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滞涨预期三大因素及应对之策

收稿日期:2010-08-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8BJY040)。作者简介:王文龙(1974-),男,副教授,编辑。

中国经济滞涨预期三大因素及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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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龙

(大理学院学报编辑部,云南大理671003)

摘 要:随着后发优势的递减与后发劣势的递增、垄断的盛行、不公平竞争的加剧,加上短视的投资政策、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使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调,滞涨预期日益增强。只有抛弃过时的凯恩斯主义,采用供给学派宏观调控政策,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大幅降低企业税费,努力消除各种市场垄断,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积极扶植民营经济的发展,才能突破技术瓶颈,从根本上解除经济滞涨危机,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关键词:滞胀预期;垄断;技术瓶颈;供给学派;减税

中图分类号:F 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10)11-0003-05

Abstract:W ith the increase in disadv antag es and decr ease in advantag es,t he po pularizatio n of mono po ly,agg ra v ation o f unfair competition,sho rt-sig htedness o f inv estment po licy and irr atio nal inco me distr ibution policy,ther e is a sev ere imbalance of Chinese economic str ucture,and an increase in stag flation ex pectat ion.So long as we adopt macr o contr ol po licy of supply -side,strictly co ntr ol the cur rency circulatio n,substantially decr ease t he enter pr ise tax,make effo rts to eliminate the mar ket mo no poly ,take further step to perfect market mechanism,and take posi tive steps to suppo rt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 no my,w e can br eak thro ug h t he techno log ical bott le-necks and fundamentally eliminate the economic stag flation crisis,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and st able dev elo pment o f econo my.

Key Words:Stagflatio n Ex pectation;M o no po ly ;T echnolo gica l Bo ttlenecks;Supply-side;T ax Cuts

一、中国经济的滞涨预期及其危害

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支持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动力正在逐渐衰竭。持续的技术引进已经极大地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使基于技术落差的技术引进红利逐渐减少;三十多年的市场化、自由化与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也使基于制度改进的效率改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在中国后发优势逐渐丧失的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后发劣势却在不断累积,特殊利益集团利用对权利、资源的垄断大肆寻租,不仅降低了中国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削弱了正常的市场功能,造成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均、内需的严重不足;而且由于权利的世袭、发展机会的严重不均等,阻碍了必要的阶

层流动,造成阶层的日益固化,严重激化了社会矛

盾。并且,基于权力世袭与资源垄断形成的阶层固化由于路径依赖,严重阻碍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使中国有陷入拉美化陷阱的危险。此外,人口出

生率的不断降低,国外廉价竞争者的不断增加,使中国基于低人权、低工资基础上的人口红利逐渐消耗,中国企业传统的低价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加上自主技术开发能力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到中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导致作为中国经济主要引擎的出口增长不断放缓,并且,在国际市场持续不景气预期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顺差有可能会进一步减少,贸易赤字可能会更频繁地出现。

而作为多次应对经济衰退杀手锏的财政政策则面临着边际效率递减的窘境。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在铁路、公路、城市、政府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投资巨大,当前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已居世界第二,

2010年第11期第30卷(总第250期)现代财经

MODERN FINANCE &ECON OMICS No.11,2010 Vo 1.30Gene ral No.250

高速铁路的里程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趋于过剩,导致已经形成的投资有很大部分处于亏损状态。在一些地区修建的高铁,甚至连利息都难以支付,成为典型的形象工程,更不用说中国层出不穷的豆腐渣工程、国有投资的低效造成的损失。由于过度投资,一些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形象工程更是超欧赶美,边际收益递减严重降低了政府投资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此外,虽然中国财政收入以高于GDP三倍的速度增长,已经远远地把日本抛在后面,但臃肿的政府机构的庞大开支已经使地方政府背上了11万亿元的债务,相当于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收入的3倍,使地方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实施财政刺激有心无力。并且,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巨额财政投资中很大一部分进入了股市、楼市,使中国楼市、股市泡沫进一步膨胀,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严重威胁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小,而挤出效应和负面作用却越来越大,已经难以起到发动机的作用。

这样,由于后发优势递减、后发劣势递增以及消费、出口、投资三驾马车的失灵,都导致中国经济未来增速趋缓。而市场垄断、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广泛存在,使虚拟经济投机过度,农业、基础工业科研投入严重不足,加上成本的上涨,导致基本产品有效供应的下降,进而传导到下游产品,形成严重的滞涨预期,当前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只是滞涨的前奏。

