹制品企业搭建平台的活动还会一直做下去。

产值高、林农富，浙江林业产业走在全国前列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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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产业办主任康志雄所言，浙江有生态与产业协调发展的绿色理念，有加快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绿色动力，有强林惠农的绿色目标，有政策服务的绿色机制，所以能“以小搏大”，创造出林业产业的绿色奇迹。

现代林业建设的“浙江样本”

——探秘浙江科学发展路径●林业园区建设篇

本报记者梅青何晓玲张健康

走进浙江省黄岩富山毛竹现代林业园区，记者耳闻目睹了令人不敢相信的“奇迹”。

这个园区建设前后，收入“大变脸”、财富“大提升”，毛竹亩均产值提升了1000元，从最初的1500元提高到2500元，整个园区的财富也陡增了1200万元。

园区负责人告诉中国绿色时报记者，如果按以往的发展模式，这一切都不敢想！

据记者了解到，“黄岩富山”在浙江省现代林业园区建设中并不是个例，有些园区的生产力“爆发”更为突出。

为什么现代林业园区建设会“激荡”出如此超常的发展成效？

大平台，现代林业建设的主载体

划出一块集中的区域，针对主导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入驻大量企业……这可能是人们对现代工业园区的认识，而对于兴起时间不长的现代林业园区却了解不多。

现代林业园区同样是一种高效利用模式，同样是针对主导产业划定一定范围形成产业聚集地，并先行规划，再优化配置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各种资源要素，从而达到转变发展方式、大幅提高林地产出率和产品附加值的目的。

不同的是产业发展方向不同，现代林业园区建设大力发展的是林业主导产业。

浙江为什么开展现代林业园区建设？有专家说，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由浙江省的省情决定的。

浙江有先发优势，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优势逐渐被淡化。而山多地少的省情，决定着浙江要继续“大步跨越”，土地利用必须集约化、高效化。

2019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发展现代农业园区的重大决策，现代林业园区建设就位列其中。

“省委、政府作出的这一决定，正应合了浙江林业发展亟待升级的契合点。”浙江省林业厅厅长楼国华说，“尽管浙江已成为全国林业产业大省，形成了七大主导产业，但客观上讲，我省林业经营分散、粗放型生产的经营方式尚未根本转变，林地生产力依然比较低，迫切需要我们搭建更加有效的实施平台，从精、优、高上做文章、下工夫，促进林业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林业。”

浙江省借势将推进现代林业园区建设作为现代林业建设的主载体和重要抓手进行布局，省林业厅计划力争到2019年，用全省十分之一的产业面积建立设施完备、技术领先、组织化程度高和辐射带动能力强的现代林业园区300个，重点发展浙江七大主导产业，促进林业产业发展现代化。

“我省建设现代林业园区基础甚好。”省林业厅巡视员王章明介绍，“十五”期间，浙江大

力开展了林业特色基地建设，促进了特色优势资源的集中发展；“十一五”期间，浙江省又开展了现代竹子示范园区建设，使竹业大省的资源优势进一步向高效转化。目前，开展现代林业园区建设就可以在林业特色基地和现代竹子示范园区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提升，同时总结利用前期积累的建设经验，加快构建现代林业产业大平台。

按产业规模和特色，浙江省的现代林业园区分为综合园区、林业主导产业示范园和特色林业精品园三大类。目前，全省已经公布4批400个省级现代林业园区创建点，规划建设总面积322.37万亩，计划总投资97.9亿元，并全面启动建设。今年省林业厅计划建成100个现代林业园区。

大创新，聚合力从粗放走向集约

使用“早园竹早出优质地面覆盖技术”，德清早园笋主导产业示范区投入产出比可达到1：7.5，核心区效益好的每亩纯收入高达1.3万元。

这就是现代林业园区的魅力！

高效益已成为现代林业园区的“符号”。浙江省林业厅对各类现代林业园区效益有明确的目标要求：竹子现代示范园区亩均年产值超千元、菜竹超5000元；珍稀干果（油茶）现代示范园区亩均年产值超双千元，花卉苗木现代示范园区亩均年产值超万元……

如何实现这些高的目标？其秘诀就是聚合力，优化配置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各种资源要素，从粗放走向集约。

资金集中投入。浙江省各地千方百计整合项目资金，把林业、农发、扶贫、林区道路建设等项目打捆使用，同时制订政策激励企业投入，带动农户投入，形成了以国家项目资金为导向，企业、业主和农民投入为主体的大好局面。

