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研究综述

安然于书斋，畅游于天下

——孟繁华研究综述

人杰地灵的山东铸就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也孕育了一个出色的思想者——孟繁华，他风趣、快乐、率真，他热爱美酒、美文和一切美的事物。他的真性情流淌在文学生活中。在大多数人眼里，孟繁华是现当代活跃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文化研究者，著名的教授，著作颇丰，成就卓越，续鸿明在“当代著名学者系列”栏目攥文：《孟繁华与“新理想主义”》中说：“他没有像同一代的大多数批评家那样将兴趣收缩到学术研究一域，而是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活动甚至在文学作品编选和文化批评诸多领域投注热情和心力。在90年代纷纭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他执著地倡导一种或许被一些人认为迂阔过时的‘新理想主义’。……在这个无人喝彩的时代里，他依然对文学予以热情而持久的关注。”[1]他的这些身份和在文学、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让我敬佩。但是他作为一个认为学者，一如既往地对人类的现实处境和精神处境予以关切、探索和思考，为解脱人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他的批评和研究不仅仅流于作家的文字框架，而是深入到文字所传达的思想境地，正如他自己所言：现实关怀不是考量一个作家唯一的尺度，但没有现实关怀的作家一定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这是他的文学观点，更是他一生都在践行的宗旨。

下面将围绕孟繁华先生目前主要的文论著作，并结合学界文人对他的评论，从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研究、文学史研究三个方面来漫游孟繁华先生的学术之旅。

一、现实关照下的文学批评

在一次访谈中孟繁华说，“我觉得一个批评家除了要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敏锐的文学感受力和表达才能之外，最重要的情怀，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和介入热情。文学批评当然有个人趣味在里面，但那不应是决定性的东西。批评更应该对公共事务或能够进入公共领域的话题感兴趣，并从中找到具有普遍性的文学问题。我觉得一个批评家要有三类相关的知识储备：文学理论、文学史和对当下创

作状况的了解。理论是武器，是批评的起点；文学史是依据，它会告知我们哪些作品是新鲜的经验；当下创作状况是我们发言的基础。不了解创作如何批评。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一些人笼统地否定当下文学，但他们并不了解。这样的批评是无效的批评”。[2]他也曾写道，“真正有效的批评不是抽象的、没有对象的，它应该是具体的，建立在对大量文学现象、特别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了解基础上的”。

[3]这可以算作是孟繁华的批评观，也是他在批评实践中时刻不忘的批评准绳。

孟繁华的评论涉及大量当下文学作品，有的是老作家们的新作，比如他对谢冕、洪子诚、陈晓明、汪曾祺、古华、张承志、贾平凹、林白、陈染等当代文学研究者和作家的评论，在批评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他还对新进作家作品做出最及时的反应，相对于名家，孟繁华更加倾力于对青年作家的发现和对他们的代表作品的深度解读。相对于出版和市场青睐的长篇，孟繁华花更多精力阅读文学期刊，他觉得中篇的成果更好地反映出作家的叙事能力以及对时代介入的热望。他对新作家作品的难掩的喜爱和不遗余力的推荐，正是在一丝不苟地履行他作为批评家对文学承担的责任。由于文学批评的当下性，以及孟繁华文学批评的锐利、率直和充满才情的文字，同其他的研究工作比较起来，他的批评却有更大的影响。

现实关怀几乎深深贯穿在孟繁华的每一部批评文字里，孟繁华文学批评的突出价值和独到的审美内涵或许正是在于他对当下现实人生的思考和审视，对未来家国命运走向的关怀忧患意识。这在他2001年出版的批评论文集《想象的盛宴》中有最明显的表现。开篇第一个专题《学人传略》，以历史上著名的爱国文人闻一多先生为例，义正词严的发问“什么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的宿命和精神信念的论述可谓鞭辟入里，铿锵有力，给当下每一位知识分子有如当头棒喝。闻一多先生领导舆论，批评时政，成为社会良知的监护人，他的气质、性格和他大义凛然的无畏风范，深深影响着孟繁华，在敬佩之余更多的是反思当下，“现如今，虽没有当年的疾风暴雨式的斗争坏境，但是审查今日的现实，远没有人们想象和叙事的那样美好，可我们却再难听到闻一多式批评的和火烈。知识界的蜕化已成景观，不仅随处可见当年的刘文典教授，就是见到甫志高之流，却发现他原来就是我们的熟人”。 [4]这段肺腑之言，足见孟繁华对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和自启蒙时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精神的传承，历史与当下，