在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严重通货膨胀预期既有其客观原因,也有其主观因素。从客观上来说,经济的发展伴随着轻微的通货膨胀是正常现象,随着富余劳动力资源的逐渐枯竭,自然资源的日渐稀缺,企业的生产成本、商品价格会不断上涨。但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通货膨胀预期却主要是由主观原因造成的。大量存在的国有企业的垄断形成的垄断高价使生活成本、生产成本不断上涨,形成广泛的传导,刺激通货膨胀;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和农村资源的长期净流出,导致农业发展资源日益匮乏,而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瓦解,气候的恶化进一步冲击了中国农业,使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基础工业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成本提高,经营环境不断恶化,使产业资本大量流出,导致工业投资率下降,工业产品的供求可能发生逆转;政府对资源的垄断、市场的过度干预导致房地产、股市的过度投机,价格机制的紊乱使资源配置无效,经济泡沫不断放大;政府巨量的经济刺激计划,银行的过量房贷和超低的银行利率也对物价的上涨推波助澜。

无论是经济停滞还是通货膨胀,都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同时出现,将会进一步加剧已经被贫富差距过大、机会严重不均等激化的社会危机。鉴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农民城市化的长期性和资本的不断深化,就业问题已经十分尖锐,大量的流动农民工、大学生蚁族、庞大的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口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将进一步加重就业压力,激化社会矛盾。如果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就等于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剥夺了贫困阶层的生存空间,扩大社会贫富差距,激化阶层矛盾,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经济的滞涨以及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带来的危害,任凭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使中产阶级下流化,下层阶级无产化,则中国社会的动荡必然无法避免,陷入持久的暴力循环,最终导致现代化夭折。

二、中国经济滞涨预期的农业因素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农业是国家独立的保障,只有建立现代化的农业,保证农产品的基本自给,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独立,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粮食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由于传统二元体制的路径依赖,导致中国农业长期受到忽视,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并加剧了经济的滞涨。

对于中国来说,人口众多决定了中国的粮食供应必须走自力更生道路。从中国历史看,中国人民能吃饱饭的时候不多,粮食短缺问题一直长期存在,成为影响中国独立与崛起的重要障碍,以至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认为新生的共和国仅仅因为粮食问题就难以维持。解放后经过30多年艰苦的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科技的开发、引进与推广,加上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制度改革,中国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宣布废除粮票,粮食基本能够自足。然而,在城市化、市场化的强烈冲击下,农业资源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却愈演愈烈,使农业的自生能力日益弱化,导致农业生产在1998年后连续6年滑坡,2003年的产量比1998年减少了10%以上。随着中国人口的继续增长,人均消费量的不断提高,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再次敲响了警钟。虽然,政府在2003年后推动了新农村建设运动,但这种短期行为难以取得长期效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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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农业的衰败依然在持续,粮食安全问题也变得更加严峻。

中国农业的衰败既有其客观原因也有其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讲,中国人多地少,难以形成规模化经营,并且平原少,山地、坡地多,土地质量比较差,加上水热分布不合理,使中国土地的生产潜力难以发挥,农业的现代化困难比较大。从农业自身的特点来说,农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比较大,风险比较高,种植业受自然的直接影响,难以控制,就是可控性比较强的养殖业,由于全球环境、生态的破坏,各种疾病的流行,其风险也越来越大。前两年的疯牛病、禽流感、口蹄疫使很多养殖户血本无归,严重影响到他们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并且,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农业的技术进步、资本周转都比较慢,比较收益也低,导致外部资本不愿意进入农业领域,农业领域的资本却大量流出。此外,由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农村基础设施的老化,社区的瓦解,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过度流出,使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模式难以维持,造成农村土地的大量抛荒或低效利用。

