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公民教育简史

澳门公民教育简史

单文经教授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摘要

本文旨在简要叙述澳门开埠四百余年来，有关公民教育实施的历史沿革。全文分为五节。第一节前言，说明本文写作的重点。第二节至第四节，将澳门推动公民教育的历史沿革，分为由澳门开埠至二次大战前、二次大战开始至八○年代早期，以及八○年代中期以后等三个时期，就其演进与发展加以叙述。最后，则以澳门公民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为结语。

关键词

澳门、公民教育、澳门公民教育简史

壹、前言

一般而言，我们可自广义或狭义二种观点探讨公民教育或课程。所谓广义的观点，认为任何教育活动，不论其为正式的学校教育，或是非正式的教育，宗旨皆在培养具有高尚道德修为的公民，因而将公民教育等同于教育。所谓狭义的观点，是将公民教育范限于与公民资格(citizenship)培养直接有关的教育活动，特别是在学校教育的范畴，以某种特定的教育课程或是学习经验，试图型塑其公民质格的活动。狭义的公民教育活动存在的前提之一是，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必须透过有意安排的教育活动，型塑其国民或居民成为具有资格的公民。

以澳门的情况而言，依据谢均才(1999)、胡少伟(2000)，陈子浩(2002)，以及谢均才(2005)、等人的说法，在1987年中葡双方签署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正式对澳门行使主权之前，澳葡政府并未有意地推动公民教育的活动，俾便教化澳门居民，特别是广大的华人居民，使其成为澳门的公民。所以，严格说来，在此之前，并未进行狭义的公民教育。然而，我们同意吴国昌(1992)、刘羡冰(1992)、刘羡冰(1999)、蔡梓瑜、张丽莲、谢桂英、冯增俊(1999)，以及刘金玲(2002)

等人的作法，采取广义的公民教育观点，把澳门开埠以来所推动的与教育或公民教育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活动，都纳入其中。具体而言，本文把澳门推动公民教育的历史沿革，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澳门由开埠至二次大战前，第二个时期为二次大战开始至八○年代早期，第三个时期为八○年代中期以后。兹试简述如下。

贰、由澳门开埠至二次大战前

1553年，葡人登陆澳门，始建草棚约十数间，再逐步强行运来砖瓦木石，建屋成村。1562年葡人在澳门居住数年后，若干位传教士始来到澳门，但停留时间皆不长，或为一年，或为二年。一直到了1563年8月24日，耶稣会士佩雷斯(Franciso Peres)、谢特拉(Manuel Teixeira)一同来到澳门，在澳门建立耶稣会的小会所(杨仁飞，2000)。自此以后，天主教的力量才开始在澳门扎根，开展其漫长的传教活动。天主教为葡萄牙的国教，所以天主教会在澳门的工作，皆得到葡国国王及商人的支持。当时教会除了主持宗教仪式外，还发挥了教化的作用。这段时间葡人所办理的学校教育，是以天主教教堂所开设的要理班为主，兼授语文、文法，俾便扫除文盲，开启民智；同时，并进行宗教传教的教育。

此时，以华人为对象所办理的教育，多与内地同步进行。自澳门开埠以至中国内地于1903年颁布新学制之前，学校教育皆是以私塾、书屋、社学的形式出现，其任务乃是为准备科举考试，或是识字算数，以及应付日常所需。这个时期所推动的广义公民教育，是以伦理纲常、忠孝、仁义等为其主要的内容。1903年颁布新学制并采用新课程之后，才开始设有与狭义公民教育相关的学科－「修身科」。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修身科」成为独立的学科。1923年，将「修身科」改为「公民科」。1928年，国民政府训令增设「党义」科目。1929年，将「公民科」一度改为「党义」，同年民国政府颁布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为公民教育树立了中心思想。1932年，小学「公民」科的知识教学，并入「常识」（初级小学）及「社会科」（高级小学）。1933年订定颁布「公民训练标准」，初中及高中均恢复公民科，并强调公民生活的陶冶。1939、40年，订定颁布「礼、义、廉、耻」的共同校训及「青年守则」(张秀雄，1999)。

虽说当时以华人为对象所办理的教育，多与内地同步进行，但是就狭义的公民教育而言，并未有一致的作法。以修身科为例，教会学校以宗教教义为主要内容，强调慈善为本，信仰上帝；而其它学校则讲解伦理、忠孝等为人处事之要。又，各校的修身科是否开设，如何开设，一是皆由学校自主决定，并无确切的课程规画。

