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

二十年》

（三）第一五年计划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工业化是我国人民的夙愿。一百年来数代人为之不懈奋斗，特别是近五十年来全国初步形成了工业体系，进入了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从产值结构判断。从就业结构及城乡人口结构看仍表现出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典型特征），并且自八十年代以来与世界现化化的差距逐渐缩小。因此，工业化问题也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长期的热点。工业化道路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范畴。它涉及到经济体制、产业结构、阶级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五十年代，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经扼要地提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然而1957年提出这个问题以后，由于在经济体制方面，市场对于资源配制作用甚小，加之在政治运动中，又将工业化道路问题与社会制度问题简单等同起来，“以至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长期得不到解决。重工业自我循环的资源配置状况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在建国以后的30年间，我国在经济落后和国际环境紧张的情况下，是否应该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提出了不同看法。近年来，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进一步作为我国

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其中如刘国光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探索较早的著作。其着重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工业化道路问题作了历史分析。该书认为：1953年8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奠定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这是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执行的结果也是好的。”（88页）“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这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著作中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的问题。但是在实践上却没有这样做。‘一五’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年间，基本上走的是以重、轻、农为序的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一五’后期，农轻重之间已出现了不协调的苗头……‘二五’以后，除了个别时期外，农、轻、重的关系长期陷于严重的结构性失调”（143页）。林毅夫的《中国的奇迹一一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出了否定的看法：“这一经济战略是在建国以后50年代初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所选。作为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基本途径。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从而继扭曲的宏观政策之后，在逻辑上便导致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矛盾，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因此就需要由政府出面，人为压低制率、汇率、能源和材料价

格、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降低重工业发展成本。在这样的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源就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制度。而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在农村进行统购统销的需要，又分别实行了工业中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形成与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相配套的微观经营机制。可见，一经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便相继形成，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这种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造成产业结构扭曲和劳动激励不足，表现出抑制经济发展和阻碍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效果。不仅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绩效确凿地证实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能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目标，从其他实行类发展战略的国家的经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3－4页）。因此，该书提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战略转轨”，“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比较优势”（8－9页）。因此，要将“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利益战略”。由于该书的侧重点在于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对策，对历史上方针政策的选择与分析缺乏实证，有简单结论的倾向。比较起来，金碚所著《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分析更加全面与具有实证的特点。该书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刻是新中国建立并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1952年。该书认为，中国的特殊国情，近现代

中国的社会发展史证明，类似西方国家的那种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中，突出特点是国家工业化政策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由此形成了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的一些特征。如：积累率高；分配均等化；城市就业率高；重工业过重以及投资膨胀等等。这些特征使中国这样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解决了一般发展中国家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又带来了一系列“矫枉过正”的偏差（29－32页）。该书认为，重工业的优先增长，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积极进取性的最突出表现之一”；同时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50－70年代重工业超常增长的同时，中国仍然重视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总值与国际平均的结构水平偏离不大。受到忽视的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然而，“重工业的优先增长虽然有助于增强国家自力更生的基础，但过度倾斜的增长率和部门分布，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使工业化过程中的矛盾日益尖锐。因上，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已十分突出”（92－93页）。这是一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分阶段分析的看法。林蕴辉：《风雨兼程——新中国发展战略的演变》（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提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施是一种“超越”‘卡夫丁峡谷’的探索，该书侧重从经济成分与阶级关系谈工业化与改造并举的战略的选择；董志凯在《从“机船矿路”到“瓶颈产业”——中国百年投资结构之联想》（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放到中国近

百年投资结构的历史中去分析研究。摆出一个现象：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务派的“机船矿路”主张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之间还有1944年国民党政府有关的部门先后在兰州和桂林组织过两次关于国家工业化的讨论，均强调了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提上安邦治国的议事日程，甚至至今仍被称为“瓶颈”需要予以、关照？该文认为，向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倾斜投资，是一个缺乏长期资金积累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需要。还有的著作对比苏联、日本等国家在工业化起步时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后，并没有延长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史实，不同意那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就必然积弊难返的看法，认为其关键原因在于“把本国工业化溶合于国际经济运行中”。14]最近还有一种看法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它为依托的军事工业，即所谓“赶超”，按比较优势理论来讲，它形成一种效益、利益和效率的扭曲。某种意义上讲，近似一种博弈。对大国而言，其潜在目的或直接目的都是防止、准备或进行一场战争。因此，要以较长的时间尺度来把这类战争及其结局和深远后果进入经济学范畴的全面计算。根据常识，一场大战打平言和，双方能进行政治、领土、经济、人员伤亡、外交得失、社会道德影响（包括民族士气、人文精神）……的估算；如果一方输了而另一方胜了，那估算就要复杂的多。败的一方除全部（投入资金、装备、人员资源、国际影响力、政府信用、社会凝