当然,农业由于其客观劣势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化和农民的知识化、兼业化,并在提供大量农业补贴,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价格保障基础上重建了现代农业。即使严重缺水的以色列,也以其先进的农业技术,仅仅依靠6%的农民保障了本国的粮食供应,并成为中东地区唯一的农产品出口国。相较于以色列,中国的自然条件优越得多,中国农业的落后与农业改革滞后,农业投入不足和政府的短视紧密相关。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继续是必然趋势,农民的不断转移也是必然趋势,传统劳动密集型的小农生产模式显然无法维持。如果不能够改革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为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创造条件;不能够组织农民,建立维护农民自己利益的自治组织,改变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维护农民自己的合法权利,农民就难以获得公平的市场交易能力,也难以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力;如果不超前规划新农村,任凭农村继续衰败和农村基础设施老化、公共服务匮乏、城乡生活质量差距进一步扩大,空心村问题就可能更加突出,农村人力资源将更为缺乏。此外,中国政府长期的抽水机机制也加剧了农村衰败。纵观世界各发达国家,对于农业这种弱势战略产业,政府一般会进行大量的财政补贴,通过不断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加强老社区改造、人力资本开发和农业技术推广来增加农民收入,以维护城乡的和谐发展。在这方面,美国、欧洲、日本都是榜样,即使在贫穷的印度,也做得比我们好。中国长期存在的二元户籍体制、工农业剪刀差、沉重的农业税费和匮乏的农村公共服务,使城市长期侵占农村利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农村积贫积弱,缺乏自我造血能力。农村人力资源、金融资本的大量流出和社会资本的瓦解也进一步削弱了农村,使贫血的农村无力进行水利、道路、社区建设;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也陷入萎缩状态,再加上全球气候恶化,生态环境的破坏增加了农业生产风险,使农业进一步衰落。如果我们不能纠正短视的农业发展政策,必然会导致农业长期衰败,粮食生产能力持续下降。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的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能力持续下降会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形成新的中国威胁论,恶化中国的外部环境。并且由于粮食的低价格弹性,粮食产量的下降有可能引发食品价格猛烈上涨。作为基本的消费品,粮食价格上涨会引发一系列的传导效应,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成本,从而引发全局性的通货膨胀,进而进一步降低贫困阶层的生活水平,扩大社会贫富差距,引发社会危机。

三、中国经济滞涨预期的工业因素

工业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工业化水平反映了一国的现代化水平,也决定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历史的角度看,正是由于德国在机械、化工等领域的赶超,日本在电子、汽车技术方面的赶超,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反超,才使这些大国不断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取得现代化的领先地位。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获得现代化的赶超,我们也必须先实现工业化的赶超。

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引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后发优势的巨大势能以及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支撑,使中国工业获得飞速发展,民营经济比重逐年提高。但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市场体制逐步完善,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后发优势递减;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国际贸易的激烈竞争,从内外两个方面侵蚀着中国企业的微薄利润,使很多以简单加工贸易,依靠低人权、低工资优势生存的中国企业面临着严重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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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卷第11期王文龙:中国经济滞涨预期三大因素及应对之策2010年11月

危机。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使大批中国加工企业倒闭、破产,日益恶化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使中国的进一步工业化举步维艰。如果不能尽快调整国内工业产业结构,提高工业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和国际分工地位将会进一步恶化,陷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

然而,不合理的产权结构与制度设计,利益集团的阻挠,市场的不完善,恶劣的创业环境使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重重。中国二元体制不仅存在于城乡之间,而且广泛地存在于几乎一切经济、社会领域,人为地制造出不公平的发展机会,以损害整个社会利益来满足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私利。在工业领域,国有企业基本垄断了那些最赚钱的现代产业,并垄断着绝大部分的原材料、资源,通过市场垄断获得垄断利润,并通过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如税收政策,土地政策,融资政策,债务剥离、豁免政策,产业、市场准入保护政策,股市的大量圈钱不断膨胀。其代价是低质高价的产品和服务,资源的低效利用与浪费,对私营经济的压榨,对消费者与纳税人的剥夺,以及技术进步的停滞。所有人缺位导致的国有企业管理困境决定了国有企业缺乏合理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效率低下,在缺乏监督与问责机制的中国,国有企业更成为低效与腐败的集中高发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也使其缺乏竞争压力,无意于技术改进。因此,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比重应该越低越好。但与国际共识相反,虽然国有企业早已被国人诟病,但在利益集团私利的驱使下,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1998年后发生了逆转,国有企业比重、特别是对市场的垄断能力不断增强,2008年后,伴随着对国有企业大规模的财政政策投入,国进民退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严重窒息了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在获得更大的垄断能力后,国有企业的自利冲动必然导致更高的垄断价格,更弱的技术进步与管理变革压力,更低的生产效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国进民退的不断推进是当前国内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国有企业的性质与市场垄断地位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担当起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任。

