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论文

、旧中国选举制度的实质－－－－戴修瓒等《新华月报》1953年第7期

2、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民主选举－－－－魏宏运《历史教学》1953年第9期

3、战国时代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形成－－－－杨宽《历史教学》1953年第10期

4、太平天国的乡官－－－－张振鹏《历史教学》1953年第11期

5、论戊戌变法与立宪－－－－谢兴尧《新建设》1953年第11期

6、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宪政运动－－－－刘桂五《新建设》1954年第1期

7、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破产－－－－张晋藩《光明日报》1954年6月21日

8、旧中国宪政运动史话－－－－张晋藩等《中国青年》1954年6月21日

9、赵匡胤和赵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季予涯《历史教学》1954年第12期

10、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马锡五《政法研究》1955年第1期

11、略论女真族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形成－－－－华山等《文史哲》1956年第6期

12、略谈卜辞中“武丁诸文之称谓”及“殷代王位继承法”－－－－刘启益《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

13、试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王玉哲《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6期

14、太平天国后期的铨选制度为什么不健全?同罗尔纲先生商榷－－－－王庆成《光明日报》1956年8月30日

15、广州起义和广州公社－－－－颜文《中国青年报》1956年9月13日

16、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侯外庐《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

17、中国革命各时期的土地立法－－－－高树异《东北人民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4期

18、论塔力阿改革－－－－王侃《历史教学》1956年第9期

19、略论隋朝的法律－－－－韩国磐《历史教学》1956年第12期

20、关于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几个问题－－－－戴克光《人民日报》1956年12月30日

21、中国法制史问题座谈会发言摘要－－－－李祖荫等《政法研究》1957年第1期

22、略谈前清吏胥－－－－对清朝“绍兴师爷”和“书办”的介绍－－－－范朴斋《光明日报》1957年1月1日

23、法学界座谈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几个问题－－－－王昭仪《人民日报》1957年2月4日

24、中国古典法学的一些现实意义－－－－孙晓楼《法学》1957年第2期

25、从重农抑商的传统谈到汉代政权的本质－－试答郭沫苦先生质问之一－－－－日知《人民日报》19 57年2月25日

26、略论法代政权的本质敬复日知先生－－－－郭沫苦《人民日报》1957年3月5日

27、隋朝能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因－－－－徐德麟《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2期

28、关于唐代法律的几个问题－－－－王永兴《历史教学》1957年第4期

29、谈谈“十五贯”中几个古代审判制度－－－－富庸《政法研究》1957年第4期

3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革命根据地选举制度的特点－－－－罗世英《政法研究》1957年第4期

31、政法科学工作者应否研究中国国家起源的问题－－－－吴恩裕《政法研究》1957年第4期

32、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是不是封建制度的特征?－－－－黄子通《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第2期

33、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陈寅恪《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57年第4期

3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动派对地方政制的变更及其作用－－－－赵希鼎《史学月刊》1957年第4期

35、对国民党刑法的反动本质的初步批判－－－－顾联璜《教学简报》1957年第6期

36、试论新民主主义阶段人民刑法的发展－－－－杨琪《法学》1957年第6、8期

37、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江应梁《人文科学杂志》1957年第5期

38、清代军机处的沿革、职堂和主要档案－－－－单士魁《光明日报》1957年7月18日

39、太平天国后期官制探略－－－－郦纯《山西师院学报》1957年第8期

40、试论阿古柏政权的建立及反动的本质－－－－马汝衍《历史教学》1957年第8期

41、论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关系评黄子通:《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是不是封建制度的特征?》－－－－童书业《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

42、关于天朝亩制度的实质问题—兼评郭毅生《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一文中的若干论点－－－－金冲及等《学术月刊》1957年第9期

43、湘军——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反动地主武装－－－－景珩《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

44、论殷代亲族制度－－－－李学勤《文史哲》1957年第11期

45、东吴政权的性质及其经济基础－－－－章振华等《史学月刊》1957年第11期

46、魏晋南北朝世族地主政权的演变－－－－宋衍《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12期

47、太平天国的六等爵考－－－－贾熟村《人文杂志》1957年第12期

48、试论唐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标准法典－－－－戴克光《政法教学》1958年第1期

49、国民党伪“六法”的反动实质－－－－宋光等《法学》1958年第2期

50、太平天国乡官制度中的地方公举问题－－－－王天奖《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

51、论《天朝田亩制度》－－－－黄廷柱《中学历史教学》1958年第1期

52、两汉三国的“夷兵”－－－－洪廷彦《文史哲》1958年第3期

53、三论西魏北周和隋唐间的府兵－－－－谷霁光《科学与教学》1958年第3期

54、太平天国乡官的阶级成份－－－－王天奖《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

55、秦官考——《秦会要订补职官篇》补正－－－－金少英《西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科学)1958年第3期

56、太平天国的郡县地方政权－－－－王天奖《文史哲》1958年第5期

57、试《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的对象－－－－张晋藩《教学与研究》1958年第5期

58、试论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蒲坚《新建设》1958年第7期

59、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杨丙昆《历史研究》1958年第8期

60、秦刑刑徒的考古资料－－－－张政烺《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8年第3期

6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兵的发展－－－－张希坡、邱远猷、张晋藩《教学与研究》1958年第10期

62、依唐代官制说明张曲江集附录诰命的错误－－－－岑仲勉《中山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

63、试论反革命地主武装“湘军”的组成及其反动作用－－－－董蔡时《文史哲》1958年第11期

64、契丹国家的形成－－－－赵卫邦《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58年第2期

65、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韩儒林《历史研究》1959年第1期

66、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著作的体会－－－－肖永清、文武《政法研究》1959年第4期

67、蒙古氏族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杨国宜《华东师大学报》(人文科学)1958年第4期

68、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的制度的发展－－－－王忠《历史研究》1959年第5期

69、明代军屯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其特点－－－－王毓铨《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

70、太平天国的童子兵－－－－马振文《史学月刊》1959年第8期

71、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吴晗《光明日报》1959年8月26日

72、明代的军户－－－－王毓铨《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

73、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唐长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9年第8期