先人与如今的泛泛之辈，孟繁华在对先人的缅怀的同时，更是也深刻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担忧，对建立知识分子传统的呼唤。他曾强调要“建立知识分子的新传统，以新的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确立自己独立的精神地位，在世纪之交的苍茫时分仍不失特立独行的精神品格。”[5]他念念不忘“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看来是执意要在分崩离析的“苍茫时分”、在群丑喧嚣百无禁忌的喜剧时代做一个态度热情表情庄严的批判知识分子。孟繁华是一位文人，但是他最倾注全力的并不是文学而是精神，灵魂归宿和民族国家问题，正如摩罗在《戏剧时代的悲剧精神——论孟繁华的文化批评与文化选择》中所说，“孟繁华反复强调建立知识分子传统，实际上就是强调要继承他们的悲剧精神，要求自己做一个崩溃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喜剧时代的悲观主义者。实际上，不惟喜剧时代，而是在任何时代，最高贵的人都是人类悲剧命运的自觉承担者”。 [6]第二专题《作家论衡》中，从历史的横向和纵向，以及小说中故事的设置来评析贾平凹的《土门》，他对今日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忧患，他以作家的立场，尊重自己对生活的整体感觉并准确地表述出来。从叙事策略和文化角度分析邱华栋的都市小说创作，分析其小说中表现出来的饮食男女对物欲都市的迷乱与反抗，表达对欲望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悲悯，此外还有对林白、陈染、徐小斌等女性写作的批判，虽然是从不同的维度对不同性别不同写作类型的作家进行研究，但是其中都有一种敏锐而深刻的情感和忧虑贯穿其批判文字中，那就是现实关怀和思考。

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年代里，批评家在处境是尴尬的，在文学史和作家的夹击之下，有很多批评家已经干脆抽身躲进自己构筑的文学蜗居里了，能坚持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身份写作的文人已经寥寥无几，更何况能不畏惧世俗偏见和文化潮流的冲击，始终保持一份对文学忠贞不渝的热切关注，这对于现代危机重重的文坛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孟繁华的文学批评中，我们总能看到他对知识分子群体、农民工群体、城市漂泊者等多种类型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的论文，他不同于单一的文学视角的批评，而是以知识分子立场，坚持不懈探寻民族和灵魂出路。孟繁华在这方面典型的文学批评文章，如《新世纪十年：中篇小说论要》、《不确定性中的苍茫叩问》、《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等，他以自己的主动性辩证地思考世界和艺术的可能性，以及在这种可能性中，人的政治性与其社会性存在的意义。相对单一被动地理解文学，流于消费文化的写作和研究，这种更为主

动的思考，也正如在对这个时代思考的高度和广度中所能确立的指标一样，它将形成为一个点，以现实和未来的双重指标，来评判这个时代的人文价值，相比其他文人学者而言更为主动的揭示社会问题隐秘的批评家在当代社会的价值，这份关怀现实生活的热情和担当世界的责任感等等诸般可贵品性，值得我们敬仰！

二、文化批评研究

世纪之交，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物欲的膨胀，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文化狂欢的时代，一种附和经济潮流的文化价值观开始逐渐开始发酵酝酿……文化的众神狂欢，使中心与边缘、精英与大众的界限被打破，一种多元、开放、现代、新质的文化正在生成、展示和传播。消费的大众文化、享乐的大众文化、正神话般疯狂地在进行着文化的解构重构，经典被颠覆，与此同时，所谓的“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市场文化”在复杂相互交融冲突，都试图最大可能地同化影响自身之外的文化，在90年代初期，“市场文化”以其巨大的解构力、侵染力、吞噬力，击败对手，大规模占领了文化空间，大众文化令人炫目的流光溢彩掩饰不了我们的失落与伤痛。面临新世纪，新的经济面貌，文化、价值观该以怎样的面貌来引导民族、大众，对于经典、传统，我们是否还应怀着尊崇和敬畏？价值观的坍塌与内心的迷茫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和倾诉？我们的心灵是否正逐渐衍变为五颜六色的荒漠？我们已经走到了文化抉择的十字交叉口。摩罗在《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孟繁华专辑”中攥写了长篇论文，“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孟繁华满身披着80年代的风风雨雨出现了。所谓80年代的风风雨雨，乃是指80年代被谈论的最多的那些命题，诸如理想、价值、意义、正义、精神、灵魂、信仰人道、人文、人性、人格以及知识分子性、反思、批判等”。[7]他无论是从事批评还是文化研究，都是以此为底蕴，始终坚守这一信念。有批评家把孟繁华比作是80年代送给90年代文坛的一件礼物。经历了80年代洗礼的孟繁华，以一种特有的敏感和倔强，深刻思考，带我们穿越喧嚣的繁华世界，擦亮日渐模糊的文化地图，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做一次细致的审查，给大众以深刻的惊醒和深厚的人文关怀。

