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 许纪霖 第三卷 论战

第三卷论战

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王元化（275）

杜亚泉（自由主义思想家，带有很强的民主色彩）看来，保证社会不会发生专制集权现象的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要有一个民间社会的独立空间（公共空间？？）277

杜亚泉认为知识阶级缺乏独立思想，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因而在文化上有双重性。一面是贵族性；另一面是游民性。282

东西文化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两种文化传统做了周详的剖析，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实开我国文化研究之先河。284

这场争论的问题核心在杜亚泉的调和论中有关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度言论的动静说是他的文化调和论的主要根据。动静互为其根，所以东西文化也缺一不可。

杜亚泉——东西文化个有不同特点，持调和论。

陈独秀——中西文化绝无相同之处，西学为“人类公有之文明”，反对调和论。

胡适——虽然主张整理国故，但以西学为主题，强调两种文化之共性，不主张调和论（指思想实质）。

吴宓——与胡适相反，以中学为主题，但亦强调两种文化之共性，不主张调和论（指思想实质）。289

“问题与主义”论辩的历史意义林毓生（296）

一、三重危机：论辩的历史环境

“问题与主义”是一次相当开放的辩论：双方都持尽量了解对方立场的态度：因为彼此都能严肃地看待对方，所以他们都相当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立场，从客观上来看，这次论辩把彼此立场之得失显示得相当清楚；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这样子的交换意见是很难得的。

中国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秩序均已解体，中国处于这三重危机之中。

当时的历史环境使得许多的知识分子被激进的意识形态所吸引，因为他们觉得激进的意识形态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才是真正切实的，才真正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二、胡适与李大钊的基本论式297

李大钊把主义当做发动社会运动的政治性工具

认为在没有达到经由革命而获致政治上的基本变革之前，任何特定具体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胡适把主义当做解决问题的参考

认为许多特殊而具体的问题不可能由于政治革命便可获得解决，因为政治革命由于其本身性质使然，一定会使以开放心灵来找寻许多具体问题的解决之道受到限制。

三、中国乌托邦主义的异化p302

李大钊所发端的，把乌托邦主义当做发动政治革命的工具的思想，实是乌托邦主义异化的滥觞。当乌托邦主义被提倡与肯定到能够发动政治革命的时候，它相当简易地转变的贝齿自己了。

“乌托邦主义异化”的结果是：目标愈理想化、政治活动便愈不切实际，愈空洞化。然而，当政者却以为目标愈理想化（愈大、愈猛），便愈能动员干部与群众，就愈能办事。这一症候可以称之为“空洞化的政治现实主义”。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虽然它们之间有许多不同，却都呈现了这一“空洞化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倾向。

中国自由主义的乌托邦

——胡适与“好政府主义”论战许纪霖（304）

一、从“二十年不谈政治”到《努力周报》

这一转变是由胡适思想的自身逻辑所内在规定的，他是一个注重力行的行动主义思想家，他的实验主义哲学决定他势必要用世于外，追求社会事业的“有为”。

同时北洋政府对北京新闻界的舆论控制。使得自由知识分子尽管在主观上想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但面对基本自由的匮乏，再也难以保持原先的沉默。

知识分子面临着社会改造和政治改造孰为优先的现实悖论。由此形成了一个“好政府主义”讨论（政治改造）。

这一讨论围绕着三个主题展开：第一，政治改造是否是一个建立“好政府”的问题？第二，“好政府”是否可以通过“好人政治”来确立？第三，知识分子应该如何从事政治改造？

二、“好政府”主张与左右两方面的回应307

胡适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下称宣言）里阐释了“好政府”的含义：在消极方面是能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积极方面是一能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而能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为此，必须建立一个“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政府。

右的方面是北京的《晨报》和《益世报》。左的方面非难来自政治上左翼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