74、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和实施问题——和徐夕明同志商榷－－－－祁龙威《光明日报》1959年《史学》副刊第11期

75、对《试论殷代的奴隶制度和国家的形成》一文的意见－－－－赵锡元《历史研究》1959年第11期

76、《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革命的纲领－－－－来新夏《光明日报》1959年12月

77、西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关于西汉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安作璋《山东师院学报》(历史)1959年第5期

78、试论曹魏的屯田制度－－－－黄佩瑾《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0年第1期

79、清朝前期的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的改革－－－－陈鸣钟《史学月刊》1960年第1期

80、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几个问题－－－－杜德凤《历史研究》1960年第1、2期

81、农民政权问题初探－－－－杨世钰、郭惠清《红色教师》(人文科学)1960年第3期

82、略述科举制度－－－－韩国磐《历史教学》1960年第4期

83、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反动武装－－－－王天奖《开封师院学报》(历史)1960年第5期

84、试论1901—1905年清政府的“新政”－－－－王邦佐《史学月刊》1960年第4期

85、关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目的与“农民政权”问题－－－－吴雁南《史学月刊》1960年第6期

86、关于中国国家形成问题－－－－徐喜辰《吉林师大学报》1960年第2期

87、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农民政权问题－－－－宁可《新建设》1960年第10、11期

88、有关中国历史上农民政权的几个问题－－－－宁可《文汇报》1960年12月27日

89、太平天国基层政权“乡官”的阶级成份－－－－蒋光学《文汇报》1961年1月10日

90、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及其作用－－－－史一兵《江海学刊》1961年第1期

91、略论中国农民政权的短暂性－－－－金健之《文汇报》1961年2月28日

92、试论张鲁及其政权性质－－－－张炳耀《江汉学报》1961年第1期

93、二十等爵与封建制度——战国秦汉社会阶级构成初探之一－－－－漆侠《历史教学》1961年第11、1 2期

94、元代的军屯制度－－－－国庄昌《历史教学》1961年第11、12期

95、辛亥革命在国家政权问题上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张晋藩、邱远猷《政法研究》1961年第4期

96、我国农村基层人民政权的历史发展－－－－王仲敏《政法研究》1961年第4期

97、“元代的军屯制度”一文史料的订正和商榷－－－－施一揆《历史教学》1962年第2期

98、略论明代云南的军屯－－－－宁超《云南日报》1962年1月31日

99、关于“资政院会议速记录”－－－－李时岳《光明日报》1962年2月28日

100判牍史话－－－－甫翁《光明日报》1962年3月20日

10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产生和被撕毁－－－－潘念之《政法研究》第1962年第1期

102、剖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张晋藩《政法研究》1962年第1期103、上海政治研究整理中国法制史资料－－－－《人民日报》1962年2月3日

104、中国历代官制简述－－－－聂崇岐《光明日报》1962年4月25日

105、回忆一九二七年湖南“人民政权”－－－－〔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世界知识》1962年第6—7期106、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马恩葸《民族团结》1962年第3期

107、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政权”的两重性及其向封建性政权转化的必然性－－－－戚立煌《历史研究》196 2年第3期

108、关于太平天国科举制度的研究华芜－－－－《人民日报》1962年6月19日

109、石钟健谈土司制度问题－－－－甘施《广西人日报》1962年7月25日

110、太平天国乡官制度在安徽的实施－－－－沈心康《安徽日报》1962年7月28日

111、李渊为首的唐初政权是“世族政权”吗?——与韩国磐同志商榷－－－－王继麟《文汇报》1962年8月28日

112、辛亥革命前后的立宪派与立宪运动－－－－刘桂五《历史教学》1962年第8期

113、“巡按”这个官职究竟有多大?－－－－胡双宝《北京日报》1962年9月20日

114、汉中农民政权与张鲁其人——与张炳耀同志商榷－－－－杨炳《江汉学报》1962年9月

115、唐初政权性质及其他——答王继麟同志－－－－韩国磐《文汇报》1962年9月11日

116、清代的军机处－－－－钱实甫《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

117、复旦历史系讨论唐初政权性质问题－－－－余双人《文汇报》1962年11月2日

118、明代军屯制度的组织形式－－－－李光潜《历史教学》1962年第12期

119、太平天国的乡官多是地主分子吗?——与王天奖先生商榷－－－－董蔡时《江苏师院学报》(历史版)1 962年第5期

120、唐长孺对门阀制度的新看法－－－－乌廷玉《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

121、中国古代的官制及其沿革－－－－向村《前线》1963年第3期

122、论唐律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四种权力”问题(提纲)－－－－戴克光《政法研究》1963年第1期123、关于汉代的訾选与卖爵制度－－－－吴太等《光明日报》1963年3月27日

124、清代军机处的设立及其性质——兼与钱实甫同志商榷－－－－吕钊《历史教学》1963年第3期125、唐代的使职差遣制－－－－陈仲安《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126、从大顺政权农民政权性质问题——和孙祚民先生商榷－－－－俞大康《新建设》1963年第3期127、清代内阁－－－－季士家《历史教学》1963年第4期

128、明代的里甲制度－－－－衔微《历史教学》1963年第4期

129、明代必里卫考－－－－张鸿翔《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1963年第1期

130、清代官制琐谈－－－－诗●《扬州师院学报》1963年第1期

131、中国古代国家与法权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张晋藩《政法研究》1963年第2期

132、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几个基本问题－－－－张希坡《政法研究》1963年第2期

133、春秋时期宗法制度在晋国的开始解体与晋国称霸的关系－－－－常正光《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1963年第1期

134、春秋战国时期郡县制度的发生和发展－－－－冉光荣《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3年第1期135、读《关于汉代的訾选与卖爵制度》－－－－光烈《光明日报》1963年6月19日