在此，不得不提关于孟繁华对文化研究的两本著作，《众神狂欢》、《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以敏锐的观察力，通过分析世纪之交的或隐或显的中国文化现象，在大众都还在文化迷雾中浑然不觉泰然处之的时候，都给我们以警示和指导，

唤醒迷茫的大众。

1997年出版的《众神狂欢》，无疑是给正伴随着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而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有力的一鞭子，暴露出来的一些丑陋的文化弊端已经开始侵染着文化发展，误导当代人的灵魂和价值观，是否应该停下匆匆发展的脚步思考一下未来的路该怎样走。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传媒的发展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对时尚的影响和左右就像一只隐形的手，由此，传媒和大众文化建立起了另一种意识形态，日渐兴起的电视、广告、明星、杂志以及白领文化建构的“自命不凡的高雅兴致”，在结构一体化的同时，也引领了年轻一代的“青春梦”。 [8]人们主动的让电视莫名其妙的控制着，并且迷醉其中，被消费广告盲目诱导，让肥皂剧魂牵梦绕，跟随明星而忘了自己的脚步，这些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用丹尼尔·贝尔的话来说，就是用尽花招想办法让大伙儿高兴，假装尊敬高雅文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为大众造成了一种文化幻觉，给予大众一份虚幻的允诺。本章的末尾，孟繁华向读者介绍了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解海龙，以图片影响国策的第一人，一次下乡的经历，使他萌生了想用相机帮助乡下孩子的愿望，于是他用镜头记录乡村中国的饥饿、贫穷，在孟繁华看来，解海龙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使他成为90年代青年多极选择中，最为动人的一幕。对解海龙表示敬意的同时，言语之间，我们也能感受到孟繁华与解海龙身上某种相似的精神，他们都具有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谈论任何话题，事实上都无法离开商业化这个庞大而无处不在的秘密，就像80年代之前，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的解释不能离开意识形态一样，在意识形态的统治下，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被部分剥夺了，文学被政治绑架，但是尽管如此，这个时代仍有天鹅般的声音孤独地在天边响起，她受伤了，仍在飞行，像大雪飞过墓地，可是这样的绝唱并未换来天边的太阳，诗人海子死了，他的死亡残酷告知了由知识分子设定的乌托邦离去的日子已经来临，海子的死，也正是他绝望的表达，像一个寓言，寓示了历史主体意识的幻灭。刘恒的小说《苍河白日梦》讲述了一个神话般的家族走向幻灭的悲凉故事，贾平凹的《废都》，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绝望和幻灭的挽歌，顾城的《英儿》以荒诞不经的叙事述说了“天国梦幻”的彻底幻灭。三部作品在叙述形式上等方面存在很

多不同，但是在传达现实文化处境的失败上则是达到了殊途同归，绝望感的产生，从根本上说使作家们不得不怀疑自己曾孜孜以求的并希望在世界上确立起来的价值和意义，对曾经深信的东西已经失去了信心，这一苦痛把这些人的心撕个粉碎，就算是流行的闲适小品所体现出的所谓的“闲适潮”，体现的也只是一种失落感，一种商品时代的昔日文化英雄的静观姿态。正如孟繁华在书中所说，“所谓闲适，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是件可向往而无从经验的人生境界。如果联系到闲适文学骤然兴起的时代环境，这一闲适心态的真实性就更加让人怀疑。当社会中心价值离散的时候，当知识分子参与建构的人文精神被如浪排天的商品大潮漫过之后，他们突然心情平和地闲适起来，这可能吗？”[9]这种文化挫败感和还侵染到批评界，文学批评的流失和批评家的退场就是最突出的表现，谢冕先生认为“90年代的批评，是批评的退化”。文学批评不再针对所批评的作品展开，失去了文学性和批评的锐利，这还能称为批评吗？

面对这样一个文化精神模糊的时代，有一部分人开始了自救，于是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便轰轰烈烈的展开，“这是一场发源于我们具体的生存体验，针对现实的精神问题而展开的讨论，试图走出精神困境，可谓众声喧哗，有人参与热烈的讨论，也有人开始犹豫迟疑，谨言慎行，甚至干错躲进自己的学术套子里，正是在这样的精神处境中，孟繁华以莫大的勇气提出了“新理想主义”，所谓新理想主义，包含着对文学的如下理解：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文学都应当对人类的生存和精神处境予以关怀、探索和思考，应当为解脱人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作家有义务通过他的作品表达他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愿望，在文学的娱性功能之外，也应以理想的精神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当然，他不会再去讲述集体的梦幻，不去编织幻觉和假像,而对现实的理性认识使这种文学又充满了必要的批判精神，良知与正义感是新理想主义基本的精神内涵。在理想的背后，它不喻示任何神学语义，不具有类似宗教的功能，它不企望对人实行新的精神统治，它只是以自己特有的话语表达他对人类灵魂关怀的真诚，在艺术的范围内显示作家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并告知人类时“爱”与“善”的永恒需求。

