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 ,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其中最早的一次 ,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已经开始 ,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唐代臻于极盛 ,北宋时代已经势微 ,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18 - 19。在这历时约一千年的佛经翻译实践中 ,涌现出许多翻译名家 ,并提出了许多经典译论。佛经翻译重“文” ,还是重“质”的争论 ,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质之争

(一 )时间范围

关于“文质之争”的时间范围 ,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观点。从狭义上讲 ,“这场争论 ,发生在初译《法句经》的 224年” 175。后来 ,支谦所作的《法句经序》记述了这场争论;从广义上讲 ,这场争论是“贯穿整个佛经翻译过程的核心问题”。各译经大家被粗分成了“文”“质”两派 ,“文质之争”则指代两派人物所提出的不同观点。这里采用的是广义上的说法 ,从安世高译经开始至赞宁总结译论为止。

(二 )“文”“质”两派

“文质之争”是围绕“文”“质”两大派别各自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展开的一场讨论。从整体上来看 ,这场争论沿着从以“质”为主 ,到以“文”为主 ,最后结于文质相辅的道路发展。按时间顺序 ,最先出现的是“质”派 ,其代表人物有安清、支娄加谶、竺法护、释道安。安清 ,字世高 ,安息国王子 ,于汉桓帝建和二年 (公元 148年 )抵达洛阳。至灵帝建宁的二十余年间 ,共译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可说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梁皎慧《高僧传》评他的译本“义理明晰 ,文字允正 ,辩而不华 ,质而不野”。但“有些地方顺从原本结构 ,不免重复、颠倒 ,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意义不够清楚”

支娄加谶,简称支谶,西域月支人,于后汉桓帝末年 (公元 167年)从月支来到洛阳。据道安经录记载,至灵帝中平 (公元 189年) ,共译经文三部十四卷。晋支憨度评其译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虽然其译文比安清的易懂一些,但因其仍多用音译,故仍然颇为晦涩。

竺法护 (约 230～308年 ) ,据《出三藏记集》记载 ,共译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其译经不仅数量多 ,而且种类广。其译文可谓在安、支的基础上又进一步。道安评其译经“言准天竺 ,事不加饰;悉则悉矣 ,而辞质胜文也” ,最重要的是其“考其所出 ,事事周密耳” ,为后来译经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释道安 (314～385年 ) ,俗姓卫 ,常山扶柳人。梁启超评其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其闻名于世的译论当属“五失本”“三不易”之说。他曾引用赵政的话:“昔来出经者 ,多嫌胡言方质 ,而改适今俗 ,此政所不取也。何者 ? 传胡为秦 ,以不闲方言 ,求识辞趣耳 ,何嫌文质 ? 文质是时 ,幸勿易之。经之巧质 ,有自来矣。为传事不尽 ,乃译人之咎耳”。

继“质”派之后 ,在译经史上出现了“文”派 ,其代表人物有支谦、

鸠摩罗什。支谦 ,又名越 ,字恭明 ,原为月支人 ,生于中国。其师父支亮受业于支谶。他虽可算支谶的徒孙 ,但他却是“文”派的支持者。他所作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也正是这篇文章记述了狭义上的“文质之争”。于是 ,任继愈说:“这场争论 ,质派在理论上获得胜利 ,但实际的结果 ,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支谦现存译经二十九部。支敏度评其译经时说:“谦以季世尚文 ,时好简略。故其出经 ,颇从文丽。然其属词析理 ,文而不越 ,约而义显 ,真可谓深入者也”。

鸠摩罗什 ,祖籍天竺 (印度 ) ,生于龟兹。公元 385年 ,从龟兹被劫至凉州。姚秦弘始三年 (公元 401年 ) ,国君姚兴请其至长安 ,才开始了译经生涯。现存译经三十九部 ,三百十三卷。僧肇称道:“其文约而诣 ,其旨婉而彰 ,微远之言 ,于兹显然”。

罗什将不良的汉译经文称为“似嚼饭与人 ,非徒失味 ,乃令呕秽也”。由此可见其要求翻译不仅要有内容 ,而且要有文采。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随着佛经翻译实践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主张走中间路线的译者。典型者如慧远提出的“厥中论”。

(三 )“文”与“质”

关于“文”和“质”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文”即为“意译” ,“质”即为直译。梁启超说:“好文好质 ,隐表南北气分之殊。虽谓直译意译两派 ,自汉代已对峙焉可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传统译论的文质概念不等同于今日的直译意译概念”。