对于胡适而言，没有政府、丧失合法秩序是最为可怕的。他的“好政府主义”主张的是政治哲学基础即是他的“有政府主义”或“政府工具主义”。

三、游荡者“圣王”幽魂的“好人政治”312

胡适在宣言中肯定地指出：“好人”出来奋斗，是“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功夫”。因此像西方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儒家政治一样，胡适的政治思想中也充满着“精英政治”色彩。在他看来，“好人”的标准有两条，一是“人格上的可靠”，二是“才具上可以尤为”，“进可以有益于国，退可以无愧于人”。

“好人政治”成为中国传统“圣王精神”在现代的翻版，自由主义的内心深处游荡着道德理想主义的传统幽魂。

四、超然的自有议政及其角色冲突314

做一个超然的、独立的政治家，是胡适十分自觉的努力追求。

胡适参政方式面临着两种类型的角色冲突。一种是“知识精英”与“社会良心”之间的角色冲突；一种是“社会正义的主持者”与“合法秩序的维护者”之间的冲突。

五、“好人内阁”的破产与向五四的回归

总的看来，这场讨论参与者各方都匮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更多地是就是论事地争执救世的应急方案，没有兴趣也缺乏能力将讨论引向更深入的学理层次。

“好人政府主义”的讨论在理论层面上结束了，却在实践经验上戏剧性地展开了。但这个政府是在军阀受众的政府，主义以一种典型的实验主义方式证明了自身的破产。

“好人政府主义”是二十年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乌托邦。

从抗争到妥协：人权论战的困境姜义华（323）

一、人权论战的缘起

人权问题论战，发端于1929年。

发动人权问题论战，是以胡适为中心的平社成员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进行的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斗争。

导火索324：上海特别市教育部长陈德征向国民党三全大会提出一项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议案，称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均属反革命分子，应不犹豫地予以严厉处置。

首先，他们指出，中国人权已被剥夺得几乎没有丝毫余剩，肆意侮辱人的身体，剥夺人的自由，没收人的财产，使个人的人权没有任何保障。

其次，他们指出，中国近年来政治上的紊乱，根本问题，是从中央政府的政权到各省政府的政权，从国的行政到党的行政，都受毫无政治智识能力的无人的支配、操纵、包办。

再次，他们指出，所谓以党治国、一党独裁，实际上是军人治党、党员治国，无非是将全体国民分为党员和非党员两类。

其四，他们指出，国民党所实行的没有宪法或约法的训政，只能是专制，决不可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之路。

起舞，他们指出，国民党统治当局所谋求所谓的思想统一实行的武断教育是愚民政策，所进行的宣传只能造成群众的盲从，所实施的利用政治或经济力量来排除异己的政策只能维持暂时的局面。

二、论战的深化

人权的问题从政治层面扩展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从政策、言论方面的批判

深化到制度本身的批判。（国民党对此进行了粗暴的政治高压）

他们在着重抨击国民党统治当局的同时，还一再表白他们并不赞成共产主义，尤其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

三、中国式费边社的政治改革运动334

除了公开的言论外，他们还进行大量幕后活动，这些幕后活动是这场论战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而且，比公开的言论更加清晰地显示他们提出人权问题的真实意图和直接目标。

四、人权运动黯然收场338

五、抛弃人权说王权341

人权运动失败的原因：胡适所说的人权，特别是人生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和政治参与权利，是和社会文明走向现代化，特别是走向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中产化、世俗化和世界化联系在一起的。可是中国现代化水准过低，对社会绝大多数人来说，首要的是生存权和劳动权的问题。而人权运动撇开了这些问题，实际上就在他们同广大的工农民众之间划了一道鸿沟。

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论战王中江（349）

论战围绕的问题主要有四个：一是西化与本位文化；二是文化选择与科学方法；三十文化与创造（建设）；四是文化民族意识。

一、西化与本位文化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成为论战发生的基本诱因。主要观点有三：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赞美，也不诅咒；而是对西方文化，只吸收应当吸收的；反对全盘西化，把不好的东西也吸收进来；三是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

胡适的批判围绕着“宣言”三个问题展开：即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如何对待本位。（胡适认为，中国文化所令人担忧的，绝不是失去了中国特征，而是中国特征太多、太深）