[10]孟繁华正是以这样一个“新理想主义者”的姿态开始文学、文化的长途跋涉的。

传媒的发展，改变了过去单一的话语方式，改变了传播的强制方式，以形形

色色的方式尽可能满足大众的各种欲望和要求，填补了心灵上的空虚，甚至诱导了大众的价值选择，今天的传媒，是大众文化认同的基本来源，是我们的趣味、价值观念乃至生活方式最重要的参照之一，传媒既适应市场要求，成为一种文化产业，同时它的传播功能也使它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充当起“喉舌”和塑造国家正面形象的职责，新的文化领导权就掌握在由传媒建立起来的帝国话语中，因此研究传媒与文化对于民族未来的文化发展至关重要。2003年出版的《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在这部书中，他以广阔的研究视角，把现代传媒与文化领导权这两个现当代最敏感的命题联系起来研究，他通过以文化的宰制力量来理解政治与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与民族情感认同之间的关系，从而树立起一种新的学术增长点，明确了以媒介为载体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新视角。当下中国的文化存在着两种时间，在中心城市，在时尚青年或激进艺术家那里，他们生活在前卫的文化时间里，这些人的文化时间表已经完成了同国际接轨，但是在偏远的落后地区，还有另外一种时间在缓慢流淌，但是两种文化时间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我们无从评价哪知文化时间更优越，但是前一种文化是在现代传媒和资本市场的策动下形成的，传媒需要文化民粹主义的立场和实践，孟繁华在把传媒与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放在全球化理论的大背景下去讨论，他认为“全球化”在理论上无论被描述得多么灿烂或不可阻挡，在传媒与大众文化发展日益密切的今天，“一体化”仍然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理论假想。他还指出，对于大众文化，我们不能固守于一种不变的，被真理控制的立场，而对于传媒与文化，孟繁华提醒道，在建立“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对传媒政治保持警惕是十分必要的。

三、文学史研究

在当代著名批评家的行列中，孟繁华可谓是一个出色的思想者。除了对当代文学作品给予非常敏捷的反应以外，他对当代文化的研究也是富有深度与创见的。此外，诸如《中国２０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共和国文学５０年》、《当代文学关键词》等著作，思维严密，论证很深刻，奠定了他作为杰出文学史家的地位。[11]

孟繁华在接受一次访问时，访问者称他为出色的文学史家，但是孟繁华是这样回答的，“‘出色的文学史家’在当下非常稀少，尤其在当代文学史领域。

我只能说在研究中无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主要方向。2004年和程光炜先生一起编写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这样，也就有人认为我是一个文学史家。但我认为自己只能说是一个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因为毕竟还有几本与当代文学史有关的著作及一些文章。当代文学史的发展和变化，确实与罗兰·巴特、福柯等西方学者思想和理论的影响有关，事实的确如此。比如，在洪子诚、陈思和的文学史出版之前，国内关于当代文学史的著作已经有了近70部，还不算与当代文学史有关的其他著作。我在参加洪子诚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座谈会上曾说，不是当代文学史太多了，而是一样或相同的文学史太多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复杂，也不是说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缺乏智慧或才华。重要的原因就是方法都是相同的。一样的方法面对当代文学史的时候，肯定会选择大致相同的材料、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因此，从洪子诚、陈思和的文学史开始，首先是方法论和文学史观念的变化。当然，此前曾有一个较为漫长的积累和准备。比如，80年代关于当代文学是否能够写史的争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等等，都为后来文学史研究方法和观念的改变做了准备。因此，罗兰·巴特的叙事学理论和富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进入中国后，开启了文学史家们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是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和文学史观念的变化，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面貌。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12]这段谦虚而学理性很强的回答，结合了当代、中外的文学史研究情况，论证严谨由深刻，透彻分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利弊，一针见血，既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态度，也阐述了他自己研究撰写文学史的一些思维和方法，更毫无疑问的证明了孟繁华是一个出色的文学史家。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结合现实发展，针锋相对地提出知识分子立场和文学边缘化写作的问题，并作了深刻的阐释。80年代以后，经典写作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大众文学的发展以及传媒的不断发达，使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书在叙述、分析经典写作或主流文学现象的同时，也论及到了同类文学史书不曾注意的大众文化问题，无论是体例还是框架的编排都是很新颖的。在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来源和话语空间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系统地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整体风格的形成、制度化建立、文学生产和传播控制等内在机制和外部制约等问题。这些问题和角度在过去的中国当代文学

