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概括

翻译理论

尤金·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

尤金·A·奈达（Eugene A.Nida）（1914-2011），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翻译理论家。1943年获密歇根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长期在美国圣经学会主持翻译部的工作，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1980年退休后任顾问。奈达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到过96个国家，在一百多所大学做过讲座，来中国有13次之多，直至2003年，奈达89岁高龄时，仍到非洲讲学。

尤金最有影响的著作是1964出版的《翻译的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其次要数《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系与查尔斯·泰伯合著（1969）。

奈达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对等”。所谓“功能对等”，就是说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 , P65)。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

2. 句法对等；

3. 篇章对等；

4.文体对等。

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郭建中,2000 , P67)。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

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英语成语“spring up like mushroom”中“mushroom”原意为“蘑菇”, 但译为汉语多为“雨后春笋”,而不是“雨后蘑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为熟悉的成语和理解的意象是“雨后春笋”。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

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郭建中,2000 , P67) ,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例如:“He thinks by infection , catching an opinion like a cold. ”“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就像人家得了伤风,他就染上感冒。”(刘宓庆,1998 ,P122)

在此句的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因此,如按照英汉两种语言字面上的对等来翻译,原句译为“他靠传染来思维,象感冒一样获得思想”,这样,原文的真正意义就无法清楚地

表达。事实上,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与英文对等的句型来表达同样的内涵。于是,译者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即用目的语中相应的词汇直接说明、解释原文的内涵,以使译文读者更易接受译作。

根据奈达的翻译理论,文化差异的处理是与从语义到文体将源语再现于目的语紧密相联的。只有当译文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都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精神时,译作才能被称作是优秀的作品。

Peter Newmark（彼特·纽马克）

From Wikipedia

Peter Newmark (1916–2011) was an English professor of transl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Surrey.(萨里大学)

Biography

He was one of the main figures in the founding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n twentieth century. He was also very influential in the Spanish-speaking world.

He is widely read through a series of accessible and occasionally polemical辩论的works, the titles of which are as straightforward as the man himself: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1988), 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 (1989), About Translation (1991), More 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 (1998).

He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fou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e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at Surrey. He was chai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Journal of Specialised Translation. He also wrote "Translation Now" bimonthly for The Linguist and was an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s.

彼特·纽马克的翻译理论

纽马克的翻译理论的核心：“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

“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 与“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由英国著名的翻译家Peter Newmark 在所著的《翻译探索》（Approach to Translation)(1981)和《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1988)里提出。

语义翻译指在译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交际翻译指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应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Newmark 1981）

1988年，Newmark 在《翻译教程》中，对语义翻译重新下的定义“试图译出原文确切的语境意义，同时使内容和语言都容易为读者接受、理解。”语义翻译重视的是原文的形式和原作者的原意，而不是目的语语境及其表达方式，更不是要把译文变为目的语文化情景中之物。

Translation Methods 翻译方法

Source Language (SL) Emphasis Target Language (FL) Emphasis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逐字译Adaption 编译Literal translation 直译Free translation 意译Faithful translation 信译/帖译Idiomatic translation地道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 语义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交际翻译

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Newmark 1981/1988:45)

交际翻译的重点是根据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传递信息，而不是尽量忠实地复制原文的文字。译者在交际翻译中有较大的自由度去解释原文，调整文体、排除歧义，甚至是修正原作者的错误。由于译者要达到某一交际目的，有了特定的目的读者群，因此他所产生的译文必然会打破原文的局限。（张美芳，2004:96）

张美芳.编译的理论与实践——用功能翻译理论分析编译实例[J].四川外语学院

学报，2004,20（3）：95-98

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Text Typology）

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本，同时根据布勒(Karl Buhler)的语言功能理论，纽马克将所有的文本分为三大范畴：表情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根据语言的主要功能，将语篇类型分为：“表情类”(expressive)、“信息类”(informative)和“呼唤鼓动类”(vocative)，具体又分为：（1）“表情类”语篇：包括虚构性文学作品，权威人士演讲、人物传记、散文及私人信函；（2）“信息类”语篇：包括教材、科学报告、报刊文章、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记录或议程；（3）“呼唤鼓动类”语篇：包括公共告知、产品说明书、广告、政治宣传、劝诱性文章，有时也包括通俗小说（Newmark, 1988:37）。

纽马克认为，根据不同语篇的显著特征和主要困难，在翻译理论的指导下，选择不同的翻译方法，使翻译方法和语篇类型密切结合，翻译将更贴切原文，传递源语的思想和神韵。

根据翻译类型模式，纽马克提出严肃的文学作品及权威性语篇表情型文本，原文的形式是译者关注的焦点，如作者个人的习惯及独特的表达形式等，翻译的重点放在源语上，译者应遵循作者第一的原则，尊重原文和原作者。换言之，既要尊重原作的思想内容，又要忠实于原作者的语言风格。表情型文本可使用语义翻译法。对于目的在于煽动情绪的政治演说、宣传品、商业广告等属于呼唤功能型文本，译者翻译时要以源语为归依，采取交际翻译法。

表情型文本

例1静夜思(李白) Thoughts on a Tranquil Night （许渊冲译）床前明月光，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

疑是地上霜。O can it be frost on the ground?