136、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梁方仲《学术研究》1963年第4—5期

137、清朝政权的半殖民地化与总理衙门－－－－钱实甫《历史教学》1963年第7期

138、学习中国法制史初探－－－－肖永清《政法研究》1963年第3期

139、清代总督与巡抚－－－－赵希鼎《历史教学》1963年第10期

140、突厥汗国的军事组织和军技术－－－－蔡鸿生《学术研究》1963年第10期

141、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阇赤、中书省和燕京行省－－－－李涵《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3年第3期

142、论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性质－－－－张仁忠《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3年第4期

143、关于李自成起义军大顺政权的性质－－－－傅玉璋《安徽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3年第1期144、关于太平天国乡官的阶级成分问题－－－－曹国祉《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3年第1期145、太平天国在江西的乡官考——关于乡官的阶级成分及其作用的商榷－－－－杜德凤《科学与教学》(社会科学)1963年第2期

146、1927年武汉革命政府是怎样走向反动的－－－－魏宏运《历史教学》1963年第11期

147、谈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杨大文、刘素萍《人民日报》1963年12月13日

148、我国古代刑事立法简述－－－－陈光中《政法研究》1963年第4期

149、土司职称及其演变考释－－－－杜玉亭《学术研究》1963年第6期

150、关于隋唐中央集权政权的形成和强化问题－－－－金宝祥《甘肃师大学报》(人文科学)1963年第2期151、府兵制度化时间西魏北周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解决——兼论府兵的渊源和性质－－－－朱维铮《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152、“大世界”与法制史研究－－－－宋光、江振良《解放日报》1964年4月3日

153、试论云南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见于江应县先生－－－－杜玉亭《学术研究》(社会科学) 1964年第1期

154、朱元璋的队伍和政权的性质－－－－吴晗《人民日报》1964年4月26日

155、记清末的预备立宪公会－－－－祁支威《光明日报》1964年5月20日

156、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儿童革命队伍——明末义军中的孩子兵－－－－南光《羊城晚报》1964年6月1日

157、彻底摧毁旧法制,肃清资产阶级法律思想——重读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郑朴《政法研究》1964年第2期

158、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王思治《光明日报》1964年6月3日

159、《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读后－－－－吴晗《光明日报》1964年6月17日

160、论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史泽《光明日报》1964年6月17日

161、也谈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向杜玉亭同志请教－－－－张永国《学术研究》(社会科学)19 64年第3期

162、关于朱元璋的队伍和政权的性质问题－－－－王守义《人民日报》1964年6月19日

163、关于“清官”、“好官”讨论中的若干问题－－－－王思治《光明日报》1964年7月9日

164、略论农民起义的政权问题－－－－关履权《学术研究》1964年第3期

165、关于“农民政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和宁可同志商榷－－－－孙祚民《新建设》1964年第5—6期166、关于契丹汗位的承袭制度－－－－张去非《历史教学》1964年第8期

167、科举制度的产生和考试程序的发展－－－－李正中《史学月刊》1964年第9期

168、试麓川政权及其社会性质——兼与郑镇锋、黄惠焜同志商榷－－－－黄宝璠《学术研究》1964年第6期

169、试论张鲁政权的性质－－－－黄惠贤《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第3期

170、论大顺政权的性质——与孙祚民先生商榷－－－－曹贵林《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

171、关于朱元璋政权性质的转化问题－－－－施一揆、邱树森《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5年第12期

172、略论秦汉以来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巩绍英《历史教学》1965年第1、2期

173、试论隋唐和唐初的政权——与吴泽、袁英光两同志商榷－－－－齐陈骏《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174、乡举里选制和科举是否为农民设置了一条上升的路径?——和蔡美彪同志商榷－－－－王思治《新建设》1965年第4期

175、对朱元璋政权性质转化问题的商榷－－－－顾城《光明日报》1965年6月16日

176、黄鼎凤《约法十二章》告谕质疑－－－－谢兴尧《人民日报》1965年6月18日

177、论农民政权的性质及其转化问题－－－－戚立煌《史学月刊》1965年第6期

178、论农民政权转化变质的过程－－－－王守义《文汇报》1965年7月22日

179、关于清代皇庄的几个问题－－－－周远廉《历史研究》1965年第3期

180、帝国主义列强赞扬和支持清朝“立宪”－－－－张天保《历史教学》1965年第7期

181、关于农民政权是否必然转化变质的几个问题——和王守义等同志商榷－－－－师农《文汇报》1965年8月26日

182、也谈朱元璋政权性质和转化问题－－－－徐连达《文汇报》1965年10月21日

183、试论朱元璋政权的封建化－－－－史泽《光明日报》1965年11月2日

184、试论抗日民主政权的作用－－－－陈宝音《政法研究》1965年第3期

185、继承和发扬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依靠群众对敌专政的革命传统－－－－张希坡《政法研究》1965年第4期

186、论农民政权的两重性及其转化变质的问题－－－－沈渭滨等《文汇报》1965年12月2日

187、突厥法初探－－－－蔡鸿生《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

188、关于唐初政权性质的几个问题－－－－梁淼太《历史研究》1965年第6期

189、科举制和衣冠户－－－－韩国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65年第2期

190、清末的“预备立宪”－－－－张天保《历史教学》1966年第2期

191、海瑞执行的王法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张晋藩《文汇报》1966年2月4日

192、旧时代的“知县”－－－－田春《新民晚报》1966年3月1日

193、唐律的阶级实质－－－－刘海年《历史教学》1966年第3期

194、简论谏官－－－－周公南《学术月刊》1966年第3期

195、从海瑞看封建“清官”的本来面目－－－－范明辛《政法研究》1966年第1期

196、封建国家的官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张晋藩、邱远猷《政法研究》1966年第1期197、关于封建“清官”的本质和作用问题座谈纪要－－－－《政法研究》1966年第1期

198、论“王法”－－－－白寿彝《历史研究》1966年第1期

199、如此科举考试(资料)－－－－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10期

200、司马迁《秦始皇本纲》译注(附:秦始皇建立的中央和地方官制)－－－－《黑龙江大学学报》1974年增刊

201、关于李悝《法经》－－－－张晋藩《光明日报》1974年12月16日

202、论郡县制度－－－－冉光荣《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75年第1期

203、清末以来在宪法问题上的重大斗争——学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黎实《光明日报》1977年5月12日

