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黎族文化与织锦艺术

海南黎族文化与织锦艺术

约在3000年前的商周之际，黎族先民就已定居海南岛，直到明代，黎族仍分布于全岛各地。宋元明清各代，随着内地汉族大量迁入海南，岛内民族同化和民族迁徙现象日渐加剧，岛北黎族少量南迁，大部同化于汉族之中，今天黎族主要聚居在海南岛的中南部地区。黎族就是在海南岛这方热土上，经历了长久的历史积淀，逐步形成自己璀璨而又独特的文化。

那么，哪些独特的因素造就了黎族独特的文化呢？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独特的地理位置。海南岛孤悬于南海之上，又远离中原，岛内有五指山、鹦哥岭等高山大岭阻隔，这种交通上的不便,使一些形成于上古时代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与延续，如文身现象就延续了3000多年。

二是独特的自然条件。海南岛地处热带，光热充足，雨量充沛，岛内河流纵横，古时岛上森林密布，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这是黎族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及生产生活方面等习俗文化形成的基本条件。

三是独特的社会因素。黎族由于分布不同以及与其他民族交往强度的差异，民族内部社会发育程度也有显著的差别。明清两代，在靠近汉族的黎族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已与当地汉族趋于一致，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已占据统治地位。但在五指山腹地一带，直至上世纪50年代还保留着原始公社制生产方式的残余———“合亩制”，一些地区还保留着“峒”的社会组织。黎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黎族文化更加婀娜多姿。

民族文化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符号文化和观念文化四个层面，第一种属于物质文化，后三种基本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下面我从四个层面，介绍一下黎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内容。

物态文化主要包括住宅、服饰、饮食及生产生活交通用具等。船形屋，黎族代表性的住宅，竹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因屋形似覆舟而得名，有高架式和铺地式两种，是黎族最古老的住宅建筑。黎锦，是驰名于世的纺织工艺品，其中双面绣和龙被最为华美，是黎锦中的精品。文身，黎族文身历经数千年，是黎族一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刻在血肉之躯上的由不同纹素构成的图案，包含着对生命的祈求，对幸福的盼望，对灾难的回避，对青春美丽的展示。独木器，黎族善于用原木雕凿、刳制各种独木用具，大到可以载数人的独木舟，小到宗教用品中的神像、法印等，达数十种之多。独木器功能多样，造型古朴，装饰自然，集立体雕刻与平面雕刻于一身。此外，制陶、黎药、农耕、交通等都有其精彩之处，它们具有实物属性，表现了黎族特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民族特征。

制度文化主要内容有社会组织峒和合亩制。峒是20世纪50年代前在部分黎族地区存在的社会组织。峒的黎语原意是人们共同居住的一定地域，由有血缘关系的若干家庭组成村落，由若干村落组合成峒。合亩制主要分布在今五指山市一带，是黎族特有的生产和社会组织。从生产关系上看，合亩制属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一种生产方式，“合亩”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由若干户有血缘关系的父系小家庭组成，有些还接受非血缘的外来户参加，“亩头”由父系长辈担任。生产资料归全亩统一使用。合亩共耕收获的产品，扣除留作公共开支和亩头提取少量稻谷外，其余平均分配。

符号文化包括故事歌谣、音乐舞蹈、礼仪风俗等，如古老神奇的传说故事，激越优美的音乐舞蹈，节日、出生、结婚、死亡、生病仪式规则，它通过象征意义，反映黎族淳朴乐观和坚强刚毅的民族精神。《大力神》是在黎族中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故事说上古时期天上有七个太阳和七个月亮，人类深受其害。有一个叫大力神的人，一夜之间把天拱上高空，第二天又把太阳和月亮各射下了六个。接着担石垒山造河，开创了世界大业，创造了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大力神这个形象，闪耀着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光辉。鼻箫，是黎族极具特色的气鸣乐器，因用鼻孔吹奏而得名。鼻箫气流难以控制，乐音时有时无，从而给人一

