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传播学与发展新闻学
发展传播学的困境及其在我国的本土化思路(杨海涛)
发展传播学从发端至今已经走过了５０多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对这种“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①的理论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同时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和教训。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传播学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困境。应该如何认识发展传播学所处的困境，采取什么对策来摆脱这种困境，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从发展传播学所处的理论与实践困境出发，通过分析发展传播学陷入困境的原因，提出我国在步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摆脱这种困境的思路，即实现发展传播学的本土化。
一、 陷入困境的发展传播学
传播与发展的问题成为理论关注的中心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随着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并对当地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因此理论家们开始考虑媒介能否促进文化的传播和经济发展，以及如何发挥这种作用的问题。
在美国的社会科学学者中，丹尼斯·勒纳、韦尔伯·施拉姆、埃弗里·罗杰斯等人开创了这个有关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的研究领域。美国的另一位社会学者，同时也是批判学派代表人物的Ｈ·席勒从批判主义的视角对之进行了反思性的论述，他的观点被相当多的西方批判主义学者和第三世界的研究者所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曾多次在其世界范围内的调查研究中涉及这个领域，为这个领域相关理论的阐发和争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早期的发展传播学者在他们的理论中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将发展看作是连续不断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这些目标之间具有整体性、连贯性和相容性，因此，只要经济成长就可以带动其他非经济因素的改变。②但是由于发展传播学肇始于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美国力图以经济发展为诱饵引导新兴的民族国家免于“陷入共产主义的漩涡”的外交政策，这种理论难免带有意识形态传播工具的烙印。因此有学者这样评价发展传播学：“说到底，发展传播学是在世界分为南北贫富两极的历史格局内以研究第三世界传播与发展问题为对象，以维护这种格局即资本主义国际统治为宗旨的理论．它实际上也是从殖民主义脱胎而来的。”③
这种观点从整体而言有失偏颇，从其实际效果来看，发展传播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也不理想。这种发展模式扩散中发生的不兼容状况主要凸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主要以大众媒介为主进行新知识和新观念扩散的“媒介中心主义”容易导致发达国家依靠掌握的媒介传播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文化渗透、文化侵略等“媒介帝国主义”行为。其次，这种基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步入现代化的传播活动往往采用同一化的对待方式，而忽略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和历史特质，结果很难使传播与发展的关系处于良性状态中。另外，从发展中国家自身来看，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认清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或采取盲从于发达国家的“追随——同化策略”，或采取盲目乐观的“超越策略”和自我封闭的“分离策略”，结果不是沦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附庸就是无法积极的溶入全球一体化的知识经济时代。
鉴于发展传播学在实际中的种种碰壁状况，有学者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已经证明无法适用于第三世界，发展传播学划过一条由胜而衰的抛物线，“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④。发展传播学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困境中。
二、 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目前发展传播学之所以陷入了相当程度的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１、理论上，发展传播学的传统学派和批判学派对大众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相互对立、都有走向极端的倾向；一方面过分地强调了大众媒介在促进社会发展上的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其作为意识形态渗透载体的消极作用。
媒介的应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在今天看来并不象传播学的传统学派和批判学派所论述的那样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所以“媒介中心主义”在如今全球信息化的语境下其实变成了一个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互相交织的复杂问题。
一方面，传统学派的发展传播学者，如勒纳、施拉姆、罗杰斯，在他们的论著中基本以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评价大众传媒对传布新知识、新观念以及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进步和发展方面的强大作用。勒纳称大众媒介为社会发展中“奇妙的放大器”。虽然施拉姆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大众媒介与国家和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的紧密关系、大众媒介的使用方式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以及全球信息流通中的不平等等现象，但从总体上他认为信息传播对于任何社会来说永远是存在的中心环节。