从根本上来说,那些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的私营企业才是中国工业的脊梁,也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依靠的力量。纵观世界500强,那些竞争力强大的公司基本上都是私营企业,无论是微软、奔驰还是丰田、宝洁基本都是如此。私营企业由于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必须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才能生存。而明晰的产权结构也为私营企业选择合理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提供了基本条件。与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负增长相反,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利益增长一致,是一种多赢的结果,因此,只有民营企业才能担当起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任。

然而,中国的民营经济不仅享受不到国外私营经济同样的创业优待、扶持,反而受到种种歧视与压制。国有企业对市场与资源的垄断以及国进民退的大力推进,进一步压缩了私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不公平的税费政策,市场准入、行业准入政策,融资政策,社保政策,对私营企业形成明显的歧视,使私营经济的发展困难重重。此外,政府过大的权利及其对市场的不合理干预都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增加了私营企业的经营成本。政府部门的失职与不作为导致的假冒伪劣商品盛行,严重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形象,造成市场竞争的无序,劣胜优汰严重,严重降低了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过度投机与泡沫盛行的经济环境,也使民营企业热衷于投机,缺乏长远的战略目标与眼光,难以做大做强。国企垄断导致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过度上涨以及劳动力成本的逐年增加,也使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大增,加之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频繁的反倾销制裁,导致中国出口产品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成本压力与贸易条件的恶化从两方面不断侵蚀着民营企业微薄的利润。在经营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国内法制的不健全也使私人财产缺乏有效保障,导致大量的产业资本外流,国内私人资本投资率下降。

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与排挤导致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日益恶化,利润率不断降低,资本不断外流,使民营企业难以肩负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任。而利益集团主导的投机经济与股市、房市的泡沫化,更导致大量的产业资本向虚拟经济转移,使实体产业资本更为匮乏。这样,由于中国特殊的二元产业结构,国进民退的推进,资源垄断与权力歧视的加深,导致民营企业经营环境的恶化,产业资本不断萎缩,泡沫经济日益膨胀,最终使中国企业缺乏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能力与动力,竞争力日益下降。如果长此下去,国有企业的垄断会进一步加强,产业资本的不足会导致工业的衰落、供求的逆转,泡沫经济的膨胀,工业领域的滞涨也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工业竞争力的不断降低、投资的减少,资本的转移对于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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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并延缓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使第三产业失去依托;工业的衰退也必然导致大量的工人失业,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严重过剩、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工业品供求关系的逆转和大量产业资本向投机资本的转移,也必然会加剧国内的经济泡沫,使通货膨胀问题更加严重,加剧社会与经济危机。

四、中国经济滞涨预期的科技因素

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因此,现代化的赶超主要体现在工业化的赶超上。随着后发优势的递减,技术鸿沟的缩小,后发国家技术引进将会越来越难,技术进步速度会不断下降,贸易条件也会不断恶化。如果自主技术开发能力不足,产业结构调整乏力,一国的工业竞争力就会不断下降,在国际分工与世界财富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并逐渐被边缘化。工业化的停滞也必然对第三产业、农业、国内就业产生不利影响,激化社会矛盾。因此,要抵消后发劣势递增的不利影响,保持本国的产业竞争力,后发国家就需要不断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优化本国的产业结构,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和国际分工地位,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而要改善本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本国的贸易条件,科技进步是决定因素,因此,世界各国都把促进本国的科技进步放在核心地位。