种若有若无、飘渺的意境，听来颇有仙乐的韵味。

观念文化是通过伦理道德、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等表现出来的，它渗透到黎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反映黎族文化中最深层次的东西。黎族人民诚实守信、勤劳俭朴、敬老爱幼、团结互助、热情好客的传统，对内是一种振奋民族精神的动力，对外是一种保持良好形象、与其他民族友好相处的品质，是黎族具有永久生命力的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黎族的造型艺术，以织锦工艺最为著名。在唐宋时期，黎族的纺织技术就比中原先进。织出的黎锦、黎单闻名于世。他们利用各种不同的纺织工具，从轧棉、弹棉、纺线、染色、理经、织布、刺绣，直到生产出色彩斑斓的锦、被、单、筒裙、花带等，已形成一整套系统的生产工艺。而且至今，著名的“崖州被”和“双面绣”，以其技术精巧细密，花色艳丽又富于特色而驰名。

黎锦历史源远流长。黎族是我国最早种植棉花的民族，又是发明和使用树皮布的民族。黎锦的纺织工具陶纺轮、踞腰织机都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海南岛孤悬海外，使黎族保存了原始的纺织工具及纺织技艺。存续三千年的黎锦工艺，被誉为中国棉纺织史上的"活化石"通过对黎锦的研究，人们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纺织史。

黎族妇女曾经哺育过我国著名纺织家黄道婆，黄道婆对中华民族棉纺织的发展作过卓越的贡献。棉花首先在南方黎族地区种植，十三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渐向中原地区推广，棉花的种植和传播，是劳动人民经过无数次实验和移植。黄道婆在黎族地区，向黎族人民学习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回到故乡后改良棉纺织工具，改革后的织布机，织出来的布无论是幅长和幅宽都比以前增加2－3倍。她把从黎族人民那里学来的纺织技术，在整经的过程中根据织被、褥、带、帨的花纹图案，增加综杆。根据图案花纹的位置，在一根根综杆上，以软绳每一个圈系一根经纱。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融会贯通，总结出一套比较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在被、褥、带、帨上织折枝、团凤、棋局、字样花纹图案。"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竟相作为，转货他郡，岁既就殷"。乌泥泾由一个"民食不给"地区，发展形成"家户殷实"的棉纺织基地。由于她的特殊贡献，我国棉纺织业在长江下游地区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15世纪后期，棉纺织品一度流入宫廷，被皇室看中。18世纪后期，松江布与江南一种紫花布以"南京布"的名称从广州出口。在1819年曾经达到330万匹以上。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土布给我们祖先以衣料"。上海棉纺织工业有着600年的历史传统。十六世纪以后，它一直是我国棉纺织业最发达地区。上海成为我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

黎族没有文字，黎锦是黎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综合体现，通过对黎锦的研究，可以从中解读在黎族的发展历史。

存续三千年以上的黎锦工艺，被誉为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 通过对黎族纺织工具和工艺的研究，人们可以更多地了解人类发展的历史，特别是纺织史。黎族是一个有着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化但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黎锦是黎族独特的史书，浓缩了黎族的历史与文化。

考古学家从岛内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发掘出土大量石质、陶质的纺轮，说明3000多年前黎族妇女就已掌握植物柔韧纤维加工和纺织技术，即麻纺织工艺，成为黎族纺织工艺的源头。

海南岛也是我国传入和种植棉花最早的地区之一，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记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岛夷”是指海南岛黎族先民，“织贝”是指棉纺织品，可见2500年前黎族先民就掌握了棉纺织技术。

到了汉代，《后汉书·南蛮传》记载了：“汉武帝末(公元前87年)，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这里“广幅布”是指棉纺织品——棉布，而“蛮”是指黎族，那时朝廷征收“广幅布”为贡品，不但说明了黎族棉纺织技术的先进、棉纺织品质量之好，更也说明了棉纺织技术已经十分普及，出现了“民皆服布”的文明景象。

