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点

第八章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点

教学重点难点：伦理类型，孝道，民胞物与，文化特点

第一节中国文化的伦理类型

一、伦理类型是中国文化的总特征

文化类型是文化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按照文化学的理论，如果从文化时间和空间系统来考察，文化的发展就是一个由简到繁、由低到高、由不稳定到稳定的自然历史过程。其中，人们可以依据文化层、文化丛、文化圈、文化区、文化类型、文化模式等概念，从不同层面对文化进行剖析和考察，以便把握研究对象的差异。

文化类型是文化模式的内在本质的反映，文化模式则是文化类型在构成要素和方式上的集中概括。

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大陆民族文化，又是农业社会文化，同时还是宗法制度的文化，这些因素促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是一种“求善”的伦理型文化，它并非尊重个人的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与类、将人与自然和社会交融互摄，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因此，这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或曰封建集体主义）的“人学”

伦理：事物的条理，亦谓安排部署有秩序。

中国伦理强调人与自然、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伦理关系中的道德因素，故而常称“伦理道德”，亦称人伦或伦常。它有5种内容所组成，即所谓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中，百善孝为先，强调孝亲敬祖，这是伦理道德的核心。百善孝为先，要尊高年，慈孤弱，怜惜残疾鳏寡。孝道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忠君、敬长、尊上均是孝道的延伸。“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对个体来讲，承担伦理事务，更多地是一种责任。欧阳修说：“族大费广，生事未成，伦理颇亦劳心。”

承担起五伦的责任，就是尽到了基本的“礼”。对情感和行为进行分辨、品定、规范，使之有一定规矩，便是礼。儒在古代被称为最懂古礼的，这可能与“儒”的始义有关，它指的是服丧之士。

宗法制社会是那种以血缘的远近亲疏来区分身份、等级高低的社会形式，强调血亲意识、血缘关系，关注家庭，尊亲忠君。它以嫡庶为横线，父子为纵线，夫妇为辅线，扩展而至家族、宗族乃至国家，构成一个亲疏有别、等级有差的社会。中国文化中爱好和平、尊重他人的精神，与此有着内在联系。

我个人的体会是：中国文化强调伦理，实质上是把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关系渐渐地转化为权力关系。

二、中国文化注重伦理道德的原因

1、在中国文化体系里，这是“天道”的体现。

古代有“天命有德”的观念，人要效法自然，与天地自然“合其德”，就要注重人间的道德伦理，甚且要提倡“民胞物与”，将伦理的对象由一己一家一族之亲推及至社会民众和天地万物。具体来讲，“民胞物与”是指北宋哲学家张载提出的道德境界，意思是把天地看作是父母，把百姓看作是兄弟，把万物看作是朋友。他把人伦观念贯彻到天地万物之中，典型地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伦理型特色。

2、源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中的农业社会及其所导致产生的宗法体系的完善及其影响的长期存在。

中国的社会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宗法体系表现于血亲意识中，即六亲（父子、兄弟、夫妇）和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三）的观念成为社会意识的轴心，并且由此转化为法律条文和伦理道德，长久地左右着人们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这体现在：注重血缘关系，语言中亲属称谓系统庞杂精细；怀有浓烈的“孝亲”情感；宗教意识单薄；为学的目标固然在于求“真”——探索自然奥秘，而更在于求“善”——追求道德觉悟，以致于伦理道德学说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华学术的首要重心。

三、影响

1、伦理道德学说成为中华学术的第一义（学术范式）。西方学术是一种以智性色彩为主的学术，以求真为目标；中国则是一种以德性色彩为主的学术，以求

善为目的，追求德智统一、以德摄智和道德觉悟。在这前提下，形成了：（1）自然科学、分析哲学不发达；（2）政治学等同于伦理学；（3）文学强调文以载道；（4）教育注重德育；（5）哲学是道德哲学。

2、正面作用:（1）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有一种道德平等主义（而不是物质平等主义）；（2）对帝王有所限制和制约；（3）鼓舞人们自觉维护正义，爱家爱国，抵御外敌。

3、消极作用：伦理关系绝对化、凝固化，是人身压迫、精神虐杀之源。

第二节中国文化的特点

一、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表现在以下四种力之中：

1、同化力：外域文化逐步中国化，如佛教至汉唐成为中国化佛教历经600多年，中国佛教的形成是对印度佛教在尽孝尽忠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的结果，最后大部分消解于宋明理学中；

2、融合力：融合各种地域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关越文化，巴蜀文化，台湾文化，西域文化，徽州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关东文化，岭南文化）；

3、延续力：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其内在基础，在世界七个古代文化中，中国文化岿然独存。原因是：（1）地理环境的封闭性；（2）先进文化征服落后文化；（3）军事被征服，文化反征服；

4、凝聚力：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文化群体归属感（“根”、“家园”等说法在文化学上的意义便在于此）。

二、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

中国文化形成“实用—经验理性”，这表现在：

1、重农尚农的共识。（1）农业生产节奏与国民生活节奏相通（四时八节如春节、中秋节等源于农事节，而西方节日如复活节、感恩节等源于宗教）；（2）农耕是财富的来源和富国强兵的基础，故而历代统治者均重农抑末。

2、务实精神，尤其是农人的务实作风。农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观念

以及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等认识导致“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等意识的形成，形成国人较善于处理实际事务，不太注重纯理论的玄想。

3、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农业劳动加土地，区域性小社会加封闭性，导致国人起居有定，耕作有时，安土重迁，安宁和稳定，耕读传家，不希望变动和战争。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底层民众是只有家庭而没有社会，如商店是前为货柜后为家，工厂是在家中摆几台织机，都突出了家庭，而家庭是自然经济与血缘宗法关系的组合和落根处。这种发现有一定道理。