虽然,中国的科研经费支出逐年增加,2009年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5%,创历史最高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即使与周边的韩国(2000年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7%)相比,也有较大差距,科研投入的严重不足必然会影响到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并且,有限的科研经费分配也不合理,在国外,科研经费主要分配在企业,而中国有限科研经费投入的80%以上分配于大学、政府各研究机构,导致产、学、研严重脱节,科研投资效率低下。近些年来,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科研投入向企业倾斜,但鉴于国有企业的垄断性质和产权的虚置,缺乏竞争压力的国有企业的科研开发动力显然不足。民营企业虽然有科研开发的动力和压力,但苦于难以争取到国家的科研扶植、筹集到必要的科研经费,企业二元体制也使民营企业难以吸引到优秀的科研人才,力不从心。此外,由于制度不透明,科研经费分配体制不完善,特别是科研课题申报体制由于把关不严、寻租猖獗,导致大量的科研经费成为寻租的对象,被利益集团共同瓜分,真正有能力、有兴趣搞科研的研究人员难以获得必要的经费支持,而那些科研混子、权力垄断者却获得大量的科研租金,进一步降低了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而国内普遍存在的论资排辈的用人体制和行政主导的科研体制更导致人才的逆淘汰,外行指导内行,产生大量的决策失误,人才外流,使科研经费与人力资源浪费严重。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低下除与科研投入不足、科研经费配置不合理、科研体制落后,企业科研开发能力与动力不足紧密相关外,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教育体制的落后。建国六十多年来,作为拥有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竟然没有得过一枚诺贝尔奖,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相比,我们在绝大多数学术领域与世界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现在中国数得出来的一些大家很多都成名于解放之前。清华、北大在解放前的学生规模才2000多人,但其学术水平已经进入世界100强,西南联大更是横亘在中国大学面前的一座高峰。虽然,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已经世界第一,博士生在校人数也已经世界第一,但中国内地高校没有一所能进入世界大学100强。即使是规模很小,1991才开始创办的香港科技大学也已经排在百年老校北大、清华之前。中国内地总体教育水平的落后必然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下降,难以为科技创新提供充足的优质人力资源。而中国内地教育水平的落后除与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紧密相关外(中国教育投资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更低于韩国、中国台湾起飞时的教育投资水平),更与中国的教育体制紧密相关。由于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学校师资力量不足并难以获得优质的教师资源,学校基础设施也难以跟上。行政主导的教育体制和僵化的思想控制进一步扼杀了教师和学生的创造力,导致应试教育的路径依赖,教育质量整体低下。再加上教育体系内部缺乏必要的竞争压力,造成教育改革的惰性,使教师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效率低下。如果不大幅提高教育投资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改善教育基础设施,提高教师收入和地位,吸引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教育质量的提高就缺乏基础。但仅仅增加教育投入,而不改变教育系统的行政主导体制,不打破严重的思想禁锢,不激发教育系统内部的竞争压力,不改革针对教师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不改变应试教育的旧教育模式,我们也难以培养出推动中国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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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卷第11期王文龙:中国经济滞涨预期三大因素及应对之策2010年11月

的高素质人才。

正是由于教育质量低下,才导致科技创新人才不足,而科研经费不足、人才匮乏和体制落后又导致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技术瓶颈又使中国工业产业结构迟迟难以调整,导致贸易条件恶化,企业竞争力下降,并影响到农业的现代化,激化就业矛盾,使滞涨问题更加突出。如果不能尽快提高本国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中国就有可能陷入长期的滞涨发展,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五、避免中国经济滞涨的对策

由于经济滞涨会带来一系列负面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影响,因此,世界各国一般都会尽力避免滞涨的同时出现。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人口就业压力巨大,社会贫富差距逼近临界点,经济滞涨更应该避免。但由于滞涨是中国经济中新出现的现象,传统的治理通货膨胀或经济停滞的手段都失去效果。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恶化,而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又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停滞,难以两全。但是,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美国尤为明显,导致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的巨变,由凯恩斯主义转变为供给学派政策,主要内容是减税,减少政府管制,控制货币的发行速度,增加科技投资,精简政府,减少行政开支,最终使西方国家走出了滞涨的泥潭,重获竞争优势。

然而,供给学派的政策实施需要付出巨大的政策调整代价,特别是要求减少政府管制,精简政府机构,减少政府开支更是会触动一些集团的利益,会遭到利益集团的激励反对。并且,供给学派政策的紧缩开支政策在短期内还可能导致经济恶化,这在里根执政的头几年十分明显,容易被利益集团利用来抵制改革。由于供给学派政策需要进行深刻的制度调整,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在中国受到强烈抵制,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依然受到青睐。然而,凯恩斯主义只是治标之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连治标都难以做到。继续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使经济泡沫更大,通货膨胀预期更强烈;政府的价格控制从长期看会进一步减少供给,导致物价的更大幅度上涨;公务员与事业单位的加薪会进一步刺激通货膨胀,并进一步扩大社会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增加货币支出虽然可以刺激经济,但也会刺激物价;提高利率虽然可以减少流动性,控制物价,但也降低了经济增长率。传统的经济调控手段作为短期措施或许能够解决问题于一时,但从长期来看,却可能使问题更加严重,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可以说标本都难治。因此,要解决中国当前的滞涨问题,就必须改弦更张,抛弃凯恩斯主义,采用供给学派政策,实现标本兼治。