204、清代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的设置及其意义－－－－冯锡时《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77年第2期205、秦律中“隶臣妾”问题的探讨———兼批“四人帮”的法家“爱人民”的谬论－－－－高恒《文物》1977年第7期

206、论秦律的阶级本质——读云梦秦律札记－－－－吴荣曾《历史研究》1977年第5期

207、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高敏《文史哲》1978年第1期

208、军功爵制试探－－－－朱绍侯《开封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78年第1期

209、秦汉“士伍”的身份与阶级地位－－－－刘海年《文物》1978年第2期

210、论礼治与法治－－－－金景芳《理论学习》(哲学社会科学)1978年第2期

211、《唐律》对亚洲古代各国封建法典的影响－－－－杨廷福《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创刊号

212、为清官昭雪－－－－潘仁山《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213、男尊女卑的历史考察－－－－杨国宜《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78年第2期

214、新宪法继承和发展了革命法制建设的优良传统－－－－曾宪义、张晋藩《光明日报》1978年4月2 0日

215、再论“清官”－－－－王思治《光明日报》1978年8月15日

216、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俞伟超《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78年第1、2期,第1979年第1期

217、唐宋时期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高树异《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78年第5—6期218、从大顺政权的性质看历史上的农民政权问题－－－－赵凯球等《文史哲》1978年6月

219、东汉世家地主的出现与察举、征辟制度的败坏－－－－郝清涛《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78年第3期

220、郡县制的由来－－－－阎涛《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3—4期

221、“清官”的称谓及其概念、属性－－－－蒋星煜《文汇报》1979年1月12日

222、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株连刑罚制度－－－－曾宪义《北京日报》1979年1月18日

223、“株连”小议－－－－隋喜文《人民日报》1979年1月26日

224、学习马锡五同志审判方式－－－－张希坡《法学研究》1979年创刊号

225、论《秦律》中的“啬夫”一官－－－－高敏《社会科学路线》1979年第1期

226、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律家学律治而无法家法学法治说－－－－钱剑夫《学术月刊》1979年第2期227、论“清官”的历史作用－－－－冯佐哲等《北方论丛》1979年第2期

228、秦汉连坐制度试探－－－－陈自方《北方论丛》1979年第2期

229、夏代是中国国家的起源－－－－赵希鼎《开封师院学报》(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

230、从云梦秦简看秦律的阶级本质－－－－刘海年、张晋藩《学术研究》1979年第1期

231、北洋军阀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摧残－－－－黄志仁《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232、“国家以法制为先”——重读《资政新编》和《立法制谕》－－－－邱远猷《光明日报》1979年4

月24日

233、清律初探－－－－张晋藩《法学研究》1979年第1期

234、略论封建法制－－－－陈光中《法学研究》1979年第1期

235、秦律的阶级本质与基本内容－－－－游绍尹《理论与实践》1979年第1期

236、论商鞅“法治”的主要矛头——兼评《论商鞅》－－－－王礼明《法学研究》1979年第1期

237、五四运动时期争取民主与法制的斗争－－－－张晋藩、曾宪义《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3期

238、“五四”时期民主与专制主义的斗争－－－－李华兴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1979年第3期

239、《唐律》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其阶级本质——《唐律》初探之一杨廷福《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

240、中国历代监察制度的变迁－－－－赵希鼎《历史教学》1979年第4、5期

241、清代官制概述－－－－江地《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3期

242、浅论太平天国的法律－－－－张晋藩、邱远猷《法学研究》1979年第4期

243、彻底废止肉刑,切实保证人身自由,是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张希坡《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4期

244、法制的历史考察－－－－刘富起、明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法学》1979年第1辑

245、族刑连坐法的初步探讨－－－－乔木青《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法学》1979年第1辑

246、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剖析－－－－王忠《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坐?法学》1979年第1辑

247、商鞅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初步研究－－－－乔伟、徐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坐?法学》1979年第1辑248、荀况的“礼”不是“法”－－－－栗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坐?法学》1979年第1辑

249、明朝内阁制度初探－－－－王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坐?法学》1979年第1辑

250、关于民主革命时期宪政运动的几个问题－－－－张光博《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坐?法学》1979年第1辑

251、中国婚姻制度大革命的开端——重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李忠芳、陈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坐?法学》1979年第1辑

252、抗日根据地的选举制度(资料)－－－－法学所法制史研究室《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坐?法学》1979年第1辑

253、刑讯考－－－－栗劲《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254、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选举制度－－－－方克勤、杨永华、李文彬《人文杂志》1979年第1期255、论南临时政府的性质－－－－赵矢元《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

256、太平天国政体考－－－－罗尔纲《历史学》1979年第2期

257、我国古代刑法的演变－－－－陈光中《历史教学》1979年第9期

258、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郭绪印《历史教学》1979年第9期

259、略论隋王朝的封建法制和它的兴亡史－－－－沈国峰《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

260、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林榕年《光明日报》1979年4月17日

261、五四时期关于民主的论争－－－－张晋藩、曾宪义《北京日报》1979年5月15日

262、家长式的领导作风是封建余毒－－－－张晋藩《北京日报》1979年8月31日

263、从“象刑”到阶级社会的刑罚－－－－席晋义《中国青年报》1979年9月22日

264、评门阀制度与封建特权－－－－童超《光明日报》1979年9月25日

265、思想犯与文字狱－－－－席晋义《中国青年报》1979年10月6日

266、谈谈株连－－－－席晋义《中国青年报》1979年10月20日

267、“刑不上大夫”解－－－－张晋藩《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0日

268、封建特权和八议－－－－席晋义《中国青年报》1979年11月6日

269、诬告受到惩罚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意义－－－－张晋藩《光明日报》1979年11月25日