聚力……等）全部损失外，还要承受许多无形的痛苦结果……如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长时间动荡，它类似无形资产的损失。这种大国之间的明暗较量绵延人类历史2000余年，是不能用纯经济的那种“模式”套用的。如果说它是一种“赶超”，那也算是搏赢了一大把吧。“比较优势”论者，是否应把这一大块放入参照系中呢。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有关的问题还有如何看待我国选择了以高速度、低效益为特征的过渡开发战略。鉴于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近年来有较多的文章将这种重速度的数量型经济的形成，笼统地归之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失误。但也有不同意见认为虽然我们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的确存在一些失误，但“当时选择高速度却是历史的必然”16]。其理由为，A、从我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来看，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经济效益提高的潜力是有限度的，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直接受土地的自然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的影响和制约；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在国际贸易中主要以出口农副产品和其他各种初级产品为主，因此国际贸易条件极为不利；科学发展水平和在工艺上的应用广度和深度较低，也阻碍了各种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强化国内的工业基础。这就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以上新项目和追求发展速度为主。B、经济发展速度本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在一定时期内必然追求高速度。因为实行高速度与实行高效益所需要的条件是不同的。高速度可以在科学技术水平不变或进步不大的情况下，靠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来实现。我国属于资源闲置和劳

动力富余的国家，这就为追求高速度提供了现实条件。同时高速度还可带来高产出，可以迅速增大社会总产品的规模。这样，不仅可以迅速缓解由于人口多而造成的沉重的社会需求压力，而且还可以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积累。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董辅礽：《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转变》，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胡鞍钢：《中国工业化问题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吴敏一等：《中国工业化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熊映梧等：《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考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曹尔玠等《新中国投资史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2年版；张象枢等的《中国农业巨变与战略选择》，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年版；姜洪：《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与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李昌宇：《资源倾斜配置研究——中国产业结构转变过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剧锦文：《新中国工业化模式导入的经济史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6期等。目前看来，如何认识以往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战略转移，正确进行资源配置，处理好各个产业之间的关系，将是中国现代化经济史和现实宏观经济决策要长期研究的问题。（四）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的探索历程对于1956年开始的直至今日仍方兴未艾的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历程是近年来研究的又一个热点。关于经济建设的中国特色何在？如何认识和评价十年经济建设与十年“文革”中的探索与失误？论着普遍正视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受

教育程度平均水平偏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需要国有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实施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运行机制等等。但是对于这些问题阐述以及探索过程的历史叙述与评价，侧重点往往不尽相同。譬如关于探索的起点，多数著作与论文将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调查研究作为系统探索的起点；有的著作则认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探索由此开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历史经验总结小组编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是我国系统总结经济体制改革历史经验出版较早的一部书，其认为：“大跃进时期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次尝试。武力的《略论五十年代前期高度集中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则提出，1949－1956年形成的经济管理体制，当时在资源配置、社会稳定、工业布局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关于十年经济建设与十年“文革”，一部分著作强调体制探索的曲折；有的著作强调前十年建设的业绩，认为这是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一些著作侧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依主观意志变革生产关系，否定商品经济的教训；还有的文章将六十年代的调整与改革开放时期的调整进行比较，藉以总结经验教训；不少学者对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开始的对一些经济体制问题的探索端倪，诸如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工业中试办的托拉斯，对手工业政策的放宽等作了探讨。