黎族先民利用植物纤维纺织经历了从无纺布(树皮布)——麻纺织品——棉纺织品的过程，黎族的纺、染、织、绣技艺到了宋元时代更是突飞猛进，从自然的素服到五色彩服，直到朝廷贡品龙被的出现，将黎锦技艺推向巅峰。

龙被技艺已经失传

龙被是黎锦中的一个品种，现存龙被多织成于明清两代，黎族人称之为大被、寿被或龙被，史书上称之为崖州被或崖州龙被，因其出自崖州且被面花纹是以龙纹为主体纹样而得名，是黎族宗教用品和民间精美的艺术品。

龙被因黎族支系和居住地区相异，各具特色，一般是由单联、双联、三联、四联、五联和七联组成，三联龙被是由三幅彩锦连缀而成，一般长度在1.70米到3米，最长可以达到3.8米，宽一般在1.1米到1.4米，以龙纹、凤纹、麒麟纹和鱼纹为主体纹样，花卉纹为辅助纹样；五联幅和七联幅分别由五幅彩锦和七幅彩锦联缀而成，通常长2米到3米、宽1.5米左右，以白色、黑色和咖啡色或棕色的人纹、莽蛇纹为主体纹样，黎族称之为“鬼纹”。

龙被的织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囊括了中国传统棉纺织业纺、染、织、绣的全部工艺，按照黎族传统，被选定制作龙被的黎族妇女必须来自世代都有子孙传承的家族。从七岁起她就要跟着母亲学习基本的棉纺织技术，直到她已经基本掌握纺织技术后，母亲才开始传授她制作龙被的技艺，并且还要在村里盖一间房，专门用于学习纺织制作龙被。

龙被的制作要由一个人来完成，从摘棉、脱棉籽、纺纱、染纱到织绣出龙被，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由于黎族是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很多工艺的技术细节都没有文字资料流传下来，目前已经没有人能织出原汁原味的龙被，该技艺已经失传。

有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保亭黎族姑娘张燕正试图恢复这一传统技艺，虽然有所突破，但依然存在很大难度。

张燕说，龙被一般由蓝、黄、红、绿、棕五种色彩的手工捻制棉线，绣染在原始的白色织布上，目前还没有攻克绿色染色技艺，致使复原龙被无果。不仅如此，古代龙被上龙纹图案一般以金丝勾边，至于金丝线的成分，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黎族棉纺织业按照不同的方言，在应用工艺上各有侧重。其中，杞、赛方言以彩纬彩经显花编织为主，用绣较少；润方言则以绣为主，其双面绣技艺高超；哈方言则织绣双全；而美孚方言最突出的工艺是絣染。

仅剩5人掌握双面绣

在黎锦技艺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报告中，有专门的一章用于描述该项技艺的濒危状况，仅剩5人掌握的双面绣技艺让人震惊。

海南省民族研究所黎锦研究专家林开耀介绍，双面绣要求正反两面一样整齐匀密，即在同一块底料上，在同一绣制过程中，绣出正反两面图像，轮廓完全一样，图案同样精美，工艺难度可见一斑。

双面绣通常以黑色线或深蓝色为底经，即经线；交叉织进红、黄、白、紫、粉红、棕色等色线，即纬线。黎族织女采用通经断纬的织造方法获得变幻莫测的图案色，即以红、黄、白、棕色、咖啡等色线为主色线，借助经、纬线对比色关系使织锦图案显得艳丽多彩。

林开耀说，黎族织女利用双面绣正反融情于色，借色寄情，用色彩来暗示理性内容，即以客观的图案色彩，来揭示主观的感情色彩，利用色彩跳跃与线条变换，从而获取富有感染力的艺术效果。