270、人治与法治的历史剖析－－－－张晋藩、曾宪义《法学研究》1979年第5期

271、试谈贞观时期的法制－－－－魏国忠《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4期

272、关于法制史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讨论发言摘要－－－－肖永清等《法学研究》1979年第5期

273、“贞观之治”和当时的社会安定政策－－－－饶鑫贤《法学研究》1979年第5期

274、制约见真情(古案选注)－－－－齐珊《光明日报》1979年12月11日

275、秦军功爵制简论－－－－朱绍侯《河南师大学报》1979年第6期

276、太平天国“虚君制”质疑——与罗尔纲同志商榷－－－－孙祚民《历史学》1979年第4期

277、太平天国的官吏铨选升降制度－－－－杨一凡《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5期

278、简论夏代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遗址看夏代国家的出现－－－－李民《历史教学》1979年第11期

279、马锡五同志和他的审判方法－－－－张希坡《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说明(一)为了配合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研究,特编此索引。

(二)本索引收录了1949—1979年国内出版的主要报刊中所载有关中国法制史方面的论文资料。

(三)本索引在取材时,力求详备,

唐律疏议》中关于杀人罪的规定与现代刑法的比较

百度查得到，抄袭需谨慎

[摘要]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王朝，其法律制度开始走向成熟，唐律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法典。本文以唐律中关于杀人罪的规定为角度，将唐唐律疏议与现行刑法进行对比，现行刑法在区分故意和过失、区分犯罪形态、划分犯罪的罪名方面，较唐律更为科学，同时也需要不断改进。

[关键词] 唐律杀人罪刑法比较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其政治、经济、文化都都达到了历史的一个高峰，其法律制度也开始走向成熟。唐律上承战国秦汉，下启宋元明清。同时给东亚诸国封建刑律以直接的影响，而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法典。【1】唐律对中国的法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世中国的法律思想，多以唐律为蓝本。【2】从这一方面看，唐律在中国法制史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唐律疏议》中体现出了许多刑法原则，其中有很多与现行刑法相同或类似，虽然与现行刑法的原则相比，唐律在程度上稍有差距，但在当时，已经体现了唐律先进的法律思想。

《唐律疏议》中关于杀人罪的规定充分显示了唐律的先进立法技术，但与现行刑法关于杀人行为（致人死亡行为）相比，唐律疏议中相关规定的科学性及实用性仍略显不足，这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杀人罪的定罪依据

唐律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而制定，凡是侵犯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几乎都被唐律包罗净尽。【3】可以推知，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凡是侵犯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都被规定为犯罪行为，应当受到刑罚的制裁。

《唐律·名例律》中虽有规定刑事审判需受成文法限制的条文，但其《断狱律》中的规定又赋予了法官一定的临时制罪权和皇帝的最高审判权，并且，皇帝的审判权永远不受罪刑法定的约束。【4】由此可以看出，不仅是对于杀人罪，对于唐律中其他罪名的定罪依据，除了成文法典，也都还有法官或皇帝的特别权利。

相比较而言，现行刑法的立法宗旨在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并且有在《刑法》的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刑法的任务，在其立法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指导下，现行刑法认定犯罪的基本要求是行为必须具备犯罪的本质特征——违法性、当罚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现行刑法13条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

同时，现行刑法贯彻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定罪量刑，禁止类推定罪。对于致人死亡的犯罪，当然依刑法规定，没有个人的定罪特权。在这一点上，唐律是有所欠缺的。

二、杀人罪的分类

为了区分人命案的动机、情节和结果轻重，《唐律》把人命罪从技术上区分为“六杀”。【5】这不仅体现了唐律区分故意与过失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体现了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唐律中的六杀包括以下六种情形：“谋杀”是指预谋杀人；“故杀”是指事先虽然没有预谋，但是情急杀人时已经有杀人的意念；“斗杀”指的是在斗殴中过于激愤而失手将人杀死；“误杀”是指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即出于过失杀人；“戏杀”指的是“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

这些规定在唐律中散见于各卷，但主要集中于《贼盗律》和《斗讼律》中。其与现行刑法相比既有类似，又有很大的不同。

唐律中的六杀区分了故意和过失，具体看来，“故杀”和“谋杀”的犯罪主观方面为故意；而“斗杀”“误杀”“过失杀”和“戏杀”在犯罪的主观方面则主要是出于过失。

现行刑法将致人死亡的犯罪行为也分为故意与过失两大类，其中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最单独成立罪名，同时在刑法的其他章节中，对致人死亡行为刑法另有规定时，根据具体的情况，则适用另外的规定。

（一）故意杀人行为的定罪

与现行刑法中的故意杀人罪不同，唐律中的故杀是指无预谋的故意杀人，区别于“谋杀”——有预谋的故意杀人。唐律中将主观方面为故意的杀人行为区分为有无预谋两类，笔者认为是为了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认定其犯罪的恶性，从而处以相应的刑罚，以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这点从对这两类行为的量刑中可以得到体现：

1.故杀人。《斗讼律》规定“故杀人者，斩。”这说明，唐律对一般人之间的故杀行为，须“杀讫”才处以斩刑，未致人死亡的，则以故伤论罪。【6】

2.谋杀人。唐律《贼盗律》规定“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这就是说，唐律对于实施谋杀行为的人，从其谋划杀人时就已经构成谋杀的罪名，其实施与否以及事实行为后的犯罪结果，仅作为对犯罪嫌疑人量刑的情节。

3. “斗杀”中以故杀论的情节。斗杀虽主要是出于无“害心”的过失，然而，对斗杀“虽因斗，但绝时而杀伤者，从故杀伤法。”即在斗殴结束后，仍将被害人杀伤，则以故意杀人、伤人处理。

对于主观方面为故意的杀人行为，现行刑法在侵犯公民人身权的犯罪中，虽然仅规定故意杀人罪的罪名，但在法定刑上规定了不同的档次，将唐律中的有无预谋，是否致人死亡从量刑情节上作出考虑，此为一种对罪名的整合的做法。