17]对于十年动乱时期我国经济体制发生的变动，包括下放权力，扩大地方的各种管理权限，简化税收、银行信贷及劳动工资制度，以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强化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等；由于当时政治动乱，改革受到严重干扰，在许多方面重复了“大跃进”时期已被证明是失败的教训，原有体制弊病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所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无政府和半无政府状态，使经济生活既乱又死，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因此，这一时期的体制变化被评价为“实质上只是一次盲目的‘折腾’”；而不是“探索”。（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102页）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历时18年，占了新中国历史的1/3以上，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导致中国经济体制史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重要课题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到目前为止，全面阐述中国近五十年经济体制变化历史的专着尚未问世，由高尚全主编，国家体改委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合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的编写工作尚未完成。阐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论着颇多，但是从实证角度阐述的尚不多。较典型的如林毅夫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从实证的角度论述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的重要意义。目前大部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著作与文章尚属理论阐述与长编式历史辑录。其内容包括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城乡不同区域、经济特区，不同所有制；以及不同行业、部门的改革情况；市场体系的建设；体制转换过程的经济运行的矛盾与体制转换特点；改革的效果；不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比较研究等等。（参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

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高尚全：《中国经济制度的创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马家驹：《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徐棣华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简史》，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版；国家经贸委经济干部培训司编：《四大体制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是近年来国内外探索的热点之一。其原因如盛洪所提出的：“不同国家的改革实践及其不同后果，提醒我们认识到，市场化改革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改革的问题”；因此他提出了“要有过渡经济学”。这一理论需要建立在对过渡时期经济史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在这方面的成功可以向上溯源到土地改革的历史。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特点是渐进、缓进还是统筹安排、重点突破？看法不尽相同。不少学者就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作了阐述；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成功不在于渐进，而在于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成功恰恰在于“渐进之外”，对于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有的学者运用西方制度经济学与功利主义哲学思想等理论提出：“中国的改革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约束条件下有着特定偏好的核心领导者的效用最大化过程。改革过程中社会利益的增进是以核心领导者能获得更多的效用或满足为前提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72页）。还有的学者则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于改革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改革方策主要破了三大难题：一是坚持把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的优势同市场经济调节资源配置的优势结合在一起；二是把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二重性统一起来，一重性是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为实现自己的生产力扩大再生产服务。又一重性是合理配置生产关系（利益关系），为实现自己的生产关系扩大再生产服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也具二重性，所不同的是它为实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扩大再生产服务。三是在改革过渡阶段采用双轨过渡体制，实行渐进的改革方针，而拒绝“大爆炸式的休克疗法”。双轨过渡体制模式，开始于邓小平在1979年设计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双轨过渡体制模式。实践证明了这是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金桥”，也是在改革过程中实现经济高增长的“金桥”，又是全国人民通向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18]14届5中全会以后，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史中多种关系的变化、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演变的历程，也有了多种著作与多篇论文。19]（五）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周期、及其特点与根源尽管对于中国经济存在波动没有异议，然而对于是否存在周期？原因何在？则众说不一；关于经济波动有无周期和规律性？多数人认为，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周期性波动，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可以运用周期规律来分析和采取对策20]；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虽然有波动，但这是特殊制度或环境造成的，是经济决策失误的结果，只能当作特例来研究，难以找到某种规律性。21]还有的学者从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对比中分析这个问题。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家所研究过的那种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因为中国的经济增

长总是大起大落，难以找到某种规律性，必须把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当作特例来研究，而无法把它纳入某种理论框架中。另一种认为，尽管从表现形式上看，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呈现着本身的特点，不宜于用西方学中有关增长与经济波动的模型来解释它，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历史上，却不难找到相类似的例证，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仍然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还有一种观点是：无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多么特殊，但经济增长总是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长，经济波动总是与要素投入的波动有关，而要素投入无非是指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等的投入，所以从要素投入变动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仍能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同其它国家的相似之处；制度环境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要素投入变动依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应过分强调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特殊性，而应当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一般性。对于这三种观点的判别需要从实证上进行分析。关于经济波动的成因，有“决策失误”说、“产业结构”说、“体制因素”说、“投资带动”说、“五年计划”说、“货币运动”说、“超越体制”说、“多种因素”说，等，还有人撰文，用生产力本身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积累与释放规律来解释我国经济波动的成因。厉以宁等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依然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是应该将经济波动放到经济非均衡状态下去认识。经济非均衡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指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第二类是指市场不完