据初步统计，林业园区已完成建设投资19.7亿元，其中财政扶持9亿多元，主体投入10.7亿元。

先进技术集中应用。为加强园区建设管理和科技支撑，浙江省林业厅组织开展了百名专家进百个园区科技活动，编制林业主导产业特色优势产品培育方案，将园区作为良种良法的示范区和推广区，新品种、新技术、新知识、新理念的试验区和创新区，全面提升园区科学管理水平。

依托园区的平台，目前，浙江农林大学、中国林科院亚林所、省林科院已与丽水、衢州、杭州、金华、湖州、绍兴、台州等地建立了紧密的科技协作关系。浙江农林大学参与安吉县毛竹现代科技园区建设以来，已推广先进技术11项，科技贡献率达72％。

省林业厅按照“六化”标准即示范规模化、设施现代化、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环境生态化、效益最优化，全面推进现代林业园区建设。

“‘六化’建设，缺少哪一项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在中国安吉毛竹现代林业示范区的工作人员用切身体会告诉记者，“如果设施不能现代化，滴灌就上不了山、山上没有储水池，遇大旱就无法产生高效益；我们修通的4.8公里道路，可以将园内所需物资和产品快速地购进和运输出去,仅这一项每亩至少降低成本40元。”

省林业厅的“六化”要求十分具体，规模化要求“竹子现代示范园区的规模在2000亩以上、珍稀干果和花卉苗木现代示范园区的规模在1000亩以上”；设施化要求“林道密度每千亩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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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里，水利灌溉设施控制面积1000亩以上”；标准化要求“科技贡献率达到70%以上”；产业化要求“全面建立产业合作社、合作联社等多种形式的合作化生产组织，林农入社率达到80%以上”，生态化要求“严格控制使用化肥和农药，禁止使用化学除草剂，推广竹林专用配方复合肥和生态经营措施”……

上述现代林业园区的创新设计，为浙江林业产业发展“提速”打下了坚实基础。

大引擎，驱动产业提升兴林富民

浙江现代林业园区建设，有如巨大引擎，点燃了林业产业提升的烈火。它不仅自身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而且发挥了突出的辐射带动效果，促进了兴林富民。

“花木之乡”杭州市萧山区为加快产业升级步伐，规划了花木产业“两个示范区、三个精品园”，面积近万亩，计划2年内投资5200万元，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8亿元以上，辐射面积10万亩，带动农户5000户。目前园区创建1年多来，竞争优势显著增强，比去年同期收入增长20%以上。同时还带动了基地建设，全区已建各类区级特色林业基地近百个，面积4万多亩。

绍兴崇仁省级雷竹示范区则组建了古镇竹笋专业合作社，以提高组织化程度。现已吸收社员158人（户），建成了2000平方米的竹笋市场，形成“市场+企业+基地+合作社”和林农紧密相连的产业化格局。同时大力发展集四季挖笋、休闲娱乐、人文景观为一体的农家乐，建立的坑口绿林竹海观光园被命名为绍兴市级林业观光园，有效地拉长了产业链，使园区建设由一产向二产、三产过渡。目前，该园区主导产业亩产值高达4400元。其中，核心区坑口基地95%的农户种上了雷竹，发展雷竹达2700多亩。2019年竹笋总产量达247.5万公斤，总产值达1650万元，户均收入63953元，人均收入达21345元，实现了林业增效、林农增收。

短短两年时间，浙江现代林业园区就呈现了勃勃生机，其火热的发展势头使浙江成为现代林业发展的“样本”。我们期待，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浙江能继续发挥其创新的传统，并“绽放”出更多的精彩。

保民生，浙江林业的全方位攻略

——探秘浙江林业科学发展路径●富民惠民篇

本报记者吴兆喆何晓玲张健康

当“民生”成为我国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时，全国各地、各行业纷纷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其内涵。

2019年9月，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指出，生态和民生是林业的一体两翼，是当前林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课题。

今天，中国绿色时报记者带您走进连续2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位居全国首位的先进省浙江，探索其民生林业的“现代之作”。

股份制合作，让林农获益最大化

集体林改后，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林业经济发展进程中，怎样确保农民从林地获得更大效益？