史著中，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但它却是中国当代文学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具体到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无不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难得的是这本书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扬长避短，查漏补缺，给读者呈现了许多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的重要信息，例如把路翎的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文学评论中的“姚文元现象”、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和话剧《千万不要忘记》等作为了一个版块选入了文学史中并加以论述。这本文学史相比较历来的文学史书，这不是一部文学历史的简单收集、整理、编排，而是一部具有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著作，其中对一些以往文学史避而不谈，或是遗漏的文学现象的阐释对于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孟繁华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在文学史长廊中也是必须要提的。写作从1949年到1978年这三十年间的文学史，关于这段特殊敏感的历史时期的文学资料寥寥无几，但是孟繁华用严谨的态度和顽强不屈的意志克服了写作上的重重困难，他深入挖掘文艺学生产的内在机制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制度化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制度化的学术体制怎样规约了新的实践条件，在这样的实践条件下，文艺学学者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强化了学术制度?通过这一系列探索，跳出以前的模式化写作，以‘政治文化’与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诸因素包括学术主体、对象、理论期望及冲突与张力的关系为内容，展开了论述，将一些历史问题和文学现象放置到整个历史大背景制度中去分析，深刻挖掘其中的隐形机制，所造成的影响，比如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内部结构的分析，在论述周扬、胡风、矛盾三个文学史中的典型人物时，作者能够紧紧抓住三个人物之间的内部共同性，把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成为“观念同一性的内部对话”，这一概括准确切当花了大量笔墨解密本书的最后用了大量笔墨解密姚文元现象，结合历史与当下，为揭开多年来隐藏于历史中的隐秘机制不遗余力。青年评论家谢有顺在《没有事实就没有“史”》的书评中说：“孟繁华先生攥写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我认为，它对于我们认识从1949年到1978年间中国文艺学学术演进历程，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加上专业、客观的分析，才能有效还原'史'的真实面貌。就这点而言，孟繁华的这部著作将会成为同类著作的一个典范。”[13]

结束语

身兼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多重角色和身份，孟繁华是一位成果丰硕的佼佼者，他以敏锐的思想光芒和深切的文化眼光对90年代的中国社会进行了出色的文化解读，孟繁华的成功在于，他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植根于他的人格、他的个性、他的人文情怀、他的理想主义激情，而不仅仅是源于一种批评方法的应用。孟繁华在学术、思想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他以沉毅而谨严的态度静心于书斋搞研究，纯粹执着，让我们敬佩，他是一个始终坚持在“文学现场”的批评家，他总是保持着对中国当代文坛的“关切”，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对“现场”的文学文本的批评与解读，这使他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总是扎实而不浮泛，并切切实实地推进和深化了对于其所研究对象的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空间进行了精彩的文化解读，充分展示了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魅力与力量，显示了文化研究的真正实绩和把文化研究引向深入并有效推进文学研究的卓越努力，为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14]但是他并没有仅仅如一般文人那样两耳不闻传外事，他的眼光，他的心力，倾注在大众文化发展、民族发展、人类灵魂归一等重大现实问题上，接触过孟繁华的人都能感受到他，他是一个真正有血性、有骨气、有思想、有良知、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既独善其身，又兼济天下，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90年代文坛出现了一大批的优秀的批评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在我看来，孟繁华无疑使这批同时代批评家中的佼佼者，无论是在学术，还是在思想、人格、责任意识方面，他都是中国文人的一座丰碑！

参考文献：

[1] .续鸿明.孟繁华与“新理想主义”[ N ].中国文化报,1999.

[2] .孟繁华.坚韧的叙事[ M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292-293.

[3] .孟繁华.文化批评与知识左翼[ M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146.

[4] .孟繁华.想像的盛宴[C ].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0..

[5] .孟繁华.民粹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 J ].文艺争鸣, 1996年(4).

[6][7] .摩罗.戏剧时代的悲剧精神——论孟繁华的文化批评与文化选择[ J ].南方文坛，1998（5）:11，7.

[8][9][10] .孟繁华.众神狂欢[ M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72,156，180.

[11][14].姜广平.孟繁华：面对文学的历史与当下[ J ].西湖,2007(4):1,2.

[12] .姜广平.与孟繁华先生对话[ J ].文学教育,2013(6):3.

[13] .谢有顺在.没有事实就没有“史” [ N ].中华读书报,2001（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