善和企业缺乏活动条件下的非均衡。“对于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增长、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与内债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关系、农业增长所受到的制度因素的影响、造成经济波动的各项因素的作用、经济波动与价格以及货币供给量之间的关系、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经济周期与通货膨胀的相互作用、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中的效应等等，只有放在‘中国经济正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这一大前提下，才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22]才能找出其一般性与特殊性。卢建的《中国经济周期实证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提出“周期裂变”的理论假说，论述了工业周期与农业周期的分裂过程以及早期工业化以后工业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决定作用，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并揭示出它们的传递机制。其认为：中国经济周期的内生因素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前期国民收入增量等内部因素的循环作用；外生因素主要是政治事件、行政决策和社会经济体制变动等因素的外部冲击、影响和作用。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部门经济角度，研究了建国以来的经济波动问题。（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辑室编：《中国的经济波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刘树成：《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冯金武等：《建国后经济过热现象探析》，改革出版社1991年版；郑家亨等《中国经济的波动与调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1992年版；王杰：《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探讨：兼论生产力积累释放规律》，载《生产力研究》1993年第3、4期；王群

会：《对中国农业波动的几点分析》，载《中国农村经济》1991年第3期；周登科：《中国农业波动周期分析》，载《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第2期；于天义等：《中国农业经济波动论》，载《财经问题研究》1993年第10期；于建玮：《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周期性波动》，载《南开经济研究》1992年第1期；张世晴：《我国人口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载《南开学报》1992年第4期）。经济波动过程中的调整和反“冒进”问题，是与经济波动相关的一个研究热点。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七次调整各具特色：1950年的调整工商业侧重于调整公私关系，取得了多种经济成分协调发展，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良好效果；1956年冒进后的反冒进促进党的“八大”制定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奠定了基础；五十年代“大跃进”后从1961年开始的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为特征的调整国民经济切实纠正了“大跃进”运动的错误，促使我国初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1975年的整顿时间虽然短促，却迅速扭转了“文革”中铁路、冶金等行业的混乱局面，促使人们思考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1979年开始的再次“调整国民经济”、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1993年以来的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则力图使高速增长的经济“软着陆”，转向稳定增长期。23]（六）计划与市场两种机制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作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以及如何估价其历史作用；在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时，市场机制是否存在，其发挥作用的情况如何？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

中，计划与市场机制协调作用的情况与评价等于关于计划与市场的问题，是近年来研究的又一热点。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与认识目前尚无完整的经济史著作，当代中国丛书原设的计划卷至今尚未成书，也说明了这项研究有一定难度。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对于这一问题的提法与认识是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的深入不断地变化与深化的。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之前，基本的认识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作为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是同时也提出了“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是历史的趋势”，“含有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究竟应该如何运行是一个在实践上和在理论上都还正在探索的问题”24]此后，到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开始比较简洁地然而是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不同历史阶段分析我国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经验教训。其中提到：“建国以来，我国的计划经济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在此前提下，怎样对待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等问题，在认识上和工作上有一逐步演变和反复曲折的过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私有经济还占一定比重，市场经济规律也继续起着影响”；在“一五”时期，“由于还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我们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而采取了不少从实际出发的做法。……不少产品是通过市场来调节的。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采取直接计划的企业大量增加，但没有区别

对待，这是一个教训。然而，综观整个‘一五’时期，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经济生活比较活跃”。三年大跃进时期，“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排斥了市场机制，不讲价值规律，不讲等价交换，也不讲经济核算，片面追求少数几种产品产量的实物指标，更不考虑市场平衡和成本收益等问题”。此后的调整时期，“注意了价值规律，开放集市贸易，……稳定市场物价。还提出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原则。但是对如何运用市场机制问题并没有解决，以至把‘三自一包’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十年动乱时期，既否定计划经济，以为“需要就是计划”，又否定价值规律，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划等号，以致把经济搞乱了。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正面提出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文章认为，陈云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对传统的计划经济的一大突破。”25]这种分阶段具体分析的方式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我国复杂曲折的历史，但过于简略，尚缺乏实证性具体的考察与研究。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郑重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突破将我国经济史上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升到新的高度。在此前后的一些文章指出，计划与市场的作用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下是不一样的：“实践的结果表明，只有在革命初期的紧急状态下以及战后恢复时期，当经济结构比较简单、人民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和国家目标居于绝对领先的条件下，这种集中计划体制才能为公众所接受。它有利于动员资源，集中地用于国家指定的用途，在有比较