黎族没有文字，黎族织女用一针一线织就的黎锦，成为记录黎族发展的百科全书，她们将生产劳作的对象，有意识地进行艺术加工，将江河中的游鱼、溪边的虾、池畔的青蛙和田间的鹭鸶等动物作为织锦图案素材，又将自然界常见的日月星辰、山川流水、雷电云雨等夸张变形，她们重表现、重创造、追求情韵而不拘泥于形似，用寓意深刻的几何形纹和菱形方纹几乎描绘了全部生活。

美孚方言的绝活——絣染

黎族因居住的地域、生活环境、生活习俗以及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而分为哈、杞、美孚、润、赛等五大方言区，每个支系都有各自的聚居地，织锦文化因此丰富多彩，织锦品种繁多，

织锦工艺复杂多变，长期居住在海南岛东方一带美孚方言黎族妇女掌握的“独门绝学”——絣染。

絣染要在一种特制的絣染架上完成操作，絣染架一般由两条长约280厘米、边长5厘米的方木刨去棱角，每条方木两端各留15厘米，凿一个4×2厘米的竖孔，间隔15厘米又各凿穿一个同样规格的孔。在其中的一头隔13厘米处又再凿穿一个3×2厘米的孔。然后用4条长约83厘米的扁木，把两条长方木条按照内间隔43厘米的尺寸穿插在一起，并用小木楔钉紧，最后把3×2厘米的活动扁木插入架中，絣染架就做成了。

絣染时，织者把长约160厘米的筒裙经线的一端(即有小竹子固定经线的一端)，套入活动扁木，在另一端插入一支小圆木棍，将经线拉平紧绷后，用绳子从两头把小圆木棍绑牢，活动扁木与小圆木棍之间便形成前后两层约20厘米宽的经线平面，接着便可捆扎经结。

扎经结时，把前后两个平面的经线、分成一小股(约10根纱线)拢在一起，用深色棉线(便于显示花纹效果)绕2～3圈扎结，一个结一个结地扎成所需花纹图案，扎一组图案约35股。扎结时，线结要扎牢，以免入染时脱落，形成糊染。当然，还要方便拆线。扎花操作没有固定的程式，扎制的图案多为几何纹样。扎花完成后，从木架上取下纱线入染。美孚方言多采用靛染，入染完成后，将扎制的线结一一拆除，用清水漂洗，除去浮色，晾干。这时，在经线上就显示出色斑花纹，用踞腰织机在斑花经线织上彩色的纬线，就形成一幅精致实用的工艺品。

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王建成说，黎族的絣染是一种罕见的技艺，一般用白色纱线作经线，然后用青色或者暗色的棉线在经线上打绞、结紧，由制作者随心所欲地结扎出自己最喜爱的花纹图案，染色晾干后，摘去所结的棉线，就显出白色斑花的经线，絣染的布料白色花点随意走行，独具一种朦胧的美感，美孚方言至今延续使用，可谓是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

王建成说，絣染不仅工艺独特，染色技艺也非常原始，黎族织女一般用木棉絮手理成条，放在腿上搓捻，然后用左手转动一种用小竹枝做成的木棉纺锤，捻成细线放入由矿物质和植物汁液混合而成天然染料中着色，根据温度变化和所搭配物质的不同，染出多变色彩。

一般而言，蓝色一般用野青树的树叶利用微生物发酵制作靛泥后染成，黄色一般用姜黄的根块榨汁入染，红色、棕色、褐色是利用树皮或者树心材切成碎片投入少量的草木灰或螺灰等煮水染制。

时至今日，不论是已经失传的龙被技艺，还是仅有5人掌握的双面绣技艺，抑或是只有为数不多美孚黎掌握的絣染工艺，其濒危状态让人揪心。

如今，人们走进海南的黎族村寨，只能在偏远山区才能依稀感受到男耕女织的朴素民风，零星看到她们身着筒裙，头裹花巾穿梭在南国的乡野稻田之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孤独而默默地延续着一个民族的薪火。

时至今日，不论是已经失传的龙被技艺，还是仅有5人掌握的双面绣技艺，抑或是只有为数不多美孚黎掌握的絣染工艺，其濒危状态让人揪心。