叁、由二次大战开始至八○年代早期

二次大战战乱纷起，内地多所学校迁移到澳门避难，形成澳门教育的兴隆景象。依据刘羡冰(1999)的说法，这段期间，澳门各级学校的学生人数由八千人激增至三万人。这些迁入的学校沿用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制度，自小学至高中均设有「公民科」。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一般学校的公民教育皆加强宣扬爱国精神，共同抵抗外敌的思想教育。当时，以抗日救亡为主调的校园文化蓬勃发展，以演讲、戏剧、歌咏、作文、书展等方式激励学生、宣传群众，气氛热腾，作用宏大。不管是本地学校，或是由内地迁来的学校，师生们皆经常走出校园，参与社会抗日的集会与相关的活动，发挥了组织能力，练就了合作精神，更深植了爱国的良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旋即爆发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历经四年，最后由共产党取得政权。内战期间，澳葡政府对于国共两党在国内战场上的战事采取相对中立的政策。但是，澳门的亲共产党团体及其开办的学校，却与亲国民党团体及其开办的学校形成敌对的状态，彼此在政治及教育上呈相互竞争的态势。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此种竞争的态势仍然持续下去，甚至演变成时有敌对的情况。澳葡政府对于此种情况，基本上是采取壁上观的作法，祗要是不影响澳葡政府统治权的行动，皆不予干涉。然而，这种激烈的竞争，导致澳门教育界出现严重分化与对立的现象。

1966年，因为凼仔民众设立学校的要求未获澳葡政府批准，所引发的以12月3日为爆发点的「一二、三」事件，使这种分化与对立的现象更形严重。当时，澳门发生了民众之间的冲突，若干政府机构，乃至学校单位都遭到攻击或破坏，并且造成若干人员的伤亡；这可以是澳门近代史上的一场悲剧。依据周一良(1990)的说法，1966年12月9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长奉上级的指示发表了严正的声明，除了要求严惩肇事者之外，并且要求切实保证今后决不允许国民政府的势力在澳门进行任何公开的活动。

「一二、三」事件的发生，亲台团体所开办的学校纷纷关闭，从此中华民国政府对澳门的教育或公民教育的影响逐渐消失，剩下亲共产党教育团体与天主教会分庭抗礼。依据黎义明(1992)的说法，这二个团体的学校群原本即少相互联系，「一二、三」事件发生后，更是形成了如同楚河汉界一般的壁垒分明。当时，以澳门中华教会为核心的学校推行的教育被称为「爱国教育」，而天主教学校推行的教育则被指为施行「奴化教育」。由澳门中华教育会每年举办盛大的「全澳学生运动大会」，没有一所天主学校派队参加，而参与「天主教学校学生运动会」的自然都是「自家人」。教育界所举办的其它活动也是泾渭分明，互不相干。这种对立的情况，对澳门公民教育产生的不利影响，可想而知1。

1这样的对立情况，一直到1980年代，澳葡政府有意在各级学校加强葡语教学，结果激发这二个

1975年葡萄牙在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于1979年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影响，加上澳门经济的起飞，使得学校公民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依据蔡梓瑜等人(1999)的说法，为了避免面临政治上的敏感问题，当时有不少学校取消了公民科，而改设社会科，亦有学校改设道德、伦理或修身科。又，在各科的教材当中，皆刻意淡化民族情感、爱国意识等方面与公民教育有所关联的内容。从公民教育推动的角来看，此一作法固然令人不无遗憾。

肆、八○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葡萄牙于1987年签署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并于1988年1月15日正式交换生效后，澳门进入长达十二年的过渡期，为了确保澳门顺利回归袓国，落实「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体制，澳葡政府、教育界及社会人士注意到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及迫切性，纷纷呼吁要对学生加强公民教育和提高澳门居民的公民意识，于是开展了一系列公民教育活动，以及相关重要措施。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对澳门行使主权之后，政府和民间更是名正言顺地在各级各类学校，社会或成人教育机构，乃至民间工商企业组织等，大力推行与公民教育相关的活动。兹分为政府和民间二个层面简单说明八○年代中期以后，澳间推行的公民教育活动如下：