从宏观上来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发行过多,因此,应该控制货币发行量,而货币发行量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规模过大,支出过多,财政赤字累积。因此,要从源头上控制货币发行量,就必须精简臃肿的政府机构,缩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赤字,从源头上控制不必要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供给过少的原因就在于政府管制过多,国有企业比重过高,导致市场竞争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沉重的税费负担更扼杀了私营企业的投资与创新积极性。因此,要增加供给,就必须打破各种垄断壁垒,尽量解除各种管制,消除各种不合理的市场限制,以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并大力推行减税,降低私营企业的负担,提高他们的投资收益率,激发个人和企业的创业积极性,最终提高整个社会的供给水平。只有泡沫需求减少,而实际供给能力提高,经济滞涨问题才能逐步得到缓解。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要从根本上缓解滞涨压力,就必须坚决抛弃凯恩斯主义,采取上述供给学派的宏观调控政策。鉴于中国市场经济极度不完善,需要做的事情更多,但农业基础的巩固、私营经济的发展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将是各种政策的重中之重。

农业的薄弱是导致中国未来滞涨预期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缓解中国未来的通胀预期,就必须大力提高农业的供给能力。由于实行减免农业税、免费义务教育和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因而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在提高农民收入上,政府招数不多一筹莫展。鉴于农民数量的庞大,农业补贴只具有政策的象征意义,对于提高农民收入难以发挥大的作用。而提高粮食价格也受到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限制,并且,小农经济有限的剩余对于粮食价格的刺激也不很敏感。要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仅仅依靠这些短期的治标手段还不够,还必须从根本上来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要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首先必须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通讯、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供条件。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需要政府大量

8 现代财经 2010年11月

的资本投入,但与其把大量的资本投入到效率低下的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政府还不如把这些资本投入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强根固本。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应该积极地利用市场化手段引进民间资本,以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其次,必须加强农村教育质量,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为农村城市化和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提供人力资本保障。但仅仅培养人才还不行,还需要留住人才,而要留住人才,农村还必须进行更深刻的变革。再次,必须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创造条件。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土地的流转与规模化经营,并提供实质性的资金、技术、政策支持。又复,农民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的无权地位。也决定了农民在与市场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农民,通过建立各种农民协会与市场相抗衡,通过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建立全国性的农会来维护农民的权利,争取国民待遇。最后,大力整顿空心村,超前规划新农村,改变农村衰败的景象,使农民安居乐业。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内源性发展的能力,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们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忧,降低人们的滞涨预期。

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的大量转移是导致中国经济滞涨预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改善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资本的投资收益率。要改善私营经济的经营环境,除大幅降低私营企业的税费负担,废除各种不合理的市场、行业管制,大力推行企业国民待遇,消除对私营企业的各种歧视,加强市场监管之外,还必须大力推进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在尽可能的行业范围内推动国退民进,此外,还必须对泡沫经济进行严厉打击、压制,以增加产业资本的投资和产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供给能力。二是要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打破产业结构调整的瓶颈,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和更高的产品附加值、投资回报率,促进中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缓解滞涨压力。而要提高中国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就必须大幅增加科研经费与教育经费的投入,并对僵化的科研体制与教育体制进行根本的变革。在科研方面,除大幅增加科研投入外,还必须合理分配科研经费,使企业成为科研创新的主力,并加强产、学、研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要提高科研投入的效率,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性,还必须改革传统的行政主导的、论资排辈的科研人才管理体制,大力提倡学术自治,鼓励建立科研团队,制定合理的绩效评估体系与薪酬体系,激发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对于科研经费的分配,应该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严格把关课题申报,增加评审的科学性、客观性与透明性,密切关注课题的进度、质量和经费的使用,并逐步推行以奖代申制度。在教育方面,除大幅增加教育经费投入之外,还必须大力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改变教育的行政主导制,积极鼓励教师自治,学生自治,允许高校自主招生,自主设定教学内容,鼓励学校之间的合理竞争。通过竞争提高教师的素质,实现教师的优胜劣汰;通过竞争优化高校的专业结构,也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实现高校的优胜劣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育投资效率和人才培养质量,使教育与社会需求更合理地结合起来。此外,要使教育真正成为人才的孵化器,还必须解除对教育的过度思想控制,允许教师发表不同的观点,废除应试教育体制,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只有让教师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才能培养出真正的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只有改变过时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政策,积极采用供给学派的宏观调控措施,标本兼治,从根源上提高实体产业内部的内源性发展能力,才能避免即将到来的经济滞涨,跨越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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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治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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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卷第11期王文龙:中国经济滞涨预期三大因素及应对之策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