“提升科技含量”、“加强人才培训”、“增强管理力度”……记者以为会得到如此类似的答案。

然而，浙江人的回答却另辟蹊径，“让农民加入林业股份制合作社”。

林业股份制合作社，其模式是农民以林地上的林木为股份作价入股形成新型的集体经济，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加入股份制合作社后，因为集体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使每亩毛竹的收益比自己经营高200元呢。”浙江省安吉县山川乡高家堂村支部书记周文鑫说，对于老百姓，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合作社成立前，高家堂村的村民都是以“单打独斗”的方式经营自家林地，1年下来，抛除肥料、人工等各种费用，每亩毛竹的收益为2000元。

2019年高家堂股份制合作社成立后，全村的竹林由合作社统一经营，肥料统一购置，一次性上山，竹材集中采伐，不仅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还能投入其他经营，使每户林农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增加到2万元左右。

当前，农民失山失地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隐患，省林业厅认为，积极引导大力发展林业股份制合作社，是解决这一问题并提高农民效益的根本出路。

“股份制合作社的另一优势是，作为成规模的经营体，可以积极争取政策扶持项目，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经营水平。”浙江省林业厅副巡视员王章明举例说，如果项目资金只投向发展大户或者企业，那么国家大量的项目资金，就不能让更多的人受益，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也无法惠及到广大林农，股份制合作可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

周文鑫说，合作社的理事长往往是由股东推选出的村干部担任，村干部带领社员、跑市场、塑造品牌，形成了市场优势，在价格方面有竞争优势，实现了规模销售。

据了解，目前，安吉县已成立林业股份制合作社15家，林权作价出资总额达到1.638亿元，出资林地29447亩，惠及农户1800户。浦江县也正在大力推进林地股份合作社发展。

林业法律援助，为弱势农民撑起“腰”

“山区林农大多文化水平低、表达能力差、经济能力无法支撑……一旦发生山林纠纷，林农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浙江省林业厅法制处处长吴晓平说出了农民利益的另一“困惑”。

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化，林地价值不断提升，林农对林地利用的积极性大增。然而，一些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私下进行林权流转，往往存在合同不规范、双方权利义务不明确等问题，一旦发生纠纷，就面临上述难题，遭遇“维权难、难维权”等问题。

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化解林农的利益纠纷？2019年，浙江省林业厅、司法厅联手在13个县推行林业法律援助工作站试点。2019年7月，省林业厅、司法厅决定，在全省林业系统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并开展法律援助林农维权行动。

“这不仅能够给全省经济困难林农和林业职工提供更加便捷、高效、无偿的法律援助服务，还能更好地把社会矛盾化解在萌芽、消灭在基层。”吴晓平说。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浙江全省林业法律援助试点已扩展至65个县（市、区），累计办理案件1265个，其中诉讼案件187件、非投诉案件1098件，解答司法咨询7828人，启动专家会诊49件，举办农民专项法律活动106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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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使山林纠纷中的林农有了‘娘家人’，让林农有了说话的地方。”有关法律人士表示，对于法院而言，调解、仲裁的关口前移，减轻了司法工作的压力，确保了社会稳定；对于农民而言，仲裁委员会因更了解林业的实际状况便于协商解决，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

吴晓平认为，浙江省的林业法律援助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探索建立了维护林农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

林道建设，从“节资”上延伸增长点

“青壮年都外出务工了，村里只剩下了老人和儿童，如果没有便捷的道路让肥料上去、货物下来，农村的林地将陷入无人经营的境地，兴林富民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浙江省林业厅副巡视员王章明说。

这是一个全国存在的普遍问题，山区绝大部分林业生产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经营方式，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低下，农民生产和生活环境较差。仅在浙江，全省就有1200多万亩竹林，受交通不便和自然环境的制约，导致经营水平和效益提升缓慢。

“每修建1公里林道，受益竹林300亩，每亩节约成本80元，全省1200万亩竹林可以增加效益10亿元。”通过调研，王章明认为道路建设不仅可以改善林区生产条件，还能从根本上转变肩挑背扛的传统生产方式。

为此，2019年浙江省政府启动实施了10万公里林道建设工程，并将其列入“办好关系民生问题的十个方面实事”，省财政分别给予发达地区每公里3万元、欠发达地区每公里5万元的补助。