另一方面，批判学派的学者以“媒介帝国主义”为落脚点，对大众媒介在信息传播中的中心地位进行了批判性的解读。席勒认为“跨国媒介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分配资源之世界体系所必不可少的单位。这些媒介创造并强化了观众的态度，使他们坚信整个体系的形形色
色的关系、现象。”不仅如此他还从大众媒介对受众的价值观的“涵化”作用的角度指出，“这些效果，虽然不能直接加以量化，但却能产生累积出整体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它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的典型。”⑤哈贝马斯指出：“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并统领了公共领域”，⑥而且“商业化大众传媒把公众的批判意识演变为消费观念、商业化大众传媒调整文化商品的内容，降低其品位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大众的需要、这样，大众传媒不仅剥夺了大众的选择机会，而且培养了大众作为消费者的消费意识，剥夺了他们的批判机会、随着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被消费大众所替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主体——公众及其批判意识逐渐丧失。这时，大众传媒己经成为公共领域的破坏者。 ”⑦
可以看到，传统学派对大众媒介在促进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普遍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认为大众媒介在其中扮演了比较积极的角色。而批判学派指出了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工业”产品大肆输出的背景下，以大众媒介作为通向现代化的中心方式的危险性和消极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大众媒介犹如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也能导致消极的破坏后果，但仅从其消极层面着眼，抹杀其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显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反之亦然。因此如何既能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积极作用又能有效的抑制其消极作用，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发展传播学研究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２、发展传播学在以往的实际操作中多采用单向度、外在化、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结果是使得新观念在传播中难以得到充分的反馈信息参照，使创新的扩散在以亚文化为主导的社会群体中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
“在准备建立大众传播媒介的地方，如果不具备关于当地文化的适当知识就使用它们，那么它们显然要冒着低效、事实上是阻碍生产的危险……所以，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高效率地使用大众传播媒介就意味着它们应该尽可能的地方化。”⑧以我国为例，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即便在改革开放２０多年后的今天，社会成员因受传统文化、所在不同地域和生活习惯的影响，亚文化状况是相当复杂的。与这种相对复杂性相对应的，是固有的亚文化群体的坚固性、难以介入性，如民众宗教团体、宗族、传统家长制下的家庭等。
若抛却这些亚文化群体得以存在和巩固的要素，新观念或新技术的传播必然受到此类群体的强烈抵制。传播心理学认为，人们在理解新事物和新观念
的时候是要进行一定的选择的。这种选择过程可分为四个层次，“最外层的防御是选择性接触，接下来的是选择性注意，然后是选择性理解，最里面是选择性记忆。有时候，不想要的信息在最外层就被挡了下来，人们会避免那些可能含有反对意见的出版物或节目。如果一个预料到一则消息中含有混杂的信息，他就可能选择性地注意消息中那些被他认同的部分。如果不可能这样做，则他还能运用选择性理解来解释消息的符码。如果这也不能做到，则他可运用选择性记忆，简单地忘掉反对自己观点的信息。”⑨显然新观念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进入人们的理解范围。研究表明，生活环境相似或有相似生活经历的人之间更容易相互影响，“大部分人类传播发生在具有相同性的两个个体之间，具有相同性的两个个体之间能够引起比较有效的传播。”
传播活动如何能够更好地结合本土文化的特质，有效地穿透故有的亚文化壁垒，从而在实践操作中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是发展传播学理论亟待解决的另一个难题。
３、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大众文化”为包装的“文化工业”产品的冲击，一些发展中国家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和实施切实可行的策略去应对，这成了发展传播学陷入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全球信息化的今天，传统的发展传播学所倡导的通过经济增长带动社会其他部门进步的理论已经遭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工业”的严重践踏。只要被纳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就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以西方“大众文化”包装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袭。而在全球信息化时代，“商品消费，包括对被物化了的文化产品的消费，已经成为了它本身的意识形态。”
通过大众传媒等传播方式改变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对其生活环境及改善经济条件的途径的认识的努力，或者说推行创新与扩散过程的尝试，其结果之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把他们的意识形态渗入其传播对象的意识之中，并最终助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活动。这就是“媒介帝国主义 ”的体现。
