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造成的文化断裂

我想了解一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造成的文化断裂

当时是否对传统文化真的全盘否定？

如果没有，这种自我反思的过于偏激之处在哪里？为什么还是造成了后来的文化断裂？

这些问题比较复杂，希望这里的高人能推荐相关书籍，能够客观真实地再现当时的状况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批评“旧思想”的针对性是很鲜明的。他们集中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列入宪法，指出孔教是维护专制制度的，与民权、平等思想背道而驰。李大钊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陈独秀也强调说：民主共和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等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他们还指出，尊孔是为了复辟帝制，“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思想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必然要集中批判封建的三纲五伦。他们认为孔教的核心是礼教，是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制度，“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也都是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尖锐批判忠、孝、节等封建伦理道德的危害的。

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于孔子及其学说并没有完全否定。如陈独秀就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孔学的历史价值，表示“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并认为孔子学说也有优点，不是“一无可取”。李大钊也明确表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仅此而言，也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没有视中国传统文化尽为糟粕，说不上是全盘反传统。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使传统文化中断，即使是儒学也没有中断。如果说有“中断”，那断掉的只是儒学独尊的正统地位。

以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运动分为前期和后期，后期是前期的发展。谈论新文化运动不能只谈前期不谈后期，更不能以前期排斥后期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除原来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外，又增加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新文化，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在人们心目中对曾经被奉为效法榜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以致破灭。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终于在绝望和彷徨中从十月革命学到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李大钊等这样一些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先驱者传播开来的。1918年，李大钊就撰文欢呼和论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年，他主编出刊了《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此后，许多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这样，就使19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发展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所以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决非由于几个知识分子一时的感情冲动。中国人民是在与各种主义的比较、实践之后，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其间贯穿始终的是先行者对社会现实深沉的理性思考，而不是非理性的冲动，更不是简单的盲从。它是思考后的选择，是对现实的回应。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谁是谁非

几十年来，不论是有意无意，人们常常把“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趁此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我愿意把我自己对于这两个运动的思考与大家分享。

1）“五四运动”常常被人带着一顶“新文化运动”的桂冠。有人说，“五四运动”，就是“新文化运动”。更有人说，“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因此有人干脆就将两个运动混为一谈，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运动。

2）“新文化”其本意是针对“旧文化”而言。在1904年科举废除前的一二十年间，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旧学（中学）”已经不能拯救一个弱国的命运。于是办学堂，兴新学（西学），留学东洋成了当时的时代潮流。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中开始发展起来，而废除科举制度的1905年，就是新文化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而随后的这二三十年间，借着西学东渐的机会，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于西方文明有了系统学习和移植的机会（这是在实行科举制度时不可能的），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有了第一次深刻、系统、

认真的反思，开始真正的意识到中国文明在人文和人权这些价值观上的问题。关心“新文化”的人多了，就有人以“运动”相称，以壮声势。本来新文化运动完全可以成为发展成为一个以涵盖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再造中华文明三重任务的中国人的文化启蒙运动，然而随着国（1919年）共（1921年）两党的相继建立，政党政治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新文化运动开始被政治化，每一个政党都开始把新文化运动的成果算到自己的功劳簿上。再往后，随着1937年的七七事变的全面抗战的开始，新文化运动日趋式微，从此，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并没有造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的时代。

3）那么什么是“五四运动”呢？从历史宏观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政治副产品。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的五月四日。开始是北京的学生对于“巴黎和会”的列强欺负中国表示愤怒而展开的一场游行示威活动。以后这个学生运动蔓延到全国各大城市，得到了各个阶层的人民的响应。有人说这是一个青年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其实从后来的历史资料证实，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有政客在背后操纵的痕迹。我十分赞成胡适之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看法，即“五四运动”是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政治干扰。按胡适的说法：“这项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的成功，中国的政党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当时所有的政党都想争取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支持，其结果弄得知识界人人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五四运动”之后，类似的运动频频发生，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每隔几年来一次，虽然每个事件的时代背景、导火线和诉诸的政治目的各有不同，但运动组织的方式却大同小异，参与的绝大多是都是青年，这也就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的的“五四青年运动”的传统。