举头望明月，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低头思故乡。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评论：本例主要采用语义翻译。以原文的词汇和句法结构为中心，译文尽可能贴近原文。尽量保留作者的印记，原文的第一、二、四句压尾韵[ang],英译文极力靠近，第一、三句压韵，特别是第四句译文，通过调整句序，既突出了作者的“思乡情结”，又与第二句押韵。

信息型文本（相比表情型文本的翻译，译者有更大的自由度）

例2厦门市抓住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利契机，围绕“依靠基层，依托项目，内外结合，引侨进山，借船出海，搭车出山”的发展战略，多层次、多方位地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步伐。

译文：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being listed as one of the open cities in the coastal economic zone, Xiamen is stepping up a multi-level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an export-oriented economy by eagerly seeking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rough various means.

评论：原文引号部分大量使用对偶平行结构和连珠四字句，以求行文工整，声律对仗，文义对比，达到音形意皆美的效果。原文内容有虚有实，从新闻角度看，引号部分显然没有特别的新闻价值，反而有套用语录的感觉，英语新闻中几乎找不到类似的风格。此时，译者应在抓住原文主要信息的基础上，遵循英语新闻的表达习惯，大胆改写。

呼唤型文本

此类文本的语言特别强调可读性，讲究通俗易懂。在翻译这类文本时，译文应使原文想要表达的效果在译文中体现出来，不一定要在形式上对等。在翻译呼唤型文本时，译者的自由度最大，可采用交际翻译。

广告文本是典型的呼唤型文本，其以读者为中心，主要功能是吸引读者、观众的注意力，介绍产品和服务，并说服受众采取购买、消费等行为。

例3随身携带，有备无患；随身携带，有惊无险。（速效救心丸的广告）译文：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评论：原文采用四字词组，朗朗上口。译文借用一则家喻户晓的名言成功地把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凝结其中。

例4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2008北京奥运会口号）

译文：Environment friendly, culture-enriched and technology-propelled Olympics

功能翻译理论

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80年代，它摆脱了传统的对等、转换等语言学的翻译方法，运用功能和交际方法来分析、研究翻译。其代表人物有卡特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汉斯·费米尔(Hans J．Vermeer)、曼特瑞的翻译行动论(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是翻译目的／译文功能。功能翻译理论的主要理论包括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Text typology）、费米尔的目的论(Skopostheorie)以及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Function plus loyalty）。

赖斯认为，文本类型决定翻译方法。对文本功能进行划分有助于分析原文进而有助于评估译文。她把主要文本功能分为三类：信息功能(informative)——语言本身传递的信息、表情功能（expressive）——语言表达情感的功能、宣传鼓动类/施加影响类”(appellative/operative)——作用于接收者所产生的效果（1971）。

费米尔最早在《普通翻译理论基础》（Groundwork for a General Translation Theory, 1978）中提出目的论理论，目的论理论主张，译本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的方法和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应遵循三个总体原则，即目的原则（skopos rule）、连贯原则(coherence rule)和忠实原则(fidelity rule)。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原则就是“目的原则”，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与具体的翻译方法。

翻译行动论(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是曼特瑞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Munday，2001：77)。该理论把翻译视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换而设计的复杂行动。这种行动所涉及的参与者有：行动的发起者、委托者、原文产生者、译文产生者、译文使用者及译文接受者。翻译行动论强调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因此，译文的形式并非照搬原文模式，而是取决于是否在译语文化中合理地为其功能服务。

90年代初，诺德在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费米尔的目的论及曼特瑞的翻译行动论基础上，提出了“功能+忠实”（function plus loyalty）理论模式。这里的“忠实”并不针对原文，而是指尊重翻译过程发起者、原文作者、原语文化和译文读者。这种尊重不仅意味着传达原文内容、异国文化色彩和语体风格，还包括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为实现译文预期功能所进行的必要调整，包括删减甚至改写。同时，诺德明确提出，译者应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使译文在译语语境中“具有意义”，即被译语语言文化系统所接受，并达到与语篇类型和功能相一致的得体性（Nord,1992）。

德国功能目的论(Skopos Theory)奠基人之一H. J. Vermeer 是这样表述他的目的性原则(Skopos rule)的：每种语篇的产生都是有一定的目的，并服务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