“当年便建设林区道路6180公里，今年将预计完成1万公里。”随着林业经营方式的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林区道路的功能已经大大拓展，它不仅仅是对林业一、二、三产业的发展有直接作用与影响，而且覆盖了全省山区全体林农的生产与生活，事关“森林浙江”的建设和全省山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按照浙江省林道建设规划，在总投资近64亿元、建设里程为10万公里的林道建设的10年中，林业产业链将随“道路”延长，林产品加工层次、商品化程度和附加值将随“道路”提升，山区林业经济将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化的转变。

林地参保，构筑自然灾害的防火墙

“我们的林地都参保了，部分损失正由保险公司理赔着。”强台风“海葵”过后，浙江全省各地均不同程度受灾，然而在安吉县，受灾林农张义斌没有表现出太多担忧。

“海葵”发生时，大面积山体滑坡造成安吉多个乡镇的用材林、竹林受灾。由于安吉开展了政策性的林木综合保障，所以县林业局和保险公司在第一时间赶往受灾现场查勘灾情，并多次组织省、市相关专家研究如何科学定损，以确保灾后第一时间将赔款支付到林农手中，使林农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记者从安吉县林业局了解到，安吉县政策性林木综合保险从2019年以来全面推开。以中央补贴30%、省财政补贴27%、县财政补贴18%、农户自付25%的保险模式稳步发展。截至目前，已有6个乡镇89个行政村的55万亩商品林参投政策性林木保险，加上全县统一参投保的62.4万亩生态公益林，参保林木总面积达117.4万亩，占全县有林地面积的63.3%。

“每户林农每亩只需承担0.84元的保险费用，却能享受每亩最高600元的补偿。”安吉县林业局局长杨国荣说，此次受强台风之灾的8.2万亩商品林中，有5.5万亩林地进行了投保，基本覆盖了灾情较为严重的主要乡镇，而未投保、受灾的个别乡镇从中受到了教育，预计会推进全县投保比例的进一步上升。

“政策性保险是消除林农因灾返贫的重要举措”。王章明表示，未来一段时间，浙江还将在目前推行的林木火灾保险和林木综合保险两个险种的基础上，继续完善相关政策，提高财政补贴率、单位面积保额，降低林木综合保险费率，降低林农承担保费比例和欠发达地区财政承担比例，并提高林农参保意识，扩大林木保险投保面。

随着现代林业的纵深推进，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还将加速向农村流动，如何探索出更好的惠民、富民措施，将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

林城交融，来自长三角南翼的幸福

——探秘浙江现代林业发展路径●森林城市建设篇

本报记者吴兆喆何晓玲张健康

央视不久前推出特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面对镜头，包括城市白领、企业工人、乡村农民在内的几千人，回答各不相同。

日前，中国绿色时报记者也就此问题在浙江各地随机采访了一些群众，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回答很一致：幸福就是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浙江全社会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共识，记者深入采访才得知，浙江的森林城市建设体系与众不同，四级构建，从城市一直延伸至农村，不同层面均受益于森林城市环境的改变。

至目前，浙江已有6个城市荣膺“国家森林城市”称号，占据全国森林城市总数的1/4，独占鳌头，标志着体现现代城市建设理念和水平的浙江城市建设已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省级领导亲“挂帅”，“创森”严把关

“咱林业的干部，还真没见过这个阵势。”浙江省长兴县林业局干部陈光华忆起“创森”检查组莅临时，好多基层干部都手足无措。

陈光华指的“阵势”，浙江每个“创森”城市都会经历两次：一次是省林业厅厅领导带队，相关厅局负责人为成员的预检；一次是省领导带队，相关厅局“一把手”为成员的正式检查。

“很多干部在基层工作了一辈子都见不到省领导，一下子站在这么多省领导面前，真不知道手脚该放在什么地方。”陈光华说，高层领导的重视，成为迅速推进“创森”工作的强大助推剂。

早在2019年，浙江成立“关注森林”组委会时，就呈现出“高规格”的阵势，省政协主席担任“关注森林”组委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担任副主任。

之后，省委、省政府把“创森”摆上了重要工作日程，先后出台的《关于加快林业改革发展，全面推进森林浙江建设的意见》和《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都将森林城市建设内容列入其中。

“省‘四套班子’对‘创森’工作的重视为全面推进森林城市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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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林业厅负责人说，“然而，最令人瞩目的还数省‘两会’期间召开的全省‘关注森林’工作会议”。

在浙江，每年省政协会议期间，会议小组都会专门抽出半天时间召开“关注森林”会议。省政协主席每年都会给各级政协提出新目标，要求和鼓励全省政协委员发挥自身优势，为“创森”活动献计出力。