现行刑法在此处的进步之处在于，对于行为的定罪，摒弃了以结果论罪名的做法，充分的将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与客观行为相联系。在现行刑法中，对犯罪形态区分了既遂和未遂，以故意杀人的动机未致人死亡的，同样以故意杀人罪

（未遂）定罪，同时，现行刑法不处罚仅有谋划而未实施行为的嫌疑人，这都体现了较唐律更为充分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二）过失致人死亡行为的定罪

唐律中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的界定，在于致人死亡时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态，非出于直接故意，即为过失。因此，从现在的刑法观点来看，唐律中关于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中，有一部分是属“间接故意”范围内的。如戏杀中“金刃，或乘高危处险，或临危履薄，或入水中”的行为和“斗殴误杀伤旁人”的行为。同时，唐律中对于“斗杀”“戏杀”“误杀”和“过失杀”都做了细致的规定，对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刑罚决定。

这是由于司法之间中因过失而致人死亡的情形十分复杂，因此不论是在唐律中还是在现行刑法中都将其规定的相当细致，对于不同情况的过失致人死亡，都要根据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主体以及主观方面做出不同的判断。

在此方面，《唐律疏议》中较为科学的一点是，将过失杀区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点体现在其注中所述：“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以杀伤之属，皆是。”【7】这样的规定，有利于区分过失杀与误杀的界限，使之有限的罪刑法定原则易于实施，同时更好的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现行刑法仍具备这一理论，不同的是，现行刑法未采用列举的方式，而是在理论上对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做出了实质的定义，较唐律而言，现行刑法的实用性显然更广泛，规定更加科学。

综上，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杀人罪的规定，秉承了唐律中区分故意和过失的原则；分类更加细致，罪名之间交叉重合更少；区分既遂和未遂。于这几点上，现行刑法较唐律更为先进。

三、现行刑法须改进之处

与唐律相比，现行刑法之理论与规定都更加细致、规范，尤其在罪名方面，现行刑法整体体现出一种逐步精细化的趋势。这一点较好的体现了罪刑法定的原则，防止由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而使一些应当认定为犯罪的行为逃出刑法的控制范围。然而，罪名的精细化，尤其是过失致人死亡行为的精细分类，使得司法实践中对于罪名的准确认定将耗费越来越多的司法资源，如交通肇事罪的认定、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认定等。

因此，罪名的精细化是必要的，但也应当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在对罪名的规定逐步精细的同时，也应考虑到司法资源认定犯罪的效率，防止司法资源的浪费。

参考资料：

【1】钱大群译注：《唐律译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4月第一版

【2】【4】【5】范忠信，陈景良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3】乔伟著：《唐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一版

【6】【7】钱大群，钱元凯著：《唐律论析》，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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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主要是和大家谈谈五十年以来，尤其是近十

五年来，台湾的硕士班，博士班有关法史学方面的论文的状况，这种状况还是具有

普遍性的。还希望同学们多提些宝贵意见进行交流。我们常常讲如果把法学分

为两大部分的话，一种叫"实学"，另一种叫"虚学"。简单来说，实学是跟实务直接

关联的，例如宪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等与应用性、实务性直接相关的学问。

另外一种学问则与诉讼实务和应用没有直接关联，我们称之为虚学。那么，法制史究竟是属于实学还是虚学呢？在台湾学界，日本学界，都曾经为法制史这门课程的性质究竟为何产生过很多争论。目前，台湾的法制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领域：一块是法学界，一块是史学界，还有一块是文学界。因为今天在座的同学大部分都是法学院的学生，那么我今天就把重点放在法学界上，从法学界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的情况这一角度，通过分析这些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内容写了什么以及指导老师是谁，来向大家做介绍。

第一个问题是法史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到底该多广多宽。这会涉及到一个法概念的问题，即什么叫法制史。大家应该都知道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再称之为法制史了，而改称为法律史。有人叫法文化史，有人干脆中性的称为法史学。因此，法的概念以及法律史这个概念究竟有多广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写博士硕士论文的题目选择。而就实质内容来看的话，我一直觉得法制史不应该只是一堆材料的堆砌，而是应当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就像历史学界常常讲的，既要有历史系数，也要有历史解思。法史当然应该史和论兼而有之。在这种状况下，我想和各位同学聊一聊台湾的法制史论文的写作状况。我暂且将其分成1993年以前和1993至2008年9月两个阶段来回顾这50年来台湾的法学院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法制史论文写作情况以及对论文质量做简单点评。

在我的观念中，我一直认为法学是一门探讨法律的人文社会科学，它不只是一门社会科学，应该还兼有人文的气息，因此法制史是属于法学里面的一小块。而法制史应该探讨哪些面向，我一直认为应该至少包括四个面向：一个是法律规范，一个是法律制度，还有一个是法律意识，最后一个是法律思想。那么简单来讲，如果面向分成四小块的话，有制度面，有规范面，有意识面，还有所谓的思想面。台湾法制史研究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大致上也是朝着这四个面向来完成他们的论文写作的。以1993年为界，之前的将近三四十年里总共才产生了五十二篇硕、博士论文；1993年到今年九月为止，有六十三篇，也就是说十五年来只有这六十三篇论文。大家手上都有份资料，上面简单列举了一些数据，大家可以参考。

在台湾的大学中，法律系不过三十几所，其中开设法制史课程的大学也不过五所，这种状况跟大陆的情况真是差别巨大。由于法制史是一门选修课，所以很多人根本没有机会学到这门课，或者是不想修这门课。法制史最早的时候是必修课，再后来变成选修课，而今天已经成了免修课。这门学问已经快成为"绝学"了，所以我们肩负着很大的责任。六十年来。台湾总共才产生了一百一十五篇硕、博士论文，我猜国内一年就可以完成这些数量的论文。台湾开设法律史这门课程的研究所也不超过四个学校。在师资，课程，研究生这么少的情况下，如何来经营这门学科，就要看其中的因缘造化了。

