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冯玉祥

论文《大学生对冯玉祥研究的回顾与若干浅见》

冯玉祥是一位身经两朝四代、在中华民国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到中原大战、张垣抗战，一直是全国政局更迭的关键人物之一。正因为此，随着民国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特别是在1982年冯玉祥诞辰100周年之后，冯玉祥研究几乎成了一个热点。本文旨在对近十年来冯玉祥研究作一总体回顾，并为进一步推动冯玉祥研究的深入谈几点浅见。

一、各地区对冯玉祥研究的概况

对冯玉祥的研究始于1921年冯玉祥督陕督豫时期，由于他的“基督将军”美名和为政清廉引起了苏、英、日等驻华大使馆的注目，随后对他本人及其军队的研究材料源源不断汇集到国外。与此同时，冯玉祥军中的许多军牧如陈崇桂等也纷纷撰著宣传冯氏。国内外发表了许多研究冯玉祥的论著，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大陆与台湾、香港及海外研究的情况不尽相同

1、大陆对冯玉祥的研究概况

建国前，由于政局动荡，战争频仍，国内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政治角度考察其态度、思想及其发展趋向的。如蔡和森的《北京政变之内幕及其结果》、《段张冯三派军阀暗斗之北方政局》等全国解放后一直到1979年，对冯玉祥的研究几乎是空白。1979年后，民国史研究受到重视，由于冯玉祥后期与中共关系比较密切，故对冯玉祥的研究起步较早。1981年《江淮论坛》第1期发表了朱来常的《冯玉祥述略》，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兴亚的专著《冯玉祥将军》。从此，冯玉祥研究在大陆便开始兴起。到目前为止，关于冯玉祥的传记，除高兴亚的专著外，还有1981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冯洪达、余华心合著的《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1987年佟飞，石火著《东方怪杰冯玉祥》，同年，郭绪印、陈兴唐也推出《爱国将军冯玉祥》。另外还出版了许多关于冯玉祥的通俗传记，如《冯玉祥在陕西》、《冯玉祥在泰山》、《冯玉祥将军传奇》及《冯玉祥传说故事》等。

2、台湾及海外研究冯玉祥概况

台湾方面，由于冯晚年在美国反蒋亲共，因此，对冯的研究成为禁区，1970年以前几乎未见研究冯玉祥的论文。据笔者统计，到1989年，关于冯玉祥研究的论文只有李云汉的《冯玉祥察省抗日始末》、谢国兴的《察冯事件前后的舆论》。另外，1980年，张玉法先生的学生林贞惠的博士论文是《冯玉祥与北伐前后的中国政局》。应该说，台湾方面关于冯的研究是很薄弱的。但是，台湾有关冯玉祥的回忆录及专著却相对较多，计有10余本，其中简又文的《冯玉祥传》较为流传，简年青时曾是冯的部属，对冯在1930年以前的情况阐述甚详，而对其后半生叙述则较为单薄。此外，还有王禹廷的《冯玉祥与西北军》，陈森甫的《西北军建军史》等。

海外对冯的研究较国内为早。20年代初，苏、美、英、日等国的驻华使馆，就广集冯玉祥的资料并研究冯氏。其中，苏联大使馆有关冯的材料比较系统，主要刊布在1928年北京京察厅出版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美国大使馆内藏有关于冯氏的文件，美国薛立顿(James E.Sheridan)据以撰写了《冯玉祥的一生》(1966)，该书是海外研究冯玉祥专著中最有份量的一本。美国另一位学者派氏，在其专著《军阀政治》中，曾引用该档案材料对冯玉祥进行个案研究。英国大使馆也藏有关于冯玉祥的资料，史特赖姆斯基（英）(RichardStremski)在1973年曾利用这些材料写了一篇《英国与冯玉祥的关系》，发表在《东方研究》(1937.7.)上。日本学者对冯的研究相对较多，早在1929年，东京大阪屋号书店曾出版布施胜治的《中国国民革命与冯玉祥》。1973年，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的《中国近代军阀的研究》出版，其

中《冯玉祥军阀的成长及其特色》一章。对冯的研究较为深入。

二、现阶段对冯玉祥研究中的热点

1.关于对冯玉祥的评价

对冯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贬冯者认为冯氏残忍、贪婪、阴险、背信弃义，是一位奸诈的典型人物，这一派以香港、台湾通俗杂志发表的文章为主。褒冯者则认为冯氏朴素、锐意进取、全心全意为老百姓谋利益，这一派以原冯氏部属为主。这两派观点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感情因素。