有了省级领导带头“上阵”，浙江全省对“创森”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各地级市和68个县（市、区）均成立了“关注森林”活动组织机构，并高规格地配置了“关注森林”组委会领导，形成了“政协牵头、林业负责、部门配合、上下联动、各方参与”的良好工作格局。

据统计，目前浙江已有杭州、宁波、临安、龙泉、衢州和丽水6个城市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森林生态系统在全省生态环境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逐渐显现。

“浙江‘创森’活动取得的辉煌业绩，尤其是摘获得6块国家‘金牌’，功在高位推动。”有关分析人士如是指出。

“量体植绿”建体系，幸福指数高

“‘创森’的目的不只为了获取一块牌子，森林城市称号仅仅是一项荣誉，我们追求的不是一时，而是‘创建’常态化、日常化，让绿色真正能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浙江省林业厅副巡视员王章明说，“通过我们的制度设计，‘创森’的理念已经深入浙江人的心里”。

难道浙江“创森”有着更高一筹的谋划？

在经济社会发展迅速、超前意识敏锐的浙江，森林城市的建设已冲破了城市的钢筋水泥，越过城镇的繁华喧嚣，扎入了更为广袤的农村大地。

早在2019年初，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林业改革发展全面推进“森林浙江”建设的意见》就明确指出，要加强城市、城镇和村庄绿化，积极开展森林城市（城镇）建设。这意味着，在浙江，不仅大中城市可以争创国家级的森林城市，而且小城镇，甚至村都可以创建省级的“森林城市、森林城镇、森林村庄”，获得相应荣誉。

如此繁多的层级为了什么？为了让更多的层面一起提升环境质量，让农村也通过创建享受繁华城市一样的绿色新貌。

针对森林村庄建设，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加大村庄绿化力度，逐步形成道路河道乔木林、房前屋后果木林、公园绿地休憩林、村庄周围护村林、平原农田防护林的村庄森林格局”。

记者从温州市瓯海区了解到，为提高森林城镇和森林村庄的创建质量和水平，区政府结合“花卉园艺进社区”和“珍贵树种进万家”活动，鼓励城乡发展珍贵树种、花卉、经济果木树种栽培，实现“一村一品、一村一景”的格局。并对获得省级“森林城镇”、“森林村庄”命名的，给予5万元的奖励；对获得市级“森林城镇”、“森林村庄”命名的，给予2万元的奖励。

“获得奖励不是目标，通过创建，农村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树种，形成了高质量的宜居环境。”获得“温州市森林村庄”称号的梅园村的一位村干部说。

最早一批获得“省级森林城镇”称号的余姚市泗门镇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种树，把树种在人们最需要的地方，改变城市冰冷的钢筋水泥面貌，满足城市人群“开门见树、

亲近自然”的生态渴望，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创森”合力；让人民群众在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中感受自然之美、享受品质生活，才能共建和谐社会。

实践证明，只有把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放在首位，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力度作为关键，“创森”才会自上而下凝成一股力量，才能为全面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目前，浙江已创建成功6个国家森林城市、20个省森林城市、75个省森林城镇、283个省森林村庄。

特色纷呈创建忙，亮点频频现

“‘创森’不应是千篇一律，必须体现地方特色。”浙江省林业厅副厅长杨幼平在今年召开的全省森林城市创建工作现场会上，要求各地“要把当地特色打造成亮点，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

那么，怎样才能做出自己的优点和特色呢？

记者实地采访了嘉兴市、长兴县、桂花村，分别从城市、城镇、乡村3个不同层面，看到了各地书写的“精彩篇章”。

——嘉兴市境内一马平川，河网密布，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平原，山林面积不到全市国土总面积的1%。为解决区域分散、涉及单位较多的“创森”难题，嘉兴探索实施了“项目运作、多方联动”的建设模式，取得良好效果。

嘉兴市委、市政府把“创森”任务整合成一个个具体工程项目，以年度考核责任书形式分解落实到相关地方、部门和单位，实行工程项目化管理，做到了事有人管、责有人担。从2009年开始陆续启动了“八个十”绿化攻坚工程和“三清两绿”3年行动计划，硬是在人口、工业、城镇、交通等密集的区域，新建改建绿化面积24万亩，使森林覆盖率从14.9%提高到18%。