4、包含着循环与恒久意识的变易观念。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加四季的周期性导致了：（1）循环论思维（出发点与归宿重合，如种子→种子），促使政治上“分合”（盛哀治乱的周期性演变），哲学上五行相克相生；（2）恒久意识：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促使恒久观的产生，不求变。如“天长地久”、“经久耐用”等意识的深入人心；（3）变易观：带有循环论特点，变易、循环论、恒久这三者统一在一起，寓变易于保守之中，“托古改制”。

三、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

1、氏族社会（以血缘纽带为联系）解体不充分和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造成了社会组织在父子、君臣、夫妇之间的宗法原则下建立起来，形成家庭—家族—宗族—社会—国家的链条。在这链条中，父为家长，而君则是国父。

实际上，在中国文化的观念里，突出家族意识而缺少团体（社会）意识。中国情况是：个人－家族－国家；西方情况是：个人－团体（社会）－国家。当代国人，有家族和国家意识但缺少社会意识，形成社会环境和社会人际关系的恶化与紧张，不能说没有文化传统的原因。

2、村社（包含家庭宗族与邻里乡党两大网络，实际上是中国农村的基层社会）构成中国社会的细胞群

3、基本单元：宗族（九代而亲毕），隐没个人，只有责任和义务，没有权利。

4、核心观念：“义务”，如针对君臣、夫妻、长幼、朋友等的义务和责任。

5、影响：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道德平等思想成为理想，法制难以建立）。

四、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

这个内容实际上探讨的是中国式的民本主义。“民以君为主”、“国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

1、尊君思想导致了专制主义，法、儒两家都力倡君权神授观念；

2、民本主义：即“民为邦本”的观念。荀子既有君舟民水、载舟覆舟之说，又认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荀子·王霸》）老子（“民税致饥”）、孔子和孟子在历史上都曾力倡“仁政”、“王道”学说，他们的思想对历代均有影响。贾谊《新书》：“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唐太宗有言：“君富而国亡。”

这种观念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结合）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也不同于民主主义（主权在民），它来源于古代中国的重农主义（赋役→盛世）和思想家的倡导。

古代中国的政治结构是专制主义，民本主义与其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民本主义抑制了专制主义的极端形态，不允许绝对君权论（暴政）的出现；另一方面，民本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般形态相结合，出现了“明君论”。

五、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

中国具有无神论的文化传统，表现于：

1、重人伦远鬼神，宗法道德观念代替神学教条，道德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根本纽带，这从西周就开始了，是中国文化的“理性”传统，与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等相区别的一个突出之处。

2、道德何来？西方人认为来源于宗教神启，如相传上帝向摩西颁布的“摩西十诫”就是永恒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的基本准则。

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的回答有两派：孟子“性本善”认为人天生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谓之四个“善端”，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品质均发端于此，从而把道德问题的讨论引向人的主观修养一途，摆脱了有神论的道德观；荀子则认为道德和知识都来源于“人性的改造”和后天环境的教育积累，比孟子更为彻底地摆脱了有神论的道德观。

道家认为，“道”法自然，“道”产生天地万物，但否定有人格、有意志的神

3、对于鬼神的看法，儒家既有其“理性”的一面（“子不语怪力乱神”、“敬

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有其“实用”的一面（“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祭神如神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4、世界和文明何来？西方人认为来自于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智慧，中国人依赖于“人”（伏羲氏、神农氏、黄帝），依赖于探索和劳动；并且，由于黄帝被视为“人文始祖”，中国人对黄帝的崇拜远胜于对伏羲氏和神农氏的崇拜，这说明在两大文明内容中，中国人更注重精神文明，形成中国文化的人文色彩。

由于中国文化有摆脱神学独断的特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宗教统治的“黑暗时代”，并且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有极大的实用性，没有西方宗教的严格排他性。

六、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

中国学术传统强调以人为中心。学术思想上重人文（学习做圣人的道理）重人伦（道德修养）而轻视对于自然界本身的认识和改造。形成了：

1、人文文化较发达而科学文化较薄弱，形成了文化分裂的局面；

2、无法解决“德”与“智”的关系问题；

3、迅速与西方近代科学拉开距离。

七、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

1、经学传统：以儒家十三经的学问为学术主流（在西方，知识分类在希腊时就已出现）。

2、中国学术发展史：先秦—诸子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实以经学为一大主流。

3、一切学问（文史哲、教育、政治、社会学、宗教学、科学、医学、艺术）都与经学有密切联系，古代知识分子，首要任务在于学习经书。

4、“经”的流变（六经→十三经，刻在石碑上，显示权威），经部书很多。

5、影响：（1）儒家思想对于文化各方面的广泛渗透；（2）排斥了科学的独立（经学本身并不排斥自然科学，甚至儒家中的理性主义和某些思辩方法，对自然科学还有启发作用，但排斥了科学的独尊地位）；（3）对宗教发展的制约。

实际上，中国学术有显学与隐学之分。经学是显学，但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法家的权、势、术和墨家的“兼济天下”以各种隐蔽的方式起着作用，而成为隐学。

附：中国传统社会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弊病

1、重农本轻工商；

2、重稳定轻开放；

3、重人治轻法治；

4、重中庸轻竞争；

5、重考据轻创造；

6、重德行轻科学；

7、重感性轻理性；

8、重人情轻交易；

9、重权术轻生产；10、重集体轻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