在国内，对冯的评价基本一致，中共主要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对冯作过总体评价。周恩来认为冯是“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为民主的军人”，邓小平认为冯“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也是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国内史学界对冯的评价论著最早的是翦伯赞写的一篇《追忆冯玉祥将军》(1948)。他对冯作了相当高的评价：“冯将军的一生，是一个由农民出生的将军而又逐步回到农民的过程，他从反满清反军阀进步到反蒋反美，进步到拥护中国的解放战争，完成了他的完美的历史人格。”1981年以后，史学界重新掀起对冯氏的评价，朱来常认为，对冯的评价应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为五原誓师前后，冯代表了农民小生产者的革命性，但对革命没有真正的认识；第二阶段为北伐时期，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而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军事集团；第三个阶段为中原大战时期，冯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一次大倒退，陷入了新军阀混战；中原大战后为第四阶段，是冯氏抗日反蒋联共走向进步的时期。1984年刘敬忠著文认为，对冯的评价应以中原大战划分为两个阶段。中原大战之前，他虽曾反对过封建皇帝和帝制复辟，但头脑中却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观点。而“9·18”以后，冯逐渐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进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主斗士。郭绪印亦持相同观点，认为中原大战的失败，促使冯“从国民党反动营垒中分裂出来，从民主主义角度考虑国家大事，这便成为他重新走向光明的新起点。”

台湾学者简又文认为，对冯的评价“不能掩其半生奋斗成功、叱咤风云，与屡次扭转时局、促进革命，毕生爱国为民之奇行、大志、苦心与功勋。”美国学者薜立顿认为，冯氏“一生锐意革新，但他的改革只是由少数的军事、专业人员秉其意志推行，民众完全是局外人”。“冯的改革使其身上带有革命者的气味，但与真正的革命者相比，就不难看出其本来的军阀面目

2.关于冯玉祥与中共的关系

史学界在探讨这个专题时，主要集中在：冯与中共关系离合变化的特点，冯与中共第一次合作的原因，冯大逆转的根由，以及冯与中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础等4个方面。邹孟贤认为冯玉祥与中共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之”字形的曲折道路，即前进、后退、再前进，直至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郭绪印从政治角度考察后认为，冯与中共经历了一个从合作一分裂一再合作的离合变化的过程。朱锡城对冯的思想认识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冯与中共的关系，在其思想认识上也有一个“一波三折”的过程。结论基本一致。

关于冯与中共第一次合作的原因，郭绪印认为冯与中共合作是“逼上梁山”，根本原因在于北洋军阀的“反赤大同盟”对冯部采取的围剿、歼灭政策，而南口防御战最后的溃败，更进一步将其逼上梁山。”沈谦芳也认为冯“为了摆脱现实的困境，接受了中共的帮助”，而且“第一次合作也经历了一个消极联合、积极联合的过程。访苏之前是被动的、消极的，访苏之后，出于对革命政党看法的改变，也是出于更多援助的实际考虑，才积极和中共合作的，但思想上并没有接受共产主义理论。”朱锡城认为冯的民主主义构想与中共最低纲领大体一致，这是冯与中共早期合作的基础。

1927年，冯追随蒋介石清共，这是冯与中共关系最为暗淡的时期。究其原因，朱锡城认为当时冯只是一个初步的民主主义者，政治思想尚未超越旧民主主义的范畴，“政治实践

仍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游移”，因此，他最终与中共酿成分裂，其理至然。沈谦芳认为，革命理论原则性的分歧是冯参加反共的主观原因，冯的联共是实用主义的“联合”，当他认为“联合”的实用性质变小或是对他构成威胁时，他就转而“压制”和“反对”了。郭绪印则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分析了冯追随蒋介石“清共”的原因。还有的学者从冯的阶级性质，寻找他反共的阶级根源。中原大战后，冯又逐渐与中共重新合作，对冯第二次同中共合作的基础，邹孟贤指出三点，即：一是冯接受了过去的教训，认为如果要寻找个人的出路，只有同中共合作；二是蒋对冯一直压制；三是中共对冯的主动帮助。郭绪印认为，一方面，失去实力地位是冯重新联共的“催化剂”；另一方面，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也促使冯重新联共。朱锡城强调冯再度与中共合作的主题是抗日。丘权政著文考察了察哈尔抗日前三年间冯与中共关系的演化过程，着重强调了中共对冯帮助的作用。

3.关于冯玉祥的北京政变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其政变的动机，史学界分歧较大。高德福、张洪祥、薛立顿等人认为，冯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是冯与吴佩孚关系的恶化，冯的动机“只着眼于打倒某一军阀，而不是从根本上结束军阀统治。”薛立顿、蔡静仪还指出了日本在这次政变中的作用。简又文、陈森甫以及高兴亚的女儿高敦复则强调“冯的政变是在孙中山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简又文并且还列举11条论据，反驳日本在这次政变中起了巨大作用的观点。王宗华、金葆华、赵晓天等人认为，冯、吴交恶和革命思想对冯的影响，是冯发动政变的两大原因。张连红通过对冯、孙关系的详细考察，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冯发动北京政变受孙中山国民党影响较小的观点。

关于北京政变的性质，简又文、陈森甫等基本上沿袭冯玉祥自己的说法，认为这次政变是一场“首都革命”。国内学者经过讨论后意见渐趋一致，谢本书认为“不能把北京政变与军阀混战、军阀政权的更迭完全混同起来，当然这也不是一场革命”，因为“它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更不可能铲除封建军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王宗华、赵晓天在考察了冯玉祥在这次政变中提出的主张和采取的行动后认为，冯的政变既有倾向国民革命采取积极行动的一面，也有软弱动摇和持有改良主张的一面，因而得出这是一次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改良性质的军事政变。