我们先来谈下1993年前的这五十二篇文章的几个特色，从学校角度看，主要是以台湾大学和文化大学两所大学为主，台大有二十一篇论文，文化大学有十八篇论文，政治大学七篇，中兴大学五篇，还有政战学校一篇。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特色就是这一阶段的论文仅台大和文化大学两所学校就占了三十九篇硕、博士论文，政大当时出产的论文还很少，只有七篇，相当的低。1962到1992之间，博士论文只有三篇，而且其中还有两位作者是韩国学者，而另外一篇就是我本人在199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究竟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内只有三篇博士论文，并且其中两篇是外国人完成的？这种现象真的很值得玩味。我个人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师资之所在即论文之所在。为什么这段时间内大部分的论文都集中在台大和文化大学这两所学校呢？就是因为在当时，台湾大学拥有许多著名学者，他们大部

分都是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去的，像徐道粼先生、陈顾远先生、何任清先生以及张庆桢先生等等。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当数戴炎辉先生。戴炎辉先生专职在台湾大学任教，兼职是在文化大学，所以在台大和文化大学两所学校有很多戴先生指导的学生。还有当时的陈顾远先生专职也是在台湾大学任教。根据统计得出，这一时期的论文仅戴炎辉先生指导的就有十三篇，陈顾远先生指导的有八篇，巨焕武先生六篇，还有林咏荣先生四篇和戴东雄先生的四篇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从大陆到台湾去的这辈学者中，陈顾远先生和林咏荣先生在哪所学校任教，哪所学校就产生了硕士博士论文。这就是我得出的第一个小结论："师资之所在即论文之所在"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

第二个是有关这三四十年中论文的题目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个是中国法制史，另一个是中国法律思想史，比例是34：18，即中国法制史有三十四篇，中国法律思想史有十八篇。大家可以看下这些题目，都是非常大的题目，都是包山包海的。另外，这些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也不成比例，博士论文只有三篇，其中还有两篇是外国留学生完成的。

以上就是这个阶段的一些基本状况。那么这个阶段的论文究竟质量如何？所有这些文章我都一一研读过，但今天在这里我没办法对它们一一点评，我总的感觉就是这些文章的水平高低相差非常大，有几篇非常不错的优良作品，但是明显的敷衍凑数的作品也占相当的比例。那么为什么有的作品是优良作品，有的却是一眼就能看出其作者态度敷衍呢？一个方面是和研究生自身的态度和才情有关系，另一方面也和指导教授的把关严格与否有关。有些教授非常严格，所以只要是挂名由他指导的论文品质都非常不错，都在一定程度之上，相反有些教授指导的文章质量不高，一目了然。这一特点非常明显，当然这并不是说该指导教授学问不高，或者治学不严，仅仅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不严格而已。因为在台湾的学生中，肯写法制史的论文的非常难得，而进博士班的学生更是少数，所以教授一般都不愿意太为难学生。

从1993到2008年这十五年来，我们可以发现台湾法制史研究的状况，不管是就研究题目来讲，还是论文的品质或是论文题材来讲，都有了相当大的转变。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些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学校的转变，在这一阶段，台湾大学总共出产了三十五篇论文，政治大学出产了二十二篇，那么仅这两所学校就占了五十七篇，所以从这一点上又非常明显的体现了我刚才讲的一个特色：师资之所在即论文之所在。文化大学自戴炎辉先生过世之后，就没有专门的老师来指导，所以未出产任何论文，重心随之转移到政大。政大从一个在法制史方面非常不引人注意的学校变成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一个重镇，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这个转变，陈慧馨老师和我都在政大担任课程。今年已经是我在那里执教的第十五个年头了，令我欣慰的是，我们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法制史的开课与研究，特别是在中国法制史方面。所以政大变成了研究中国法制史的比较重要的学校。从论文数量来看，有二十二篇之多。与此同时，台湾大学依然保持着稳定的成长。

第二方面，我们从论文内容所涉及的领域和课题的方向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大块。一块是中国法制史传统，一块是中国法律思想史，另外新出现的一块是台湾法律史。其中有关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文章非常之少，十五年来只有一篇文章是与这个题目相关的。而与中国法制史相关的有二十七篇，台湾法律史有三十五篇，与前一阶段对照而言，新增加了台湾法制史这个领域。这个是与整个台湾的政治大环境有关的，以台湾为主体的研究突然产生了，加之民进党执政八年，给与了很多研究的便利条件。之前很少会见到以台湾法律史为主体内容的论文，而在这一阶段居然窜升到三十五篇，而且几乎清一色的出产在台大。从戴炎辉先生，徐道粼先生，陈

顾远先生这老一辈学者退休之后，台大的法制史突然在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的血脉传承上断裂了，研究对象基本都变成了台湾法制史，主要是由王泰升教授带动的。我本身是台大出身，但是因为没有接上这段血脉，我就到政大教书了，随之将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带到那里。在这期间有二十七篇的中国法制史论文，跟陈慧馨教授和我在那里提倡是有关联的。我们再来算一下这个时期的博士论文究竟有几篇。十五年来一共是两篇，而且其中一篇是日本留学生写的。我想我们人民大学一年就会有十几篇吧！所以说台湾真正本土出产的法制史专业的博士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而思想史突然降到了一篇，这究竟代表了政治的环境和师资的环境怎样的改变呢？事实上这些改变对学术命脉的传承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法史这个领域非常明显。这是我想给大家强调的第二个特色。

我想和大家聊的第三个问题是虽然台湾研究法制史的人非常少，学生少，老师少，论文也少，但是大家还普遍认为台湾的法史研究是非常有成果的，不仅是大陆，甚至日本，美国的学者都还比较关注台湾的法史研究，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先向大家介绍下史料的部分，从事法史研究，史料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由史料过渡到史实，由史实得出解释，这是个最基本的方向。现在，大陆每年也有不少学者到台湾去访问和交流，还有许多国外的留学生和学者，那么到台湾从事法史研究究竟可以从哪些渠道获得史料呢？第一个恐怕是中央研究院，该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台湾最重要的历史研究重镇之一，在世界上排名也比较靠前。这个地方拥有"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张伟仁先生主持编纂的该档案现在已经出版了很多册了，并且已经开始出版光盘。这些档案大多都是从大陆运过去的，对明清档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关注，这项研究还在继续深入。我觉得非常奇怪的是，这些宝贵的资料就近在身边，但是许多学者不会利用，反而要大老远的跑到大陆甚至是日本去获取资料，正是应了"近庙欺神"这句俗话。当然我自己也经常如此，我家就住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附近，但是我却很少进去，基本都是带着外地朋友参观的时候才进去看看，人真的是很奇怪啊。