先就政府的层面而言。

1989年，教育暨青年局的前身教育暨青年司，透过成人教育处举办了一项「本地区公民教育计划」，以全澳居民为对象，试图唤起居民的公民意识，俾便使居民关心澳门的社会发展。同年，教育暨青年司对澳门机关和社团进行了一次以了解公民教育活动状况为主旨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所得数据对日后推广公民教育而言，颇具参考价值。1990年，教育司举行了第一届公民教育推广人员培训课程，为期八个月（其中两个月到葡国实习），共培训了十名推广人员，在学校、工会、街坊会、市政厅以及有关政府部门等，担任公民教育推广及谘商工作。

1991年，教育暨青年司与澳门大学的前身东亚大学共同主办「澳门公民教育研讨会」，对澳门公民教育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探讨。是次研讨会获得以下六点共识与建议。其一、加强对学校公民教育的检讨和前瞻，寻求共识，以制订公民教育纲要；其二、编辑切合澳门时空特点以及学生认知程度和兴趣的公民教育课本；其三，开办公民教育师资培训班，提高公民教育师资水平；其四、设立公共的公民教育数据室，满足开放公民教育的需要；其五、由政府带头，而由社团、家庭与学校同步配合，同时发挥传播媒介的作用；其六、设立由政府和民间联合组成的

办学团体的空间团结，共同合作，与澳葡政府折冲，最后迫使澳葡政府收回成命。而这二个办学团体亦不复对立。

「公民教育推广委员会」、「重整公民教育推广工作委员会」，俾便组织和推广以上各项及其它有关工作。

同年，澳葡政府颁布重要的教育法规第11／91／M号法律＜澳门教育制度＞，首度为澳门的各级学校教育作出整体的规划。其中，该法律的第三条反映了澳葡政府对公民教育的蓝图，指明澳门的各级学校培养居民成为良好公民的一些原则：其一，透过对本身特性的加强和巩固所不可缺少的澳门本身文化的传递，促进公民意识的发展；其二，促进民主与多元论，尊重别人及其意见、坦诚对话、自由交换意见的精神发展，以便培养关心社会事务及有批判精神的市民；其三，协助个人性格和谐及全面发展，以便培养自由、负责任、自主及合群的市民；其四，加强与世界各地人民之间的友好与联系团结等。

除此之外，第11／91／M号法律亦为澳门的道德及公民教育作了原则性的规范及制定了教学目标；而法规中第八条f款、第十条b款，则明确指明促进小学道德及公民教育，以及加强中学道德及公民教育的发展。这些法规的制定与颁布，使澳门的公民教育，迈进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后来，教育暨青年司又依据第11／91／Ｍ号法律的规定，分别于1994年及1997年，制定颁布第38／94／M号、第39／94／M号和第46／97／M号法令，为包含公民教育在内的小学、初中、高中教育课程计划，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框架：其一，小学方面分为品德教育、基础知识、常识、美育、体育及辅助课程；其二，初中方面分为品德教育、一般基础培训、工艺技术教育及辅助课程。其三，高中方面分为：一般培训（教学语言、第二语言、数学、体育、德育、计算机），选修培训（人文及社会经济学科、科学及技术学科、艺术）。至此，包含公民教育在内的品德教育，乃至人文及社会经济学科成为了中小学正式的课程之一。

1995年，澳门政府为了进一步明确并强化公民教育，于教育暨青年局的辖下单位「课程改革小组」编制了小学和中学＜道德及公民教育大纲＞，以供澳门各学校遵行，并于2000年作了修改，易名为＜品德教育大纲＞。此外，澳门政府更于1997年颁布了第13／SAAEJ／97号批示＜个人及社会发展科目组别的教学人员培训模式＞的法令，对澳门如何培育公民教育科目的师资作出了规范。以上法令的制定与颁布充分显示政府已开始重视道德及公民教育，并以有系统的方式来规范之。

2001年，民政总署成立了公民教育及信息处以推动社会公民教育，该处主要有下列权限：其一，规划、促进及执行公民教育的培训及宣传工作；其二，倡导公德、鼓励市民参与讨论及解决与公众有关的问题，并体现包容、反歧视及尊重不同意见的精神；其三，开展鼓励各社群互相帮助的活动；其四，收集市民对关于民政