大的粗放发展余地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当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进入集约增长阶段以后，这种集中计划体制的缺陷就充分暴露出来了。”26]也有的文章以苏联为什么会在冷战阶段结束之时解体，来进一步印证这一观点。然而，这些论述与分析仍侧重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于经济史本身则阐述不足。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中，计划与市场的作用问题仍将是一个需要工期深入探讨研究的课题。（七）中国的多种经济成分与所有制结构新中国诞生以后，我国曾经实行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使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此后由于在50年代中期经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同时其他经济成分也发挥补充作用这样一种所有制格局。由于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对城乡个体和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对私有制的改造要求过急，加上后来长期受到“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在所有制改造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四统”，以致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几乎全部消失，集体经济也按“政企业合”的办法管理，国有企业统由国家直接经营。这种情况，使我国所有制结构趋于单一，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后果。70、80年代之交，我国开始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此后我国各种所有制形式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和地位变化很大。因此，这个问题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朱剑农的《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和晓亮的《中国所有制结构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是有关这一问题出版较早的两部专着。朱剑农一书长于对以往理论的继承与分析，其中也包含了各种经济成分在新中国的历史变化过程。主要探讨了：“为何认为全民所有制国营经济、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和小私有制个体经济的存在，是与我国生产力实际水平相适应，以及各在一定范围内又各有其优越性？”“为何要断然摒弃一时甚为惑人的种种非难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观点，而在坚持国营经济居于整个国民经济考虑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又要考虑如何对国营企业统得过多过死的经营管理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为何不支持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盲目过渡，而必须肯定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的长期存在，并应有较大发展？”以及城乡劳动者小私有制个体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有一定限度的存在，等等。晓亮一书作为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所有制结构研究》丛书中的一部，侧重于从改革的角度阐述与分析我国所有制结构历史进程。例如：其对全民所有制的分析提出：全民所有制开始时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的必然，现阶段的全民所有制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其内部包含有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其对个体经济的分析提出：我国现在的个体经济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因此现在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适当发展，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存在和发展，其背景是过去搞得过头了，而不是全部恢复。今后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体经济决不会象过渡时期和过渡时期

以前那样，在数量上占那么大的比重，在某些部门（象农业）占绝对优势那种局面；该书还着重分析了目前我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五种形式：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来料加工装配，补偿贸易。认为其有五点好处：引进外资，有计划地兴办和经营一些较大型的项目，有利于引进国外现代化的技术和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对经济体制改革有参考和借鉴的作用，使我国一部会劳动者获得就业机会。1989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高光等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结构研究》一书则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况问题。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雇工问题及其新特点；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以及“一国两制”对我国社会结构和国家体制带来的影响等等。九十年代初，刘国光的《谈谈我国所有制关系的改革》一文提出：改革以来，对所有制问题有三大突破：第一，破除了“一大二公”或“越大越公越好”的观念，树立了由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第二，破除了过去关于各种所有制间界限分明、壁垒森严的旧观念，确立了各种所有制成分可通过联合、参股、合作等等方式的互相交融；第三，破除了过去政企不分、两权不分、“越统越好”的旧观念，确立了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政企分开。并且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制的主导地位，不能只从数量上看，还要看国民经济战略部门是否能由国有制经济所控制，更重要的是看公有制经济能否以自己的经营质量和效益

的优势，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其主体和主导的作用。其于1994年第1期的《改革》杂志上提出，将国有制“糊弄”到私有制去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公平和腐败。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1979年我国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为78.5%，到1992年这一比重已突破50%的关口下降到48.1%，1993年进一步下降到44%。该报告认为：对国有工业比重下降无须忧虑，只要把握住几个重要行业，其他均可放开；现阶段我国国有工业比重比保持在25%左右为宜。27]对这个问题目前有不同认识。有的文章强调从国有企业的特殊功能来探讨国有企业的地位和比重问题。有的文章认为，改造传统的国有制企业是世界性的改革大趋势。有的文章从我国历史上基础产业的部门所有制探索走企业集团化、托拉斯化的改造途径，反对在改革中削弱基础产业的国有企业地位。还有的文章强调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没有公正的基础。28]对于我国经济成分与所有制结构的探讨将长期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