第二个是近代史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图书馆里面有非常原始的经济档案和外交档案，这个跟法制史研究的关系不那么直接，所以少有人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日本的许多法学教授经常去查阅这里的外交档案，不知做何用。这些档案也是从大陆带过去的，大陆可能已经没有了，因为原始档案一般只有一份，当时的风气也是少有复制品。

还有一个地方是台湾大学，大家注意看后半段这十五年来，有一个特色写台湾法制史的文章比较多。大家可能对台湾法制史比较陌生，那么为什么如此多的学者投入写台湾法制史呢？请容许我这样讲，如果以台湾为主体来看的话，台湾只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刚开始是原著民时期，原著民在我小时候被称为"生番"，但是后来人权意识高涨，不可以再这样称呼了，改称为原著民。原著民没有文字，只有语言，因此他们的法律文化是非常丰富并值得探讨的，但是很少人能够写这方面的东西。写的比较多的当数中央研究院的民族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主要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该所的一个研究员做了深入的研究调查，写出了非常不错的关于法律文化的文章，但是很多法律系的学生对此并不感兴趣，大多数还是醉心于名利，因此很难让法律系的学生去做长期的田野调查或是民间习惯的调查。《淡新档案》被台湾法史学界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档案，研究清朝法制史的基本都要研究《淡新档案》。在原著民时期之后，是荷兰人对台湾的短暂统治，之后是明朝郑成功的短暂统治，再后来是从1683年到1895年台湾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清朝统治时期长达二百一十二年。清朝统治时期就将《大清律例》等中国传统法带到台湾，在台湾实施。除此

之外，更多的是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旧惯"被带到台湾。因此研究台湾法制史非常重要的原始档案就是《淡新档案》了。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台湾有次图书馆学的国家考试考到"何为淡新档案，其内容和研究意义是什么"。结果许多考生回答淡心档案是有关淡水到新竹之间的捷运系统的档案。这样的答案真是啼笑皆非。1895年到1945年这段时间，是日本人统治台湾五十年又九个月的时间，以1923年为界，在此之前适用的是所谓的殖民地特别立法，1923年到1945年是采所谓的内地延长主义，把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民法、六法等带到了台湾。那个时候日本很想同化台湾，将其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这五十年来总的来说是前半段适用殖民地特别立法，后半段是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欧陆法。1945年到现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台湾，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六法全书被带到台湾，一直用到现在。四百多年的台湾历史非常容易理解，原著民时期的法律文化，荷西统治时期的法律文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当时留下的史料太少，所以荷西这个时期并没有文章出现。据说荷兰的国家图书馆保存着这一时期的珍贵史料，但是是用古荷兰文撰写的，全台湾只有中央研究所的一位曹院士懂得，所以研究起来非常困难。郑成功时期用的是军事特别立法，也非常的短暂。清朝统治的二百多年，用的是大清律例和旧惯。从1945年开始，特别是1949年到现在用的是六法全书，当然是几经修正。

《淡新档案》几乎就是全台湾最最重要的地方档案，即清朝统治台湾时期的有关淡水和新竹县的行政、民事、刑事及相关的法律。目前这一档案已经出版了很多册，原档仍陈列在台湾大学的图书馆特藏室里面。第二个重要的档案就是《台湾总督府档案》，这一档案是关于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司法文书。因此是研究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重要的文件。在这里我还想谈一下故宫，大家进故宫参观的时候通常都只注意观赏那些古文物，不知道故宫还有一个附属档案馆，这个档案馆里面藏有非常丰富的有关法制史的档案。包括沈家本和武廷芳的许多相关资料。而台湾学生对此用的非常少，相反日本学者用的非常多。近来我有个写尸体勘验方面论文的学生，就用了许多故宫里的史料，我认为大家还应该继续开拓利用这里的资源。庄吉发先生写过一篇《故宫档案与清朝法制史研究》，详细地介绍了故宫档案。对故宫档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研读这篇文章。第四个地方叫国史馆，即中华民国的历史档案馆。如要研究近现代的法制史，这里值得一去，但是很少人知道这里。除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之外，关于明朝的法制史，这里应当是最丰富的。许多资料已经有了电子版，大家可以去其网站查阅。第五个地方是我的学校政治大学，十年来我多次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接洽有关大理院档案的问题，那里藏有大量的判例文书，近来的法史研究也出现了动态研究这个新热点。我花了大量心力整理了从1912年到1928年的大理院档案，包括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还包括平政院也就是当时的行政诉讼法院的许多裁判文书。大理院的裁判文书都是用毛笔字写的，是相当有价值的文物，所以我在看这些文书的时候，完全是当作艺术品来欣赏。目前我已经整理了一百册，还没有正式出版，经过电脑点校现在是十三册，很多大陆过去的访问学者已经开始利用这些档案。我简单统计了一下，利用这些档案做出的博硕士论文就已经有十二篇了，还有人继续在用。关于平政院的那本法律文书已经正式出版了。这是研究中国行政诉讼的非常重要的史料，其中共二百个案件，包括十三个纠弹案，一百八十七个行政诉讼裁决，其中连当时鲁迅先生告教育部的档案也包含在内，非常的精彩，也非常有价值。当时大理院的裁判品质是非常高的，甚至高于后来国民政府的最高法院和台湾早期的最高法院的判决质量。当时大理院的推司水平是也是非常高的。

以上是有关史料的问题，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历史学界的研究。台湾对法律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