总署职责的法例草案的意见及建议；其五，就关乎重要公共利益的事宜，进行或参与进行问卷调查及民意调查；其六，在选举活动中，统筹其余组织附属单位的工作。

2003年，教育暨青年局举办了一个名为「公民教育与学生能力培养」的交流会，邀请国内、香港及澳门学者、老师出席，彼此交流公民教育的心得，并且进行相互观摩。2004年，敎青局举办了一个名为「家校协作系列交流会之教师篇」交流会，邀请了多位香港的专家来澳分享公民教育的经验。2005年，敎育暨青年局于北区设立德育中心，为新住民较多的地区的学校提供更多公民教育的服务，并为青少年及儿童提供一更多透过活动而加强其公民意识的学习机会。

次就民间的层面而言。

1989年6月澳门天主教学校联会成立中学公民教育编写组，就初级中学的公民教育编写了整套教材教法的用书，并于1990及1991年度起陆续交给所属学校试用。高中的公民教育课程亦于1991年修订。1990年2月，培正中学出版了小学品德教育的教材，以作为推行公民教育的依据。1990年4月起，中华教育会开办公民教育师资班，以提高教师对公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水平。1990年，圣若瑟中学师范部门开设公民教育一科，供职前师范课程和在职教师选修。1990年，东亚大学编制了一套中、小学的道德与公民教育教材与参考书，并配有幻灯片和录音带等，赠送给澳门的中、小学使用。

1995年，中华教育会为中学出版了一本关于基本法的教科书，供各级学校参酌使用。1997年教育暨青年司与澳门高等校际学校学院签定协议，为澳门提供「个人与社会发展」学科的师资培训课程。同时，圣若瑟中学师范教育部门中也开设道德教育及公民教育两科的教材教法各20学时，供教师选习。2002年由海星学校校长蔡梓榆领导的小组，出版了一套由小学到初中的公民教科书。

此外，还有一些由与公民教育相关的活动，值得记述。其一，政府与电视台、电台合作进行有关公民教育的宣传，让居民透过空气来吸收公民知识，其主题包括：健康、文通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卫生及公民责任等。其二，政府推广一项名为「认识澳门，改善生活」的公民教育活动，并印制了大量的宣传小册子、月历卡、海报及贴纸等，推广优质公民生活的理念。其三，政府与十六间学校合作举行推广公民教育游戏，透过生动、活泼、有趣的方法来推行公民教育。其四，政府亦与其它机关合作举办了多次展览，主题都是围绕健康、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等。其五，政府指定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在在职师资训练课程中增设包含公民教育在内的社会科供学生选修，增进中小学教师的公民教育知能。

研究教育的学界人士都清楚，各地公民教育的实施，与其历史背景及社会与政治环境的变迁皆息息相关；各地公民教育的演进与发展，也因而各具特色，亦各具其特有的问题；澳门也不例外。惟格于撰稿时间急促，本文暂不拟就澳门公民教育的特色与问题加以申述，而仅就撰写本文时所产生的一些感想，稍加抒发。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澳门的教育或公民教育活动的实施，可上溯至明、清，以至民国时代。然而，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澳门推动正规而有系统的公民教育，应该始于一九八○年代末期。当时，澳葡政府展开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以立法的手段来规范公民教育的发展。然而，我们同意陆伟聪(1992)的说法，澳葡政府在这段时间所积极推行道德及公民教育，并非在提升澳门人，特别是广大的澳门华人的公民质素，而是另有目的：葡人只是为了在短短的过渡期间内完成「民族使命」，希望透过公民教育在澳门建立更多的影响力。然而，不论澳葡政府推行公民教育是否另有所图，但澳葡政府在回归前为澳门的公民教育，确实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于是，顺利平稳地实现「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成为澳门政府乃至社会各界人士所关切的焦点。是故，澳门中小学校的公民教育，乃在原本以道德或伦理教育为重心，注重修身、品德养成的基础之上，兼及政治与社会问题的了解，认识祖国的加强等重点，以培养高素质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公民。至此，公民教育乃广受澳门政府及社会各界所重视。

然而，从实施与推广的角度来看，澳门公民教育也面临了若干必须面对的问题，有待澳门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合作寻求解决的对策。兹仅举其荦荦大者二项，简述如下，以为本文结语。其一，由于受过往的历史因素所影响，使得澳门的学生一向缺乏对国家的认识和了解，对于公民权责的观念亦比较淡薄。所以，如何加强公民教育以激励学生的爱国爱澳的情怀，并且增进其公民权责的观念，是澳门教育界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其二，由于赌权的开放，澳门的赌场愈开愈多，澳门居民普遍担忧这将会为澳门居民，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如何透过公民教育及相关的措施防患未然，为澳门教育界必须面对的更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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