4.关于冯玉祥与北伐战争

以往，史学界在研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很少提及冯玉祥国民军的北方战场。近几年来，随着冯玉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冯在北伐战争中的地位得到了应有的评价。1984年，刘敬忠发表《冯玉祥与南口大战》一文，率先论述了南口大战与北伐战争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冯部对奉、直系军阀的南口大战，从单纯维护本派系利益的自卫开始，发展到有目的的为国民革命而战，并指出南口大战有力地配合了南方北伐军的胜利进军。1987年，王宗华、赵国章、刘曼容、单宝等几乎同时发表了有关冯玉祥国民军与北方战场的论文，王宗华认为，1926年初，国民军在南口──晋北、陕西和甘肃三个战场上与直、奉、晋联军作战，牵制了直奉军阀的大量兵力，为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时机，而且国民军在北方对直奉军阀的作战，对国民革命军确定其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起了巨大的战略配合作用，为北伐军集中兵力东进、迅速占领江西、福建、浙江创造了有利的态势。刘曼容、赵国章等则分别考察了五原誓师和南口战役的历史意义，认为北伐战争时期，冯玉祥领导的北方战场在北伐战史上应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此外，史学界还提出了一些研究冯玉祥的新课题。如关于冯玉祥五卅运动前后的思想转变，这方面论文有：李光一的《五卅运动中的冯玉祥》。熊建华的《从（＜民报＞看冯玉祥五卅运动的态度》，丘权政等的《五卅运动中冯玉祥思想演变》，郭绪印的《冯玉祥在五卅运动中的爱国表现》，等等。关于冯玉祥与故宫盗宝案的问题，港台及海外对此争论较为激烈，其中以日本学者矢原愉安的《冯玉祥有没有偷盗清宫珍宝》论述最为新颖、周密。近几年来，

关于冯玉祥在抗战时期的论文也逐渐增多，如苗建寅、奚义生的《冯主祥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王作坤的《论冯玉祥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贡献》，何华国的《爱国将军冯玉祥在抗日时期的政治主张》等。另外，顾关林的《论西北军的瓦解》，张连红的《西北军兴亡述论》，都对冯玉祥西北军的瓦解原因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张连红在1993年《学术界》第5期上发表的《略论冯玉祥的经济思想》，探讨了冯玉祥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三、对冯玉祥研究的几点浅见

通过对冯玉祥研究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论著的数量还是质量而言，在民国史人物研究中，关于冯玉祥的研究都走在前列。因此，对冯玉祥的研究作一客观的评估，也许对民国人物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一，目前对冯玉祥的研究仍然没有摆脱作者自身时空环境的局限。一些学者在论述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运用今人的眼光来评价冯玉祥所走过的道路，而未能把冯玉祥放到当时环境之中去探讨。例如，关于冯玉祥是否军阀问题，史学界许多著作和论文大多避而不谈，似乎如果把冯前期划入军阀就有损冯后期的历史形象。事实上，如果冯玉祥初期不是作为一个军阀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话，那么恐怕他的生存、发展只能是一种幻想。正因为冯由初期的一个大军阀转变成新民主主义斗士，因而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新旧体制交替，各种思潮芜杂动荡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冯思想上顺应潮流、不断要求进步的可贵之处。况且，即使是军阀，也有爱国与卖国之区别。

第二，一些学者往往从冯每一活动产生的客观效果来反推他的主观动机，从而不同程度地拔高了对冯玉祥的评价。例如，冯玉祥于1917年、1918年在浦口屯兵拒绝援闽和在武穴主和等举动，本属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之争的一部分内容，但是，目前许多论著则冠之以“同情孙中山”、“响应护法”的荣誉。又如，1924年冯发动“北京政变”，虽然政变后，曾电请孙中山北上，并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但并不能抹煞其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是冯吴关系的水火不容，更何况当时冯的军阀自私的本质还没有被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所代替。人为地拔高和贬低历史人物，是研究历史的大忌。

第三，关于冯玉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目前关于冯玉祥研究论题的趋势表明，研究正在进一步深入。但从所发表的论著来看，其广度与深度均嫌不足。就广度而言，从时期上看，1924──1930年是重点，而前后两段涉及很少；从论题来看，集中在上文叙述的几个热点上，而对冯与苏联关系的演化、冯与陆建章、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黄郛、徐谦等民国要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冯与西北军的体系、财政来源等问题论述不足。就深度而言，一般史料叙述的多，深入挖掘根源的力作少，如冯的治兵带将、冯的奇行怪性均很有特色，至今还无深入探讨之作，又如冯一生“政变”、“倒戈”、“革命”多次，但少有人对这些行动的主线进行系统的考察。展望未来，随着史料的进一步挖掘，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对冯玉祥的研究将会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