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平衡，无论是从传媒数量和实力上，还是从信息产品的产量和输出量上，发达国家都占有明显的优势。要避免这种状况，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对媒介技术的双重性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发展策略。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发展传播学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困境，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在理论和实践上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既能充分发挥传播媒介在引入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又能
充分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和平等利益的道路。对大众媒介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还大多停留在乐观的欢呼或者极端的批判上；在通过普及大众传播媒介实现欠发达地区现代化的实践尝试中，对当地居民的亚文化状况缺乏正确地估价；一些发展中国家本身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还未能找到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虽然发展传播学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困境，但作为一门研究传播活动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关系的理论，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并没有失去其指导意义。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传播学要从根本上摆脱这些困境就必须走一条本土化的道路。
三、中国的发展传播学本土化思路
发展传播学作为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土化进程也必然被涵盖在整个传播学本土化的进程之中。中国传播学研究对这个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１、面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以传统文化为理论资源，从历史经验中，辨识本土的传播特征，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重新思考，以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这种研究似乎更追求传播学理本身的本土化。２、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以化西方传播学理论回应本土问题为主要目标。这种研究更关注于传播学应用的本土化。”
目前国内有些学者对传播学是否应该本土化以及如何实现本土化等问题尚存不同见解，他们认为：“在尚未完整地引入传播学学理的时期，没有对传播学原原本本的了解，就去谈本土化，乃是个情绪性的提法。”我们认为传播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属性的。就如同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其特有的文化土壤和社会背景中进行的，因此如果我们在积极引入传播学这种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具的同时不能及时地消化吸收其有益成分，将它放入符合中国国情的范畴中进行重新建构，我们将很难充分的运用这种工具。另外目前发展传播学陷入的理论困境也可以给我们以一定的启示。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对待发展传播学这种理论工具的时候没有充分实现其本土化，没有做到真正地站在本国实际情况的立场上，结合本国特有的民族文化现实去合理运用这种工具，才引起了种种的排异反应。因此在我国实现发展传播学的本土化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具有紧迫意义的。
发展传播学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宏观层面，我们在对全球信息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应发挥具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制
定有效的有关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使各种信息传播活动在健康有序的条件下进行。加强自身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实力和管理水平，提高信息产品的质量和品味，使受众在接受符合现代化标准的新观念和新思想的同时，尽量避免西方“文化工业”产品的侵袭。微观层面，我们应充分发挥各种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整合传播作用，在大力加强地方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的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区的地缘文化特点，采取平行的、重信息反馈的、内在化的传播方式，因地制宜地进行新观念和新技术的传播引入，从而实现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向现代化的过渡。
发展传播学
一、产生背景：国家发展和现代化
发展传播学研究的是国家发展与传播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战后，国家发展成为许多获得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心事务。它们试图利用多种手段来促进国家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就是其中一种。
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视野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现代化理论基础上的。概括起来，现代化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价值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这种转变的根本动力产生于人类在科学革命推动下所获得的空前增长的知识。在发展中国家开始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人们普遍认同这一模式：国家发展等于现代化、现代化等于经济增长。而历史证明，将现代化狭隘地理解为经济增长，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倾向于重新定义现代化。发展传播学研究的中心议题是：大众传媒在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二、基本观点