究竟孰是孰非 ,则要清楚“文”“质”和“直译”“意译”各自所指 ,以及佛经翻译的实际情况。“文”“质”源于中国古典文论。“最早见于孔子的《论语》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这里的“文”指的是“礼”、“乐”之类外在的文明表现 ,“质”则是“仁”、“义”之类内涵的道德修养”。后来“文”“质”便被引入论述文章。由原意引申过来 ,“文”便指文章的外在形式 ,包括遣词造句等方面;而“质”则指文章的实质内容 ,即文章的中心思想。“直译”“意译”则是两种翻译方法。指在翻译过程中 ,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 ,尽可能的忠实于原作和原作者 ,但不等于死译。“意译”则指在翻译过程中 ,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 ,都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可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地 ,但决不是任意改变。对照看来 ,“直译”并不意味着文章就没有任何修饰。“意译”也并不意味着文章就文采飞扬。译文的华丽或质朴 ,从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翻译方法 ,而取决于原文本身的特点。正如吕澂指出的:“‘文’是修饰 ,在翻译时修辞力求与汉文接近……‘质’就是朴质 ,在翻译上终于原本 ,采取直译的方法 ,与汉文就有一些距离 ,比较艰涩难读”。因此 ,“文”“质”和“直译”“意译”不可简单的画等号。关于“文质之争”中的“文”与“质” ,这两个概念本身也是随着翻译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以“质”派为例 ,起初 ,安清与支娄加谶的“质”是“朴拙” ,因其多用音译 ,故而译文晦涩难懂;及至竺法护的“质”则是“存真的质” ,其译经不仅详实可靠 ,而且比起之前的“质”又畅达了许多 ,使译经质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道安更是指出:“文质是时 ,幸勿易之。经之巧质 ,有自来矣” ,即

主张忠实地再现原作的本来面目。因此 ,切不可以偏概全 ,以某一时期的“质”来评述整个“质”派的观点 ,这是不够客观 ,也不够科学的。

二“文质之争”产生的原因

“文质之争”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等各方面原因。

首先 ,在佛经翻译的初期 ,译者面临的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难度极大 ,因而译法上相对保守 ,采取的是再现原作精髓的方法。特别是在翻译宗教经典方面 ,译经的又都是信徒 ,对原著更是顶礼膜拜 ,不敢有丝毫逾越。因此 ,“质”派最先出现且占据主导地位。随着译经实践的发展 ,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后人不断改进 ,为使译文通顺流畅 ,更符合汉语的审美习惯 ,进而出现了“文”的倾向 ,这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其次 ,这是佛教广泛传播的需要。起初佛教是在皇家贵族和来华佛教信徒之间传播的。这些人的文化素质相对较高或者已经对佛经有所了解 ,因而对于翻译较为“质” ,也就是较为晦涩的译经也可以接受。但是 ,随着佛教被统治阶级利用 ,作为麻痹百姓的手段而广泛传播时 ,佛经翻译就面临着如何让普通百姓也能理解的问题。因此 ,译者就逐渐抛弃了以前的“质” ,转而以一种更通俗 ,更明白的方式来译经 ,也就出现了“文”派。这里 ,“文”的概念并不是“雅” ,而是“通俗易懂” ,“文派译本用的实际上接近于当时的白话 ,与严复提倡的‘古雅’相去甚远”。因此 ,“文”和“质”两派的观点 ,其实反映了译者在面对不同读者时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再次 ,译者个人因素的影响。“质”派的创始者为外来僧侣 ,其汉语水平成为制约其翻译的重要因素。正如支谦评竺将炎所说:“虽善天竺语 ,未备晓汉”。而“文”派的支持者 ,若非生长于中国 ,便是久居汉土 ,前者如支谦 ,后者如鸠摩罗什。他们无论对汉语 ,还是中土文化都有较深入、全面的了解 ,因而其译经也就更倾向于译入语。

最后 ,中国文学的影响。正如“文”“质”二字来源于中国传统文论一样 ,其命运也受到中国文论的影响。支谦在《法句经序》中便提到了老子的“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 ,以及孔子的“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中国传统文论提倡的“言之有物”观 ,对“质”派的观点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 ,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及至汉和晋 ,“受当时文风取向华美的影响” ,产生了“文”派。道安在其“五失本”中也提到“梵经尚质 ,秦人好文”

。故而 ,“文”派便茁壮地发展起来。最后 ,慧远提出的“厥中论”可以说是儒家“中庸”之道的体现。

结语

“文质之争”不仅对当时佛经翻译实践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从而形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作为中国古代翻译史上的盛事 ,它对后世翻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 ,钱钟书指出严复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 ,三字皆已见此” ,其中的“此”便指的是支谦的《法句经序》。当代中国翻译研究多借鉴外国翻译理论。这反映了中国的翻译研究正与世界接轨。但要真正做到与世界同步 ,甚至领先 ,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译论 ,绝对不能忽视对自身的了解和发掘。因此 ,“文质之争”作为中国译史最早的盛事 ,其历史和理论意义更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