4）“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泾渭分明。仔细研究这两个运动中最活跃的参与者，不难区分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如严复、林琴南、郑观应、郭嵩焘、容闳、梁启超、曾纪泽、鲁迅、张骞、蔡元培、张元济、陈独秀、胡适之，都是已过“而立”之年的“超龄团员”。而真正参加“五四运动”的健将，如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张国焘、许德衍、周恩来等……，都是年龄在20左右的在校学生。

5）“新文化运动”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觉、自发的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是一批学有所成的爱国学者。“五四运动”是一个由爱国政治人物精心策划的、并非自发的爱国政治运动。“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日后大多成了一批职业政客和政治家。新文化运动的所有成绩是由那些学有专长、博古通今、长期思考、年纪并不轻的爱国知识分子和热心社会改革的有心人所贡献的。这个历史事实本来并不难界定。然而，过去几十年里，人们需要用新文化运动的辉煌成果来激励更多的青年投身于象“五四运动”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于是，长期以来，舆论总是鼓吹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和先锋队。企图给青年人造成一种印象，只要投身于政治，投身于政治运动，就会象“五四运动”一样，创造出“新文化运动”所创造出来的历史丰功伟绩。事实上，写《狂人日记》时候的鲁迅算不得年轻人。鼓吹“文学革命”时侯的陈独秀也早已过了“而立之年”。那位公然喊出要打“孔家店”的四川人吴虞已经是49岁。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一批习惯于独立思考却没有政治色彩的知识分子。

6）“五四运动”的确是由于一批爱国青年学生的参与而发动起来。但是把“青年”变成“五四运动”的标签和专利，却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家们第一次发现“青年”的政治热情具有象汽油一样的…一点就着?的特点。青年人的感情用事和缺乏社会经验，注定使这一个人群成为谁都可以利用的力量。在今天所有的发达国家里，在一个寻求稳定的社会里，政治人物总是小心翼翼、想方设法不让这个力量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社会里面没有“青年节”的原因。而过去90年里，在神州大地的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政治家们的眼里（如江青在文革中），说青年人喜欢听的好话，利用“五四精神”来激励青年，就是把“青年”这个政治力量为自己所用的最好方式。“五四运动”的确造成了一个“五四时代”。这个时代开创了政党政治的先河。“树欲静，而风不止“，梳理一下现代史，人们不难发现，在五四时代中，一切人与事都有政治色彩。

7）今天的中国文化中仍然存着盲目吹捧“青年”的误区。许多人依然认为青年人比社会上其他年龄阶层的人都有革命精神。人们依然认同概念含糊的“五四精神”带来的价值观上的误区。盲目的认为，“旧”的，就是坏的；“新”的，就是好的；“老”的就是坏的，“小”的就是好的。青年人“小”而“新”，所以青年人永远代表着正确的方向。事实证明，青年本身并没有“天生正确”的属性。文革期间，打死自己校长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女红卫兵们是年轻人。1967年夏天在湖南道县施行大屠杀，杀光全县几千名5个月到78岁的…阶级敌人?的人们也是年轻人。只要用科学发展观认真研究，所谓青年永远代表正确方向的五四精神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唯心论。

8）五四运动后，许多政治家们都在制造一种青年神话，即认为只有青年才能领导一个国家的爱国群众运动。其实，这种偏见对于一个国家并非福音。历史证明，爱国情结和年龄无关。每一个年龄层中都有爱国情结深厚的人群。倒是人的世界观的成熟和稳定理智的心理素质和年龄大大有关。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不能低于35岁，大概也是这个道理。

对于五四造成的文化割裂现象，并不是陈独秀或者胡适那一批人的初衷。相反，他们基本上都是读旧学起家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这相当的功底。他们的初衷或许只是希望能够掀起一场启蒙运动或者文艺复兴。这一场运动在后来是被各种主义和思潮给劫持了而已。胡适后期也已经意识这一场运动的危害，于是才有了那“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之论。这个问题在深谈下去可能会有不妥，可以参看这两期的《锵锵三人行》里面陈丹青和许子东对五四运动为什么会变成后来的样子有精彩的评论，兄或许从中能有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