（一）丹尼斯?麦奎尔：媒介的社会责任优先于媒介的权利和自由。
1、媒介必须把国家的发展目标（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2、追求国家文化和信息的自主；
3、支持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二）威廉?哈森：具体化5个方面
1、所有大众传播工具都应由政府进行调动，完成支援国家建设这一伟大任务；
2、媒体因此应该支持政府，而不应对它挑战。因此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
3、信息（或真相）因此成为国家财产，它是一种稀有的国有资源，必须被用来为进一步深化国家目标服务。
4、一个暗含、并不经常被表述的观点是：当大多数实行发展理念的国家仍不得不面对包括疾病、文盲以及种族在内的种种问题时，个人言论自由及其他公民权在这些问题面前显得似乎有点不着边际（批评者认为这种理念为旧式极权主义提供适时的理论基础）。
5、这种提倡媒体应接受指导的理念进
一步表明，在控制外国记者进出国境，以及穿越国境的新闻流动进行控制方面，每个国家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三、具体理论和人物
（一）信息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
（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1964）
1、大众传媒传播信息能有效促进国家发展的观点，强调信息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
2、发展中国家在信息传播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消除这种信息不平衡的现象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3、信息传播在国家发展中有守望环境、参与决策和提供教育的功能。
4、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提出了大众传媒在国家发展中具体可以发挥的功能，这包括：
1）扩张视野，使传统社会的人民把眼光放在将来以及现在的生活形态，并通过媒介唤醒国家意识，促进国家的整合。
2）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国家的重要发展项目。
3）提高人民的抱负，拒绝被命运摆布。
4）为国家发展创造有利的气候。
5）与人际管道沟通。
6）赋予人与事以地位。
7）扩大上下沟通的政策“对话”。
8）执守社会规范，使人不敢轻易逾矩。
9）形成文化口味。
10）改变比较不重要的态度，疏导强固的态度。
●评价：对大众传媒在国家发展中的功能持完全乐观的态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过高地估计了大众传媒的作用。
（二）大众传媒是“现代人格”的放大器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勒纳《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1985年）
1、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作为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的社会机构，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它是现代社会举足轻重的社会机构。
2、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传媒信息、普及教育、参与政治、舆论监督。
3、特别强调人的现代化。将现代性人格定义为“移情性格”，即考察世事不限于个人狭隘经验，能设身处地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工业化使人摆脱传统社会长期造成的惰性心理，勇于接受与自己以往的经验截然不同的新思想、新事物，关注个人经验范围以外的事情，敢于尝试社会赋予自身的新角色。
4、最重要的论点：大众传媒不仅能刺激“移情性格”的产生，还能将这种人格传播至全社会，即在国民中普及此种人格，故称为现代人格的“奇妙的放大器”。
（三）媒介塑造现代性人格（英格尔斯）
1、国家落后不仅仅表现为经济状况，也表现为一种心理状态。一个国家的现代化
首先（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发展最终要求人的素质方面的改变。
2、英格尔斯最突出的贡献是从心理学家角度提供了传统人和现代人的概念。他认为，传统人（害怕革新，被动接受命运，敌视新观念，与外界隔绝等）的性格特质轻易不会改变，严重阻碍现代化进程，因此必须首先解决人的现代化，培养皿中的现代化人格。
3、人的现代性形成与大众传媒的使用密切相关。传统人倾向于将大众传媒视为危险之物，认为它败坏了良好的风尚和道德，冲击了传统价值观，因而抱有敌意；而现代人则愿意积极同信息来源保持接触。较现代的人对新的现代大众传播工具较信任，不太现代的人则重视传统的消息来源。由此他得出结论：一个现代人应当经常与大众传媒接触。
（四）大众传媒的创新扩散功能
（罗杰斯《创新扩散》，1962；《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1966）
1、提出曾经是发展传播学研究主导范式的创新∶扩散模式。他将传播视为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
2、创新的扩散过程包含四个环节：①创新发明；②扩散，即传播推广创新发明的渠道；③时间；④创新发明的对象：社会成员。
3、传播活动贯穿于创新扩散模式始终。首先传播（主要是大众传播）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创新事物、采纳创新事物的方法、途径和利益等；其次传播是个人之间、领袖与民众之间交流的渠道，可以用来劝服人们接受创新与变革，人们利用这些渠道进行讨论，最后做出决策；最后传播可用来成功地教授人们采用创新事物所必须具备的技术。
4、创新扩散“四阶段论”（1977）：知晓、见解、决策、证实。
5、关于个人层次的现代化，他将大众传媒视为中心环节，五个投入环节（原因）：读写能力、教育程度、社会地区、年龄和世界主义精神，经由大众媒介这个转换器的作用，即可产生五个产出环节（结果）：移情性格、务实和治家的创造性、政治知识、成就冲动和进取心。
发展传播学与发展新闻学论析——兼谈构建中国发展新闻学的重要性
作者：李晖
［摘要］迄今为止，发展传播学与发展新闻学还处于较为混沌的状态。实际上，二者同中有异又联系紧密，不可分开。构建中国发展新闻学，对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发展传播学;发展新闻学;中国发展新闻学