——长兴县被誉为“太湖明珠”，多年来相继成功创建了1个“省级森林城市”、2个“省级森林城镇”和7个“省级森林村庄”，其“苗林结合”的措施，为同类地区“创森”提供了宝贵经验。

长兴苗木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创森”用苗提供了先决条件，而且规划建设的大苗基地就是创森的一大景观，也为产业崛起提供了支撑。长兴采取本土为主、外来为辅的措施，提倡多种本地苗木，在保证苗木成活率的基础上，扩大本地苗木市场，促进了群众增收；积极引进红豆杉、浙江楠、香榧、香椿等20多个名优珍贵树种，进一步丰富了植物多样性。同时，随着银杏节、红梅节、花木节、杨梅节等一系列森林生态节庆活动的开展，为“创森”工作奠定了群众基础。

——桂花村位于桐乡市石门镇，近年来该村先后获得省绿化示范村、省兴林富民示范村、省农家乐示范村、省卫生村等荣誉称号，在“创森”进程中，通过挖掘地方特色、做强特色产业，颇为外人称道。

桂花村有着悠久的桂花栽培历史，近年来，该村以创建森林村庄为契机，利用桂花进行资源整合和旅游开发，建成“古桂观赏”、“休闲娱乐”、“餐饮服务”三大功能区，同时引导农户发展苗木花卉规模种植，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做到了新村建设、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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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结合，使“创森”理念得到升华。

森林是城市唯一有生命的基础设施，也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森”不仅是解决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最快捷、最经济和最有效的途径，对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推进城市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据了解，浙江省新的一轮从上至下的森林城市建设热潮又在推进中，未来，“森林浙江”将变得更加丰腴。

文化，浙江绿色崛起的发力点

——探秘浙江现代林业发展路径●生态文明建设篇

本报记者吴兆喆何晓玲张健康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于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世界著名生态和社会学家唐纳德·沃斯特说。

显而易见，大力繁荣生态文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更深的思想文化层面树立起的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今天，中国绿色时报记者带您走近生态文化先发地之一的浙江，一起感受文化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先知、先觉、先行

2019年，全国首个省级生态文化协会在浙江成立；次年，浙江又率先在全国成立了首个县级生态文化协会。

习惯于“率先”、“赶超”的浙江，在挖掘生态文化内涵，引导社会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再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

“对于文化的挖掘和传承，浙江有着先发优势。”浙江省林业厅相关负责人说，当代浙江人身上所凝结的精神，是由数千年浙江历史积淀并不断吸收、融通各种外来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从大禹治水的“因势利导”，到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再到知府林启的“讲求实学”，以及王充的批判精神，王阳明的创新思想等等，这一切都给浙江人民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文化的繁荣得益于每一个历史阶段执政者的重视，得益于每一任地方行政长官的推动，得益于每一代人孜孜以求的追寻。”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副秘书长许利群说。

早在2019年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成立之前，省“四大班子”领导便给予了高度关注。时任省政协主席周国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渭山担任协会名誉会长，省政协副主席陈艳华担任协会副会长，省委宣传部、教育厅、林业厅、文化厅等30家厅级单位为副会长单位。

有省里高层领导的参与、“唱主角”，两年来协会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局面。尤其是2019年浙江电视台把演播室搬到室外，实地录制了一期别开生面的“生态文化圆桌会”，大大激发了全

省人民走进森林、认知森林的浓厚兴趣。

“一种文明形态的本质内核，就是维系这种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生态文明滋润和养育着生态文化，生态文化又支撑和维系着生态文明的发展。”周国富主席认为，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的灵魂和精神支柱。

2019年年初，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了“物质富裕、精神富有”，再一次强调了“富口袋”与“富脑袋”的关系，强调了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注重整个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这一信号，对于生态文化发展而言，迎来了新契机。”许利群说，在全省推进“两富”建设进程中，生态文化必将成为森林浙江、文化强省的重要引擎，成为社会和谐持续发展的价值指向和精神纽带。

种生态、种文化、种理念

一次生态摄影展，两天内吸引观众超过10万人；一次“生态日”活动，一天内参与群众超过百万人……浙江生态文化活动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把文明与发展进行了紧密结合，更将生态理念植根千家万户、种在百姓心底。

2019年，浙江在全国率先设立了省级“生态日”。当年9月30日，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浙江生态日的决议》，决定每年6月30日为浙江生态日。