二、文化选择与科学方法353

全盘西化与文化本位之争，从理论上看就是对西方文化能否进行选择的对立。

本位文化派认为，东西文化虽然是有联系的，但并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文化是可能的。而胡适的态度是双重性的，他似乎承认文化是可以进行选择的，但在实际上他又反对这种选择。

争论又集中到了文化选择与科学方法的关系上。胡适强调：在优胜劣败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没有什么标准可以用来对文化进行选择，政府不能做文化的裁判官，科学方法也无能为力。本位文化派对此进行了反驳，但他们所关心的似乎不是科学方法能否作为文化选择的标

准，而是国家可以对文化实行统治。

三、文化与创造356

本土文化派：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创造更加凸显出来。

胡适认为：一切创造都来源于模仿，创造只不过是模仿到一定程度时增加的一点新花样。胡适并不一般地反对建设和创造，但他更关心的是先要认真学习和模仿。

四、文化与民族意识358

十教授是把文化建设与民族意识、民族救亡对应起来。

而胡适对这个问题并无正面回应。也许胡适觉得，中国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本来就很缓慢，如果再提倡民族意识，很可能导致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继续排斥。

民主思想的贫瘠土壤

——评述一九三零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顾昕（362）

引言

1934年前后的“民主与独裁”的论战折射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与民主思想的某些共同认识。独裁派：蒋廷黻fu、钱端升和丁文江；民主派：胡适、陶孟和、张奚若、胡道维等。

对权威主义乌托邦的呼求

蒋廷黻认为，要现代化，便首先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因而须先经过专制阶段；而中国有史以来并没有过真正的专制，故当务之急便是建立这种专制。

在丁文江看来，民主制度固然好，但那似乎太遥远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不足以促使民主制度很快地运作起来。

共同点：他们构画了一个权威主义乌托邦。其中存在着一个至善至美的独裁者，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政党，他（或它）拥有强大的权威，巨大的动员能力，同时具备现代性的一切要素。

新独裁论与内圣外王369

为什么鼓吹权威主义？首先，从社会文化背景来解释，便是“救亡压倒启蒙”。在中国的文化中，群体、社会和国家的利益重于个人利益，为了国家和社会，个人往往可以牺牲一切，乃至自由。其次，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化过程中，一直扮演者意识形态的创造者、传播者和维护者的角色；他们无论保守还是激进，都试图用鼓吹意识形态——更极端地便是鼓吹乌托邦——的方式，一揽子解决中国的危机。

专家治论者的选择373

将中心转移至统治者和受过教育的官僚。但这种专家诊治除了为中国的官僚集权主义统治涂上一些动人的油彩之外，对中国的政治变革未起任何作用。

对权威主义的批判377

权威的不必要性；权威的不可能性；独裁非历史发展趋势

对民主理解的理解与误差383

民主与国民文化素质。

在国民文化素质落后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实行民主，是双方在民主讨论的焦点。（实质是民主同民主制度之间的差别）民主制度的运作并不以国民素质为重要决定要素，但在一个非民主社会中推行民主，国民具有一定的素质则是必要的条件。

民主制度中的参与制度（平民主义观与精英主义观念上的偏差）

民主的工具性价值

对一个自由主义者来说，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个人自由方是终极价值。民主只是维护这一价值的一种最好的制度，亦只是一种手段。

民主派在论战中的论述：民主有助于统一，亦是挽救国难的唯一出路；民主不妨碍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民主的其他好处。389

个人自由观念的混乱391

首先，“五四”的个人主义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权利概念，而主要是一种人格。

其次，“五四”的个人主义强调摆脱束缚和压抑，它基本上是激烈反传统思想兴起的结果。

再次，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尽管也承认个人主义的诸价值，但他们心灵深处把这些价值与民族主义想联系。

最后，五四时期的个人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积极的自由，其内涵大体都是“个性解放”、“意志自由”、“自我实现”等。

中国政治思想，尤其是那些在实际政治制度的运作正起重要角色的政治思想，均以某种理想主义为前提，其最终指向是权威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这一方面是传统因素使然；另一方面乃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偏食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