关于发展传播学与发展新闻学，迄今为止二者还处于较为混沌的状态，甚至有些学者直接将二者等同对待，譬如“发展新闻学（或称发展传播学）［1］”、“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理论又称发展新闻学、发展传播学［2］”之类提法即
是例证。通过研读多家文献，笔者发现发展传播学与发展新闻学不仅不相同，而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本文试图对发展传播学与发展新闻学作一辨析。
一、发展传播学与发展新闻学发展历史
二战之后，很多弱小国家从殖民体制中解放出来，但由于历史上长期受殖民体制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形成了很大的差距；同时，发达国家依然对信息流通掌握着控制权，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依旧保持着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他们逐渐意识到，要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必须改变这种信息生产与流通的失衡状况。因此，如何摆脱这种不公平状况，利用大众传媒工具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为当时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国际关系用语中的“发展”概念出现在1949年。这个表达方式来自白宫，在历史上的首次出场是美国杜鲁门总统发表的名为“四点”的演说。这个概念的用意是为指明它的反面——不发达——世界上还没有进入福利进步的国家和地区的状态。提出“发展”的目的，是围绕着国际社会的巨大的不平衡这一事实来调动能源和舆论，因为这种不平衡会引发世界共产主义来临的“威胁”。［3］可见，这个概念形成初期表达了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不满。
20世纪50年代，发展传播学（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逐渐兴起，其主要探讨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的课题。1958年出版的丹尼尔?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是最早一本关于媒介可能有助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著作。之后，陆续有学者对发展传播学展开了研究。虽然来自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发展传播学的观点各有侧重，但是其基本观点大致相同。韦尔伯·施拉姆、弗里特·M·罗杰斯等创立的发展传播学致力于大众传播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系研究，其基本观点大部分都强调了媒体的社会责任，其研究重心在大众传媒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上，因此也成为后来出现的发展新闻学的理论来源。
发展新闻学源于发展传播学，“发展新闻学”（Development Journalism）这一概念的逐步成形与“新世界信息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的进程密切相关。
早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一个更公平的信息秩序的想法就出现了。20世纪70年代，关于交流问题的国际辩论曾经在许多方面发展到了发生对抗的地步。同时，关于新闻价值准则的各种不同的观念以及新闻工作者的作用、权利和责任，都存在着广泛的争论。［4］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届大会召开的政府间会议上，几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明确提到了新闻媒介
分布不平衡的问题，从而揭开了有关世界信息传播秩序大辩论的序幕。1976年突尼斯举办的不结盟国家交流问题研讨会中，不结盟国家对当时世界信息秩序进行了严厉批判，提出了“消除信息领域的殖民化”和“创造新型国际传播秩序”的口号。同年，发布《关于信息非殖民化的新德里宣言》。1977年，国际交流问题委员会（即“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成立，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促进不受限制地探寻客观事实，观念与知识自由交换流通，鼓励人们通过各种大众传播的所有手段来相互了解沟通。［5］委员会一开始就着手组织一次大的国际集会，以便共同讨论例如新闻的内容、描述的事实和形象的准确性和均衡性，新闻供应的基础结构、新闻工作者和从事新闻采集与发送的组织的权力和义务等问题。1978年“新世界信息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作为术语第一次出现在1978年不结盟国家政府间为促进信息协调而召开的会议中。［6］同年，教科文组织第二十次大会以全票通过了《大众传媒宣言》，但这个宣言是妥协的产物，它只规定了大众传媒活动的一般准则和规范，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
1980年，国际交流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面世，标志着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信息秩序的明朗化，也对新世界信息秩序的最终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一次会议肯定并强调了研究传播问题的国际组织（包含麦克布赖德委员会）的贡献，明确提出了建立新世界信息秩序的基本思想，并且指出应当紧随其后采取实际行动。
到此，“新世界信息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已见雏形。有关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等课题在围绕“新世界信息秩序”的一系列论证中得到了更多的展现。与此同时，新闻自由、新闻责任、传统新闻价值观等问题也不断得到探讨。针对西方传统新闻价值标准的缺陷，一些西方学者和第三世界国家还提出了发展性新闻和发展新闻价值观。当时对于发展性新闻一个较为普遍的界定是“有关经济落后的国家为了给人民提供最低生活水准而开展的各种工程和项目的新闻”。［7］
1983年12月，美国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充满了反西方论调，其活动“过于政治化”为由，表明了退出的意向。1984年12月，美国正式宣布退出教科文组织；1985年，英国也退出了教科文组织。［8］虽然美国退出使教科文组织财政发生某些困难而不得不做出让步，但是关于建立“新世界信息秩序”的基本原则，却一直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坚定支持。发展新闻学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