“‘生态日’是挖掘生态潜力、激发生态活力、彰显生态魅力的有效载体。”在许利群看来，“生态日”已然成了全省生态文明成果的重要标志，尤其是花卉园艺进社区、珍贵树种苗木进万家这两项活动为“生态日”增色不少。

两年来，仅此两项活动的举办，全省各地免费赠送给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户的蝴蝶兰、榉树等珍贵花卉苗木就达百万盆（株），在把绿色美化带进了家庭的同时，也把文化种在了广袤乡村。

目睹了群众高涨的绿色激情，长兴县委书记章根明颇有感慨：“绿化就是文化、造林就是造福、增绿就是增收、护林就是护宁。”

如果说将绿色植根大地是通过体验将文化汲取，那么对于无法亲身参与其中的人而言，视觉的冲击，也足以带来心灵的震撼。

2019年6月29日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在全省范围内举行了“万园杯”生态摄影作品展，两天内吸引观众超过10万人。

“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照片，透过或美或缺的画面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怎样才能让自然更和谐。”参观摄影展的观众吕先生说。

许利群介绍，摄影大赛的举办就是希望人们用锐利的目光、深邃的镜头长此以往地关注生态，“就是要揭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景象，给人以警示和思考，以激发全省人民建设生态浙江的热情”。

伴随着“生态日”的设立，群众参与生态建设的热情越来越高，对生态文化的理解越来越深，生态文明在江浙大地的传播越来越广。

诚如陈艳华所说，我们要追溯原始文明的足迹，传承农耕文明的美德，扬弃工业文明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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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地迈向生态文明的进程中。

挖掘内涵、倡导和谐、引导价值

“芦锥几顷界为田，一曲溪流一曲烟。”当西溪湿地的美景让人流连忘返时，记者深入西溪，探索了其吸引人们神往的内在。

“保护不易啊！”通过西溪湿地公园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林金昌的一句话，就知道西溪光鲜靓丽的背后藏匿着许多故事。

西溪湿地是我国大中城市中唯一的一块城市湿地，然而在杭州城市发展快速西进的往昔，西溪湿地曾被无情蚕食，房地产项目的争夺、民居建筑的杂乱、人类生活垃圾的污染、历史遗迹的破坏……

2019年，杭州市政府正式批复《西溪湿地保护区总体规划》后，湿地管委会在加强固有资源保护的前提下，深入挖掘湿地文化内涵，把养猪、捕鱼的原住居民请出去，把潘公凯、杨澜、约翰·霍斯金等名人请进来，打造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兼备的文艺精品，使西溪基本形成了剧本创作、影视拍摄、院线放映的产业链，创造了众所瞩目的“黄金效益”，尤其是创意园影视作品年产量达到浙江全省50%以上。

“知名度、美誉度的提升，西溪迎来了更多客人，可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好这块资源，旅游高峰期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限卖门票。”林金昌坦言，西溪不是用来追求利润的，而是属于全社会的生态资源，“它更大的价值是告诉人们，什么才是人与自然和谐”。

就浙江全省而言，西溪只是深入挖掘生态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广袤农村，生态文化的根系同样壮美。

为描绘“中国美丽乡村”蓝图，安吉县聘请院士、专家做顾问，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让历史的厚重与绿色的凝重融合；为打造“星级绿色村庄”模式，长兴县将黑色文化、白色文化、绿色文化编撰成朗朗上口的口号，让人们口口相传，护绿爱绿；为保护拯救民族文化遗产，武义县开展了古树群保护工程，建成了书画创作基地，使村落洋溢着古朴醇厚的乡土风情。

安吉县林业局局长杨国荣介绍，获得“全国生态文化村”荣誉称号的尚书干村就是对历史与生态完美的诠释。尚书干村因杨振普官至尚书而得名，尚书文化就是要让村民传承尚书的勤学苦读，为后代创造一种重学习的风尚。而今，结合生态文明建设，尚书干村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其实，保住了这些古村落，就可能保住了凝结其中的历史文化积淀，保住了传统民俗民风的‘活态体现’。”许利群说，浙江是历史文化村落保有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全省散布着609个历史文化村落，如果将这些村落的历史底蕴与生态文明相交融，既推进着生气勃勃的现代化建设，又保留了温情脉脉的文化遗存。

或许，这就是生态文明给社会个体健康成长提供的价值理想、道德信念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吧。

从“林”入手掌控粮油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